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论文文献综述）
崔玉谦[1]（2020）在《南宋后期提领江淮茶盐所若干问题考论》文中认为提领江淮茶盐所为宋理宗嘉熙四年于建康府设置的盐事专管机构,其设置与南宋后期的盐政变化密切相关,即是为了推行以增加盐运费用为主的淮盐新法,以及筹措宋蒙战争的军费诸事务。提领江淮茶盐所系在时任左相李宗勉主持下设置,故相关史料中所提及的"大丞相"并非乔行简,应系李宗勉。提领江淮茶盐所设置提领茶盐使一名,这一职务多由江南东路转运使兼任,其间也有淮西总领、沿江制置使兼任的情况。提领江淮茶盐所的设置对于理宗朝茶盐禁榷的推行,以及在打击私盐贩、筹措军费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理宗朝后期,由于对蒙作战形势的恶化,茶盐禁榷收入也随之减少,至南宋末,提领江淮茶盐所已不见于史料记载。
杨小敏[2]（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指出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周辰[3]（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汪纯[4]（2020）在《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中坊市格局被打破,商业区和住宅区逐渐融为一体;草市在城郊和乡村大量涌现,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商业性市镇。在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宋代商人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方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商人的经营方式是指商人购买和销售商品的方法和手段。在宋代,茶、盐、酒、醋等商品属于专卖产品,官府对专卖产品进行严格管控,商人必须按照官府制定的规则参与生产、经营。入中是宋代商人购买茶、盐的重要方式。宋待商人销售茶、盐必须有茶引、盐引作为凭证;为了获取钞引,商人以朝廷所需的粮草进行交换。宋代酒、醋的生产主要由官府设置的酒务和醋坊负责,商人可以通过买扑购得酒务和醋坊的经营权;另外,宋代商人还可以通过买扑获得税场、桥梁、坑冶等的经营权。买扑要以资产作为抵押,并且要有保人作保,商人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官府交纳税课。由于资金不足,宋代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往往提前领取商品,并延迟向供货方付款的时间,上述购买方式称为赊买。宋代商人在赊买商品时需要同卖方订立契约,写明货款数额并约定还款日期。批发、零售和垄断是宋代商人销售商品的方式。商人之间通常使用批发的方式来完成大宗的商品交易。储备丰富的大商人为提高销售效率,将商品卖与市场中的小商贩,再由小商贩转卖给消费者,形成了严密的销售网络。商人直接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这种经营方式被称为零售。宋代零售行业非常发达,为提高销量,零售商人为顾客提供了良好的消费环境、优质的服务以及高质量的产品,并以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推广商品,招徕吸引顾客。垄断经营能给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宋代的消费市场中,行会商人通过行会组织将其他商人排除在市场之外,达到垄断销售的目的,而买扑商人则通过控制货源的方式达到垄断的目的。宋代商人的经营方式类型多样,入中、买扑、赊买是宋代商人的主要购买方式,批发、零售、垄断是宋代商人主要的销售方式。商人在经营中灵活使用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保证了购买和销售活动的顺利进行。宋代商人多样灵活、极富创新的经营方式加快了宋代商品的流通速度,推动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对后世商人的经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杨化冰[5]（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赵宁[6]（2019）在《从禁榷制度看我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文中指出国家垄断特定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的全过程或者部分,称为专卖。中国目前的烟草专卖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禁榷制度,目的和作用也与禁榷制度有相似之处,可以说禁榷是国家专卖的源头,烟草专卖也可看作禁榷制度的现代发展。因此,本文研究烟草专卖制度从古时专卖制度——禁榷写起,说明禁榷制度来源、形成条件与评价,逐步过渡到现有烟草专卖。对于禁榷制度的评价,在法学界、史学界和经济界都有批评的观点,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笼统判断评价这个制度的好坏,而是应该用辩证的思维来评价它在整个历史中的作用。禁榷制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在保障国家安全和获取财政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最终也随着封建制度的废除而逐步消亡。