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新市民小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九十年代,《上海文学》,新市民小说
新市民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陈飞[1]（2014）在《物欲都市的困厄与挣扎》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市民小说”专栏是《上海文学》于1994年倡导的一股文学创作思潮，为期叁年左右的“新市民小说”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涌现出了一批新的都市作家，他们以自身敏锐的视角把握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都市社会。本文的阐释对象集中在《上海文学》倡导的这一专栏，对新市民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特色进行专章论述。之所以选择“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长久以来以乡土文学为主脉的现当代文坛对都市文学的遮蔽。这一文学思潮的出现既不同于海派文学的欣喜与迷茫，也没有世纪末城市文学的正派与保守。本文把“新市民小说”的研究置于二十世纪以来整个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进行分析比较，在梳理此前市民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运用西方现代哲学、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对“新市民小说”进行阐释。引言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总结梳理近现代文学史上市民文学的发展，通过对市民文学的整理，研读此前学者解读市民文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不同时期市民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当代市民文学发展的影响，最后整理出有关“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文本和资料。行文的第一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的缘起，即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方面是九十年代僵硬的世界格局开始瓦解，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处于尴尬的社会转型期，文学的生产机制有了变化，即生产主体的嬗变，文学创作不再是作家自身的精神追求，而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这就导致作家身份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读者市场的需要，高雅的文学被边缘化，快节奏的重压生活使得读者的接受能力弱化，通俗性、片断化的瞬时文学更适合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第二章主要通过文本细读探析小说背后的主题意义，即“新市民小说”的市民叙事方式，文本展现了面对新的都市生存方式，城市人的焦灼、困厄与挣扎。首先，新市民小说家给我们呈现了消费受控的都市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大都是城市的闯入者，有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也有上层社会的白领丽人。其次，物欲都市的凄艳与冷傲把都市闯入者挤压成平面人，他们内心虽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自身却不得不沦为性的奴隶，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性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最后，新市民小说家在对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表现的同时，也对赤裸裸的欲望进行了正解，在道德和欲望共在的时空下展现了都市人的迷茫与反思。第叁章则从小说外围切入，以宏观的视角解读“新市民小说”的话语蕴藉，这些作家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了社会转型期的都市生存经验。首先，文学作为涤荡灵魂和疗救心智的精神性向导，在五四时期发挥了其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世纪之交的九十年代，尤其“新市民小说”的出现消解了启蒙文学的崇高性精神追求，神圣的理想被打翻在地。其次，十七年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寻找英雄的期待史，因为那是一个歌唱英雄的时代，但“新市民小说”彻底瓦解了对英雄叙事的“谄媚”，以渎神的姿态写了都市人对世俗欲望的渴求。然而，“新市民小说”并不是一味地把笔触落在对日常庸俗生活的描写上，它也从人性的角度展现了对人的关怀。第四章论述了“新市民小说”的文本祛魅性。首先，在新市民文本中，作家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都市中的楼群、酒吧、咖啡厅、霓虹灯等，并以俯瞰展览式镜头把物欲都市平铺于眼底，笔者称之为表象拼贴的叙事模式。其次，在阐释这一叙事特征的基础上，来反观“新市民小说”是如何以日常话语书写来达到文学审美高度的，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新市民小说”作为中国转型期出现的一股文学创作流派，一方面是为文学寻找新的生长点，对转型期出现的人文命题进行剖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又是对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城市文学的一种召回和体认，是对那个价值多元时代的市民阶层生活状态、价值观念的刻录。这一文学思潮的出现对当代文学史以及城市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期刊2014-05-19）
朱之润[2]（2014）在《池莉“新市民”小说的理念和特征》一文中研究指出池莉小说是当代"新市民"小说的代表性文本。通过对"新市民"小说这一概念的阐述,论述池莉"新市民"小说的发展过程、创作理念和基本风貌。利用看似平常却很传奇的故事慰藉"新市民"日益萎缩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在喧嚣生活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池莉"新市民"小说的宗旨所在。(本文来源于《黄山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2期）
任动[3]（2013）在《邱华栋:“新市民小说”的翘楚——兼论“新市民小说”的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邱华栋是"新市民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新市民小说"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因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标杆。邱华栋的"新市民小说"集中体现了"新市民"的爱情观,最关注的是"新市民"爱情的缺席。欲望书写与讲故事的叙事策略,显示了以邱华栋为代表的"新市民小说"的优长与意义。(本文来源于《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期刊2013年04期）
