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文文献综述）
王光[1]（2021）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文中认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由大向强,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当此之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命题。如何担负好立德树人历史使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必须担当作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教育使命。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既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使然,也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本论文立足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这一前提性、根本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回溯建国以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探究这一价值取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客观规律。特别是本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构建了现实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为本取向的理论图景和实践方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可以为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本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明问题研究缘起、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并在分析国内学术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结合对已完成论文的总体把握,分析提炼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本章从解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构成入手,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并对其主客体关系、内容体系、载体和特点进行分析,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内涵要求和功能作用。第二章,“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本章首先从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两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之后重点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后以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思想为切入点,阐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性解释。第三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本章将建国以来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探索起步（1949—1956）、曲折前进（1957-1965）、遭遇挫折（1966-1976）、恢复调整（1977-1988）、改进深化（1989-2001）和创新发展（2002-现在）六个阶段,通过追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变探究其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异同与变迁。第四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本章首先解读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以人为本的现实表现和不利影响,进而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必要性,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发展的外部动因、内在动力,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地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具体化的理论指导。第五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本章主要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实效性的现实路径选择,从确立科学理念、贴近学生生活、满足学生合理需要、融入人文关怀、促进全面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实践方案。
暴占杰[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高云亮[3]（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张鹏程[5]（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翔[7]（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刘栋[8]（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孙延青[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陈文龙[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农村老年人是我国老年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人数众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随着物质养老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强烈。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既是满足农村老年人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途径又是提升他们生活质量的有效举措,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外在体现。推动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能够形成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农村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高更多。既要努力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又要努力满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论文突破以往研究背景较为单一的局限,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置于农村地区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国家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多重背景下深入研究,充分凸显了新时代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论文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为主题,指出了其发展的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所在,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内容形式、主要成就、重要作用和问题不足,强化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研究力度、提升了论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论文选取了分别来自中国东、中和西部三个地区的、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三个个案,在对其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各自的经验做法,加强了论文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从机制与体制、文化与心理等方面,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产生问题与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本着“研以致用”和“服务社会”的精神,结合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思维、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如从营造社会氛围、夯实物质养老基础、突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为老服务功能、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寻找突破口和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以期推进新时代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在文章结尾部分,论文指出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应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着深厚感情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此外,本部分也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以人为本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必要性的研究 |
| (四)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内在根据的研究 |
| (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实践途径的研究 |
| (六)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与发展经验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解读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构成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特点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一、相关概念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 |
| 第二章 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
| 二、中国近代的人道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 |
| 二、邓小平: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塑造人 |
| 三、江泽民:突出人民本位,关心人民疾苦,维护人民利益 |
| 四、胡锦涛:关照人民利益,坚持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 |
| 五、习近平:体察民情,改善民生,保障民主 |
| 第三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探索起步(1949—1956) |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 |
| 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有效开展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萌芽 |
| 第二节 曲折前进(1957—1965) |
| 一、“又红又专”培养目标的提出 |
| 二、“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 |
| 第三节 遭遇挫折(1966-1976)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存在 |
| 二、“教育革命”旗帜下的系列政治运动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沦失 |
| 第四节 恢复调整(1977-1988)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地位重新确立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逐步恢复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 |
|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向趋于明确清晰 |
| 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度陷入低徊迷惘 |
| 第五节 改进深化(1989-2001) |
| 一、重新确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 |