当前,中国的烟草业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在现代社会,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烟草对身体的损害,同时烟草行业自身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而且自从我国加入WTO之后,开始面对来自国际烟草行业尤其烟草大国的竞争,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烟草运动的兴起,都给我国的烟草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国内形势也同样严峻,地方垄断取代了本来应该由国家统领全局对烟草进行的垄断,烟草市场之间壁垒分明,市场分割十分严重,这些不相互流通的机制也就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更况且烟草行业深层次的制度矛盾日益暴露,烟草行业内部管理也是层层嵌套,权利划分混乱,这些问题不仅为非法卷烟大行其道提供了机会,也明显地是烟草行政执法的难度大幅提升。然而,由于烟草专卖制度对我国财税的巨大贡献,短时间内不可取代,加上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复杂性,在我国目前形势下烟草专卖制度不能轻言废除。废除烟草专卖在目前形势下不可行,然而改革势在必行。学界存在大量关于烟草业存废之争的讨论,无论如何表述,大多是提出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烟草行业效率增加产量,使我国现行烟草专卖制度能够过渡到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模式,但是由于烟草制品具有上瘾性和损害国民健康的特殊性,因此引入竞争并非可行之策。对于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应该由行政垄断向经济型垄断转变,削弱烟草行业行政垄断色彩,同时加强其垄断地位来保证控烟目标和财政税收的实现。
韩燕仪[7]（2019）在《清代盐价制定中的地方干预——以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康熙年间,清政府曾规定盐价的制定原则为:价由商定,官员调控。康熙四十三年（1704）,偏沅巡抚赵申乔核减衡州、永州、宝庆三府盐价一事,集中体现出在这一原则主导之下地方官员对盐价的干预。其作用不直接体现于盐价的确定,而是通过监控,对商人的定价形成一定的制约。这种干预行为的起因、曲折过程及实际效果,充分反映了地方官员、盐政官员、盐商以及市场等多种力量对于盐价的影响,揭示出清代盐价的制定机制是结合市场调节与行政干预、并受官商利益关系影响的多轨机制。
孙雪华[8]（2019）在《南宋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井盐作为宋代四川地区重要的物质资源,政府一直在根据现实需要探索对其经营管理的政策。北宋承袭唐与五代的食盐专卖制度,初年实行官办官卖。伴随着卓筒小井的出现,私盐开始蓬勃发展,北宋政府不断加强管控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甚至于连仅存的官井也交由私家经营,实行买扑盐业。北宋后期到南宋初年,连绵不断的战事在占据政府主要精力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府随后实施引盐法,利用从卓筒井中获取的赋税缓解军费压力。在引盐法实施的同时,原来大口官井仍沿用北宋时期的官井政策。绍兴中叶以来,引盐法在实行过程中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井户和盐商的境遇逐渐恶化,井户所产立额过高,引盐在销售中遇到阻碍,盐价不断降低,再加上私盐对市场的冲击,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南宋政府在战事稍停,财政负担相对减轻的情况下对四川地区进行了宽减重赋的财政政策,对盐井实施推排,设法减少盐商在运销过程中的阻碍,同时着手治理私盐问题来挽回引盐的市场。经过一番努力,盐价随即回升,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得到改善,州郡财政上的困扰亦得以减轻。盐利作为南宋四川地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无论是对该地区的军费开支还是地方财政耗用来说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南宋后期战争的频繁与惨烈,社会生产活动及经济活动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政府的食盐政策再也难以维持原有的效果。为此,政府不断想方设法增加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来维持自身的财政开支,井户和盐商所背负的课税自然更重。为了弥补地方财政用度,政府不断印发钱引,钱引的滥发又造成了新的经济问题。政府通过对四川地区井盐资源的管控,最大限度地攫取盐利,在南宋中前期实现了自身的财政目的。但在中后期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民不聊生,此时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亦失去了其原有的效果。
陈亮[9]（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黎良基[10]（2018）在《宋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欺诈及其防治》文中研究表明欺诈,是一种古今共存的社会病。宋代作为一个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转型时代,欺诈现象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相关记载层见不迭。经济因素较强的有商业欺诈、经济诈骗、诉讼诈骗等,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有权势型诈赖及冒充权贵身份招摇撞骗,这些事件涉及各个行业牵连各类领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恶性极强的欺诈行为甚至颇具破坏性。统括看来,许多诈骗类行为很大程度上具备复杂、多样的特征。商业经济违法、财产型犯罪,往往同其它社会层面如税赋征收混乱、等级差别待遇相纠葛,亦常常同其它犯罪类型,如侵犯人身权、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贪污贿赂渎职等相联系,形式丰富且内涵深沉。针对欺诈类行为,宋代社会各阶层,包括民间、政府、宗教团体等,采取了制度规制、俗训劝导、因果教化等相应应对之法,其防治措施除却表现自身社会特性而外,亦有经验值得汲取。因着宋代社会经济相关的欺诈类事件往往同其它社会问题牵连纠葛颇深,制度因素确实对欺诈泛滥影响较大,传统“经济发展——道德堕落——出现弊害”的解释模式失于简单,更应加以考虑的是事件所反映出的制度环境及社会氛围。由此观之,欺诈行为的防治,更是一个社会优化问题。
