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论文文献综述）
和文成,李川南,史勇[1]（2020）在《怒江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包含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是云南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在此背景下,推动怒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是怒江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有效保护发展怒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有效抵御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维护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真正发挥好文化产业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实现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实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曾宇龙[2]（2020）在《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镇与农村、内地与边疆、中心与边缘在投入与发展的差距,生活的便利度、获得感、公共服务保障的差别,以及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的原因,云南边境农村地区部分村寨的边民以个体和群体方式,以接受教育、外出务工等为途径实现个体和家庭发展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迁离原生村寨。同时,周边邻国外籍边民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地缘政治和生存发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下,不断流入我国边境地区,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在推拉力量和虹吸效应下,云南边境农村出现了与内地农村“空心化”不同的“虚空化”现象,在人口数量、产业发展等方面呈现“看似实,实则虚”的状态。其现象的产生有着历史性、长期性,但更有着隐蔽性,应从边民个体、区域和国家目标实现的协同性角度,以边民产业内生为基,区域发展保障为要,开发开放大格局为目,构建云南边境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文化多元可持续之实,与城镇、与周边国家相邻地区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和谐空间。本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外关于农村地区衰败、“空心化”、“虚空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云南边境农村地区、研究对象边民、研究问题“虚空化”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提出采用推拉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现状、表现特征、发展态势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第二部分以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人口与民族、经济发展的情况为基础,结合官方公布数据和调研收集材料,对云南边境农村地区人口“虚空化”、产业“虚空化”、文化“虚空化”、公共服务“虚空化”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据此总结出“虚空化”具有复杂性、变动性、扩散性的特征及对比性由弱到强、可观测性由隐至显、时效性由短变长的发展态势,并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三方面深入剖析“虚空化”形成的原因。第三部分从国家安全、区域发展、社会稳定三个层面论述了“虚空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导致国家安全呈现出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重重隐患,区域发展面临着基础十分薄弱、“硬件”有待加强、“软件”亟需补充的重重困境,社会稳定暴露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难、留守妇女坚守家庭难、空巢老人无忧养老难、返乡边民适应生活难、跨境婚姻家庭发展难、入境务工人员管理难的重重难题。第四部分从保障国家边境地区领土主权安全、维护云南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健康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设计了“虚空化”治理目标,对政府、社会组织、边民主体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要求,最后提出由防范“虚空化”危机到削弱“虚空化”影响再到消除“虚空化”现象的治理路径。
章玉茹[3]（2020）在《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水自然是山地民族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之一,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山水自然相关的独具特色的山神信仰体系。笔者所言之山神,究其本质是对山体、山中的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人格化,是超自然力量的高级形态。山神信仰研究将“山神”这一形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关注人们对自然的感知,梳理原始宗教中的山神信仰体系及其祭祀仪式,并经由“山神”这一符号来窥探特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能够为我们理解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生态行为及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重要视阈,对于丰富我国西南民族山神信仰研究个案及民族地区山水自然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也是对传统生态观念现代性转型认识的延伸,能够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区域文化价值提升。从广义上说,山神信仰的范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信,即指一种具有人格但没有形象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是模糊不清、隐隐莫测的,所以人们总是将它与具体的自然事物和力量相联系,这种神秘力量是山神观念的最初形态。其二是对掌管山中一切事务的神灵的崇信,即既有人格,又有形象（如人形、动物形等）、神性和司职的山神。本文选取的田野点为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乡,其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腹地的老君山地区,以神奇壮丽的丹霞地貌,错落有致的高山湖泊着称,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居住在当地的傈僳人认为,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充满神灵的,日、月、山、川、河、流、树木等等,都幻化为“尼”（ni31）,他们主宰不同的生命,发挥不同的功能,而“米司尼”（mi33 s（?）33 ni31）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且决定着人的吉凶祸福。当地傈僳族居民生活在这样人神共场的场域空间,衍生出一套山神信仰下的山水自然互动行为和生存哲学,人们通过“尼”（ni31）的祭祀仪式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因之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规训与护林制度,指导其生态行为。文章旨在以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对山水自然的“感知——敬畏——信仰——规范”为线索追溯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串联起傈僳族与山水的认知和互动行为,探究其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内涵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导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包括四个章节。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资料收集方法,同时对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系统梳理。