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东汉中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张衡,东汉中期,文学教育,文学创作
东汉中期论文文献综述
连靓晓[1]（2019）在《张衡与东汉中期的文学教育》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中期是社会思潮、学术思想发生多元碰撞、文学风尚出现转变的特殊时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东汉时期的“文学”概念仍属泛文学范畴,把文学教育纳入文学研究中,以发掘文人素养的形成,所受教育类型与途径、文人阅读史、交游史、文学创作能力等诸多方面。张衡作为东汉中期的代表文人,他的文学受教经历、文学创作与成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东汉中期整体文学教育风貌。本文拟以张衡所受文学教育经历与文学素养的构成为中心,探究东汉中期文学教育的整体样貌。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考察张衡所受文学教育的经历,即他学于南阳,游学叁辅,入京师、观于太学的具体学习情况。南阳、叁辅、洛阳为东汉中期的叁大文化中心,对这叁个区域的考察基本上可以涵盖东汉中期士子的文学教育情况。第二章,结合张衡的文学创作分析其文学素养的形成。由张衡的文学作品探究其所受文学教育的内容,具体分析古文经学、史学精神、楚风楚辞、天文历法以及道家思想对张衡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第叁章,对东汉中期整体的文学教育样貌进行论述。分析东汉中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及文化政策,总述此时的文学教育状况,再加入与张衡同时期文学家的文学教育经历,对此时的文学教育特征进行概括总结。第四章,结合张衡的文学成就,析论东汉中期文学教育对后世文学与文学教育的影响。指出东汉中期文学教育的研究价值在于:东汉中期士人以其丰富的学术成就与思想建构,推动了东汉文学的发展,为后世文学教育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借鉴,昭示了文学教育的价值。(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9-05-01）
杨金东,崔太金[2]（2018）在《杭州萧山溪头黄东汉中期土坑墓发掘报告》一文中研究指出杭州萧山溪头黄墓地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南的溪头黄村,墓地距萧山区政府约5千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1984年8月20日至10月25日,为配合湘湖啤酒厂基建平整土地,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组织人力对溪头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葬76座,出土文物1012件(组)。其中两汉墓葬59座,出土文物936件(组),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玉器、料珠、玛瑙、石黛板、耳瑱和木架等。本报告报道的8座土坑墓均为东汉中期墓葬,在东汉中期溪头黄墓地仍以土坑墓为主,具体一定的地域特点。浙江地区以往发现的东汉中晚期墓葬多为砖室墓,往往遭到严重盗掘,随葬品较少,溪头黄东汉中晚期墓多保存较好,出土大量随葬品,这为我们认识东汉墓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为细化东汉墓的分期提供了可靠资料。(本文来源于《杭州文博》期刊2018年01期）
徐鹏[3]（2018）在《摄政集团与东汉中期政局演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摄政集团是以太后临朝称制为基本特征,以太后为首,外戚势力与各类官员共同构成的政治集团。东汉中期政治史上先后出现了窦氏、邓氏、阎氏和梁氏四个摄政集团。上述摄政集团在代天子行权,稳定政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政职能。但是,摄政集团也同时存在奢侈腐化、党同伐异等行为,从而成为东汉中期诸多政治乱象的制造者。摄政集团对东汉中期政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两汉摄政集团的发展,西汉时期的叁个摄政集团无疑为东汉政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遗产。其中西汉时期的太傅一职便是摄政集团所创立。太傅的理论源头可追溯到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中的周代“叁公”之制。吕氏摄政集团首创“帝太傅”一职,该职官具有“备位丞相”的性质,同时也奠定了太傅作为辅政之臣的性质。平帝即位后,太傅一职再次出现,并成为以王政君为首的王氏摄政集团的重要辅臣。在此期间,王氏摄政集团内部的关键人物——王莽开始利用当时的社会思潮建立自己的政治威望。最终,王氏摄政集团为王莽摄政集团所取代,太傅随之成为王莽摄政集团与新朝的重要职官。东汉前期的太傅一职仅在皇帝即位之时设置,除光武帝时期的卓茂之外,明帝与章帝时期的太傅在职能上多为辅佐皇帝稳定政局。自和帝开始,太傅的设置权开始转移到摄政者的手中。和帝即位后,窦太后建立了窦氏摄政集团。其家族成员窦宪随即成为摄政集团的辅佐力量。随着窦宪对北匈奴战事的胜利,摄政集团建立起以窦宪为首的大将军府。借助大将军府的活动,窦氏摄政集团迅速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网络。但在永元叁年“长安事件”之后,皇帝与窦宪之间的矛盾开始升级,最终和帝利用宦官等少数政治力量成功铲除窦宪势力,持续四年的窦氏摄政集团也随之结束。由于宦官郑众在铲除窦宪过程中的功劳,使其成为东汉中期宦官势力崛起的标志。殇帝即位后,邓太后建立了邓氏摄政集团。由于殇帝的突然去世,邓氏摄政集团只得立藩王之子为帝。邓太后舍刘胜而立安帝的做法引发了安帝初年的“周章事件”。在安帝即位后,邓太后以邓骘为大将军辅政,并通过因灾异策免叁公等手段,加强对外朝的控制。由于邓太后对中枢政局各方势力的有效协调,使这一时期的权力格局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邓太后对安帝的失望使邓氏摄政集团长期存在。直到邓太后去世,安帝始得亲政。此时邓太后所留下的“后摄政势力”依然占据中枢政局的主导地位,安帝及其依附者遂展开了对“后摄政势力”的打压,最终建立起新的政治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外戚耿氏与阎氏的势力开始膨胀,阎氏家族最终在安帝去世后建立摄政集团。而在推翻阎氏摄政集团的过程中,以孙程为首的宦官势力开始成为中枢政局不可忽视的力量。梁氏家族自顺帝朝至桓帝朝长期辅政,其所建立的摄政集团也跨越叁朝,对于东汉中期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冲帝与质帝频繁的权力更迭中,两次皇位之议使同为梁氏摄政集团成员的梁冀与李固之间的矛盾开始升级,并最终导致李固免官。