二、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论文提纲范文）
（1）南宋后期提领江淮茶盐所若干问题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宋理宗朝前期榷盐收入的锐减 |
| 二、提领江淮茶盐所的设置 |
| 三、提领江淮茶盐所的性质 |
| 四、提领江淮茶盐所的运行情况 |
| 五、余论 |
（2）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宋代商人在禁榷商品中的经营活动 |
| 1.2.2 宋代商人在非征榷商品中的经营活动 |
| 1.2.3 有关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研究 |
| 1.2.4 国外的相关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宋代商业发展的基础及商业的繁荣 |
| 2.1 宋代农业的发展 |
| 2.1.1 耕地面积的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 |
| 2.1.2 经济作物的种植 |
| 2.2 宋代城市的发展 |
| 2.2.1 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
| 2.2.2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
| 2.3 交通运输的发展 |
| 2.3.1 宋代水路交通的发展与管理 |
| 2.3.2 宋代陆路交通的发展与维护 |
| 2.4 宋代商业的繁荣 |
| 2.4.1 坊市制度的废除 |
| 2.4.2 商品种类的丰富 |
| 第三章 宋代商人的购买方式 |
| 3.1 入中 |
| 3.1.1 入中的程序 |
| 3.1.2 虚估与加饶 |
| 3.1.3 入中的风险 |
| 3.2 买扑 |
| 3.2.1 买扑的类型 |
| 3.2.2 买扑的程序 |
| 3.2.3 买扑的风险 |
| 3.3 赊买 |
| 3.3.1 民间的赊买交易 |
| 3.3.2 商人向官府赊买商品 |
| 第四章 宋代商人的销售方式 |
| 4.1 批发 |
| 4.1.1 批发网络的形成 |
| 4.1.2 牙人在批发经营中的作用 |
| 4.2 零售 |
| 4.2.1 宋代繁荣的零售业 |
| 4.2.2 零售商人的经营策略 |
| 4.3 垄断 |
| 4.3.1 行会的垄断 |
| 4.3.2 买扑商人的垄断 |
| 第五章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特点及影响 |
| 5.1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特点 |
| 5.1.1 灵活多样 |
| 5.1.2 经营创新 |
| 5.2 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的影响 |
| 5.2.1 促进了商品流通 |
| 5.2.2 影响了市场秩序 |
| 5.2.3 丰富了后世商人的经营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6）从禁榷制度看我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内容安排与主要创新 |
| 一、内容安排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我国专卖起源—古代禁榷制度 |
| 第一节 禁榷制度相关概念 |
| 一、禁榷制度含义 |
| 二、禁榷制度产生 |
| 第二节 禁榷制度的演变 |
| 一、禁榷制度的演变 |
| 二、禁榷先进思想 |
| 第三节 禁榷制度初衷 |
| 一、获得垄断利润 |
| 二、维护国家安全 |
| 第三章 禁榷制度的作用评价 |
| 第一节 正面评价 |
| 一、体现的政策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
| 二、有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
| 三、促进禁榷产品商品化 |
| 四、促使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 |
| 第二节 负面评价 |
| 一、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
| 二、阻碍了工商业的进步 |
| 三、损害了社会福利 |
| 四、限制了私营经济发展 |
| 五、影响了律法意识与社会稳定 |
| 六、导致社会关系紧张 |
| 第四章 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利弊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垄断特性 |
| 第二节 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变迁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利与弊——以云南烟草业为例 |
| 一、云南烟草业的历史与现状 |
| 二、云南烟草业在云南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