第一章介绍了黎明乡的文化生态背景、历史、生计与族群以及田野点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叙述的是傈僳族对自然的感知及人神共享的空间观,着重对以老君山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与山神信仰体系进行研究。此部分以神话传说与口头文学作品中的山水自然为导入,梳理人们对山体、山中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譬如米司山神、水火沟壑、动植物、天体自然、山中神秘力量等。第三章从傈僳族氏族图腾入手,对生命溯源的伦理观进行描述和分析,梳理与人生礼仪相关的祭祀仪式,概括与分析傈僳族山神祭祀活动与生命认知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中蕴含的生态观念。第四章探究傈僳族道法自然的生产观,他们依据不同的海拔居于山,农具获取于山,生产于山,采集医药于山,并依据花开花落、候鸟回归、草木枯荣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记录时间,安排生产活动。对他们依据不同海拔生产、居住与祭祀仪式中所体现的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与护林制度进行研究梳理,探讨其生态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山地民族傈僳族的传统生态观念及其现代转型,认为在傈僳族传统宗教信仰中将对米司山神的崇拜置于突出地位,而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同源生命体之观念是傈僳族先民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思想根源之一,体现了傈僳族先民在漫漫岁月中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验,这种传统的生态观念为黎明地区的傈僳族世代继承,并指导其生态行为,形成坚实的生态自觉性,使今天的黎明成为众人向往的生态园区。这些传统生态观念在现代社会亦将有益于推进山地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欣[4]（2020）在《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文中指出德昌傈僳族属于氐羌部落的一支,与云南地区的傈僳族同源,明清时期,雅砻江流域的傈僳族大部分向西迁徙到今天的云南怒江流域,另一部分向北迁徙到今天四川的德昌、盐边、米易、会东等县,其中以德昌傈僳族人口为多。德昌傈僳族脱离主体民族近四百多年,其生存环境和文化形态等方面与云南傈僳族产生较大差异,傈僳族人迁徙到德昌后,生活在“二半山”上,与周围的汉族、彝族杂居,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长久以来,云南傈僳族备受关注,而德昌傈僳族相关研究甚少。本文以德昌傈僳族舞蹈为研究对象,以艺术理论为基础,结合舞蹈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在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主要以德昌傈僳族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分析舞蹈的主要类型和形态要素及特征,进而挖掘舞蹈的深层文化意蕴,阐释文化内涵和功能。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其进行把握,不仅能起到补充傈僳族民族文化、为德昌傈僳族舞蹈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还能促进德昌傈僳族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本文分五个部分来论述德昌傈僳族舞蹈。第一部分为绪论,对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理论和方法做了说明,概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傈僳族舞蹈文化及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方面入手,对德昌傈僳族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以及迁徙历史和文化习俗等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德昌傈僳族舞蹈的类型、形态要素及特征进行整体把握,将舞蹈按照不同风俗类型进行分类,从舞蹈动作、队形、音乐和乐器、服装等方面进行舞蹈语汇分析,揭示舞蹈的特征。第四部分重点阐释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深层文化内涵和功能,从它跳的时空、内容及形态动作来分析文化内涵,进一步论述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文化功能。第五部分从大众文化为民族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入手,分析舞蹈的发展现状,提出对德昌傈僳族舞蹈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席永财[5]（2020）在《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中的伦理研究》文中指出人作为一种有限存在,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对逝者遗体的处置过程逐渐演变成丧葬仪式。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中,对逝者的安葬因文化、信仰、风俗不同而存在差异。丧葬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死亡给人带来的是关于生命的哲学思考,丧葬通过民俗文化的形式来呈现伦理道德。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方的伦理道德,绕不过丧葬研究。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仪式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伦理思想,对民族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发挥着其他民俗活动无法发挥的作用。笔者先后采访了猴桥镇猴桥社区、胆扎社区、轮马社区主持丧葬事务的10余位尼扒,以及包括社区主任、村民小组长、老人、丧家等30多位傈僳族人,亲自参与了猴桥社区麻栎坝村民小组的傈僳族传统丧葬活动、长塘傈僳族钻蓬仪式和胆扎村三岔河亡人树仪式。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参考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傈僳族部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傈僳族风俗文化资料及其他民族丧葬研究文献,结合所学伦理学知识,从民族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综述、田野调查、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进行研究。灵魂不灭的宗教观和慎终追远的孝道观是形成傈僳族传统丧葬仪式的决定条件,论文第一章对傈僳族、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进行介绍,对傈僳族传统丧葬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第二章对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仪式进行介绍。第三章根据第二章丧葬仪式中呈现出来的伦理行为进行分析,归纳出丧葬仪式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如敬老孝亲的孝道观、班辈有序的家族观、男女有别的性别伦理、禁止乱伦的性伦理、团结互助的邻里观等。第四章总结傈僳族传统丧葬中所包含伦理道德的特征、价值和社会功能。
孙彦阁[6]（2019）在《近代边疆危机中怒江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回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英国侵吞缅甸后中缅之间开始直接存在边界勘定及纠纷,英国不断入侵高黎贡山以西的中缅未定界区,在侵占区大肆经营,这使得与中缅未定界区紧邻的怒江边界危机日益加深。为了应对怒江危机,晚清民国政府加强了对怒江的治理,怒江地方社会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之中。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怒江的基本概况及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探讨近代怒江边疆危机的步步加深,中缅北段未定界产生后,英缅政府不断步步侵占北段未定界区并加强对侵占区的经营,这给紧邻中缅北段未定界的怒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第三部分论述晚清民国政府对怒江危机的应对及对怒江的治理,英军由缅逼近云南使晚清民国政府意识到滇藏川一体的重要性,促使晚清、民国政府加紧对怒江的治理与经营,政府的治理推动了怒江各族国家认同感增强;第四部分对怒江地方社会参与到国家治理进行论述,在国家对怒江的治理中怒江地方社会被纳入国家治理中,民族村寨以及怒江土司参与到晚清民国政府对怒江的治理与经营之中;第五部分分析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怒江治理对中缅划界的影响,并试图从怒江治理中寻求中印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启示。在近代边疆危机下,晚清民国政府加强对怒江的治理,总体上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抵制了英军对怒江的步步侵占,推动了对怒江的深入治理开发,怒江地方社会参与到国家治理活动中增强了怒江各族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有效的推动了怒江各族的聚合,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固发展。