| 二、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 三、细化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
| 四、着力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优化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
| 第六节 创新发展(2002-现在)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顶层政策设计系统清晰 |
|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明确呈现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务实有效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充分拓展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局面开始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 |
| 第一节 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缺失 |
| 一、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的缺失 |
| 二、以人为本的学校资源的缺失 |
|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虚空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外部动因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
| 二、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文化创新的要求 |
| 三、网络信息时代教育模式创新的必然要求 |
| 第三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内在动力 |
| 一、大学生的主体诉求与教育者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 |
| 二、大学生主体需求与教育者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 |
| 三、大学生自我教育动力与自我教育能力的矛盾 |
| 第五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确立科学理念: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前提 |
| 一、“尊重人”:发挥大学生的价值主体作用 |
| 二、“服务人”:发挥大学生的权益主体作用 |
| 三、“发展人”:发挥大学生的发展主体作用 |
| 第二节 贴近学生生活: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满足合理需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动力 |
| 一、人的需要的内涵要求 |
| 二、当前大学生的需要现状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学生合理需要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融入人文关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情感支撑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内涵 |
| 二、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缺失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具体路径 |
| 第五节 促进全面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归宿 |
| 一、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发展目标要求的变迁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基础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 六、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关于几个主要概念的界定 |
| 四、选题的基本内容 |
| 五、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基础: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 |
| 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
| 三、政治基础: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
| 四、实践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
|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 |
| 三、18-19世纪欧洲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杰出成就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萌芽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完善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地租理论 |
| 一、土地所有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产生地租 |
| 二、封建地租形式的演化与地租的资本化 |
| 三、资本主义地租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区别 |
| 四、分成制与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 |
| 五、住宅及房租理论 |
| 第二节 土地国有化理论 |
| 一、土地国有化的条件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原因 |
| 二、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
| 三、土地国有化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理论 |
| 一、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进行阶级分析 |
| 二、分析农民土地问题与实现工农联盟的关系 |
|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策略的新认识 |
| 第四节 欧美国家与东方社会土地理论 |
| 一、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其发展方向 |
| 二、东方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
| 三、东西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多样性 |
| 第五节 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 |
| 一、土地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自然条件的核心组成部分 |
| 二、史前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结构及其解体和后续发展 |
| 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地产”的财富属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实践探索与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曲折演绎 |
|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战 |
| 二、考茨基《土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部分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一、土地国有化理论在苏俄的实践与发展 |
| 二、全面论述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
| 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四、适时推进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进行转变 |
| 五、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及其影响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对中国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展开初步探索(1921-1927年) |
| 一、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土地政策 |
|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与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 |
| 三、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实现工农联盟的关键 |
|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1927-1952年) |
| 一、明确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
| 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土地革命路线 |
| 三、立足基本国情的变化对土地政策适时做出调整 |
| 四、土地改革运动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所有权 |
| 第三节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953年至今) |
| 一、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逐步确立与巩固 |
| 二、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
| 三、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农村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
| 一、农村土地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
|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存的主要矛盾 |
| 三、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 |
| 第二节 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
| 一、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底线”不动摇 |
| 二、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 |
|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情况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党的政治建设 |
| (三)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
| 二、政治和讲政治 |
| (一)政治 |
| (二)讲政治 |
| 三、党的建设与政治建设 |
| (一)党的建设 |
| (二)党的建设层面的政治建设 |
| (三)国家建设层面的政治建设 |
| 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的政治建设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必须坚定政治信仰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事业的政治领导 |
| (三)政治能力的提高是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条件 |
| (四)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思想 |
|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精华 |
| (二)中国传统政治忠诚观涵养政德 |
| (三)中国传统大局观给予历史启迪 |
| (四)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养料滋养 |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政治建设积累的经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员思想政治化的要求 |
| (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
| (三)提高政治能力是从政治上建设党的着眼点 |
| (四)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 |
| 一、历史条件: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得以创建 |
| (一)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
| (二)局部执政奠定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 |
| (三)共产国际的变化增强了党的自主性 |
