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别关注:三大主题（论文文献综述）
陈进[1]（2021）在《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评价研究 ——以Cunningsworth评价体系和《新课标》为标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在英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教材提供给学生的语言材料,是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发展语言技能的重要来源。语言材料包括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语言输入材料,而阅读材料又是能给学生提供信息最为丰富的语言输入材料,学生阅读技能的提高也是通过这些对阅读材料的学习。所以对于教材中阅读模块的分析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选取的是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中的阅读材料,以Cunningsworth的阅读材料分析理论为框架,并结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的阅读材料进行文本分析,并对使用该教材的福建省某试点高中2021级高一普通班的全部学生和高一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探究以下问题:（1）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在题材、体裁、练习设计和阅读策略的培养、篇幅、语言的真实性和语言特征方面有何特点?（2）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与《新课标》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六大英语课程内容方面的衔接如何?（3）使用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的教师和学生对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的评价如何?本研究结果表明:（1）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中的阅读材料在题材、体裁、练习设计、篇幅、语言真实性和语言特征方面不同程度上符合《新课标》（2017年版）六大课程内容的要求且符合高中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2）阅读材料在题材上涵盖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裁主要以记叙文和说明文为主,其他体裁为辅,总体上体裁较为丰富;练习设计方面,其练习类型丰富,能够锻炼和培养学生不同的认知策略;篇幅而言,长短合理,每篇篇幅相差不大;语言素材真实且符合《新课标》中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在语言特征方面,重点词汇和语法突出,练习设计突出锻炼学生的词汇、语法、语篇和语用知识。（3）教师和学生对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的评价总体比较积极,教师和学生均认为通过新版教材阅读模块的教学和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王馨彤[2]（2021）在《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研究及启示 ——基于新课改的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分析》文中指出日本家庭科课程的研究和应用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在亚洲地区和国际上备受关注,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解读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课程标准”）是探析其小学家庭科重要的途径。2017年,日本发布最新版《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其延续了“生存力（生きる力）”课程理念,着重培养学生的资质和能力,革新“主体性、对话性、深度学习”的教学方式。本次新版日本《学习指导要领》是基于日本近10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前沿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修订的成果。本文以日本2017年最新版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文本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结合案例分析,探究日本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经验。在梳理日本家庭科及其《学习指导要领》的演进过程基础上,结合日本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深度解析2017年新版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中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文本内容,揭示日本小学家庭科的课程特点。并节选日本北海道函馆市北海道教育大学附属函馆小学老师安达聪子的“夏季生活——享受清凉一夏”单元教学设计的部分内容,探索主题单元设计对我国课程实施的经验借鉴。日本小学家庭科有着丰富的学科内涵和稳定的学科地位,课程实施中注重发展系统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并全方位利用面向社会的课程资源。2017年9月我国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日本小学家庭科与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深度契合,分析我国小学开设家政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利于在我国落实家政课程,填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关于家庭教育和劳动教育的缺失。
于敏[3]（2020）在《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文中认为当代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自出版以来,借助多种文字的译本和特效电影的全球发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全球影响,成为世纪之交令人瞩目的通俗文学代表作品。该系列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要素都给读者似曾相识之感,说明罗琳充分利用了文学之“陈词”,即已经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典故和范式,以及文学经典已经建构的情节模式和人物原型来创造新文本。罗琳的作品得以获得广泛的读者关注与共鸣,成为至少一代人的阅读记忆,其创作机制和文学特征值得严肃、深入的学术研究。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互文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对该系列小说的阐释,深化我们对当代通俗小说的了解;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重新看待它所赖以存在的、包括经典文学作品在内的整个文学传统和众多前文学文本,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虽然该系列出版初期曾引起有关文学价值、教育功能及宗教领域的争议,但随着全系列的出版与研究深入,《哈利·波特》系列的文学、文化价值被普遍认可。