刘春呈[7]（2019）在《基督教对独龙族的国家认同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诸多民族国家中都存在着多达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的民族群体或族裔群体。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国家认同问题已经发展为现阶段最为重要的现实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是否认同于国家的问题,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安全产生着直接影响。同时,国家认同问题还会衍生一系列次生问题反作用于国家治理,因此亟需足够重视。在云南怒江地区,各聚居民族在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族群到国家的认同变迁。作为“直过民族”的独龙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其国家认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化。与此同时,基督教在独龙族社会中经历了长时期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对独龙族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进行着不断的重塑,同时也对独龙族的国家认同产生着深远影响。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源于此,我们亟需高度重视基督教对独龙族的国家认同影响这一现实问题。基督教信仰是在西方国家殖民主义浪潮的裹挟下进入云南怒江地区的,独龙江地区基督教信仰的构建与发展也始于这一历史时期。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传入独龙江地区开始,独龙族原生宗教信仰逐渐被基督教信仰取代,基督教的到来填补了独龙族社会原生意识形态崩溃后的空白。在独龙江乡,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独龙族民众被政府忽视的部分现实需要,丰富了独龙族民众的精神世界生活,为独龙族民众构建了基督教下的社会新秩序。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性宗教文化,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就是与独龙族传统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在经历了初入时期的曲折发展后,制度化、组织化、体系化的基督教消解了独龙族社会中相对落后的原始宗教信仰,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独龙族社会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使独龙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化趋势日益明显,深刻地影响着独龙族社会的变迁。本研究在民族国家时代的背景下,将研究视野置于独龙族社会,回顾基督教在独龙族社会中的传播及其与本土文化的整合,对独龙族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间的双重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在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指出现阶段基督教对独龙族国家认同所构成的挑战,并尝试在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因势利导,通过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等举措来调适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手段开展相应的边疆治理行为,在强化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引导基督教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促进独龙族国家认同水平的提升,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李琳玉[8]（2019）在《乡土文化视野下的教堂空间形态研究 ——以云南怒江地区为例》文中认为在云南怒江这个多民族地区,目前关于教堂建筑及室内空间形态的研究还较少。全面认识和把握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解释并了解其与乡土文化的关系,探究教堂的空间形态对认识基督教在云南的发展历史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乡土文化视角下基督教教堂空间形态为选题,尝试从乡土文化的角度,客观介绍、分析和研究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空间形态是本论文的重点。本文选择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从乡土视角审视和研究怒江地区乡土文化与西方教堂建筑文化的冲突、融合肌理。本文根据怒江地区16座教堂的调研结果和详细的测绘资料,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及相关分析图,结合千余张自摄照片进行详细的分析,着重研究乡土文化与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建筑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关成果。在教堂选址和环境方面,教堂普遍分布在村落内,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增加与周边民居的联系;在整体布局方面,教堂建筑呈现出与乡土环境和基督教相适应的整体建筑格局;在主体建筑方面,以乡土文化为背景,从平面形式、立面形式、内部空间、细部装饰、光线、建筑材料及技术六个方面与西方传统教堂进行详细的对比剖析;针对性的对怒江地区乡土文化进行梳理,对比总结其对教堂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通过分析乡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怒江地区的博弈过程,展现我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影响力,弥补相关资料的不足。
阿错[9]（2019）在《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姜域（vjang yu）是藏语历史地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姜域主要指狭义的姜域。就今天的地理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古城区、玉龙县和迪庆州维西县的叶枝、康普、塔城及香格里拉市金沙江沿线的金江、上江、虎跳峡、三坝等地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怒江州贡山县和兰坪县的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自形成之初,就与姜域有过初步的接触。但真正与姜域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肇始于明代。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于滇西北,其势力范围一路向北,直至延伸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区南部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木氏土司通过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对康区南部地区实现有效控制和迎合中央王朝的政治考量,从而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噶玛噶举派也倚势在姜域迅速传播,并对木氏土司辖区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最终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打压和严格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第六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为代表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们广泛接触姜域的各级地方官员,普遍联系普通信众,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自上而下地发展,自然形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属性。