刘仲国[4]（2013）在《“新市民小说”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发表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一文,宣布《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合征稿,隆重推出“新市民小说”专栏。为期两叁年的“新市民小说”联展,集中发表了百余部反映“新市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涌现出了几十位“新市民小说”作者。在这两家文学刊物特设的“新市民小说”专栏的带动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新市民”日常生活和城市经验的作家作品。可以说,这两个“新市民小说”专栏开创并引领了九十年代城市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尚,“新生代”(或称“晚生代”)作家和后来的“美女作家群”即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叙事方式,可以看得出都受到了这两个专栏的滋养。本文的论述对象,主要是这两家杂志的“新市民小说”专栏联合刊载的作品,旁及一些在这两个专栏中经常出现的作家在同一时期描写“新市民”生活和都市场景的创作。之所以选择“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于传统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乡土社会,乡土中国孕育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极具乡土特性。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主要以描写城市场景和市民生活为内容的“新市民小说”便显得尤为独特和重要。“新市民小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那是一个相对多元的时代,各种理念、价值观都一拥而上,却没有一个主导,“新市民小说”就以呈现这一复杂、混乱的状态为目标,它犹如一枚标本,刻录了转型时期“新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状态。“新市民小说”更承担了承前启后的文学功能,它既受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带有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特征,又葆有九十年代末文学的因子——所以它既不像之前的文学作品对于乡土寄予了深情厚望,也不像世纪末的城市小说那样或欣喜或迷茫地匍匐于城市的霓虹之下。正因为“新市民小说”作为过渡期文学特有的模糊性,使得关于它的研究注定会困难重重,成果也就相对寥寥。但是,如果忽略了对“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我们就难以弄清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全貌,难以看清城市文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更难以理清中国文学主潮从乡土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新市民小说”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条件和意义,并将“新市民小说”置于二十世纪以来整个城市文学的脉络中进行对比,考察它“新”在何处,比较并阐释它与同时期城市小说的关系以及对其之后城市文学的影响,分析这类小说的人物类型和审美特征,探查它的本质属性,了然它的优缺点,并进而评估“新市民小说”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价值。本文在梳理城市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心理学和西方当代都市文化理论、空间文化理论,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新市民小说”进行详细分析。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明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厘清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诸如“市民”、“新市民”、“市民小说”等,探讨了西方理论对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分析了“市民热”产生的理论背景。其次,论述了“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意义,梳理了二十世纪城市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认为“新市民小说”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勃兴以来、新的市民阶层兴起之后产生的文学现象,它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新市民小说”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文学现象,它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非常宝贵的,只有弄清楚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能让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目变得清晰起来。再次,概述了对“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情况。在林林总总的城市小说研究成果中,“新市民小说”大抵作为一个注脚出现,常常是被一笔带过,专门以“新市民小说”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着作和论文寥寥无几。可见,“新市民小说”的研究空间比较广阔。第一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条件。上海、佛山等城市是“新市民小说”产生的沃土。上海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最为繁荣、商业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血脉深处潜隐的都市基因被市场经济迅速激活。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商业、制造业发达,也是对外交流最为频繁,接受新思想最为快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人们非常容易感受到物质的冲击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无论暗流涌动还是风生水起,这些活跃的城市元素都构成了“新市民小说”诞生于《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的外部原因。