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君主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君主国,君权,民权,中国古代专制说
君主国论文文献综述
邓华莹[1]（2018）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前奏——1899年前君主国定位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鸦片战后至光绪戊戌年间,基于国家统治中君权、民权关系而产生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国家分类法逐渐流行,中国相应地被定位为君主国。国人最初并未认为君主国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形式,但随着趋新士人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纷纷提倡开议院、伸民权,君主国越来越多地与君主独裁、君权不受限制等内涵相关联,日趋负面化。同时国人将中国作为君主国的历史上溯至秦朝,认为秦到清是君权日盛,民权日衰。这样的观念与1899年后广为流传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相当接近,可以说是后者的雏形、前奏。(本文来源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6期）
伊万·塞勒尼,里亚兹·哈桑,弗拉迪斯拉夫·马克西莫夫,朱颖哲,魏来[2]（2018）在《借非国民之力建设国家:海湾君主国的排外性移民体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石油丰富、财力雄厚却缺乏劳动力的海湾君主国,引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移民体制:为保持人数日益缩减的本地人口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他们采用了一套激进排斥客籍工人的体系,仅给拥有赞助(这就是所谓卡法拉体系(1)的移民以短期签证,而后者从未被许以永久居留权,也将不会有资格"归化"(2)。在这一体制下最极端的案例中,本地公民人口缩水到10%。在海湾所有的君主国内,典型情况是居住人口有一半左右来自南亚,最多的来自印度,紧接着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我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居住了四年,担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而作为研究社会不平等、阶级、族群等问题的社会学家,我对客籍工人很感兴趣,并决定就此展开一项研究。里亚兹·哈桑,伊斯兰研究方面杰出的巴基斯坦裔学者,也对此萌生了兴趣,助我完善了研究计划。在他的协助之下,我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以在巴基斯坦帮我们完成田野工作。经里亚兹帮助,我们很快得出结论:在阿联酋做经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系统研究返乡后的工人,鉴于里亚兹的背景,巴基斯坦显然是个绝佳选择。接下来是对本文的分章节综述。在第一部分(移民体制:制度化国民与移民/客籍工人关系的多种手段)中,我们通观了不同的移民体制,主要目标是辨别出海湾君主国尤其是阿联酋移民政策中独特乃至史无前例的部分。和里亚兹一起,基于国民和非国民~((3))间关系的差异,我们区分了以下四种类型。(1)组成现代国家(白人殖民地)的外来移民人口驱逐本地人:驱逐本地人体制。(2)基于生于族群国家疆域内的人口而理解国家,被称为出生地主义;基于文化语言或种族宗教言语来理解国家,被称为血统主义。(1)基于这两种原则运行的国家,时常创设出用"归化"体系吸收移民的包容性机制。入籍的移民常被假定为失去原始国籍。这被称作包容性移民体制。(3)准许拥有多重国籍(隐含多重归化国籍)乃至多重居留权的跨国移民体制:多重包容体制。(4)海湾君主国完全由本地人——规定时间前已居住在国境内人员的后裔构成。外来人只被短暂承认,而不被许以任何有关公民身份获取的承诺。可以预见,客籍工人(甚至他们降生于海湾君主国内的子女)在不再被需要时,便将返回母国。我们称之为排斥性移民体制。在第二部分(借非国民建设国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中,我们从海湾诸国中选取了一个案例——阿联酋。除了卡塔尔,阿联酋是依靠外来临时工建设国家、"本地"人口日益缩减的最极端案例。海湾沿岸由人口停滞不前的贫穷君主国组成,这些君主国互相长期征战不休,但又向印度、伊朗等邻国开放移民,这些移民数据本身并不显着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石油的发现及最终开采,导致这些国家亟须扩张人口、引入劳动力(不熟练或熟练)。1971年,七个君主国组成了阿联酋。这一新生国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将不同君主国的种群身份认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联合酋长国身份认同,并在大量不说阿拉伯语言的非阿拉伯人大量涌入时保持这一身份认同。这些非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南亚,通常不是穆斯林(而具有印度教、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背景)。起初的十几年间,这些外来人(就像本地人口称呼的那样)明显只是少数。2005年的普查中他们只占据人口的20%多,2011年则只将将超过10%。我们从阿联酋内部寻找可以解释这一移民体制的根源,并描述它如何运作,也探求这一国家建设策略是否可持续。关于研究问题、数据和方法,分别进行了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我们在2013年春天展开了这一研究,并在这一部分说明该研究的问题、数据和方法。我们有两项主要的研究问题。