针对该系列小说的国内外专题研究已经在其文化内涵与文学价值方面进行了多理论角度、跨学科、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其中,以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为中心的批评关注该系列小说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现实与问题,对该系列小说反映的当代思潮和社会现实进行宏观或微观探讨;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注意到该系列与经典文本和文学传统之间的互文关联,从文学传统研究、经典作家影响、文学体裁研究等角度讨论该系列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互文关系,注重考查该系列在文学传承方面的价值。在该系列的互文研究领域,其与中世纪文学,尤其是浪漫传奇的互文关联也受到关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主题与氛围上都体现出典型的中世纪浪漫传奇特征,但同时,小说中的魔法“他界”又显然隐射了当代社会现实。非现实主义的《哈利·波特》系列采用了浪漫传奇的元素与范式,却能够反映现代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触摸到当下的生活真相,并且得到读者广泛、积极的回应,其中的缘故和创作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解释罗琳如何利用文学传统之“陈词”重建文本,揭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对传统文学范式进行重写的具体手法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世纪浪漫传奇等传统文学作品作为前文本进入《哈利·波特》这一当代通俗小说的路径,及其在小说文本中产生的异质性和对话性。《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与中世纪浪漫传奇之间的互文研究,将浪漫传奇作为该系列小说巨大的互文本库中的一个典型文学传统体裁,可以更具体地分析罗琳的重写策略,以此为渠道深入了解该系列作品的创作及其创新之处,解释该系列成为世纪之交重要文学现象的原因,并管窥当代读者阅读兴趣的走向。本文以“互文性”理论基础上广义的“重写”（Rewriting）概念为基础,结合互文性理论的“意识形态路径”与“诗学形态途径”,即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人对文本中多重话语及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主体的考察,以及热奈特等人有关互文手法和具体方式的研究,综合建构“重写”的三重框架,认为每个文本都具有互文性,都是对前文本的某种重写:“重”字既包含“重复”也包含“重新”之意,每一个重写文本又是“多重”声音的汇集。在此框架下,重点研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对中世纪浪漫传奇进行“重写”的具体策略。总体上看,罗琳小说重写的基础是解构式挪用,最突出的重写途径是对话性戏仿,而获得的效果则是重写文本发出能够回应当下现实、并且引发读者广泛共鸣的“回声”。中世纪浪漫传奇,尤其是亚瑟王传奇留给欧洲文学传统三项重要主题,即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典雅爱情以及魔法的超自然力量,而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创造性地重写了这三大主题。本文通过分析该系列小说对浪漫传奇三大主题的重写过程,分别阐释罗琳重写策略的基础、途径与结果。论文首先讨论罗琳如何通过解构式挪用对浪漫传奇中作为理想整体的骑士精神与典型的骑士形象进行细致分解。骑士精神的主要内容具有武士伦理、宫廷文化与宗教精神等不同历史文化来源,本身具有内在矛盾性。罗琳回溯其构成,以笔下的霍格沃茨巫师学校的不同分院的招生标准解构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继而以四个分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以及各分院内部的矛盾表现骑士精神内部的矛盾与断裂;同时,罗琳解构式挪用了亚瑟王原型的构成要素与人物特征,创造出小说中的双生人物哈利和伏地魔,使两者都表现出明显的骑士领袖的特质,却在“责任感”与“权力欲”这一对原本相辅相成的特质上分道扬镳,并通过这对双生人物的不同结局重新衡量了“命运”与“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骑士精神与形象的解构、挪用、重构与选择,罗琳对骑士精神中的强权观、暴力观与血统观进行清洗,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论文其次讨论罗琳如何通过戏仿这一重要的重写方式对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另一主题典雅爱情进行重写,并体现出其内在的矛盾与对话性。典雅爱情的主要范式,如骑士对爱人的奉献与服侍精神、爱情的磨难使人高贵、爱情中的自我克制与恪守秘密等影响了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文学与爱情理念。罗琳充分利用了戏仿的对话性与含混性,一方面继承了典雅爱情的主要范式和话语,另一方面却通过人物形象、爱情的表达方式以及爱情的影响等元素的“变调”处理,质疑典雅爱情的基本条件。罗琳以复调的双线情节对典雅爱情进行双线戏仿:反骑士形象的黑巫师西弗勒斯·斯内普作为体现“爱情使人高贵”的典雅爱情践行者,以一曲“副歌”严肃地戏仿了典雅爱情;通过性别和地位的错置,贝拉·莱斯兰奇作为女“骑士”表现出因为爱情而生的暴力、残忍与邪恶,谱写出一曲典雅爱情的“反歌”。双线戏仿从不同的角度重写了典雅爱情,分别质疑了典雅爱情命题的条件与结果,双重戏仿文本与源文本构成了三重交叉对话,增加了文本的含混性,使文本获得多重解读与阐释的可能性。论文最后讨论了罗琳通过魔法与巫术的重写体现出她对经典文本和当今社会的当下性回应。罗琳对魔法世界的重写并不是简单的内容挪用和扩充,而是在对中世纪魔法和巫术的神秘主义本质进行解构和颠覆之后进行的当下性重写,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的现实真相。通过刻画魔法学校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现代性、工具理性与技术内核,罗琳将巫术的本质“科学化”,使魔法失去了其在浪漫传奇中具有的神秘性和超自然性;“去魅”的魔法成为异世界巫师们的生存常态,而非不可知的神秘主义;罗琳则以去魅的魔法为陌生化手段,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整体戏仿,以扭曲、滑稽、讽刺的魔法哈哈镜夸张地凸显了现代社会常被忽视的怪像。本文认为,罗琳通过解构式挪用和对话性戏仿重写了中世纪浪漫传奇的重要主题,回应了浪漫传奇的理想主义传统,也讨论了其中与现代主流价值观的矛盾之处。罗琳在小说中讨论了骑士精神的构成、内涵与矛盾,试图规定新骑士精神引导个人选择;讨论了爱的不同维度,描述了“爱”与“善”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了当下人类存在的真相与怪相,回应了当代典型的孤独与焦虑。《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浪漫奇幻作品,混杂现实于魔法叙事之中,戏仿现代芸芸众生之相,表现出作者富于幽默的同情心和对现代社会的敏感观察,将“传奇”的理想主义和故事传统重新带回了当下阅读的焦点。