其次,“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兴盛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对于世俗场景和市民生活的温情凝眸,对于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的原生态展现,为“新市民小说”做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再次,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消费的时代到来了。宏大叙事和公共生活开始淡出新一代作家的视野,对个人感受、个体欲望的强调逐渐成为主流,于是真切、泼辣的个人化生存和日常生活便浮出水面,为“新市民小说”的出现做了思想准备。第二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中新出现的人物类型。首先,“新市民小说”塑造了城市的闯入者系列(主要是一无所有刚进入城市打拼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一心想征服城市,但是在城市强大的掠夺和挤压力量面前,他们的梦想很快化为泡沫,于是他们与城市形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转而抨击城市对人的异化。然而,这种看似振振有词的批判姿态,实际上是不能汇入商品时代主潮中去的人(既包括小说作者也包括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怨自艾——种种否定性的批判,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肯定性的赞美。其次,“新市民小说”中“都市丽人”的形象非常突出。这些“都市丽人”尽管留恋于应接不暇的物质海洋,但她们不再是单向度的性感尤物、不再是堕落的代名词,也不再是庸俗的拜金女,她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尊和精神世界。面对爱情,无论隐忍还是放弃,都有她们的理智判断；面对男性,她们也不再是附庸,不再任由男性想象和支配。再次,“新市民小说”塑造了一批边缘化的文人,这与“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乐于接受边缘地位的“孤独丑角”不同,他们没有价值理想,没有对知识的信仰,而是为自己跟不上商品时代的步伐而惴惴不安。看到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中暴富,而自己依然无所作为时,他们便自我丑化,自怨自艾起来,一些人索性抛弃文人身份,下海从商。他们艳羡金钱财富,又不愿苟同商品经济时代背后的行为准则,于是这些文人在商海中进退失据、彷徨焦虑。说到底,他们还是都市的边缘人。第叁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的叙事模式。首先,“新市民小说”大多采用通俗化的叙事模式,经常出现戏剧冲突极为强烈的叁角恋、婚外恋、穷人暴富、善恶报应等题材,情节设置曲折离奇,故事常常出现陡转,给读者以陌生化的阅读感受。不少“新市民小说”还引入了性、凶杀、科幻、悬疑、神秘等通俗小说的元素,使得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其次,“新市民小说”在创作上呈现类型化的特点,对城市闯入者和异化物的塑造上有大量类同现象。此外,“新市民小说”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物存在方式——口号式生存。作者塑造人物时并不着力描写人物的感情和经历,不注重故事的铺展和情节的刻画,只是用声嘶力竭的呼喊和不断重复的口号来突出人物的感受。再次,“新市民小说”常常采用善恶终有报的故事模式,一方面热衷于描写平凡人一夜暴富的发家史,满足了小市民阶层飞黄腾达的富贵梦,另一方面揭露了这些突然暴富的富贵阶层的真面目——他们的财富是通过阴谋和投机获取的非法收入,这些人最终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新市民小说”试图通过这种善恶报应的故事模式,批判那些通过出卖灵魂、逾越道德来获取财富的做法。第四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的审美特征。首先,“新市民小说”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它们对于城市“风景”的发现。在“新市民小说”作家的笔下,城市风景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客体,作者以一种“游荡者”的视角观察城市的街道、高楼、酒吧、商场,甚至自我的身体也变成了一种观赏对象。其次,“新市民小说”呈现出对于深度的迷恋和去深度化的审美特点：一方面他们显示出对于崇高、永恒、深度、经典的极度迷恋,另一方面他们喜欢故作深沉,书写被都市异化后无处逃脱的痛苦。但正是这样,恰恰显示出这种创作的浅薄和做作。于是,经典便成为深度的标签,痛苦变成了一种伪饰。第五章把“新市民小说”置于城市文学的历史序列中,讨论“新市民小说”历史地位和文学史意义。“新市民小说”承接了上个世纪叁、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传统,又开启了九十年代末期的城市书写,是二十世纪城市文学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章首先将“新市民小说”与“海派”文学做了对比,由此可以看出时隔60年的两代都市文学的血脉关联。在“海派”文学的对照下,“新市民小说”的面目也就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了出来。再次,讨论了“新市民小说”与九十年代同期城市小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其后城市小说的影响。“新市民小说”产生于市场经济乍起的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新市民小说”一方面表现对物质的迷恋,对欲望的追逐,另一方面又想展现对真爱的企盼,对社会公正的呼唤,这是彻底放弃理想和信仰之前的徒劳挣扎余论部分,对“新市民小说”进行了价值评判,肯定其历史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新市民小说”既背负着此前乡土文学、宏大叙事的重负,又开启并影响了之后的城市书写,隐秘地呼应着这两个阶段。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新市民小说”又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新市民小说”专栏本身呈现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作品经得起推敲,有的却不值一读。“新市民小说”专栏中也出现过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情况,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写的是乡村,却被列入了“新市民小说”专栏,这也恰恰能说明中国城市文学成长壮大过程的曲折与艰难。其次,部分“新市民小说”开始呈现出媚俗的特点,成为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再次,“新市民小说”作者操控的市民话语也是很可疑的,对城市“异化”的指控很可能只是一种模仿西方理论的叙事策略,他们内心的声音依然是对物的迷恋,甚至想在机会众多的转型时期“捞上一把”,由此可以看出“新市民小说”的尴尬和自讽。(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3-04-20）