第一,我们比较了预期移民(prospective migrants)和回国移民(return migrants)的身份认同和族群-派系偏见,以探究在族群、宗教、文化多元的阿联酋度过的时光,是否会在回国移民身上构造比预期移民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和更少的族群-派系偏见。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在阿联酋,人们可以观察到起码是表面上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我们想检验该现象是与其余族群-派系团体的接触(因为和他们联系更多)有关,还是有效监管系统与驱逐闹事者的威胁的结果。如果回国移民相比预期移民拥有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对其余族群-派系团体态度更容忍,这一结果就可以解读为支持"接触假说";如果并未发现区别,则阿联酋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就是监管系统与驱逐威胁的结果。结果呈现在第叁部分。第二,我们记录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我们发现,虽然巴基斯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无疑远差于阿联酋本地人或白种移民工人,但大多数挣得还是比在国内时要多,在阿联酋的生活状况也算可以容忍。我们研究发现,返回国内的移民在巴基斯坦社会等级体系中是能够向上移动的,但也面临两重悖论。第一重悖论在于,虽然阿联酋的收入、工作机会优于巴基斯坦,但回国移民对在阿联酋的经历都表达了程度不一的不满。第二重悖论在于,虽然回国移民通常抱怨——多是语调苦涩地——在阿联酋的经历,可一旦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他们仍旧希望去阿联酋。这部分主要的假设(带有深远的政策暗示)是,技术更好的回国移民以及那些更成功并攒够了资金回巴基斯坦做生意的人,将会对阿联酋表达出更多不满也更不愿回去。排他的移民体制在非熟练工身上作用更大,对有资历的、企业家化的移民则相反。阿联酋移民政策变化符合国家从廉价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化的需要,这将是我们结论部分的一个重要主题。第四部分呈现了我们的发现。数据:我们同时收集了定性和定量数据。田野工作在拉菲克和拉齐亚·贾弗指导下由拉合尔社会科学研究所(ISS)(www.isspk.org)完成。方法:定性研究、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在每一个有着高迁出率的街区,我们都进行了6～8个工人的焦点小组座谈。我们用了立意抽样方法,以涵括不同的工人。拉菲克和叁位高级研究员一共进行了6场座谈。作为补充,我们也做了54个个体深度的面对面访谈。我们的目的是将样本均匀地分散到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中,最终分别访谈了250位预期移民和260位回国移民。我们将预期移民定义为那些将首次去阿联酋做工的人,确保有或至少申请了阿联酋工作许可和签证。我们访谈了过去五年内从阿联酋回巴基斯坦定居的回国移民,也访谈了研究进行时仍在阿联酋做工,只是暂时回家探亲的人。在260位回国移民中有53人是所谓"探亲者"。在研究中,我们试着尽可能接近随机取样,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在城市里,随机寻找预期移民或回国移民是不可能的。有限的研究预算为我们彻底贯彻随机抽样设了限。拉合尔有1550万居民,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对逐户调查和定位回国移民或预期移民来说,也过于庞大。因此,在这叁座城市我们只用了滚雪球抽样。抽样经常始于理发店或商店,其所有者或运营者给我们提供一些顾客的姓名,甚至安排与他们访谈。在斯瓦比(Swabi)和查夸尔(Chakwal)的偏远街区以及阿伯塔巴德和拉瓦尔品第郊区,我们随机选择了有大规模移民的村庄,通过随机数找到第一户,再逐户寻找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达到在该地想要获得的样本量后,我们就停止访谈。第叁部分(移民经历的影响: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比较)探讨了移民经历对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影响。初步调查发现,回国移民在阿联酋度过的时间多少加强了他们的巴基斯坦(而非族群或部落)身份认同,对于巴基斯坦其他族群或团体变得更为宽容,他们中超过半数对印度人也表达了相比去阿联酋工作前更高的宽容度。然而,当我们测量受访者的身份认同和对不同族群-派系团体的态度时,基本没在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间发现不同。我们试着估测在阿联酋度过的时日是否真正减少了族群-派系偏见。我们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数据分析,以检验我们的初步发现(也就是假设回国移民有更少的偏见,但实际的偏见水平和预期移民相似)是否可以归因于"选择偏差"。预期移民不仅更年轻,也更多单身(1/3已婚,而回国移民中2/3已婚),这并不是反直觉的发现。预期移民教育水平更高,且不论从出生地还是居住地来说,相比回国移民均更接近城市。考虑到他们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城市化的背景,预设他们会更为宽容,身份认同也更为包容,故而在强调更包容的身份认同和对"他者"增长的宽容度时,回国移民会给出更精确的回答,因为在移居之前,相比现在,他们或许拥有更为特殊化的身份认同和对他人更低的宽容度。我们的结果因此很可能给"接触假说"提供限定性支持:与他者的相遇易于减少偏见。这确实只是限定性支持,因为我们直接向回国移民提问,是不是害怕被驱逐出境的恐惧导致族群-派系冲突的降低时,有90%的人给出了肯定回答。