| 二、实践需要: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的迫切要求 |
| (一)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
| (二)应对外部困境和危机的内在要求 |
| (三)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结果 |
| 三、党建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使然 |
| (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员政治信仰 |
| (二)党的政治领导弱化的状况需要及时扭转 |
| (三)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亟待提高 |
| (四)保持党的自身肌体健康需净化政治生态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 |
| 一、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 |
| (一)加强理论武装以提高党的战斗力 |
| (二)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 |
|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立场 |
| 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 |
| (一)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 (二)建立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体制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 |
| (四)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基本领导方法 |
| 三、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
| (一)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二)彰显边区各机关政治属性 |
| (三)发挥群团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 |
| (四)在政治历练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 |
| 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 |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生活政治性 |
| (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以促进全党团结统一 |
| (三)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以确保德才兼备 |
| (四)建设廉洁政治以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成就及特点 |
|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
| (一)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方向和效果 |
| (二)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
| (三)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 |
| (四)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
| (五)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
|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一)形势严峻彰显任务艰巨性 |
| (二)理论指导方面创新性突出 |
| (三)具体实践方面侧重于军队 |
| (四)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及当代启示 |
|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
| (二)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 (三)坚持正确政治路线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遵循 |
| (四)党员干部示范引领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 |
| (五)延安时期以整风形式加强政治建设是党的伟大创举 |
| (六)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
|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当代的启示 |
|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党的历史使命 |
| (二)将维护党的核心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 |
| (三)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
| (四)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五)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 |
| (六)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老年人 |
| 2.1.2 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 |
| 2.1.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2.1.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特殊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 |
| 2.2.2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
| 2.2.4 习近平关于养老问题的相关重要论述 |
| 2.2.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思想 |
| 2.2.6 相关学科的知识借鉴 |
| 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与现实条件 |
| 3.1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
| 3.1.1 新中国的成立为其创造了历史前提 |
| 3.1.2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期奠定了制度根基 |
| 3.2 改革开放为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创造了现实条件 |
| 3.2.1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3.2.2 改革开放给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
| 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主要成就和重要作用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发展变迁 |
| 4.1.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四个阶段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
| 4.1.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4.2.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
| 4.2.2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日趋厚实 |
| 4.2.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平台载体日趋坚固 |
| 4.2.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开始有了法制保障 |
| 4.2.5 农村老年人参加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日益增强 |
| 4.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
| 4.3.1 促进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 |
| 4.3.2 维护农村老年人家庭幸福 |
| 4.3.3 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 4.3.4 推动国家向前进步 |
| 5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与不足及其成因分析 |
| 5.1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
| 5.1.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老年人文化建设 |
| 5.1.2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自身呈现明显不均衡现象 |
| 5.1.3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 |
| 5.1.4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基础薄动力弱 |
| 5.1.5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尚未建立工作运行机制 |
| 5.2 存在问题与不足的成因分析 |
| 5.2.1 体制机制:国家层面 |
| 5.2.2 文化与心理:社会层面 |
| 5.2.3 家庭层面 |
| 5.2.4 个人层面 |
| 6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 |
| 6.1 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探索实践中的三个个案 |
| 6.1.1 案例选择的相关说明 |
| 6.1.2 三个个案 |
| 6.2 三地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实践的启示 |
| 6.2.1 坚持五个基本原则 |
| 6.2.2 将农民养老与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
| 6.2.3 县(区)级党委政府予以高度重视 |
| 6.2.4 积极引导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
| 6.2.5 文化养老是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
| 7 新时代推进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
| 7.1 大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 7.1.1 加大舆论宣传动员的工作力度 |
| 7.1.2 大力培育孝老敬亲的村风民俗 |
| 7.1.3 大力实施“文化兴村”战略 |
| 7.2 大力夯实物质养老基础 |
| 7.2.1 进一步提升农村老年人物质养老保障水平 |
| 7.2.2 大力发展产业兴村 |
| 7.2.3 积极引导村民返乡创业就业 |
| 7.2.4 大力实施“以养促建”行动计划 |
| 7.3 加大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突出其为老服务功能 |
| 7.3.1 加大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
| 7.3.2 充分考虑照顾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权益 |
| 7.3.3 充分凸显农村文化建设为老服务功能 |
| 7.3.4 加大农村老年人文化民生建设 |
| 7.4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 |
| 7.4.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于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 |
| 7.4.2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
| 7.5 寻找有效突破口 |
| 7.5.1 借助健康乡村战略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7.5.2 借助农村老年教育开展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 |
| 7.6 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 |
| 7.6.1 领导与管理机制 |
| 7.6.2 分工与协作机制 |
| 7.6.3 保障机制 |
| 7.6.4 援助机制 |
| 7.6.5 学习推广机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学习期间所发表的论文、专利、获奖及社会评价等 |
四、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D]. 王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8]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10]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老年人文化建设研究[D]. 陈文龙.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