姜域有了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而且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是噶玛噶举派在姜域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重要时期。全文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解读“姜”和“姜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姜域”作为云南西北部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方政权的不断更替,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姜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云南王等古代云南的地方政权及这些政权所辖区域。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有的将整个云南都泛泛地称为姜域,甚至有的还把整个云南乃至明代木氏土司所统治的康区南部地区都统称为姜域;狭义的“姜域”则指,清朝末年滇西北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形成后,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分布区域及教区被称为姜域。主要指今天丽江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集聚区。第二,探讨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首先,通过对明朝的西南边疆形势、明中央王朝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以及藏纳两族历史文化渊源等的分析,阐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必然性。其次,论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的过程,介绍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对部分重要寺庙的建寺时间、建寺者等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展开了论述。廓清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区的历史,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再次,考证了噶玛噶举派正式传入“姜域”的时间和路线,梳理了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木氏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对木增土司出资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论述。对鸡足山、文笔山（姜日穆波）、达摩-当巴圣地等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阐述。第三,探讨了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清王朝建立初至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之间;第二个阶段是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间,首先,在第一个阶段,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避逃滇西北,在曲英多吉的影响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进入了一个繁盛期,但随着曲英多吉离开滇西北,噶玛噶举派逐渐走向衰落。其次,第二个阶段姜域受中央王朝派驻的流官统治。德格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于1729-1759年间三次造访姜域,并在他的持续关注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复兴,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开始本土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文章通过《司徒曲吉迥乃自传》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及对姜域的持续关注的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再次,对清代姜域的寺庙、僧人、活佛、信众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对部分寺庙和高僧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论述。第四,探讨了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途经来看,呈现出多元化。但从传播的结果来看,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还未能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尚未形成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第二,尚未形成本土僧团;第三,中甸是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中转站”,木氏土司的大型佛事活动和兴佛活动都在中甸开展。第四,噶玛噶举派在与汉传佛教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传播,而传播程度、范围及影响还很有限。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后来随着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和普通僧人进入姜域传法,而且当时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进行打压和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迅速自上而下地发展,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等各民族文化吸收与整合,姜域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从教法传承方面来说,姜域寺庙隶属德格八邦寺的统一管理,而当地各个寺庙之间又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从寺院的功能方面有说,发挥的是纯宗教的服务功能。而寺院建筑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个时期,姜域民众纷纷送子弟出家为僧,姜域有了自己的僧团和活佛,僧人数达到2000余人。姜域寺庙的学修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宗教实修方面,文峰寺静坐堂独具特色。活佛转世方面出现了姜域自身的活佛转世系统,直至清朝末年,共认定了50余位姜域转世活佛,并且姜域活佛的族别呈现多样化。清代末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式微。最后,作者在充分论述明清两朝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二,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佛教。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是佛教和平传播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该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第三,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程度主要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姜域传播过程中,丽江的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大,噶玛噶举派仅仅在部分地区和信众中流行;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噶玛噶举派成为该区域所有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王开元[10]（2018）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经验研究 ——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义法治国家”。