第四部分(巴基斯坦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他们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讨论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回巴基斯坦后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有工作机会时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这一部分的主要发现是:回国移民对阿联酋有很多抱怨,然而一半人都愿意回去。这一部分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不太愉快的经历后回国移民们仍愿意去往阿联酋?两种可能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迁徙的决定由个体做出,目标是最大化终身所得。回国移民是失败者,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些在阿联酋有高收入预期的回国移民就会立即回去。移民寄回家的金钱则直接减少了移民回报,且削弱了迁移动机。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则认为,迁徙决定由家庭做出,主要目标是汇款最大化,拥有更高的收入只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迁徙决定不仅仅或不首先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激励,移民工人希望供养家庭、提供针对意外状况的保险、积攒在国内提高声望和维持家庭长期生计的资本。收入更高的移民工人会更早达成目标,然后回家,并且愿意待在家里。第五部分(理论结论与政策结论)做总结。本文理论上的主要结论是:在类似阿联酋的排外(或驱逐性)体制中,驱逐出境是限制族群或派系宽容的主要机制,但即使是在这种体制下,多族群、多宗教社会的经历也会提高族群或派系宽容度并促进包容。另外,排外性移民体制可能会减少对具有高技能和更大创业天分的潜在移民的吸引力。当拥有归化机制的地区,如(本文来源于《清华社会学评论》期刊2018年01期）
陆益峰[3]（2016）在《君主国不少 君权差别大》一文中研究指出泰国国王普密蓬的去世，让君主制再次成为全球舆论的话题。全球还有多少以君主作为元首的国家？据维基百科统计，目前世界上有43个国家以君主为国家元首，比如我们熟悉的联合王国(英国)、日本、沙特等，但由于这些国家政体不同，因而君主的权力也不一样。英女王(本文来源于《文汇报》期刊2016-10-20）
朱兵[4]（2016）在《为君主制申辩:布朗多里尼的《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比较》透视》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天才成群而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奥雷利奥·布朗多里尼(Aurelio Lippo Brandolini,约公元1454年—1497年)并非是一位处于思想文化舞台中心的主角,其人其着默无声息,在后世漫长数百年间,他的着述几乎尘封于历史之中,成为了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失踪者,可谓"孤独生前事,寂寞身后名"。然而,倘若以鼎革时期的特定历史情境为参照背景,细读这位思想家的主要着述《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比较》,籍此重新挖掘其中蕴藏的诸多政治洞见,或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近代早期的政治话语之争以及新旧思潮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也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洞察自由、平等、德性及正义等政治思想史上的诸多永恒性论题的时代演绎。(本文来源于《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5期）
宋保军[5]（2016）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哈布斯堡君主国是16世纪2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奥地利与匈牙利王国、波希米亚王国联合形成的政治组合体。当斐迪南一世(1521-1564年在位)继任奥地利大公并开始创建中欧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时候,面临国家内部分裂割据、外部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国内外宗教纷争的严峻挑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斐迪南一世加强维也纳宫廷的中央政治和军事机构建设,增强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控制,进行统一国内的财政和税收的改革,并采取灵活而务实的宗教政策维持国家的政治统一。尽管斐迪南一世的改革因同贵族妥协而存在局限性,但它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从封建性王国联合体向近代领土国家转变奠定了基础。因此,斐迪南一世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者和该君主国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开创者。(本文来源于《史学集刊》期刊2016年04期）
张帆[6]（2016）在《海湾君主国:立足中东,放眼全球》一文中研究指出今年4月,年事已高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对埃及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不仅允诺给予埃及大量援助和投资,还宣布将与埃及在红海上修建一座大桥连接这两个国家。沙特大手笔的对埃及援助换取了实质性收获——埃及宣布将向沙特转移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的主权。埃及官方称,埃及1950年应沙特方面的请求"临时保护"这两座岛屿,防止以色列入侵,现在应该把它们归还沙特。而持反对意见的埃及人称,英国和奥斯曼(本文来源于《世界知识》期刊2016年11期）
