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益贫式增长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益贫式增长,共同富裕,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
益贫式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高歌[1]（2019）在《益贫式增长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对阿根廷、泰国这两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日本、韩国这两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对比,发现在通常认为的创新能力缺失、产业结构升级失败、劳动力成本上升、金融体系脆弱性等这些直接因素的背后,没有实现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是更为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发现,注重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既可以释放国内对中高质量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又可以提供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提高社会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对这些国家经验与教训的分析,提出实施最低工资法、对中低收入者技能培训与补贴、完善社会福利制度、金融财政支持小微企业的建议。(本文来源于《宿州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王宇伟,范从来[2]（2019）在《财政支出结构与益贫式增长》一文中研究指出共享发展要求经济实现益贫式增长。在中国,尤其农村地区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何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推动农村的益贫式增长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各类财政支出的减贫机制来看,农林水务和社会保障等补助类财政支出虽能迅速有效地减少贫困,但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在促进益贫式增长上意义有限;以科教、医疗为代表的发展类支出在减贫效应上虽存在滞后,但能通过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健康状况,改善其获取收入的能力,有利于推动农村地区实现益贫式增长。因此,应进一步改进财政支出结构,在加大农村补助类支出投入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发展类支出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推动农村地区尽快实现益贫式增长。(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辑刊》期刊2019年03期）
赵锦春,范从来[3]（2018）在《贸易自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益贫式增长》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构建包含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叁部门一般均衡框架,理论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阐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贸易益贫效应的作用机制。同时,使用1988~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测算了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维度的益贫式增长指标,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理论命题。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实现了弱益贫式增长;贸易自由化会同时通过纯收入增长和纯分配改善两个渠道促进益贫式增长;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剧既会导致益贫式增长绩效下降,也会削弱甚至逆转贸易自由化的益贫效应。因此,推动贸易自由化以及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策均有助于促进益贫式增长。(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研究》期刊2018年11期）
杨丽[4]（2018）在《大力推进“益贫式增长”》一文中研究指出范从来，教授，2000年获博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2013）。现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本文来源于《新华日报》期刊2018-09-18）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田磊[5]（2018）在《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到“益贫式增长”》一文中研究指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CCTs)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社会政策。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其作出了批评。CCTs将来自税收的基金按照小额、有条件的形式分配给那些"理应贫困者",并将此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管控贫困规模和限制反政府意见的一整套战略中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这种社会政策模式尽管能够在短期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现状,但是也会导致工资一直维持较低水平并使得贫困不断再生产自身。此外,CCTs与新自由主义天然联系在一起,是最适合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本文所描述的益贫式增长能够更快地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条件,扩大公民权益,并打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的再生产。(本文来源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韩军辉,闫姗娜[6]（2018）在《民生科技发展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2006-2015年时间序列,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民生科技发展与益贫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民生科技发展对益贫式增长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但各民生科技发展因子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本文来源于《管理现代化》期刊2018年03期）
周华,闫琴,滕娇,张赫[7]（2018）在《公共、私人教育投入分配对益贫式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分层次教育体系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及益贫式增长的重要动因。为研究分层次教育体系下如何合理分配公共、私人教育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及益贫式增长,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并得到教育角度经济增长指数,即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率;然后,通过相关性分析、联立方程以及构建教育生产函数、增长速度方程、主成分回归,分别分析分层次公共、私人教育投入对益贫式增长的长、短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短期教育投入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而其对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有正效应;长期教育投入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对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整体上产生正的贡献。(本文来源于《数理统计与管理》期刊2018年03期）
范从来[8]（2017）在《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一文中研究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六次提到共同富裕。在第一部分,报告在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基础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判断。这个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这里,十九大报告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界定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任务,从过去的让一部分人(本文来源于《经济研究》期刊2017年12期）
