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266106
摘要:本文意在寻求中国空间特质。无论从范围、尺度、对人的作用等哪个方面来看，城市、建筑、园林，都是不同层面的空间讨论，在中国审美的共相下，存在着各自逻辑的“殊相”。这正如同为中国古典文学样式，辞赋、诗律与小词，各自有着迥异的程式、语法、规则与美感传达。本文透过对于三层面的分别讨论，发现城市与辞赋，建筑与诗律，园林与小词，两两对应，恰成为内在相合的几对范畴。继而由文法的特质推演空间的特质，希望寻求华夏建筑所可能的发展方向与审美要害。
关键词:中国审美，空间特质，建筑文法
城市如赋，建筑如诗，园林如词。
虽说都有着中国特质的“共相”，细看之下又各具生命情调与个性逻辑的“殊相”，各有各的秩序、禀赋、性情。拿评价长赋的标准去看即兴诗，或是拿“诗言志”的准则去评价小词，都容易寻觅不得而错失，与本然之美感失之交臂而不自知。
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文法和语感，也就是说，技术层面也好，审美层面也罢，都有着“己世界”独到之处。诗词歌赋都有自己的美感与智慧，城市与建筑艺术也是如此。
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书画还是文章，皆首重章法。章法是合乎中国艺术规矩方圆的法则，与西方的结构相比，章法是生命舒张的秩序，在这个美学操作逻辑里，弹性与程式同样重要。文体不一，章法各异，自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若要讨论城市、建筑、园林三者“道”的内在，也该分别以赋体、诗法、词法目之，彰其性，合其德。
一、城市?辞赋
城市，是凡尘俗世中面面俱到的托身之所。城市的智慧是海纳百川，而且从内在结构到外部形态，都有相宜的秩序，孕育出效率与公平尽量兼及的载体。苏东坡在《别石塔》这则小寓言中借石塔之口言道：“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城市的智慧正在此处，即《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雅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种身份与能力的人，都可以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被期待而不被拒绝，这是城市的当行本色。
包容裹挟吞吐万物的城市，铺陈排比繁华物象的辞赋，此二者诚可谓异曲同工。
中国辞赋文法所特具的智慧，是看似无意义的“闲字”。楚辞“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汉赋“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短短两句倒有两三个字是没有实意的语助词；然而语感中全部的摇曳、风姿、慨叹，皆由这区区闲字中来。语助词之类的闲字，在辞赋文法中，即构成一种特有的语法格式或者说文体程式。若去掉这些表面无意义的闲字，就成了“日月不淹，春秋代序”、“凭轩槛遥望，向北风开襟”，成了警句或口号。虽说一看语素还是中国的，而取消了那份含蓄与弹性，原本东方相较西方更胜一筹的精妙与幽微，竟就此不再。
我们现代常说的功能或效率，情形即与去掉所谓无用之多余闲字相似，紧凑是紧凑，经济是经济，甚至元素或符号也用心去应和本土地域性了，奈何辞赋该有的美感丧失殆尽，令人怅惘。我们好多现代城市空间失掉了中国固有之审美情调，艺术的价值从上乘落了下乘，原因之一或正在此。
进而言之，说它们是“闲”字，可也实实在在是“衔”字——衔接与转换——空间也好，情绪也罢，如同“以柔克刚”般，自自如如得以实现，而非生硬并置。俗语说，强扭的瓜不甜，对于城市而言，这道理也还是适用的。
这类的实例，首先可举城市的交通枢纽，其次可举城市的名胜。
这里所说的枢纽，是指一城市的飞机场、火车站、城际客运站。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宾主，外乡人、外地游客是宾，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为主。而今是个体流动频率与程度都相当高的时代，哪一个城市、哪一天没有南来北往客？而给予每个人最初和最终印象的、是起点也是终点的，就是此类枢纽交通。
这一类的场所该当以何为设计之心？首要的当然是通勤分流的简捷流畅。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时常被人所忽视，即有助于引起对一城市文化感知的所在，而这绝不应蜕变为满是廉价商业气息的标语口号，也不是去刻意堆砌各色没有灵魂的符号。我们是否可以从深具美感的辞赋中获得启发，用心经营一些类似于“闲”且“衔”的语助词式空间，从原则上赋予这类空间以双重属性：是可以予人欣然感发的景胜，而此景胜又带有交通岛的厚生集散之用。