张帆[7]（2016）在《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援助动因源于加强"南南合作"、增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等对外政策目标。但在中东地区,随着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更多旨在应对两类地缘政治挑战:频繁爆发的危机和地区影响力竞争。中东变局在西亚北非地区引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海湾君主国以对外援助为手段,结合外交、军事干预等方式,维持自身政权稳定、扩展地区影响力。在此进程中,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援助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除更多服务于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外,其援助对象也逐步扩展到包括如叙利亚反对派等非国家行为体。(本文来源于《西亚非洲》期刊2016年01期）
冯基华[8]（2013）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一文中研究指出2011年初,中东各国相继爆发了要求改善民生、进而扩大民主的政治运动,西方媒体将其称为"阿拉伯之春"。然而,这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没有经过"夏润、秋实",便进入了"阿拉伯之冬",引发了中东地区持续两年多且迄今尚未停止的政治动荡,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政治强人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等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倒下,叙利亚至今仍处在内战之中。在这场席(本文来源于《当代世界》期刊2013年05期）
王鸿斌[9]（2009）在《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一文中研究指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民族君主国的构建是一个不自觉地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国王主权的确立,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等要素都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来源于《理论界》期刊2009年09期）
赵海平[10]（2009）在《中东君主国的家族统治》一文中研究指出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约旦由沙特、赛义德、阿勒纳哈扬、哈利法、萨尼、萨巴赫、哈希姆家族统治。这些统治家族拥有不容置疑的特权,控制着国家大部分重要职位。在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后,这些君主国仍能保持家族统治,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落后的生产力;二是伊斯兰教思想武器;叁是民众对部落家族的感情;四是家族统治者的积极改革;五是西方宗主国的长期统治。(本文来源于《阴山学刊》期刊2009年01期）
君主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石油丰富、财力雄厚却缺乏劳动力的海湾君主国,引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移民体制:为保持人数日益缩减的本地人口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他们采用了一套激进排斥客籍工人的体系,仅给拥有赞助(这就是所谓卡法拉体系(1)的移民以短期签证,而后者从未被许以永久居留权,也将不会有资格"归化"(2)。在这一体制下最极端的案例中,本地公民人口缩水到10%。在海湾所有的君主国内,典型情况是居住人口有一半左右来自南亚,最多的来自印度,紧接着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我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居住了四年,担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而作为研究社会不平等、阶级、族群等问题的社会学家,我对客籍工人很感兴趣,并决定就此展开一项研究。里亚兹·哈桑,伊斯兰研究方面杰出的巴基斯坦裔学者,也对此萌生了兴趣,助我完善了研究计划。在他的协助之下,我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以在巴基斯坦帮我们完成田野工作。经里亚兹帮助,我们很快得出结论:在阿联酋做经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系统研究返乡后的工人,鉴于里亚兹的背景,巴基斯坦显然是个绝佳选择。接下来是对本文的分章节综述。在第一部分(移民体制:制度化国民与移民/客籍工人关系的多种手段)中,我们通观了不同的移民体制,主要目标是辨别出海湾君主国尤其是阿联酋移民政策中独特乃至史无前例的部分。和里亚兹一起,基于国民和非国民~((3))间关系的差异,我们区分了以下四种类型。(1)组成现代国家(白人殖民地)的外来移民人口驱逐本地人:驱逐本地人体制。(2)基于生于族群国家疆域内的人口而理解国家,被称为出生地主义;基于文化语言或种族宗教言语来理解国家,被称为血统主义。