导读:本文包含了唐墓志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墓志,安阳,乡里村
唐墓志论文文献综述
赵镭饷,顾乃武[1]（2019）在《唐墓志所见安阳乡里村地名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考察唐人墓志中安阳地区的乡里村,目前所得有6乡、2里、20村。其中存续至今者有10处,比例较高,显示出安阳地区乡村聚落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据墓志资料可知安阳地区以"乡—村"类型的行政结构为多,与唐初推行的"村"制度政令较为相符。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往往推行力度有别,墓志中的乡里村地名是考察基层行政体系的最佳资料。(本文来源于《名家名作》期刊2019年07期）
赵镭饷,顾乃武[2]（2019）在《唐墓志所见恒州乡里村地名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唐代墓志中所见恒州地区的乡里村共19处,其中真定县有10处,石邑县有4处,九门县2处,平山县3处,存续至今的村落有3处。就其分布而言显示出了环绕大城市集中分布的特点,可见唐代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探究古村落对保存乡村文脉发展,研究区域地理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国地名》期刊2019年06期）
高佳慧[3]（2019）在《唐墓志中所见二王行书风格浅探》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以往对唐代墓志书法的研究过程中,行书墓志很容易被学界所忽视。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代帝王对二王行草书的推崇,开创了行书入碑的风气,并对墓志也造成一定影响。考察行书墓志,可以反映出当时行书书风的发展和演变,民间接受的程度。本文疏理了唐代行书墓志的形制、形成原因、及风格样式,以归纳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唐代书风对墓志产生的影响。认为唐行书墓志的出现是初唐崇王书风及行书入碑影响下的结果;墓志中书风与比当时流行的名家风格有延后现象,但基本可作为书风接受史的侧面反映。几乎与《集王字圣教序》同期出现的集王行书墓志的出现,反映出《集王字圣教序》掀起学习二王风潮的速度与广度。因此,研究行书墓志对唐代书风接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广州美术学院》期刊2019-04-25）
王帅[4]（2018）在《从唐墓志看石刻资料在医疗社会史研究中的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石刻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整理出版,成为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石刻资料研究历史提供了便利。墓志铭保留了许多传统史料所没有的珍贵史实,可以补充、佐证、辨正传统史料的内容。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世家考证、医人任职迁转流变考证、医人诊断活动考察、墓主染病原因及其应对方式考察等。墓志史料的优势和局限性,治史者须识察。(本文来源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闫苏苏[5]（2018）在《唐代女性与佛教信仰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墓志材料的出土,研究唐代女性的论着也日益增多,特别是结合墓志材料对唐代女性奉佛问题的研究也渐趋精细。本文以唐墓志为中心,旨从唐代女性与佛教信仰的叁个相关问题来探究唐代女性奉佛的一些现象和关系。根据墓志统计结果,长女奉佛的数量相对多于其他女儿奉佛的数量,而且其中有不少选择在家出家的方式。在长女出身中,仅有6方以大德尼为志主的墓志,并且均出自官僚世家或者郡望等名门望族,且多在孩提时便被家人送往寺院。而佛教的一般信奉者,就在室女和出嫁女这两个人生阶段而言,长女奉佛的比重大于次女奉佛的比重。就在室女而言,除了因病痛治愈无门而转求于佛教,受父母双亲和家庭信仰的影响,奉佛出家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出嫁女而言,无论丧偶与否,选择出家奉佛除了个人兴趣的主导因素外,还跟生活中经历的苦难有关,特别是丧偶的女性,要支撑家庭、统筹缴纳家庭的徭役赋税,加上心理上的悲痛,抚育孤幼的责任,战乱期间的不安定等因素,都驱使女性顿悟苦空,选择信奉佛教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生活的平静,寻求精神寄托的求存之道。无论是家庭事务还是身份角色,长女担负着比其他女儿更多的责任,其心智也更加成熟,因而更容易投身佛门。而对佛教的崇信使得长女奉佛不嫁,主持家政,甚至献身佛教,终身弘法。唐代女性奉佛有家族性特点。由于女性相较于男性社交活动较少,居囿于家庭事务之中,所受的文化教育也相对贫乏,所以女性更容易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父母的意愿影响而奉佛。