张羽[4]（2020）在《沙特《中东报》涉华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它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体现,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具有历史性、复杂性和相对真实性。国家形象会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而发生新的改变,因此,研究国家形象必须紧跟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进行研究分析,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来。本论文主要根据新闻框架理论,特别是根据甘姆森提出的“诠释包裹”分析方法,对沙特《中东报》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发表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得到该报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在这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的所有大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爆发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不断升级,范围越来越大,不但直接损害了两国的利益,而且恶化了全球经贸环境,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同时严重依赖于中、美两国的国家极大担忧,沙特阿拉伯王国便是其中之一。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同样,她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油路主线国家。2017年3月16日,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访华期间,两国签订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备忘录及意向书,这足以证明沙特阿拉伯政府极为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及时了解沙特阿拉伯对华态度显得特别重要,有助于不断改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在中美较量中争取更多的朋友。基于这一考虑,本论文拟从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中东报》的报道中研究中国国家形象。与普通媒体相比,代表官方“喉舌”的主流媒体所发布的新闻报道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此,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能够得出媒体所在国对某一国或某一事件的总体印象及看法。《中东报》隶属于沙特最大的新闻出版集团—沙特研究营销集团（Saudi Research and Marketing Group,简称SRMG）,是第一份采用通过卫星传送印刷版面技术在世界上12个城市同时印刷发行的阿拉伯文报纸,虽然她没有标榜自己是沙特政府的官方报纸,但与沙特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中东报》近两年半涉华报道及热点事件评论的新闻框架分析,可以发现该报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环保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报道相对客观真实,而在涉及民主和人权问题时,相关报道因受西方媒体的影响而带有偏见。总体而言,中国在《中东报》的涉华报道中所呈现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崛起大国形象。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概述了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些最新成果。第一章是按照题材内容对《中东报》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之间所发表的全部涉华报道进行分类概述;第二章运用新闻框架理论,对《中东报》涉华新闻报道所关注的三大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中美贸易战”和“华为系列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个案分析,从中找出《中东报》在对华报道中所采用的新闻框架;第三章是对《中东报》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分析,并找出呈现该形象的原因。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刘纪蕊[5]（2020）在《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庭的教育选择是家长依据子女的需要,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现有教育类型、内容及品质等进行的一系列满足个体偏好的资源配置或方案决策行为。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是实施全面育人的两大体系,家长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面临在两大教育体系内的各类教育选择问题。虽然,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农村教育空间被压缩,农村家庭的“择校”现象逐渐显露,校外教育选择问题也逐渐凸显,亟须给予关注和解决。当前,比较成熟的教育选择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我国关于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或特殊群体家庭。由于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这些研究不能有效指导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因此,深入调研当前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真实状况,全面分析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县域内家庭如何进行教育选择并影响学生发展”为核心研究问题,以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为理论工具,从家庭的学校教育选择（包括:小学类型、中学类型及最高教育类型）和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研究了各教育选择间的作用关系。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法,以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地区县域内35所公立小学的1039个家庭（学生、家长）调研数据为基础,以R语言和SPSS作为数据分析工具,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学校教育选择呈现“取优”、“向城”趋势,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呈“中等”状态。在学校教育选择方面,对于当前小学生家庭而言,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普遍较高,多数家庭的选择为本科及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选择已向硕士阶段延伸,有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决定让子女接受高职、大专及以下教育;有相当多的家庭对村镇小学有选择需求,未来对县市中学选择需求较大,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家庭未来对乡镇中学有较高选择需求。