①这是我们党紧扣时代脉搏,总结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经验,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的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贯彻依法治国理念,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民族法制建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少数民族55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人文特点,如何在民族法制的引领和推动下,兼顾各民族的公平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律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完善民族法制,而完善民族法制首先需要加强民族立法,提高民族立法的质量,让民族立法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维护边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少数民族中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国幅员辽阔且边境地区大多生活的是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常常与宗教问题、边境安全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因此,作为民族法制建设中一项特殊内容,边境民族法制建设应该也必须得到加强。相应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的研究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在总结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民族立法的质量,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研究的思路、内容及方法等,在对为什么研究民族立法,为什么研究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立法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立法经验的意义在于可以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云南省民族立法工作提供参考。第一章: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从民族立法相关概念、民族立法研究的特殊意义、做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工作的意义等三个方面阐述。第二章:怒江民族立法的历史沿革。一是简要介绍云南省怒江州的状况、历史和特点。本文认为怒江州综合了边疆、民族、宗教、贫困等诸多因素,它具有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特征,并相应地具有特殊的立法需要,为下一步的论证做好铺垫。二是介绍怒江民族立法的概况和历史沿革。第三章:怒江民族立法的基本内容。主要从促进资源开发保护、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增强民族自信心、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宗教管理等几个方面对怒江现有的3个自治条例和8个单行条例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第四章:怒江州构建民族立法与执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初见成效。主要阐述怒江州构建民族立法与执法良性互动关系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第五章:怒江民族立法特点分析。从民族立法数量不多但内容广泛、怒江州民族立法成果略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立法的侧重点集中反映了怒江的特点、民族立法的变通权行使有待加强、党对民族立法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成效与问题并存几个方面对怒江民族立法的特点进行了提炼。第六章:怒江民族立法经验总结。在对怒江民族立法的内容进行认真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从确立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原则、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坚持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基础上再考虑立法数量、着力突出怒江自身的民族特色、着力突出怒江的地方特点、贯穿“和”睦共处、“合”作共赢的理念、通过改善边疆少数民族民生进一步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总结怒江州民族立法的经验。总之,笔者希望通过总结怒江这一集边境、民族、宗教、特困等元素于一体的特殊地区的民族立法的经验,以小见大,见微知着,为进一步提高云南民族立法水平提供借鉴,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民族立法走向规范化和现代化提供参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
二、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论文提纲范文）
（2）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视角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相关理论视角 |
| 第二章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现状、特征、发展态势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现状 |
| 一、云南边境农村地区概况 |
| 二、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现状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特征及发展态势 |
| 一、复杂性 |
| 二、变动性 |
| 三、扩散性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原因分析 |
| 一、制度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地缘政治因素 |
| 第三章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隐患 |
| 一、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
| 第二节 区域发展困难 |
| 一、云南边境农村地区区域发展“基础”十分薄弱 |
| 二、云南边境农村地区区域发展“硬件”有待加强 |
| 三、云南边境农村地区区域发展“软件”亟需补充 |
| 第三节 社会问题增多 |
| 一、大量我方边民流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二、外籍边民流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
| 第四章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治理路径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目标及要求 |
| 一、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目标 |
| 二、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要求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重点及思路 |
| 一、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重点 |
| 二、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思路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治理的具体措施 |
| 一、防范“虚空化”危机,保障国家边境地区领土主权安全 |
| 二、削弱“虚空化”影响,维护云南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
| 三、消除“虚空化”现象,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健康持续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动态及理论视角 |
| 一、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生态观及内涵 |
| (二) 中国少数民族生态观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一) 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 |
| (二) 关于山神信仰的研究 |
| (三) 关于宗教信仰与生态观研究 |
| (四) 关于傈僳族宗教信仰的研究 |
| 三、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参与观察法 |
| (三) 非结构性访谈法 |
| 第一章 走进黎明: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黎明的生态文化 |
| 一、黎明生境 |
| 二、傈僳族民俗概要 |
| 第二节 历史、生计与族群 |
| 一、历史 |
| 二、族群 |
