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赞助人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活动
赞助人意识形态论文文献综述
张雯[1]（2018）在《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对译者的操控——以葛浩文译作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应用勒弗维尔的操控理论,以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为例,讨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文本解读中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从赞助人角度讨论出版商、出版社编辑、合作译者及读者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影响。(本文来源于《翻译研究与教学》期刊2018年02期）
邓微波,吴锦玉[2]（2016）在《“澳门世遗”景名翻译策略的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简称‘澳门世遗’)"是澳门璀璨文化的代表。在分析"澳门世遗"中西式景点名称翻译后,发现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后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据,从意识形态及赞助人角度,探寻二者对这一策略倾向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3期）
杨宏[3]（2015）在《《丈夫》叁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处理逐字翻译,目的是将一种语言中的内容转变成另一种语言(郭建中,1999：24)。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翻译理论才真正从文本转移到了文本以外的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因素的研究。其中勒弗菲尔(1944-1996)指出翻译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如何翻译,而是关注什么样的社会、文学和意识因素引导译者这样翻译(2004：87)。他的改写理论中提出了叁个重要因素一——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意识形态不仅指政治意识,而是由“规范、习俗和指示我们行为的信仰构成的框架意识形态”(Jameson,1974: 107)。“赞助人指能够促进或者制约文学的权力机构或个人。”(Lefevere,1992: 15)沈从文(1902-1988),现代着名小说家,专长于湘西题材小说。作品描写湘西普通人的生活,赞美人性,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其本人最钟爱的为短篇小说《丈夫》,目前存在的英文译本有叁种。然而,学术界对于这部小说译本的研究成果尚且不足,本文拟从文化语汇方面比较叁个译本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进而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视角解释影响翻译的因素。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介绍文章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讲述了国内外现有的对勒弗菲尔改写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沈从文英译小说的研究。第叁章是介绍叁个译本的翻译概况,并分析其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因素：第四章是分析译者对文化表述采取的翻译策略,探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影响因素。第五章是总结部分。综合对叁个译本的分析,可看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趣较弱,译者赞助人为提高销量,要求译者采取相应翻译策略来刺激读者的兴趣。因此,金堤(1921-2008)的译文比较简练,只翻译出大概的故事情节,没有翻译有关文化的细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国家领导希望文学能够实现宣传的作用,并为中国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熊猫丛书应运而生。戴乃迭(1919-1999)因个人喜好,选择《丈夫》,她尽量将文化细节进行传播,但其本身是专业译者,所以不会过分关注不重要的文化细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作为研究沈从文的国外第一人,金介甫(1948-)在赞助人的支持下,将每一个文化细节都详细翻译,以便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本文来源于《中国海洋大学》期刊2015-05-31）
杨宏[4]（2014）在《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视角下沈从文《丈夫》叁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沈从文《丈夫》具有浓郁的湘西风情,广受喜爱,其译本很少得到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翻译是改写。译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本文将以《丈夫》叁个译本着手,分析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的。(本文来源于《枣庄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6期）
魏乐琴[5]（2014）在《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本文来源于《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4年04期）
滕梅,曹培会[6]（2013）在《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一文中研究指出相较于外译中,中译外一直是中国翻译史上较为薄弱的一环。随着21世纪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深入,如何通过对外翻译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中国新时期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外文局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国家外宣部门,它特殊的部门性质也决定了其与新中国的对外翻译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外文局的翻译活动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末的对外翻译活动做了梳理,旨在重新审视国家意识形态及赞助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并希望通过探究叁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对外翻译的特殊性,以期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多的关注。(本文来源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3期）