在家庭的校外教育投入选择方面,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趋势一致,整体呈“中等”状态。第二,家庭的教育选择主要受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学校教育选择主要受家长和家庭特征影响,校外教育选择主要受家庭和学生特征影响。从“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角度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两类限制”对各教育选择的影响略有差异。整体来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能力限制影响较大;而“中学类型选择”和“小学类型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执行能力限制影响较大;“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影响相当。第三,各教育选择间作用关系显着。对于小学生家庭而言,在家庭的教育选择系统内,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当前小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校外教育资金、时间投入选择。概言之,“教育选择目的”影响“教育选择手段”,实证了教育选择间的“手段-目的”链关系假设。此外,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当前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这说明家庭已执行的教育选择,指导或限制未来的部分教育选择。第四,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不同方面的发展影响各异。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心理韧性发展,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发展,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发展,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同伴关系发展。从分析结果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较大。另外,“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说明: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显着,而学校教育类型选择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不显着。总体而言,本文在研究框架的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对于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创新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理论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抽样范围、扩大样本规模,从更广泛的视角拓展研究主题。
李桐[6]（2020）在《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不断适应着各个时代的社会需求而发展。在当代,面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现象,世界各国需要发展国际理解教育,去扩大该现象产生的积极影响力,去应对该现象带来的挑战与问题。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化、人才竞争力、基础教育等排名均居于国际前列,同时其国内华人种族比例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拥有中西方思想良好交融的背景,该国家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学社会科是新加坡发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优秀途径,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根植本国”、“立足全球”是其课程的两大核心理念。本文期望以分析新加坡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背景与历程为基础,使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其中学社会科中的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教学、评估等作以探究分析,总结其特点与局限,与我国相对应阶段与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现状进行对比,最终能够给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提供建议、研究提供启示。论文首先以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分析,其中对“国际理解教育”、“社会科”的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其次主要以历史分析法,将新加坡国际理解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民族共生、国家主义、面向21世纪的开启阶段、面向21世纪的成熟阶段;在对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目标与内容,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编排进行解读研究后,以案例分析法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评估进行探究,将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途径主要划分为: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建设特色校园环境,每种实施途径都是以新加坡公办中学的具体案例来展开深入分析。最后在总结新加坡经验基础上,以比较分析法对中新两国相关课程进行对比,最终得到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启示,即:推动国内地区均衡发展、加强多方力量的参与、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课程内容设置注重问题探究、课程评价应重校外、重合作、重过程。
董政[7]（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朱德全,黎兴成[8]（2019）在《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研究嬗变与范式反思》文中提出农村职业教育对"三农"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走向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研究热度攀升迅速,大致经历了六个发展时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格局,涌现出一批核心作者、研究阵地和期刊平台;形成了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等三大主题,三大主题战略位置和发展态势有较大不同,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处于核心位置;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范式、理论范式和路径范式。进入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应站在新的战略高度,探索新的研究范式,构建新的研究格局,拓展新的研究内容;做到三个转换、三个走向、三个扩大和五个深化。
