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汪伪政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抗战,侵华,伪军,汪伪警卫部队
汪伪政权论文文献综述
叶铭[1]（2018）在《武装的傀儡:汪伪政权警卫部队之管窥》一文中研究指出汪伪政权的警卫部队是汪精卫的嫡系部队。警卫部队发展脉络大体包括警卫旅、警卫师和警卫军叁个阶段,其装备在伪军中尚可称得上精良。从汪伪政权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汪伪政权力图建立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作为政权存在的基础,这是其武装工具性的一面。但是,汪伪政权警卫部队建立与发展的每个过程,都受制于日本整体对华政策,特别是受到日本对汪伪政权政策的影响。因而,汪伪政权的武装只能是在日本操控之下生存,不可避免有其傀儡性的一面。近代以来,军事力量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汪伪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表明其即使拥有武装,也摆脱不了傀儡的特性。(本文来源于《抗日战争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贾晓明[2]（2017）在《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一文中研究指出1945年8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由外务省秘密致电日本驻东亚国家傀儡政府的使节,命他们向各傀儡政府通报:日本将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代主席"陈公博见日军覆灭已成定局,本来早想与重庆当局联络,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充当"马前卒",但一直得不到"准确的答复"。陈公博还以个人的名义致电重庆蒋介石,(本文来源于《百姓生活》期刊2017年05期）
贾晓明[3]（2016）在《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一文中研究指出汪伪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4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作为继任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也随之灰飞烟灭。(本文来源于《人生与伴侣(月末版)》期刊2016年09期）
雷黛鸽[4]（2016）在《汪伪政权的叁民主义论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投降,在图谋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自己的合法性,汪精卫集团打着叁民主义的旗号,为其叛国行为进行辩护。叁民主义理论本身的包容性,孙中山逝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争夺“党统”对叁民主义阉割的历史,以及汪精卫集团为了漂白汉奸身份、应对日本的压力与消弭华北伪政权“新民主义”的现实需要,构成了汪伪政权利用叁民主义的背景。汪伪在对民族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时,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放大为“大亚洲主义”,以符合日本的需要。汪伪认为中国的抗战必败,他们对孙中山“民族的基础在求生存”一语进行曲解,投降行为被粉饰成“保全”民族的“义举”,进而通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衍伸出“大亚洲主义就是救世界主义”,以此得出“大亚洲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更大范围上的延伸的谬论。汪伪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修改的面目全非,完全成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同义词。在汪记“大亚洲主义”的话语下,“东亚联盟”与助纣为虐的“大东亚战争”被解释成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现与践行。在伪国民党“六大”上,汪精卫提出要“实施宪政”,本质上是作为对抗重庆的一种策略。在日本“新体制运动”的影响下,汪伪政权大肆宣扬“中心势力”,提出要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中心,鼓吹一党专制与个人集权。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被汪伪篡改为法西斯主义；汪伪把“全体主义”的政治观念应用于经济领域,提出要建立“全体主义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统制经济。他们鼓吹“取长补短”的“中日经济提携”,为其签订的卖国条约粉饰。汪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纸币以套取法币,以此来支撑自身的经济需要以及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输血”。汪伪在稳定物价发面颁布了许多条例,物价依然高涨不已。在整顿田赋方面,或者违反条例加征,或者根本没有施行。在“民生”旗帜下的这叁项经济政策,其一是为了掩盖掠夺的阴谋,后两者则因汪伪自身的原因实行效果不大。汪伪政权的叁民主义,仅仅与“孙中山”这个名字有皮相性的联想关系,是孙中山叁民主义被极端工具化的一个典型事例。重庆政府与中共对汪伪盗窃叁民主义的行为均予以严厉的批判与揭露。由于政治立场、自身利益与抗战决心的不同,重庆与中共在对真正实现叁民主义所应采取的行动上,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诉求。依托于国民党土壤的重庆政府与汪伪政权在对民权主义的解释上有着本质上相同的主张。(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6-05-01）
付启元[5]（2015）在《试论汪伪政权对中等教育的“整顿”》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整顿教育事业。汪伪政权在沿袭战前国民政府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教育方针、整顿教育行政、整合多种教育形式等,在中等教育界建立起一套组织形态,目的是加强中等学校思想控制。汪伪确立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并通过强制规定教育内容、加强教育行政组织控制以及利用多种教育形式予以贯彻实施。如此对中等教育"整顿"自然是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服务的,在某些方面具有法西斯教育的特征。一方面,政权的依附性决定了汪伪教育必然会代替行使日本的意志和利益。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汪伪政府也为维护教育的民族化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总的来说,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实施的中等教育实效性有限,其"整顿"教育的努力随着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本文来源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5期）
刘倩男[6]（2015）在《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报刊舆论控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量国土沦丧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后便着手扶持傀儡政权。1938年,汪精卫叛逃重庆,在河内公开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的臭名昭着的《艳电》,公开叛国,并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报业网络控制舆论。本文将以汪伪政权在上海的报业舆论控制为研究对象,以填补抗战期间汪伪政权报刊活动的研究空白。(本文来源于《新闻研究导刊》期刊2015年14期）