(1)基于这两种原则运行的国家,时常创设出用"归化"体系吸收移民的包容性机制。入籍的移民常被假定为失去原始国籍。这被称作包容性移民体制。(3)准许拥有多重国籍(隐含多重归化国籍)乃至多重居留权的跨国移民体制:多重包容体制。(4)海湾君主国完全由本地人——规定时间前已居住在国境内人员的后裔构成。外来人只被短暂承认,而不被许以任何有关公民身份获取的承诺。可以预见,客籍工人(甚至他们降生于海湾君主国内的子女)在不再被需要时,便将返回母国。我们称之为排斥性移民体制。在第二部分(借非国民建设国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中,我们从海湾诸国中选取了一个案例——阿联酋。除了卡塔尔,阿联酋是依靠外来临时工建设国家、"本地"人口日益缩减的最极端案例。海湾沿岸由人口停滞不前的贫穷君主国组成,这些君主国互相长期征战不休,但又向印度、伊朗等邻国开放移民,这些移民数据本身并不显着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石油的发现及最终开采,导致这些国家亟须扩张人口、引入劳动力(不熟练或熟练)。1971年,七个君主国组成了阿联酋。这一新生国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将不同君主国的种群身份认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联合酋长国身份认同,并在大量不说阿拉伯语言的非阿拉伯人大量涌入时保持这一身份认同。这些非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南亚,通常不是穆斯林(而具有印度教、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背景)。起初的十几年间,这些外来人(就像本地人口称呼的那样)明显只是少数。2005年的普查中他们只占据人口的20%多,2011年则只将将超过10%。我们从阿联酋内部寻找可以解释这一移民体制的根源,并描述它如何运作,也探求这一国家建设策略是否可持续。关于研究问题、数据和方法,分别进行了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我们在2013年春天展开了这一研究,并在这一部分说明该研究的问题、数据和方法。我们有两项主要的研究问题。第一,我们比较了预期移民(prospective migrants)和回国移民(return migrants)的身份认同和族群-派系偏见,以探究在族群、宗教、文化多元的阿联酋度过的时光,是否会在回国移民身上构造比预期移民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和更少的族群-派系偏见。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在阿联酋,人们可以观察到起码是表面上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我们想检验该现象是与其余族群-派系团体的接触(因为和他们联系更多)有关,还是有效监管系统与驱逐闹事者的威胁的结果。如果回国移民相比预期移民拥有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对其余族群-派系团体态度更容忍,这一结果就可以解读为支持"接触假说";如果并未发现区别,则阿联酋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就是监管系统与驱逐威胁的结果。结果呈现在第叁部分。第二,我们记录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我们发现,虽然巴基斯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无疑远差于阿联酋本地人或白种移民工人,但大多数挣得还是比在国内时要多,在阿联酋的生活状况也算可以容忍。我们研究发现,返回国内的移民在巴基斯坦社会等级体系中是能够向上移动的,但也面临两重悖论。第一重悖论在于,虽然阿联酋的收入、工作机会优于巴基斯坦,但回国移民对在阿联酋的经历都表达了程度不一的不满。第二重悖论在于,虽然回国移民通常抱怨——多是语调苦涩地——在阿联酋的经历,可一旦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他们仍旧希望去阿联酋。这部分主要的假设(带有深远的政策暗示)是,技术更好的回国移民以及那些更成功并攒够了资金回巴基斯坦做生意的人,将会对阿联酋表达出更多不满也更不愿回去。排他的移民体制在非熟练工身上作用更大,对有资历的、企业家化的移民则相反。阿联酋移民政策变化符合国家从廉价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化的需要,这将是我们结论部分的一个重要主题。第四部分呈现了我们的发现。数据:我们同时收集了定性和定量数据。田野工作在拉菲克和拉齐亚·贾弗指导下由拉合尔社会科学研究所(ISS)(www.isspk.org)完成。方法:定性研究、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在每一个有着高迁出率的街区,我们都进行了6～8个工人的焦点小组座谈。我们用了立意抽样方法,以涵括不同的工人。拉菲克和叁位高级研究员一共进行了6场座谈。作为补充,我们也做了54个个体深度的面对面访谈。我们的目的是将样本均匀地分散到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中,最终分别访谈了250位预期移民和260位回国移民。我们将预期移民定义为那些将首次去阿联酋做工的人,确保有或至少申请了阿联酋工作许可和签证。我们访谈了过去五年内从阿联酋回巴基斯坦定居的回国移民,也访谈了研究进行时仍在阿联酋做工,只是暂时回家探亲的人。在260位回国移民中有53人是所谓"探亲者"。在研究中,我们试着尽可能接近随机取样,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在城市里,随机寻找预期移民或回国移民是不可能的。有限的研究预算为我们彻底贯彻随机抽样设了限。拉合尔有1550万居民,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对逐户调查和定位回国移民或预期移民来说,也过于庞大。因此,在这叁座城市我们只用了滚雪球抽样。抽样经常始于理发店或商店,其所有者或运营者给我们提供一些顾客的姓名,甚至安排与他们访谈。