范小娟[9]（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王蔷,王琦[10]（2019）在《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成就高中英语教师专业成长——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新教材（2019）概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的颁布和实施,英语教材的修订与出版备受瞩目。教材是落实《课标》的课程目标、实现学科育人的重要载体和资源,高质量的英语教材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修订的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1—7册）在原高中英语实验教材(以
二、特别关注:三大主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别关注:三大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评价研究 ——以Cunningsworth评价体系和《新课标》为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课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教材 |
| 二、阅读材料 |
| 三、教材评价 |
| 第二节 国内外教材评价的研究述评 |
| 一、国外教材评价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内教材评价的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国内外教材中英语阅读材料的研究述评 |
| 一、国外教材中英语阅读材料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内教材中英语阅读材料的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Cunningsworth阅读文本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本研究分析理论框架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
| 四、研究过程 |
| 第五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新版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的特点与《新课标》的衔接 |
| 一、阅读材料的宏观分析 |
| 二、阅读材料的微观分析 |
| 第二节 教师和学生对新版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的评价 |
| 一、教师对阅读材料的评价 |
| 二、学生对阅读材料的评价 |
| 第三节 结果与讨论 |
| 一、新版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的特点与《新课标》的衔接 |
| 二、教师和学生对新版阅读模块中阅读材料的评价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教师调查问卷 |
| 附录2 学生调查问卷 |
| 致谢 |
（2）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研究及启示 ——基于新课改的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 |
| 1.基于我国家政教育的历史传统 |
| 2.现代社会及家庭发展的时代要求 |
| 3.基于劳动教育的内在诉求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1.家政学(Home Economic) |
| 2.家庭科(Home Economic Education) |
| 一、日本小学家庭科及其《学习指导要领》的演进 |
| (一)日本家庭科的诞生 |
| 1.家庭科的诞生 |
| 2.家庭科地位的确立 |
| (二)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的确立和发展 |
| 1.战后重建时期(1949-) |
| 2.技术革新时期(1958-) |
| 3.男女共修时期(1977-) |
| 4. “生存力”时期(1998-) |
| (三)新版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 |
| 1.日本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 |
| 2.日本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
| 3.新版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的基本框架 |
| 二、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目标 |
| (一)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目标的改定要点 |
| 1.小学家庭科课程总目标的变化 |
| 2.小学家庭科课程子目标的变化 |
| (二)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目标的特点 |
| 1.注重资质·能力的明确性 |
| 2.调动经营生活的视角和思考方式 |
| 三、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内容 |
| (一)日本家庭科课程内容的构成 |
| 1.日本家庭科课程内容的结构 |
| 2.日本家庭科课程内容的具体主题 |
| 3.日本家庭科课程内容的处理建议 |
| (二)日本家庭科课程内容的特色 |
| 1.课程内容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
| 2.课程内容的时序性和空间性 |
| 四、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实施 |
| (一)北海道教育大学附属函馆小学课例分析 |
| 1. “单元教学设计”案例概述 |
| 2. “单元教学设计”案例设计分析 |
| (二) “单元教学设计”的特点 |
| 1.注重问题学习中情境的真实性 |
| 2.注重探究过程的对话性 |
| 五、日本小学家庭科的启示及我国小学开设家政课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一)日本小学家庭科的经验 |
| 1.丰富的学科内涵 |
| 2.稳定的学科地位 |
| 3.系统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的劳动教育 |
| 4.面向社会的课程资源 |
| (二)我国小学开设家政课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1.我国小学开设家政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
| 2.我国小学开设家政课程的可行性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3）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源起 |
