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中共“十二五“规划公报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度被提及，但是顺序却发生了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扩大内需首次在五年规划中独立成篇。本文试对“十二五”后的政策趋势———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加以论述。
关键词：消费水平；扩大内需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然落下帷幕，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在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公报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度被提及，但是顺序却发生了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扩大内需首次在五年规划中独立成篇。
出口、投资和消费被比喻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增长始终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更近乎逐年下降，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虽然在一定范围内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面对金融危机的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海外市场的脆弱性和复杂性。随着危机爆发，一些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广东、江苏、浙江一带的一些外贸型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人民币的被动升值在造成中国外汇资产贬值的同时，给中国的出口商造成巨大的成本压力，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些都意味着延续多年的中国出口狂飙期将一去不返。
外需不足，就需要在国内寻求增长。在抵御外需冲击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确为保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一般来说，投资每增长2个百分点，GDP就能被拉动1个百分点。因此，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年代，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手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过热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过热，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特别热衷于大搞政绩形象工程。
但是我们看到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必然使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为保持政府财政的投资功能，政府必须要继续保持高税负，高积累，其结果必然是“挤出效应”：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外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必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从长远来看，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然而当前中国的消费不足，需求不旺，是中国人口红利所致的难以避免的历史阶段，它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是人口红利下不可避免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引领了一个人为的持续时间偏长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大，少年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重小，社会资本和财富逐步积累，导致社会发展动力强劲，社会各方面在强大劳动力的支撑下保持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被制造出来的人口红利过于强大，大量失业的存在证明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被计划出来的人口红利，并非普通的人口红利可比，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又进一步表现为老百姓的工资收入过低；收入是消费最直接的影响因素，目前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难题均是突破消费困局的重要原因。扩大居民消费，首要的是加大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真正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成为影响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的基本决定因素。因此，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强调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各级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及基础医疗保健、廉租房建设等，这些投资在免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之时，势必将刺激民众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