特别是在室女,从小受到家庭双亲的日常教育,若父母奉佛,那么他们从小就接触佛教义理,更容易被佛教普度众生等理念所影响,进而更容易自愿奉佛出家或者是在遇到困苦、久病不愈等人生重大变故时,转而向佛教祈福、以求济世或超越生死、求得解脱。除父母的影响外,在墓志中奉佛女性也多受其亲姑的影响,甚至“师事于姑”,也有一些是兄弟姐妹共同奉佛出家。就出嫁女而言,则夫妻、婆母一起奉佛者居多,当然也有奉佛的已婚女影响其子女奉佛。唐代奉佛女性的丧葬虽多为合葬,但死后与夫分葬的现象也很普遍。奉佛女性通常会用“早悟佛门,脱于世缘”的理由和“合葬非古,何必同穴”的托词来表达自己不愿遵从传统的夫妻合葬之礼。不合葬的形式主要分为礼佛而葬、异穴而葬等多种形式。因为对佛教的宗教信仰,所以选择打破传统的夫妻合葬之制,死后与夫分葬,足以看出佛教信仰对女性的影响。(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和艶芳[6]（2017）在《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山水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山西作为叁晋以至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山西地名是山西历史文化特徵的标志之一,然史书方志对山西地名的记载多以行政区划及名山大川为主,对于乡里村落及小区域内的山水名称或记载较少,或互相混淆,过去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墓志述志主生平,赞其功绩,兼及谱牒,尤其是志文含有志主出生地、卒葬地、葬地四至等信息,是研究历代地名的重要材料。山西出土唐墓志数量较大,墓志内容包括大量唐代山西地理信息,为我们研究山西地名提供了客观证据。本文以山西出土唐墓志为语料,以其中所见乡里村落名及山水名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地理位置、得名由来及相关历史文化进行系统阐释。论文分为叁个部分,共四章: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现状、研究材料、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并简要说明唐代山西地域概况。第二部分为第二、叁章:此部分为本论文主体内容。分别考查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词语及山水地名词语。第二章探讨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词语(包括乡、里、村、坊等),大部分乡里词语史书方志不载,可补其阙。由于山西出土的墓志材料分布不均,太原(唐太原府)及长治(唐潞州府)出土的墓志材料较多,故本章分叁小节论述:太原府乡里词语研究、潞州府乡里词语研究、山西其他地区乡里词语研究。该章对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地名一一进行考证,探索其历史归属、地理位置、得名由来等,对所涉及的州、县等亦作必要考察。第叁章对唐墓志所见山西山水名词语进行研究。山名、水名各为一节,着重考察太原府、潞州府山(水)名词语,兼及山西其他地区山(水)名词语。唐墓志所见山西山名,一部分史书方志失载,可补其阙,另一部分虽方志可见,但大多为地理方位及特徵介绍,亦或涉及名源记载,然材料较为分散,未成系统。唐墓志所见山西水名大多史书方志已载,然仅记其流经地域、主要支流等,几乎不涉名源考辩,本文集中考辩唐墓志所见山西水名词语,结合语言文字及历史文化探索其名源,分析其文化内涵。第叁部分为第四章:对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山水词语进行文化研究。主要探索山西乡里山水得名理据、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现象及唐代山西葬地。山西乡里山水名主要得名于地理位置、地理特徵、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吉语嘉言、典故及姓氏等。研究山西乡里山水词语,可为考察山西历史地理和地方文化提供重要支撑。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现象不仅反映了地理命名的相关规律,亦反映了地名用字及语音的历史演变,可为文字学、音韵学研究提供科学可靠的材料。考察山西葬地,还可为山西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线索。(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7-04-10）
罗顺,杨晨笛[7]（2015）在《唐墓志典故辨正举隅》一文中研究指出唐代墓志作为具有史传性质的出土文献,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典故是唐墓志文献中重要的文化现象。但由于各种原因,典故常被误判误释。文章略举数例进行辨正,力图揭示其释读规律,以期有裨于碑志文献以及其它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本文来源于《重庆叁峡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5期）