潘婧颖[7]（2013）在《民初至“五四”时期茅盾翻译策略与翻译体裁对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茅盾(1896-1981),我国现代着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大师,他的文学生涯是从译介外国文学及其新思想开始的。茅盾一生共发表各类译品230余篇,涉及30多个国家,150多位作家。其译文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涉及的国家、作家之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同时,茅盾也是卓有成就的翻译理论家,其一生共撰写了20余篇翻译论文,其中广泛、深刻地探讨了文学翻译理论问题。然而,目前大部分对茅盾的翻译研究仍停留在传统范畴,例如对茅盾翻译活动或翻译理论的梳理及再阐释。因此,利用西方翻译研究前沿——勒夫菲尔翻译即“改写”的理论分析茅盾翻译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以“五四”作为分界线,将茅盾的译作划分为“五四”前和“五四”后,借助勒夫菲尔“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规范”的翻译叁要素理论,比较这两个时期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对茅盾翻译策略、翻译体裁的操控,并总结出哪一种或哪几种要素对茅盾翻译操控起主导作用。“五四”以前,茅盾主要从事科普小说翻译。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仍处于主导地位,并且赞助人孙毓修、朱元善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影响甚大,因此,茅盾使用文言文和意译进行翻译。通过对茅盾民初时期翻译策略和体裁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赞助人起主导作用。随着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主流的诗学规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学这一系统也不再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为了适应主流诗学规范,茅盾开始尝试用白话文进行翻译；翻译策略也从意译转变为直译；译文体裁从原来单一的科普杂志转变为西方各文学流派的作品。随着茅盾接手《小说月报》担任主编,赞助人对茅盾翻译操控也越来越弱。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茅盾将重心放在译介“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小民族文学以及俄罗斯革命文学上,这种翻译方式又被叫做“弱国模式”。茅盾企图与这些“弱国”建立一种翻译关系以抵抗西方霸权。这些弱国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她们曾经拥有过灿烂的历史文化,而在近现代都面临着衰落甚至亡国灭种的威胁。茅盾对弱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也体现出中国人对此境遇的恐惧和忧虑。由此可以判断在“五四”以后,茅盾的翻译主要受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操控。本文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初至五四时期茅盾翻译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为茅盾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文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期刊2013-04-01）
闫亮亮,朱健平[8]（2013）在《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一文中研究指出吴汝纶是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最重要的赞助人。吴氏对严复的赞助并不像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诗学赞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更是意识形态上的赞助。吴氏在意识形态上的赞助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对严复的翻译策略提出建议;对《天演论》译本进行高度评价;直接为《天演论》"命篇立名";欣然为《天演论》作序。吴氏在意识形态上的赞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严复对手稿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做了较大修改。(本文来源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2期）
董照磊[9]（2012）在《从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玄奘译本不流行的原因》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从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的角度探讨玄奘译本不流行的原因，揭示当文学系统内部的专家与赞助人对译本支持的发生矛盾时，前者对于译本流行的重要作用。从对翻译的重写性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勒菲弗尔提出了诗学μ、意识形态μ以及赞助人μ的概念，为学界理解译本的形成提供了叁个重要的维度。玄奘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传奇的求经经历，深厚的佛学造诣，勤恳的译经态度，高超的翻译技巧，完备的翻译流程，强大的政府支持，所有的一切成就了绝无仅有的佛经翻译数量与公认的译本质量。然而，尽管从文本角度占有优势，玄奘的译本却未能得到佛教界及民众的青睐，主要原因在于其本身的佛教宗派影响了译本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重写性质，所以适用于勒菲弗尔的重写μ理论。研究表明，译本如果想要获得广泛的流传，集中式赞助制度这一外部要素只能发挥必要性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保证译本流传的充分原因还应当取决于系统内部专家，由此可见系统自身的独立性。(本文来源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刊2012-12-01）
李星颖,熊杰[10]（2012）在《赞助人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的操纵》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中王际真译本起到重要作用,却被当代学者忽略,究其原因是因为王译本是一个主要关注爱情主线的节译本。本文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分析了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在该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作用,对此现象做出了解释。(本文来源于《神州》期刊2012年26期）
赞助人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简称‘澳门世遗’)"是澳门璀璨文化的代表。在分析"澳门世遗"中西式景点名称翻译后,发现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后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据,从意识形态及赞助人角度,探寻二者对这一策略倾向的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赞助人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1].张雯.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对译者的操控——以葛浩文译作为例[J].翻译研究与教学.2018
[2].邓微波,吴锦玉.“澳门世遗”景名翻译策略的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影响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杨宏.《丈夫》叁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5
[4].杨宏.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视角下沈从文《丈夫》叁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4
[5].魏乐琴.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6].滕梅,曹培会.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
[7].潘婧颖.民初至“五四”时期茅盾翻译策略与翻译体裁对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8].闫亮亮,朱健平.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
[9].董照磊.从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玄奘译本不流行的原因[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0].李星颖,熊杰.赞助人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的操纵[J].神州.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