曹圣军[7]（2014）在《汪伪政权上层汉奸群体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汪伪汉奸,尤其是作为该政权支柱之上层汉奸的研究。以群体的视角对汪伪上层汉奸展开考察,是剖析和认识汪伪上层汉奸的有效途径。汪伪上层汉奸群体的产生与存续有着特定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政治基础方面,汪精卫集团由非正式汉奸群体向正式汉奸群体的过渡为这一群体的产生提供了雏形样态和仿效范例；汪伪政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政治机构的架设,为这一群体的创生与发展制造了组织和人事条件；特定时代的国、日、伪叁角关系,则为这一群体的存续提供了政治结构空间。经济基础方面,日本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接济为这一群体的前期活动注入资金,而沦陷区畸形经济的运转和对沦陷区农工商业的掠夺,则为伪府建立之后这一群体的活动输入了财源。文化基础方面,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结构性侵蚀和边缘畸变,叁民主义之分衍流质与结构性裂变,日本侵华论调之结构性回应等诸多因素,为这一群体塑造自身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通过资料的收集,从姓名、性别、籍贯、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任职履历、原属政治集团、出任汪伪职务年龄、人生结局等多个方面可以绘制出汪伪上层汉奸群体主要成员基本情况表格。进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可以从平面结构上展示出这一群体的基本结构性特征。这些基本结构性特征在性别比例、籍贯布局、家庭出身实况、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深度、派系关系分布、政治活动能力年龄匹配度、人生结局状况等方面均有具体层面的表现,为认识汪伪上层汉奸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信息和必要的前提性素材。汪伪政权上层汉奸群体的思想状况需要从官方文本思想和非官方文本思想两个层面展开考察。在提倡“曲线救国”理论、构建伪叁民主义的指导思想、高喊“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口号叁方面,汪伪高层汉奸们构筑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然而其实质却是民族投降主义理论。这些只是汪伪上层汉奸群体为自己披上的冠冕堂皇的对外意识形态面纱和舆论宣传遮羞布。从非官方文本思想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解剖,发现他们在价值认同上并非真的想要曲线救国、并非真的信仰伪叁民主义、并非真的相信能够实现“和平建国”,这才还原了这一群体精神世界的真实面目。汪伪政权内部各政治集团和派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和边际关系,这一群体行为关系特征是失范型的。从历史渊源上看,上层汉奸们出身不一,成分不同,来源有异,这为他们行为关系之走向失范带入了自然胎迹；从现实情形上看,上层汉奸们诉求不一,利益不同,欲望有异,而这又为他们行为关系之走向混乱带进了实在因子。再加上个人矛盾,性格差异,情绪对峙等诸多因素,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分而治之”政策之火上浇油,致使伪府高层们行为乖张,相互冲撞,陋相倍出。矛盾、倾轧、冲撞、斗争、失范等等字眼生动的描绘出汉奸头头们编织出的行为关系图。分析汪伪政权内部主要派系包括汪派、临时派、维新派、公馆派、CC派、地方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汪派与临时派之间貌合神离,汪派与维新派之间明争暗斗,公馆派与CC派之间势同水火,地方派时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动作,而这些都鲜明的反映了汪伪上层汉奸群体失范型的群体行为关系特征。总而论之,虽然汪伪上层汉奸群体具有较高的群体知识素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这是一个富有生气的精英群体,甚至能够构成一个政权的上层统治力,但这一群体却形成和拥有着结构性撕裂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作为这个群体灵魂和核心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结构是撕裂的,作为这个群体实践活动之内在组织支持系统的行为关系结构也是撕裂的。一方面,撕裂的结构性缺陷必然导致群体整合功能的极度低下；而另一方面,撕裂的结构性缺陷必然导致群体优化组合的终极性失败。从内部机理上讲,结构性撕裂的群体本质属性是该群体最后命运走向崩溃所生发的自身动因。(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4-05-30）
王贞勤[8]（2014）在《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一文中研究指出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加紧实施"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精心谋划成立效忠自己的中国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叁大汉奸集团,在日本人的组织下,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一次叁方会谈,这是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所进行的一次组织上的全面准备,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汪伪"青岛会谈"。日寇急于扶植中国傀儡中央政权(本文来源于《读书文摘》期刊2014年09期）
周游[9]（2013）在《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论坛》期刊2013年07期）
王贞勤[10]（2012）在《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一文中研究指出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加紧实施"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精心谋划成立效忠自己的中国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叁大汉奸集团,在日本人的组织下,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一次叁方会谈,这是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所进行的一次组织上的全面准备,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来源于《文史天地》期刊2012年10期）
汪伪政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1945年8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由外务省秘密致电日本驻东亚国家傀儡政府的使节,命他们向各傀儡政府通报:日本将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代主席"陈公博见日军覆灭已成定局,本来早想与重庆当局联络,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充当"马前卒",但一直得不到"准确的答复"。陈公博还以个人的名义致电重庆蒋介石,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汪伪政权论文参考文献
[1].叶铭.武装的傀儡:汪伪政权警卫部队之管窥[J].抗日战争研究.2018
[2].贾晓明.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J].百姓生活.2017
[3].贾晓明.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J].人生与伴侣(月末版).2016
[4].雷黛鸽.汪伪政权的叁民主义论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5].付启元.试论汪伪政权对中等教育的“整顿”[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6].刘倩男.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报刊舆论控制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5
[7].曹圣军.汪伪政权上层汉奸群体研究[D].南京大学.2014
[8].王贞勤.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J].读书文摘.2014
[9].周游.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J].社会科学论坛.2013
[10].王贞勤.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J].文史天地.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