| 二、《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重写骑士精神与形象:解构式挪用 |
| 第一节 中世纪浪漫传奇传统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解构式挪用 |
| 第三节 霍格沃茨四大分院:分裂的骑士精神 |
| 一、四大分院与骑士特质 |
| 二、荣誉与暴力:分院间的对立与战争 |
| 三、二元对立:分院内部矛盾的声音 |
| 第四节 哈利与伏地魔:分裂的亚瑟王原型 |
| 一、亚瑟王及其骑士特征 |
| 二、“双生”人物:哈利与伏地魔 |
| 三、“预言”、“选择”与命运 |
| 第二章 重写典雅爱情:对话性戏仿 |
| 第一节 典雅爱情与戏仿 |
| 一、浪漫传奇中的典雅爱情 |
| 二、戏仿中的典雅爱情 |
| 第二节 “反骑士”的典雅爱情:作为“副歌”的戏仿 |
| 一、作为结构的典雅爱情范式 |
| 二、黑巫师的典雅爱情 |
| 第三节 “女骑士”的典雅爱情:作为“反歌”的戏仿 |
| 一、被颠覆的典雅爱情范式 |
| 二、疯女巫的典雅爱情 |
| 第三章 重写魔法与巫术:当下的回声 |
| 第一节 魔法与现实:从骑士浪漫传奇到《哈利?波特》 |
| 第二节 魔法学校:“科学化”的魔法 |
| 一、巫术与科学 |
| 二、霍格沃茨的课程设计与现代性 |
| 三、主要课程与实用主义 |
| 四、次要课程与神秘主义 |
| 第三节 魔法社会:生活中的魔法 |
| 一、消费生活:消费文化与巫术文化 |
| 二、家庭生活:现代家庭文化与魔法的日常化 |
| 三、娱乐生活:现代娱乐文化和图景 |
| 四、政治生活:“魔法即强权” |
| 第四节 “去魅”的魔法:生活的常态 |
| 一、现代世界:物质与自我主义 |
| 二、魔法世界:他者?回声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致谢 |
（4）沙特《中东报》涉华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致谢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沙特阿拉伯王国《中东报》涉华报道总体研究 |
| 第一节 《中东报》涉华报道数据统计 |
| 第二节 涉华报道情况概述 |
| 第二章 《中东报》涉华报道新闻框架中三大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战” |
| 1.1 事件过程梳理 |
| 1.2 样本选择 |
| 1.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标题倾向性分析 |
| 1.4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媒体消息来源分析 |
| 1.5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 |
| 2.1 样本选择 |
| 2.2 “一带一路”相关报道标题倾向性分析 |
| 2.3 “一带一路”相关报道媒体消息来源分析 |
| 2.4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新闻框架分析 |
| 第三节 “华为系列事件” |
| 3.1 事件梳理 |
| 3.2 样本选择 |
| 3.3 “华为系列事件”相关报道标题倾向性分析 |
| 3.4 “华为系列事件”相关报道媒体消息来源分析 |
| 3.5 “华为系列事件”相关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三章 《中东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东报》中中国形象呈现 |
| 第二节 《中东报》涉华报道中中国形象成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 |
| 二、家庭的教育投入 |
| 三、农村教育 |
| 四、学生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线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可能的创新 |
| 第五节 数据介绍 |
| 一、数据来源 |
| 二、主要指标选取、变量测量及定义 |
| 三、样本基本特征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梳理及述评 |
| 一、家庭对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的理论、政策及相关研究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相关研究 |
| 三、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选择和投入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进展、局限及可拓展的研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一、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 |
| 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 |
| 三、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家庭对子女学校教育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未来中学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对子女当前就读小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因素分析 |
| 四、家长对选择小学的评价 |
| 五、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投入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四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五节 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机制 |
| 一、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设计 |
| 二、数据分析结果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和学生发展受到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 |
| 三、家庭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不同 |
| 四、家庭各类教育选择之间影响关系显着 |
| 五、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显着 |
| 第二节 实践启示 |
| 一、加强优质义务教育在村镇地区的均衡布局 |
| 二、加强对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 |
| 三、加强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引导西部地区家庭的教育选择 |
| 四、重视“特定群体”家庭的教育选择需求及学生发展 |
| 五、加强家长的教育选择能力培养,引导家庭合理规划教育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理解教育契合时代要求 |
| (二)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 |
| (三)新加坡教育发展的可借鉴性 |
| 二 概念界定 |
| (一)社会科 |
| (二)国际理解教育 |