一个纯粹的功能型场所，因其景胜的摇曳之姿，就把功能主义的边界融化到富于生命情调的城市美感之中了。这样的造境，本身也并不排斥商业广告，而将过于商业化可能造成的不快淡化或者说升华了。在定性上，与其说在功能性空间里造景，不如说让城市迎送气息的景致具有高效的功能。而功能和效益，都因这“兮”一般的气息从物化获得了意象化，成为可以满足人们心灵需要的致用场所。
再来说城市的景点名胜。每个城市的胜迹都饱含各自的历史，极少有当代打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孕育和长成于过去的岁月，是过去的城市结构中不可分割的肌体。而随着近几十年来城市的发展，它们原有的生成图底也早就改变了面貌。它们与城市其他地方的关系在变化：原本顺理成章的空间节奏，因为形态与范围的改变而从自然变成不自然。有的景点甚至是尴尬和窘迫的，只是得益于向来的声名，才在新的城市空间中留有生存的狭缝，一些往昔胜迹的生存状态近乎“苟延残喘”，连同美感一起消逝的，还有尊严，以及游客对于这座城市的尊重，以及市民对于故土的自豪。
名胜与新时代的周边，就像删除掉语助词的辞赋：下了车就到熙熙攘攘的某条大街，在门口售票处购票一门之隔就进了目的地；游过之后跨出门槛就是嘈杂的人流，该回味的余情片刻间荡然无存。倒不是说这样就一定不好，而是显然还可以有更为艺术的处理方式，能够给人留下更为美好的回忆。
简言之，将现有名胜与城市直接对接或侵吞的图底中，化出作为过渡的部分。这并不一定需要占据多大的空间——并不是要做到像晋祠有晋祠公园加持，杜甫草堂有浣花溪公园加持那样的地步，毕竟现实条件并不允许——而是采用更为经济巧妙的手法，只要以在胜迹与城市间造设出“忽其不淹兮”一样的衔接过渡为准则，几步也可以，类似于日本的侧缘空间也可以，片墙或寸土的一转、一带、一撇也可以……总之有太多造就微环境的手法，都可以实现增持过渡性存在的目的，助其开合，添其风致。
二、建筑?诗心
诗言志。建筑是致用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诗这一文体与建筑之道彼此相合。
建筑，总是承载着特定的情感与功用，这正好比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中国传统诗歌，无论直接或间接，显露还是隐藏，总是在有意识地咏叹和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志向，这就类于建筑无论以何种方式，总是要设法满足人、事、物的实际需求。托物言志、内涵丰富、情真意美的诗文是好文章，而实用与情感、便利与愉悦得到双重满足的建筑，必然是好建筑。
中国建筑，该是诗法与世法的合一不二。
取经于诗法，可以知晓中国建筑最应注意的艺术方向在何处。
西方建筑历来强调光影或光辉，这与他们的宗教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主光影的一派，从雅典神庙建筑，到中世纪的罗马风建筑，到现代的柯布西耶乃至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人的作品，其感人至深的表现力，是由光影艺术令世人感知的。主光辉的一派，从中世纪盛期的哥特教堂，到现代的密斯乃至东洋的妹岛和世等人的作品，其自觉为发光体的神圣存在，把光作为信仰，同样予人以难忘的美感体验。
日本建筑则反是。虽说也有光影或光辉方面的代表人物，但总体看来，更为持久和广泛，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则是在一片暗翳的投影中使灰度提亮或加重的艺术。自从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专著《阴翳礼赞》以来，他们空间审美的这一特质便从日用而不自知变为了有共识、主动寻求的探寻方向。这种晕染般的影空间，不妨称之为“光晕”。
那么，我们中国建筑呢？曾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过对于光影、光辉、光晕等的着意追求吗？
如果没有，那我们的匠心所在，究竟系于何方？
似乎中国人对于“光”的趣味别具一格：文学留给我们的关于光的千古意象，曰“明灭”，曰“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这无疑是有别于西洋的光影、光辉，有别于东洋的光晕的，别样的风景。