范璇[8]（2015）在《试从唐墓志看唐人地域观念》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的地域观念早已形成,先秦时期分东西,秦汉以后则分南北。中古时期更是南北地域观念的变化和发展阶段。不仅在文献记载中,南北地域观念以及地区风俗差异在墓志中亦有所反映。通过对大量的唐代墓志进行释读后,对有关唐人地域观念的资料进行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够对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唐人地域观念的史料进行佐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唐人墓志中所反映的时人对南北方的地域评价进行一个总的梳理。(本文来源于《成都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6期）
和艳芳[9]（2015）在《唐墓志人名考辨六则》一文中研究指出唐墓志材料多、真实性强,有很多关于家谍的信息,是研究唐代谱牒世系的宝贵材料,将其与史书结合,二者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笔者近来研读《全唐文补遗》第叁辑、第六辑、第九辑,并核以原拓及史书,偶见其中个别人名及其相关信息可与唐史印证。史书可补墓志之阙;志文可补史书之漏、改史书之误。文章拟以其中个别人名为例进行考辨,以期裨益于碑刻文献之整理与研究。(本文来源于《长治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3期）
邓艳平[10]（2015）在《《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初唐墓志整理与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唐朝是墓志发展的繁荣时期，墓志篇幅宏大，形制基本固定。初唐时期国家结束分裂局面，实现大一统，经济、政治、文化逐渐繁荣，促进了墓志的发展，保存的墓志材料十分丰富。《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以下简称《秦晋豫》)是赵君平、赵文成两位先生编纂的碑志图版集。收录目光，也从唐代东都旧地，转移到都城所在的陕西省和唐王业龙兴之地的山西省，共收叁地新出墓志九百馀方。只是原书仅公布拓片图录，没有对墓志进行释读和研究。笔者特截取《秦晋豫》所载初唐(公元618年—713年)时期的105通墓志进行释读并注释，对文中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进行考释、注解。然后将所释读的内容与传世文献(《南史》、《北史》、两《唐书》等史书)进行比对，以弥补和订正传世文献的缺漏和失误之处。文章主体分为叁部分：绪论；整理；研究。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对材料的概述，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重、难点的介绍。第二章整理主要包括释文及注释。释文部份尽可能照原刻实录，包括异体字、古体字等特殊文字现象．注释主要注解特殊的用字现象(异体字、古体字、讹误字等)、疑难词、典故词语、墓志引用的历史人物等。第叁部分为研究，主要对陇西李氏姑臧房系进行了梳理与校补。(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5-05-05）
唐墓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唐代墓志中所见恒州地区的乡里村共19处,其中真定县有10处,石邑县有4处,九门县2处,平山县3处,存续至今的村落有3处。就其分布而言显示出了环绕大城市集中分布的特点,可见唐代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探究古村落对保存乡村文脉发展,研究区域地理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唐墓志论文参考文献
[1].赵镭饷,顾乃武.唐墓志所见安阳乡里村地名初探[J].名家名作.2019
[2].赵镭饷,顾乃武.唐墓志所见恒州乡里村地名初探[J].中国地名.2019
[3].高佳慧.唐墓志中所见二王行书风格浅探[D].广州美术学院.2019
[4].王帅.从唐墓志看石刻资料在医疗社会史研究中的价值[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8
[5].闫苏苏.唐代女性与佛教信仰的几个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6].和艶芳.唐墓志所见山西乡里山水名研究[D].西南大学.2017
[7].罗顺,杨晨笛.唐墓志典故辨正举隅[J].重庆叁峡学院学报.2015
[8].范璇.试从唐墓志看唐人地域观念[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
[9].和艳芳.唐墓志人名考辨六则[J].长治学院学报.2015
[10].邓艳平.《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初唐墓志整理与研究[D].西南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