| 三、生计 |
| 第二章 人神共享的空间观 |
| 第一节 古老神话中的山水自然 |
| 一、人景相联的红层丹霞地貌空间 |
| 二、高山深壑里的峡谷与山峰 |
| 第二节 大山里的神祗 |
| 一、对天体的崇拜 |
| 二、对山石水火的崇拜 |
| 三、对动植物及其他神秘力量的崇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依存自然的生命生活观 |
| 第一节 氏族图腾与传统生态伦理构建 |
| 一、动物姓氏的来源 |
| 二、动植物图腾观念与传统生态伦理 |
| 三、氏族宗支的团结与互助 |
| 第二节 山神信仰下的人生礼仪与民俗活动 |
| 一、大羊场上的男女社交 |
| 二、山神信仰下的婚俗习俗 |
| 三、与山体有关的促孕活动 |
| 四、山神信仰下的新生与命名 |
| 五、山神信仰下的丧葬与葬乐 |
| 六、吃臭水——群欢众悦的水边风情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道法自然的生产观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与自然历法 |
| 第二节 山水之生产活动 |
| 一、立体种植 |
| 二、畜牧业 |
| 三、狩猎和采集 |
| 第三节 生产活动与地域性过渡之祭祀仪式 |
| 一、生产活动之祭祀仪式 |
| 二、地域性过渡之祭祀仪式 |
| 第四节 传统生态伦理观与护林制度 |
| 一、人与自然互为兄弟 |
| 二、“欠债”、“偿债”与报恩 |
| 三、护林制度与生态规训 |
| 四、山地民族传统生态观念的现代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理论和方法 |
| 四、田野调查概况 |
| 第一章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生态语境 |
| 第一节 “二半山”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醇厚久远的人文环境 |
| 一、由滇入川的迁徙历史 |
| 二、原始古朴的文化习俗 |
| 第二章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形态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舞蹈分类 |
| 一、生产风俗类 |
| 二、礼仪风俗类 |
| 三、年节风俗类 |
| 四、信仰风俗类 |
| 第二节 舞蹈形态 |
| 一、舞蹈动作 |
| 二、舞蹈队形 |
| 三、舞蹈音乐和乐器 |
| 四、舞蹈服装 |
| 第三节 舞蹈特征 |
| 一、模拟性 |
| 二、功用性 |
| 三、自娱性 |
| 第三章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舞蹈的文化内涵 |
| 一、模仿生产实践的观念 |
| 二、万物有灵的信仰崇拜 |
| 三、风俗礼仪艺术化的表达 |
| 四、族群记忆和归属的象征 |
| 第二节 舞蹈的文化功能 |
| 一、娱乐交流功能 |
| 二、族群凝聚功能 |
| 三、生活美育功能 |
| 四、文化传承功能 |
| 第四章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保护与传承 |
| 第一节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保护现状 |
| 一、舞蹈面临的挑战 |
| 二、舞蹈面临的机遇 |
| 第二节 德昌傈僳族舞蹈的传承措施 |
| 一、教育传承 |
| 二、舞台表演 |
| 三、媒介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中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傈僳族传统丧葬的产生与发展 |
| 一、傈僳族族源 |
| (一)傈僳族的形成与迁徙 |
| (二)傈僳族人口与分布 |
| 二、原始宗教与原始伦理 |
| (一)自然崇拜 |
| (二)图腾崇拜 |
| (三)祖先崇拜 |
| (四)尼扒与祭祀 |
| 三、傈僳族传统丧葬仪式的演化发展 |
| (一)清代时期 |
| (二)民国及以后 |
| 第二章 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仪式 |
| 一、猴桥镇傈僳族概况 |
| (一)猴桥镇概况 |
| (二)傈僳族概况 |
| 二、传统丧葬仪式 |
| (一)制作棺材 |
| (二)移床和赶亲戚 |
| (三)喂银器与停尸入殓 |
| (四)停丧祭祀 |
| (五)出殡与下葬 |
| (六)扶山与指路 |
| (七)跳嘎与卸孝 |
| (八)献坟 |
| (九)亡人树仪式 |
| 第三章 傈僳族传统丧葬中的伦理观 |
| 一、敬老孝亲的孝道观 |
| (一)生前尽孝道 |
| (二)事死如事生 |
| 二、男女有别的性别观 |
| (一)代表男女的数字9和7 |
| (二)家庭性别分工 |
| 三、班辈有序亲疏有别的家族观 |
| (一)班辈有序 |
| (二)亲疏有别 |
| 四、团结互助的邻里观 |
| (一)丧事不需请 |
| (二)献坟接济主人家 |
| 五、禁止乱伦的性伦理 |
| (一)钻蓬的起源传说 |
| (二)乱伦禁忌 |
| 第四章 传统丧葬伦理的价值与功能 |
| 一、傈僳族传统丧葬中的伦理道德 |
| (一)伦理思想在丧葬中以道德观的形式呈现 |
| (二)丧葬中体现的伦理规范 |
| 二、传统丧葬伦理的特征 |
| (一)保留着氏族社会伦理内容 |
| (二)与原始宗教信仰紧密关联 |
| (三)地域性差别大 |
| (四)没有形成系统的伦理思想 |
| 三、传统丧葬伦理的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现代价值 |
| 四、丧葬伦理的社会功能 |
| (一)调节社会关系 |
| (二)稳定社会秩序 |
| (三)整合社会道德 |
| (四)增进民族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一 丧葬仪式照片 |
| 附二 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近代边疆危机中怒江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回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论文涉及时空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怒江的基本概况及设置沿革 |
| 第一节 怒江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元明清时期怒江的设置沿革 |
| 第二章 英缅政府与近代怒江边疆危机 |
| 第一节 英吞缅甸与中缅北段未定界的产生 |
| 第二节 英缅政府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区的侵占与经营 |
| 一、英缅政府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区的侵占 |
| 二、英缅政府对中缅北段未定界区的经营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政府对怒江危机的应对及治理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政府对怒江战略地位再认识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对怒江的经营治理 |
| 一、晚清政府加强对怒江的踏勘调查 |
| 二、晚清政府对怒江设置调整及治理 |
| 第三节 民国政府对怒江的设置管理 |
| 一、民国政府对怒江的设置探索 |
| 二、民国政府对怒江的经营管理 |
| 第四节 晚清与民国政府对怒江的治理成效及差异 |
| 一、晚清与民国政府对怒江的治理成效 |
| 二、晚清与民国政府对怒江的治理差异及其成因 |
| 第四章 怒江地方社会对国家治边的响应 |
| 第一节 怒江土司对国家治边的响应与土司势力变动 |
| 一、怒江土司对国家治边的响应 |
| 二、土流并治与怒江土司势力变动 |
| 第二节 怒江民族村寨对国家治边的响应与参与 |
| 一、怒江民族村寨对殖边活动的抵制与适应 |
| 二、怒江民族村寨向国家基层管理机构转变 |
| 第三节 怒江各族人民反抗英军侵略的斗争 |
| 第四节 怒江地方社会对国家治边响应的特点及影响 |
| 一、民族上层积极融入国家治边体系 |
| 二、村寨及土司传统势力在国家治边中的适应与转型 |
| 三、晚清民国政府治理缺陷对地方民族社会的影响 |
| 第五章 国家治边与地方回应对中缅印划界的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怒江治理对中缅划界的影响 |
| 一、英缅政府的侵占经营确立了对北段未定界区的实际控制 |
| 二、晚清民国政府的怒江治理确保了怒江边界的稳固 |
| 三、中国同英缅北段实际控制线的确定与中缅划界 |
| 第二节 怒江治理对中印边境问题的启示 |
| 一、中印双方在实际控制线两侧的治理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
| 二、中国怒江治理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基督教对独龙族的国家认同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五、研究重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基督教在独龙族社会中的传播及其与本土文化的整合 |
| 一、基督教在独龙族社会中的早期传播 |
| (一) 基督教初入独龙族社会的历程 |
| (二) 基督教与独龙族原始宗教的碰撞 |
| (三) 独龙族聚居状态下基督教的发展 |
| 二、基督教在独龙族社会中与本土文化的整合 |
| (一) 基督教堂成为聚落成员的公共交流空间 |
| (二) 基督教填补了独龙族基督徒的信仰空间 |
| (三) 基督教的互助体系缓解了独龙族基督徒的心理焦虑 |
| (四) 基督教规范引导了独龙族民众的生活方式 |
| 三、基督教的发展对独龙族认同的影响 |
| (一) 独龙族基督教徒信仰呈现功利主义色彩 |