| 三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第二章 新加坡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 新加坡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生存导向阶段(1965-1978) |
| (二)效率导向阶段(1979-1996) |
| (三)能力导向阶段(1997-2011) |
| (四)学生为本,价值观导向阶段(2012-至今) |
| 二 新加坡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被殖民历史 |
| (二)多元社会背景 |
| (三)全球化的城市国家 |
| (四)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 |
| 三 新加坡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民族共生阶段(1965-1990) |
| (二)国家主义阶段(1991-1996) |
| (三)面向21 世纪的开启阶段(1997-2009) |
| (四)面向21 世纪的成熟阶段(2010-至今) |
| 第三章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
| 一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的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 |
| (一)新加坡中学社会科的课程理念 |
| (二)新加坡中学社会科课程标准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 |
| 二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 |
| (一)新加坡中学社会科的课程内容制定原则 |
| (二)新加坡中学社会科的课程内容框架分析 |
| (三)新加坡中学社会科课程内容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分析 |
| (四)新加坡中学社会科课程标准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特点 |
| 三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 |
| (一)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编排 |
| (二)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编排特点 |
| 第四章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 |
| 一 以学科课程实施 |
| (一)课程标准推荐的教学方法 |
| (二)中学社会科教学案例分析 |
| 二 以跨学科课程实施 |
| 三 以社会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
| (一)未来问题解决计划 |
| (二)模拟联合国会议 |
| 四 创建特色校园文化 |
| 五 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总结 |
| 第五章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估 |
| 一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估类型与模式 |
| 二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估方式 |
| (一)问题探究 |
| (二)期末考试 |
| (三)剑桥“O”水平考试 |
| 三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估特点 |
| (一)评估重视灵活标准的设定 |
| (二)评估关注校外、重视合作探究能力 |
| (三)评估重视学习过程、探究过程与思维过程 |
| 第六章 总结与启示 |
| 一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特点 |
| (一)根植于国家公民教育体系 |
| (二)社会各界给予课程与教学支持 |
| (三)目标与内容系统化、结构化 |
| (四)教学途径与方法多元化、注重高阶思维的发展 |
| (五)课程评估标准化、过程化、综合化 |
| 二 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局限 |
| (一)剑桥“O”水平考试对课程的影响 |
| (二)种族多样性对课程的影响 |
| (三)全球公民教育占比低对课程的影响 |
| 三 中国中学社会科课程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
| (一)社会科课程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
| (二)新加坡、中国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比较 |
| 四 对我国启示 |
| (一)推动国内地区均衡发展 |
| (二)加强多方力量的参与 |
| (三)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四)课程内容设置注重问题探究 |
| (五)课程评价应重校外、重合作、重过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研究嬗变与范式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历时演进 |
| (一)恢复摸索期(1949-1982年):以恢复和实践探索为主 |
| (二)初步发展期(1983-1994年):由政策宣传向理性思考过渡 |
| (三)稳步上升期(1995-2002年):热度持续攀升,范围逐渐扩大 |
| (四)黄金发展期(2003-2008年):热度居高不下,发文量达到顶峰 |
| (五)平稳发展期(2009-2013年):热度下降,态势回归平稳 |
| (六)创新发展期(2014年至今):研究回归理性,质量不断提升 |
| 二、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主题聚焦 |
| (一)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 |
| 第一,农民职业教育理念研究。 |
| 第二,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
| 第三,农民职业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
|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
| 第一,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
| 第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
| 第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
| 第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
| (三)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
| 第一,农村职业教育的结构体系研究。 |
| 第二,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体系研究。 |
|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研究。 |
| 三、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范式反思 |
| (一)价值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价值博弈 |
| (二)理论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引 |
| (三)路径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路径选择 |