刘仲国,吴义勤[5]（2013）在《去深度化和深度迷恋——“新市民小说”审美特征之一》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乡土叙事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都市文学只是浮光掠影地出现于历史的间隙和夹缝中,以至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副或黯淡或欢欣的乡土面容。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渐成气候的市场经济开始在城市中培育出一批有知识、有收入、体面而又时尚的新的市民生活群体,反映这一群体生活状态的"新市民小说"也就应运而生。"新市民小说"最初作为一个栏目在《上海文学》1994年第11期推出,紧接着,《上海文学》与广东的《佛山文艺》以同名专栏联合向社会征稿。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该专栏汇集了一大批反映"新市民"的作品。至于何为"新市民",时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周介人明确表述说:"它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由于社会结构改变,社会运(本文来源于《文艺争鸣》期刊2013年04期）
卢衍鹏[6]（2011）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新市民小说”》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新口号、新命名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活力、辐射和影响在下降,而文学编辑的作用在提升,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等各个环节都受到期刊栏目的设置、出版社的选题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学命名运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挽回文学(本文来源于《文艺评论》期刊2011年11期）
李倩[7]（2011）在《上海沦陷区新市民小说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刻画现代市民日常生活和婚姻恋爱的新市民小说家,其中主要以张爱玲、予且、苏青等为代表。新市民小说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是与上海这座经济发达、物质文明丰富的现代化大都市密不可分的。上海沦陷后,政局的动荡使得大量新文学作家纷纷逃离上海,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新市民小说的萌芽、发展、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现代印刷业的带领下,小说稿费制度也开始逐渐趋于完善,从而导致了新市民小说家“卖文为生”的生存状态。因而,他们便有意地以其作品的世俗性来迎合上海市民群体的阅读需求,从而赢得了大量现代市民阶层的喜爱和青睐。上海沦陷使得生活在日伪政权压制下的新市民小说家大都体验着生命的威胁和生存的煎熬,因而他们不得不与国家民族、抗日救国这一主流话语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转向了对普通市民生活状态的刻画。因而在新市民小说家的作品中都强烈地表达了对于现代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世俗形态的接受和喜爱,他们通过对战乱时期市民大众的家庭婚姻以及生存状态的表述,从而还原了新文学作家所忽略的对于现代市民阶级生存状态和世俗人生的观照。新市民小说家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真诚地抒写着普通市民阶层的细小悲欢和琐碎恩怨,勾画出了生存在战乱时期普通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我们对于那个特殊时期最为直感的认识。同时,新市民小说家也以其贴近世俗生活的姿态和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尤其是艺术上注重趣味的追求,迎合了当时战乱时期读书市场的需求,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群体。可以说,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的新市民文学记录了战乱时期普通市民阶层的衣食住行、世俗生活以及他们在社会转折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惑与迷茫,因而不管是从文学还是历史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1-03-01）
雷鸣[8]（2010）在《池莉的“新市民”小说》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带动新的市民阶层初步兴起,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这些新市民在都市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池莉的"新市民"小说,把池莉文章分为叁个时期进行总结,得出池莉的"新市民"具理想化、世俗化、传奇化特点。(本文来源于《安顺学院学报》期刊2010年01期）
首作帝[9]（2008）在《“我想揭示你们不能揭示的”——张爱玲的文类意识与新市民小说》一文中研究指出无论是作品阐扬的主题内容、题材风格,还是作家采取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张爱玲的文类意识均相当固定,即倾注于市民文学的书写。由于作家"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意翻新,促进了新市民小说的极致发展,影响深远。这种新市民小说以蕴藉欧美文明的现代都市生活为底子,以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民间资源为衬里,从而形成充满张力的范本。顺便提及的是,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绝缘。(本文来源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8年06期）