| 三、从云南烟草业看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利弊 |
| 第五章 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 |
| 第一节 世界各国(地区)烟草专卖制度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 |
| 第三节 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改革 |
| 一、关于烟草专卖制度的存废之争 |
| 二、烟草专卖制度引入竞争需谨慎 |
| 三、我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 |
| 第六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清代盐价制定中的地方干预——以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价由商定、官员调控”原则下的督抚核减盐价 |
| 三、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的食盐供应与盐价 |
| 四、赵申乔对衡、永、宝三府盐价的干预 |
| (一) 赵申乔清查盐规与衡山士民控告盐价过高 |
| (二) 赵申乔核减盐价以及商人的应对 |
| (三) 赵申乔核减盐价的实际效果 |
| 五、结论 |
（8）南宋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引言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2.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 |
| 2.1 北宋初期的官盐政策 |
| 2.2 卓筒井的出现及政府的政策变动 |
| 2.2.1 卓筒井的出现 |
| 2.2.2 政府对卓筒井的管控 |
| 2.3 从官营到扑买——盐井经营方式的转变 |
| 2.4 本章小结 |
| 3.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 |
| 3.1 引盐法的实施 |
| 3.1.1 实施背景及过程 |
| 3.1.2 实施的重点及效果 |
| 3.2 与引法并行的官盐政策 |
| 3.2.1 官盐的产量 |
| 3.2.2 官盐的价格 |
| 3.3 官井盐与地方财政 |
| 3.3.1 官盐的收入 |
| 3.3.2 官盐的财政用途 |
| 3.4 本章小结 |
| 4.绍兴中叶至嘉泰时期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 |
| 4.1 盐引法的积弊 |
| 4.1.1 井户的虚额问题 |
| 4.1.2 引盐的滞销 |
| 4.2 私盐的问题及成因 |
| 4.2.1 私盐的问题 |
| 4.2.2 私盐的成因 |
| 4.3 对引盐法积弊的治理 |
| 4.3.1 宽减虚额 |
| 4.3.2 对引盐法的整饬 |
| 4.4 本章小结 |
| 5.开禧至南宋末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 |
| 5.1 战争的破坏与征课的加重 |
| 5.2 钱引的滥发与引法的衰败 |
| 5.3 政府的食盐政策与地方财政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宋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欺诈及其防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欺诈类型及经典案例 |
| 第一节 主要欺诈类型概述 |
| 第二节 典型欺诈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欺诈行为的社会影响 |
| 第二章 宋代社会对欺诈的认识与防治 |
| 第一节 局外人眼中的欺诈——旁观者的认识与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政府的监管措施与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民间反欺诈措施 |
| 第三章 欺诈机理解读 |
| 第一节 经济引力 |
| 第二节 制度漏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论文参考文献）
- [1]南宋后期提领江淮茶盐所若干问题考论[J]. 崔玉谦. 盐业史研究, 2020(02)
- [2]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3]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4]宋代商人经营方式研究[D]. 汪纯. 南昌大学, 2020(01)
-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6]从禁榷制度看我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D]. 赵宁.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7]清代盐价制定中的地方干预——以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为中心的考察[J]. 韩燕仪.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9(02)
- [8]南宋四川地区的食盐政策研究[D]. 孙雪华.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9]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10]宋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欺诈及其防治[D]. 黎良基.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