这的确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建筑独一无二的用光艺术。但是，不独诗歌，在中国传统各类文体中，对光的表达并非重点。也就是说，从中国诗文关于“光”的表述，可以知道中国的用光特质；而从中国诗文并不以光作为主诉，可以知道中国建筑意不在此。
中国诗的艺术魅力，果然是有某些共相的吗？如果有，这共相又暗示了中国建筑的什么特质呢？
一流的中国诗，其起承转合的气韵流动中，皆有开合变化。怡然优美者，会于静中生动，动中生静；慨然壮美者，会一唱三叹，重重跌宕，路转峰回。
比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是静，“一行白鹭上青天”是动。“窗含西岭千秋雪”是时间，“门泊东吴万里船”是空间。动静时空，不可不谓“开合”，则气象、境界自生。
再如“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情绪黯然；“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忽然扬起；“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直面现实而又有安慰。这样的情绪起伏即为跌宕。
中国建筑亦当如是：在起承转合的空间序列中，“收”或“放”并不为强调对比，也不一定全为渲染扬抑，其匠心全在构成开合。有开合而自有对比，自成扬抑，反之对比与扬抑统括不了开合。有开合则自有张力，自有气魄，中国建筑（群）气象宏大，境界宽广，其中的秘诀应该正是这个“开合之道”。
追寻建筑空间的开合变化，或可成为华夏建筑特质的一个探寻方向。
三、园林?词意
中国空间美感之凝结，无疑在园林；中国空间之最大特质，当从园林中总结与发扬；中国建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必在园林艺术。中国园林的特质究竟为何？它何以并非城市景观和建筑外环境？把城市、建筑、园林，以辞赋、诗律、小词分别观之，这微妙的殊相开始妙显。
清代周济论苏词与辛词，提出“自在”、“当行”之说。前者不费力而后者须“费力”。借用这一说法的话，园林是“自在”，城市与建筑主“当行”；“当行则行”的城市与建筑深具伦理属性，“自在其在”的园林仅涉个人情操而鲜少及于伦理——这情形非常近于婉约派的小词。
文体的殊相在节奏。技术层面的节奏，最能体现文法规矩。同样的要素，相近乃至相同的内容，体例节奏一变，则感觉迥异。比如被章太炎誉为“七绝压卷之作”的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清代纪晓岚曾将此诗录赠友人，因不慎少写一个“间”字，索性将错就错，巧成一词：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一字之差，节奏韵律随之幻化，意境与美感同原作大相径庭。诗的体式连贯，如同建筑强调整体感，统合感。词则短短长长，绵绵密密，正如园林中分散、自由而暗相呼应的建筑布局。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与诗心相比，词意更个体，更私人化。诗心含世心，而词意如《红楼梦》中林姑娘所言，“我为的是我的心”。不足为外人道的个体性灵的回肠百转与敏感细腻，都是词之所长。如以园林比拟，正可见得园林何以为每个身处其间的人提供了遣怀之余裕。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在伦理社会里，是要更多地以大群中的一份子自处，与外相交道，保持着进取的张力。而生命的节律，一如潮涨潮落，月盈月缺，是要既向外面对社会人生，又向内面对自在自我的。中国园林，特别是明代以降宅园一体的园林生活化，正是中国颐养性情的智慧在空间上的主动选择或自然流露。
此外，由于词不受“志”或“道”的限制，在文学艺术上，是最近于唯美的样式。这也是园林有益于一般建筑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脱离一切具体功用，仅仅眼耳鼻舌身意的多重美感本身，就是园林意的艺术价值。园林诱发的行为，就是自在有余地审美。
余论
中国的空间不能没有园林意。在中国人所爱悦的世界里，具有园林境象的空间，其本身就是使各文体摇曳生情的文法。如唐代司空图所言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样看来，如果不把视野局限在“园林”，而是从中国人情有独钟的审美思维出发，推及一个抽象意义的“园林境”，把小词的笔法、长处、不受局限的特点，扩展到城市之赋与建筑之诗中，寻求具有园林文法的空间特质，则必是空间艺术上既为西洋所无，又为东洋所无的生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