刘轶[10]（2007）在《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采取宏观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力图对1942至1945年的上海新市民小说作一整体性论述,不但从宏观上厘清新市民小说的历史根源、现实根基、文化背景、审美旨趣、创作体验和内在思想,并从不同的代表作家作品中挖掘它所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主要从总体上来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以及它的内在思想和美学旨趣;下篇为“作家作品论”,主要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考察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性。在上篇中,将从叁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分析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和文化背景,考量新市民小说的产生与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现代都市文化之关系。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市民小说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是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背景密不可分的。上海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但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态,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更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从最为基本的物质形态、市场需求、文化精神等方面为新市民小说的诞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第二部分(第叁章),对新市民小说历史渊源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追问,寻找出它与古代市民小说之间内在的关联与异同。只有发现它与古代市井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承接关系,对于古代市井小说的融合、吸纳与变化,方才能真正理解新市民小说真正作为“新”的本质所在。第叁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新市民小说的艺术特征、审美意趣和内在思想。市民小说在经过了20世纪20、30年代新旧文艺各自进取、不断借鉴、互取所长的过程后,终于将新/旧、雅/俗文学的隔阂打破,因40年代上海沦陷这个特定的机缘而诞生了今天研究者所说的新市民小说,并迎来了它的创作高峰——在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趣上,它融合“新/旧”,跨越“雅/俗”,较完美地融合新、旧文艺的所长,将中、西小说中的技巧融为一炉;在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上,它不但传承着中国宋代以来的市井趣味,更有着大都会中现代市民的精神气质;在内在思想上,它以现代市民哲学为其精神根基,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意识为出发点,着力反映现代都市的世间万象。同时对于新市民小说来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因上海的沦陷,新市民小说家们被迫远离抗日救亡这一时代的中心主题,将眼光转向了贴近广大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中,寻找值得言说的趣味和意义,才深深地挖掘出了“普遍的人的精神内在”这一主题,才得以完成深入探究作为主体的人内心世界真实一面的努力,也才得以拿掉了20、30年代因为新感觉派等人夸饰的描述而掩盖在都市上空的浮躁一面。这种对“人”的个体生存、欲望和幸福的重视,使得他们的作品中相对20、30年代的海派作家而言,显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内心世界。新市民小说作家对浮华散尽后的现代都市和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和体现。不过,市民哲学对于个体价值和生存体验的极端重视,导致了新市民小说常常仅止于现实问题和实际利益的品味,妨碍了它获取更为广阔和深厚的人生思索和体验。这是新市民小说的一大缺点。在本文的下篇中,将集中考察新市民小说中的代表人物,如张爱玲、苏青、潘柳黛、予且、周天籁、丁谛、周楞伽、谭惟翰及“东吴系”女作家群等。这些作家虽然都被涵盖在“新市民小说作家群”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之下,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如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接纳与叛离、苏青的爽快与泼辣、潘柳黛对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揭示、予且对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周天籁对欲望都市中人性的留恋、丁谛和周楞伽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批判、“东吴系”女作家群对人生理想的追寻,等等。本文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分别对这些作家进行尽可能的客观评价以及研讨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在下篇的写作中,主要通过搜集、查询当时的重要文学期刊,从这一作家群体的写作现况出发进行研究;文本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杂志》、《文友》、《大众》、《万象》、《天地》等沦陷区的重要文学刊物上。这些刊物虽然不能收全这一作家群体的所有作品,不过也大致能窥豹于一斑。(本文来源于《上海大学》期刊2007-06-01）
新市民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池莉小说是当代"新市民"小说的代表性文本。通过对"新市民"小说这一概念的阐述,论述池莉"新市民"小说的发展过程、创作理念和基本风貌。利用看似平常却很传奇的故事慰藉"新市民"日益萎缩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在喧嚣生活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池莉"新市民"小说的宗旨所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新市民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1].陈飞.物欲都市的困厄与挣扎[D].河北师范大学.2014
[2].朱之润.池莉“新市民”小说的理念和特征[J].黄山学院学报.2014
[3].任动.邱华栋:“新市民小说”的翘楚——兼论“新市民小说”的意义[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
[4].刘仲国.“新市民小说”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刘仲国,吴义勤.去深度化和深度迷恋——“新市民小说”审美特征之一[J].文艺争鸣.2013
[6].卢衍鹏.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新市民小说”[J].文艺评论.2011
[7].李倩.上海沦陷区新市民小说研究[D].郑州大学.2011
[8].雷鸣.池莉的“新市民”小说[J].安顺学院学报.2010
[9].首作帝.“我想揭示你们不能揭示的”——张爱玲的文类意识与新市民小说[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10].刘轶.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D].上海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