| (二) 独龙族基督教徒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相互影响 |
| (三) 独龙族基督教徒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的博弈 |
| (四) 独龙族基督教徒的群体意识不断强化 |
| 第二章 独龙族的国家认同及其与基督教信仰的互动 |
| 一、独龙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历程 |
| (一) 独龙族国家认同的初步构建 |
| (二) 独龙族国家认同的全面提升 |
| (三) 独龙族国家认同的全面形成 |
| 二、基督教信仰与独龙族国家认同的互动表现 |
| (一) 政治认同维度基督教信仰与独龙族国家认同的互动表现 |
| (二) 文化认同维度基督教信仰与独龙族国家认同的互动表现 |
| 第三章 基督教对独龙族国家认同的挑战 |
| 一、政治认同维度基督教对独龙族国家认同的挑战 |
| (一) 基督教发展存在弱化独龙族国家认同的风险 |
| (二) 基督教发展为族际政治整合增添风险 |
| (三) 基督教发展增加了独龙族受境外势力影响的隐患 |
| 二、文化认同维度基督教对独龙族国家认同的挑战 |
| (一) 基督教割离了独龙族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
| (二) 基督教消解了独龙族与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
| (三) 基督教弱化了独龙族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程度 |
| 第四章 独龙族基督教信仰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调适 |
| 一、政治认同维度基督教信仰与独龙族国家认同关系的调适 |
| (一) 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法治化,引导基督教信仰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
| (二) 加强独龙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教育 |
| (三) 在独龙江地区强化国家政治符号 |
| 二、文化认同维度基督教信仰与独龙族国家认同关系的调适 |
| (一) 科学地利用基督教引导独龙族的国家认同 |
| (二) 加强独龙族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叙事构建 |
| (三)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强化独龙族的国家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乡土文化视野下的教堂空间形态研究 ——以云南怒江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课题相关概念 |
| 1.4.1 乡土文化 |
| 1.4.2 基督教 |
| 1.4.3 空间形态 |
| 1.4.4 云南怒江地区 |
| 1.5 课题研究的现状 |
| 1.5.1 乡土文化相关研究 |
| 1.5.2 基督教堂相关研究 |
| 1.5.3 空间形态相关研究 |
| 1.6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 |
| 1.6.2 田野调查 |
| 1.6.3 理论分析 |
| 1.6.4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分布 |
| 2.1 基督教概述 |
| 2.1.1 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 |
| 2.1.2 基督教的类别 |
| 2.2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
| 2.3 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及分布 |
| 2.3.1 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及分布 |
| 2.3.2 新教在云南的传播及分布 |
| 2.3.3 云南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播差异 |
| 2.4 基督教在怒江地区的分布状况 |
| 2.4.1 天主教在云南怒江地区的传播及分布状况 |
| 2.4.2 新教在怒江地区的传播及分布状况 |
| 2.4.3 怒江地区调研教堂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空间形态特色 |
| 3.1 教堂整体空间形态分析 |
| 3.1.1 选址 |
| 3.1.2 界面处理 |
| 3.1.3 整体空间形态 |
| 3.2 教堂建筑空间序列组织 |
| 3.2.1 入口空间 |
| 3.2.2 过渡空间 |
| 3.2.3 结尾空间 |
| 3.3 教堂建筑空间模数与视角分析 |
| 3.3.1 建筑空间模数 |
| 3.3.2 空间视角和视距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主体建筑空间形态 |
| 4.1 教堂平面分析 |
| 4.1.1 平面形式与宗教活动 |
| 4.1.2 平面形式特点 |
| 4.1.3 交通流线及秩序 |
| 4.2 教堂立面分析 |
| 4.2.1 教堂立面形式特点 |
| 4.2.2 塔楼 |
| 4.2.3 门与窗 |
| 4.3 教堂内部空间分析 |
| 4.3.1 圣坛 |
| 4.3.2 中厅与侧廊 |
| 4.3.3 墙面划分 |
| 4.3.4 室内陈设 |
| 4.4 教堂的细部装饰 |
| 4.4.1 柱子 |
| 4.4.2 天花 |
| 4.4.3 装饰纹样 |
| 4.5 教堂光线分析 |
| 4.5.1 基督教中光的象征意义 |
| 4.5.2 光在教堂建筑中的表现力 |
| 4.6 教堂建筑材料及技术研究 |
| 4.6.1 建筑材料 |
| 4.6.2 建筑技术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乡土文化对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的影响 |
| 5.1 乡土地理环境对基督教的影响 |
| 5.1.1 地理环境 |
| 5.1.2 地理环境对基督教教堂建筑分布及选址的影响 |
| 5.2 原始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 |
| 5.2.1 原始宗教信仰 |
| 5.2.2 原始宗教信仰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
| 5.3 风俗习惯对基督教的影响 |
| 5.3.1 风俗习惯 |
| 5.3.2 风俗习惯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
| 5.4 语言文字对基督教的影响 |
| 5.4.1 语言文字符号 |
| 5.4.2 语言文字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
| 5.5 服饰文化对基督教教堂的影响 |
| 5.5.1 服饰文化 |
| 5.5.2 服饰文化对基督教教堂建筑装饰的影响 |
| 5.6 乡土建筑对基督教教堂的影响 |
| 5.6.1 乡土建筑 |
| 5.6.2 乡土建筑对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影响 |
| 5.7 怒江地区教堂与同时期国内城市教堂比较分析 |
| 5.7.1 教堂案例 |
| 5.7.2 比较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乡土文化视野下云南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启示 |
| 6.1 乡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兼容的影响启示 |
| 6.2 乡土文化对教堂空间形态建构的形成与制约 |
| 6.3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怒江地区基督教教堂建筑实测图 |
| 附录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9）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主要观点、创新点 |
| 2.1 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 |
| 2.2 主要观点 |
| 2.3 创新点 |
| 2.4 重难点 |
| 第1章 “姜”和“姜域”解读及姜域地理范围 |
| 1.1 “姜”和“姜域”解读 |
| 1.1.1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姜”和“姜域” |
| 1.1.2 其它藏文古文献中的“姜”和“姜域” |
| 1.2 藏文“姜”几种异写体的分析 |
| 1.2.1 “蛮”与myw |
| 1.2.2 “诏”与vjang或 ljng |
| 1.3 姜域地理范围 |
| 第2章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2.1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政治文化背景 |
| 2.1.1 政治背景 |
| 2.1.2 藏纳两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 |
| 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 |
| 2.2.1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时间 |