张飞霞[9]（2017）在《益贫式增长视角下重庆市扶贫资金股权化改革的实施效果与政策优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扶贫资金是治理贫困的重要稀缺资源,重庆市试点的财政扶贫资金股权化改革,有效推进扶贫资金"由补改投"的方式转变。通过对扶贫资金股权化改革的研究,精选产业、明确对象、打捆资金、量化确权、项目监管、滚动调整是股权化改革的主要做法,对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需要在资产管理、长效增收、规模经营、政策指导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当前财政扶贫资金股权化改革。(本文来源于《法制与社会》期刊2017年29期）
钟君[10]（2016）在《西南地区贫困测度与益贫式增长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农业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同时,西南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集聚地,由于历史、经济等多种因素制约,人力资本素质偏低,贫困人口比例大,是国家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之一。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较,西南地区当前和将来都面临着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既要“赶”更要“转”。所谓“赶”,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要加快,它是扶贫攻坚和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所谓“转”,也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从过去主要依赖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模式转变。同时发展方式决定了贫困人口融入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发展结果是“益贫”还是“益富”。“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理论的核心正是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人口的参与,并且最终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从发展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来看,经济增长虽然能从总体上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又会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所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叁角关系。本文以“益贫式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梳理益贫式增长的理论脉络和评判指标体系,采用了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的相关数据和调研资料,重点研究西南地区的贫困及反贫困状况,并评价这一地区“益贫式增长”的得失,提出未来“益贫式增长”的路径选择。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网络。在以亲缘、民族信仰为媒介连接的横向社会资本,存在低(短)连接高整合;以国家行政村级治理和村民权威治理为媒介链接的纵向(垂直)社会资本,则存在高(长)连接低整合;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农村经济组织还处在初级的发育阶段。第二、测度西南地区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四4个省(区.市)贫困FGT指数状况。发现从2000年以来四个省(区.市)的叁个贫困指数:贫困广度(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距离指数)、贫困强度(平方距离指数)都呈现降低的趋势,尤其是农村的绝对贫困率下降的速度最快,且表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化不大。但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有上升趋势,与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在慢慢的趋近,同时农村居民减贫的速度越来越慢。第叁、测度贫困率变化因素。保持贫困线不变,分别分解了农村绝对贫困变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贡献(减贫效应和减贫弹性),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来越小,而收入分配对贫困效应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减贫弹性年均值小于1,收入分配减贫弹性年均值大于1,这说明了为什么减贫难度越来越大。通过农村(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人群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比较,发现在2000年以来多数年份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全体农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因此总体上可以判断过去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第四、在产业发展益贫重心上,通过叁次产业比重结构与减贫关系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贵州第叁产业比重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广西第一产业比重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四川、重庆第一、第叁产业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但第一产业的偏弹性要大于第叁产业。四个省(区.市)第二产业与贫困率都存正相关,表明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反而会增加贫困率,不利于减贫。最后、在有效减贫路径对策上,除了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公共财政支出,夯实贫困地区发展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第一产业、第叁产业实施有效的减贫战略,因为第一产业、第叁产业是离贫困人群“最近”的产业,贫困人口容易参与。但如果仅仅发展传统种养殖业,西南地区的农业资源不具有优势;因此,西南地区要走特色农业产业道路,增强市场竞争力。如何将“原子”状的贫困农户连接起来,实现产业发展的“益贫”,关键是要利用少数民族村寨高度整合的熟人社会网络,嵌入具有“好人+能人”的产业组织带头人,形成带动贫困人口致富的农业产业组织。(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6-10-01）
益贫式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共享发展要求经济实现益贫式增长。在中国,尤其农村地区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何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推动农村的益贫式增长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各类财政支出的减贫机制来看,农林水务和社会保障等补助类财政支出虽能迅速有效地减少贫困,但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在促进益贫式增长上意义有限;以科教、医疗为代表的发展类支出在减贫效应上虽存在滞后,但能通过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健康状况,改善其获取收入的能力,有利于推动农村地区实现益贫式增长。因此,应进一步改进财政支出结构,在加大农村补助类支出投入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发展类支出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推动农村地区尽快实现益贫式增长。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益贫式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1].高歌.益贫式增长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J].宿州学院学报.2019
[2].王宇伟,范从来.财政支出结构与益贫式增长[J].社会科学辑刊.2019
[3].赵锦春,范从来.贸易自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益贫式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8
[4].杨丽.大力推进“益贫式增长”[N].新华日报.2018
[5].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田磊.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到“益贫式增长”[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6].韩军辉,闫姗娜.民生科技发展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8
[7].周华,闫琴,滕娇,张赫.公共、私人教育投入分配对益贫式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分层次教育体系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8
[8].范从来.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J].经济研究.2017
[9].张飞霞.益贫式增长视角下重庆市扶贫资金股权化改革的实施效果与政策优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7
[10].钟君.西南地区贫困测度与益贫式增长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