| 四、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总体态势与未来展望 |
| (一)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总体态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
（9）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拟突破的难点 |
| 1.3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 |
| 1.3.1 接受反应文论概述 |
| 1.3.2 “旅行中的理论” |
| 2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与文化定位 |
| 2.1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 |
| 2.1.1 译介的动态过程 |
| 2.1.2 译者的评论 |
| 2.2 布鲁姆在中国的文化地位 |
| 2.2.1 布鲁姆在中国的影响 |
| 2.2.2 经典地位的确立 |
| 2.3 布鲁姆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阐释 |
| 2.3.1 主流:耶鲁学派的一员大将 |
| 2.3.2 自我定义:美国式犹太知识分子 |
| 2.3.3 其他多元身份的界定与争论 |
| 2.3.4 “影响的焦虑”症患者——修正主义文学批评 |
| 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
| 3.1 布鲁姆的文学观念 |
| 3.1.1 大文学观——宗教、理论与文学同质 |
| 3.1.2 犹太宗教观对文学的渗透——卡巴拉主义和诺斯替精神 |
| 3.2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遭遇困境 |
| 3.2.1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受阻” |
| 3.2.2 少数学者对布鲁姆大文学观的关注与认同 |
| 3.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遇冷”的原因解析 |
| 4 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反思 |
| 4.1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 |
| 4.1.1 影响—误读理论的主旨 |
| 4.1.2 创造性误读:六个修正比 |
| 4.1.3 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修正 |
| 4.2 误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4.2.1 中国学界对误读理论的认同及“误读” |
| 4.2.2 误读理论在中国发生的变异 |
| 4.3 中国接受误读理论的文化语境 |
| 4.3.1 理论相通导致的视域融合 |
| 4.3.2 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
| 5 布鲁姆经典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汇 |
| 5.1 布鲁姆的经典观 |
| 5.1.1 审美立场:对审美性文学的坚守和扞卫 |
| 5.1.2 精英主义立场——关于“强者”的理论 |
| 5.1.3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
| 5.2 布鲁姆经典观在中国的境遇 |
| 5.2.1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顺向阐释 |
| 5.2.2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逆向思考 |
| 5.2.3 布鲁姆经典观影响之下中国文论的扩充 |
| 5.2.4 布鲁姆经典观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延伸性影响 |
| 5.3 中国接受经典观的文化动因 |
| 5.3.1 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承袭性与相通性 |
| 5.3.2 理论趋同 |
| 6 中国当代文论在布鲁姆理论接受中的在场与错位 |
| 6.1 本土意识的在场 |
| 6.1.1 中国文论界的期待视野:建设中国文论 |
| 6.1.2 本土意识贯穿接受的全过程 |
| 6.2 接受中的错位及现实策略 |
| 6.2.1 接受中的错位 |
| 6.2.2 应对的现实策略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成就高中英语教师专业成长——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新教材（2019）概览（论文提纲范文）
| 1. 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宗旨, 凸显英语学科育人价值 |
| 2. 把好选材与内容关, 全面落实《课标》规定的课程内容与要求 |
| 3. 内容学习充分体现六要素整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 |
| 3. 体现开放的教材设计理念, 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 4. 凸显选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确保语言真实和鲜活 |
| 5. 体现教材对教学的指导性, 突出可操作性 |
| 6. 立足民族文化传承,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
四、特别关注:三大主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模块评价研究 ——以Cunningsworth评价体系和《新课标》为标准[D]. 陈进.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2]日本小学家庭科课程研究及启示 ——基于新课改的日本小学家庭科《学习指导要领》分析[D]. 王馨彤. 渤海大学, 2021(02)
- [3]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D]. 于敏. 南京大学, 2020(10)
- [4]沙特《中东报》涉华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D]. 张羽.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D]. 刘纪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
- [6]新加坡中学社会科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D]. 李桐.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8]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研究嬗变与范式反思[J]. 朱德全,黎兴成.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 [9]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10]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成就高中英语教师专业成长——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新教材（2019）概览[J]. 王蔷,王琦. 英语学习,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