| 2.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过程 |
| 2.2.3 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 |
| 2.3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 |
| 2.3.1 传入“姜域”的时间 |
| 2.3.2 传入姜域的路线 |
| 2.4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姜域 |
| 2.4.1 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与姜域 |
| 2.4.2 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姜域 |
| 2.4.3 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与姜域 |
| 2.5 建塘版《甘珠尔》木刻版 |
| 2.5.1 刊刻缘起及底本选择 |
| 2.5.2 刊刻及收藏地点 |
| 2.5.3 《甘珠尔》木刻版的命名 |
| 2.5.4 刊刻时间 |
| 2.6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圣地 |
| 2.6.1 鸡足山 |
| 2.6.2 姜日穆波圣地 |
| 2.6.3 达摩-当巴圣地 |
| 2.7 明代姜域寺庙和僧人 |
| 2.7.1 明代姜域寺庙 |
| 2.7.2 明代姜域僧人 |
| 第3章 清代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1 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与姜域 |
| 3.1.2 司徒曲吉迥乃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3 第十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与姜域噶玛噶举派 |
| 3.2 清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寺庙及活佛僧侣 |
| 3.2.1 姜域寺庙 |
| 3.2.2 姜域活佛和僧侣 |
| 3.3 清末噶玛噶举派姜域的式微 |
| 3.3.1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表现 |
| 3.3.2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原因 |
| 第4章 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1 传播的方式 |
| 4.1.2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传播的特征 |
| 4.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及特征 |
| 4.2.1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的方式 |
| 4.2.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的传播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藏文拉丁文转写对照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经验研究 ——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为什么研究民族立法 |
| (二) 为什么研究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立法 |
| (三) 为什么研究怒江的民族立法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研究的特殊意义 |
| 一、民族立法的概念 |
| 二、民族立法研究的特殊意义 |
| 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工作的意义 |
| (一) 维护国家统一 |
| (二) 维护民族团结 |
| (三) 巩固民族区域自治 |
| 第二章 怒江州民族立法的历史沿革 |
| 一、怒江州基本情况概述 |
| (一) 怒江州基本情况 |
| (二) 怒江州特点 |
| 二、怒江州民族立法概况 |
| 三、怒江州民族立法历史沿革 |
| 第三章 怒江民族立法的基本内容 |
| 一、促进资源开发保护 |
| (一) 开发保护水资源 |
| (二) 开发保护矿产资源 |
| (三) 开发保护林业资源 |
| (四) 开发保护特色生物性资源 |
| (五) 开发保护旅游资源 |
| 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 |
| 三、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
| 四、增强民族自信心 |
| 五、加强宗教管理 |
| 六、改善民生环境 |
| 第四章 怒江州构建民族立法与执法良性互动关系初见成效 |
| 一、构建民族立法与执法的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措施 |
| (一) 构建法治宣传大格局 |
| (二) 法治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政绩考核 |
| (三) 开展“法律七进”活动 |
| (四)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
| (五) 开展“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 |
| (六) 加强普法宣传阵地建设 |
| 二、构建民族立法与执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初见成效的具体表现 |
| (一) 民族队伍成为边疆团结进步的中坚力量 |
| (二) 少数民族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
| (三)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
| (四) 边疆和谐稳定局面得到巩固 |
| (五)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得到加强 |
| 第五章 怒江州民族立法的特点分析 |
| 一、民族立法数量不多但内容广泛 |
| 二、怒江州民族立法成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 |
| 三、民族立法的变通权行使有待加强 |
| 四、党对民族立法工作的领导逐步加强 |
| 五、民族立法工作成效与问题并存 |
| (一) 立法力量薄弱 |
| (二) 部门提交的法规草案质量不高 |
| 第六章 怒江州民族立法经验总结 |
| 一、确立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原则 |
| 二、树立科学的立法观 |
| 三、坚持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基础上再考虑立法数量 |
| 四、着力突出怒江自身的民族特色 |
| 五、着力突出怒江的地方特点 |
| (一) 体现了怒江州水资源丰富的特点 |
| (二) 体现了怒江州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 |
| (三) 体现了怒江州林木资源丰富的特点 |
| (四) 体现了怒江州生物资源丰富的特点 |
| 六、贯穿“和”睦共处、“合”作共赢的理念 |
| 七、通过改善边疆少数民族民生进一步维护边疆稳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云南怒江傈僳族妇女与宗教（论文参考文献）
- [1]怒江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探析[J]. 和文成,李川南,史勇. 创造, 2020(12)
- [2]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D]. 曾宇龙.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D]. 章玉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德昌傈僳族舞蹈艺术研究[D]. 罗欣.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腾冲市猴桥镇傈僳族传统丧葬中的伦理研究[D]. 席永财.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7)
- [6]近代边疆危机中怒江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回应研究[D]. 孙彦阁.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基督教对独龙族的国家认同影响研究[D]. 刘春呈. 云南大学, 2019(03)
- [8]乡土文化视野下的教堂空间形态研究 ——以云南怒江地区为例[D]. 李琳玉.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9]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D]. 阿错.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经验研究 ——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D]. 王开元.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