在斯瓦比(Swabi)和查夸尔(Chakwal)的偏远街区以及阿伯塔巴德和拉瓦尔品第郊区,我们随机选择了有大规模移民的村庄,通过随机数找到第一户,再逐户寻找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达到在该地想要获得的样本量后,我们就停止访谈。第叁部分(移民经历的影响: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比较)探讨了移民经历对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影响。初步调查发现,回国移民在阿联酋度过的时间多少加强了他们的巴基斯坦(而非族群或部落)身份认同,对于巴基斯坦其他族群或团体变得更为宽容,他们中超过半数对印度人也表达了相比去阿联酋工作前更高的宽容度。然而,当我们测量受访者的身份认同和对不同族群-派系团体的态度时,基本没在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间发现不同。我们试着估测在阿联酋度过的时日是否真正减少了族群-派系偏见。我们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数据分析,以检验我们的初步发现(也就是假设回国移民有更少的偏见,但实际的偏见水平和预期移民相似)是否可以归因于"选择偏差"。预期移民不仅更年轻,也更多单身(1/3已婚,而回国移民中2/3已婚),这并不是反直觉的发现。预期移民教育水平更高,且不论从出生地还是居住地来说,相比回国移民均更接近城市。考虑到他们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城市化的背景,预设他们会更为宽容,身份认同也更为包容,故而在强调更包容的身份认同和对"他者"增长的宽容度时,回国移民会给出更精确的回答,因为在移居之前,相比现在,他们或许拥有更为特殊化的身份认同和对他人更低的宽容度。我们的结果因此很可能给"接触假说"提供限定性支持:与他者的相遇易于减少偏见。这确实只是限定性支持,因为我们直接向回国移民提问,是不是害怕被驱逐出境的恐惧导致族群-派系冲突的降低时,有90%的人给出了肯定回答。第四部分(巴基斯坦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他们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讨论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回巴基斯坦后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有工作机会时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这一部分的主要发现是:回国移民对阿联酋有很多抱怨,然而一半人都愿意回去。这一部分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不太愉快的经历后回国移民们仍愿意去往阿联酋?两种可能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迁徙的决定由个体做出,目标是最大化终身所得。回国移民是失败者,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些在阿联酋有高收入预期的回国移民就会立即回去。移民寄回家的金钱则直接减少了移民回报,且削弱了迁移动机。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则认为,迁徙决定由家庭做出,主要目标是汇款最大化,拥有更高的收入只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迁徙决定不仅仅或不首先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激励,移民工人希望供养家庭、提供针对意外状况的保险、积攒在国内提高声望和维持家庭长期生计的资本。收入更高的移民工人会更早达成目标,然后回家,并且愿意待在家里。第五部分(理论结论与政策结论)做总结。本文理论上的主要结论是:在类似阿联酋的排外(或驱逐性)体制中,驱逐出境是限制族群或派系宽容的主要机制,但即使是在这种体制下,多族群、多宗教社会的经历也会提高族群或派系宽容度并促进包容。另外,排外性移民体制可能会减少对具有高技能和更大创业天分的潜在移民的吸引力。当拥有归化机制的地区,如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君主国论文参考文献
[1].邓华莹.中国古代专制说的前奏——1899年前君主国定位的形成与演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2].伊万·塞勒尼,里亚兹·哈桑,弗拉迪斯拉夫·马克西莫夫,朱颖哲,魏来.借非国民之力建设国家:海湾君主国的排外性移民体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J].清华社会学评论.2018
[3].陆益峰.君主国不少君权差别大[N].文汇报.2016
[4].朱兵.为君主制申辩:布朗多里尼的《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比较》透视[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5].宋保军.哈布斯堡君主国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研究[J].史学集刊.2016
[6].张帆.海湾君主国:立足中东,放眼全球[J].世界知识.2016
[7].张帆.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J].西亚非洲.2016
[8].冯基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J].当代世界.2013
[9].王鸿斌.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J].理论界.2009
[10].赵海平.中东君主国的家族统治[J].阴山学刊.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