桓帝初年,梁冀利用“刘文案”将清河王与李固等人置于死地。但梁太后在去世前归政于桓帝,梁氏摄政集团就此结束。梁冀及其党羽遂成为桓帝朝的“后摄政势力”。与邓氏的“后摄政势力”相比,梁冀等人的权势更大,使桓帝无法真正建立皇权政治。元嘉二年以后,桓帝与“后摄政势力”围绕着叁公人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最终,桓帝借助宦官与尚书台官员的力量铲除梁冀为首的“后摄政势力”。由于梁氏“后摄政势力”的长期经营,致使在桓帝铲除梁冀后,桓帝难以组建新的辅政势力。同时,宦官势力在此次政变中进一步壮大,形成了以“五侯”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桓帝最终以宦官作为新的辅政势力。由此开始,东汉政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摄政集团虽然两次建立,但均在数月之内被宦官势力推翻。最终,大将军何进被杀,宦官集团也在洛阳城的混战中灭亡。随着董卓进京,东汉王朝最后的摄政集团覆灭,皇帝被彻底架空,东汉王朝也随即走向了灭亡。(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期刊2018-01-01）
艾冲[4]（2017）在《东汉中期滇零叛羌割据政权的控制地域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中期西北地区的羌民之乱持续十二年之久,即永初元年至元初五年(107—118)。滇零叛羌割据政权以北地郡治所富平城为中心,控制着北地、安定、上、西河、汉阳、陇西、金城和武都八个郡级政区。此外,在滇零割据政权的指挥下,叛羌武装活动区域扩大至叁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汉中郡、河东郡、河内郡、上党郡,以及太行山东侧的魏郡、赵国等地。元初五年,滇零建立的叛羌割据政权彻底解体,其所控制地区亦随之被政府军收复。(本文来源于《西夏研究》期刊2017年03期）
陈凤露[5]（2017）在《从张衡诗赋创作看东汉中期文学的新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张衡是东汉着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生于东汉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日益腐朽;文化上经学式微,道家思想逐步崛起,形成儒道互补的格局。时代的变化势必反映在文学的创作中。本论文结合历史背景、张衡生平经历和创作,从张衡诗赋入手,来探求东汉中期文学的新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汉大赋从强调歌功颂美、润色鸿业向强调讽谏转变;二是文学作品中儒家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渐渐消退,道家游于物外的逍遥成为新的追求;叁是鸿篇巨制的汉大赋到张衡盛极难继,注重抒个性情感的抒情小赋开始兴起;四是诗体重新受到重视,五七言诗通过张衡的创作得到新的发展。(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期刊2017-05-01）
孙晨[6]（2015）在《浙江出土神人车马画像镜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涵试探—东汉早中期至叁国年间》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集中出土于浙江的神人车马画像镜为研究对象,此类铜镜主要发掘于东汉早中期至叁国年间的墓葬中。本论文从历史学、图像学、类型学、思想史等方面探索了该类铜镜的形式特征和文化内涵。文章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探明神人车马画像镜的定名规则与历史源流；第二章探究神人车马画像镜的原料来源、铸造工艺及形制；第叁章将其进行系统的分类并探寻铜镜主题纹饰的含义；第四章以镜铭文字为切入点,研究反映于铜镜上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现实,从而探究铜镜在浙江习俗中的使用,并结合墓葬年代探究神人车马画像镜的流变过程,最终整理出铜镜在东汉中期至叁国期间流行于浙江的原因；第五章通过将浙江的神人车马画像镜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镜对比,研究当时浙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本文来源于《中国美术学院》期刊2015-05-01）
崔永强[7]（2014）在《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时期,国家的边疆政策以消极防御为主,少有进取,更多依赖有能力的边吏"自在"经营。当他们取得不错的成果时,国家就出面给予支持;稍有阻力,政府就轻言放弃,班超经营西域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从相关文献来看,边吏的个人行为和中央集权的政府行为,对东汉中期西北边疆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班超的积极努力一次次将不被看好的西域重新拉入政府的西北经略大局之中,但是政府的无为态度却极大地削弱了西域经略的成效。这种个人行为与国家经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明显,也是东汉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特色,值得关注和思考。(本文来源于《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4年05期）
谢模楷[8]（2013）在《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东汉中期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中期的文学与初期相比,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古文经学的影响,在文学的传承方面占有更大比重;道家思想和自由学派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的革新方面。东汉中期的文学风貌,则呈现叁种学术思潮共同作用的痕迹。(本文来源于《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4期）
黄铭[9]（2013）在《阳嘉新制与东汉中期政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东汉时期的阳嘉新制作为研究对象,以察举制改革为切入点,把阳嘉年间察举制度改革和东汉中期汉顺帝时期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此得出阳嘉新制对东汉顺帝阳嘉年间政局的影响。本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把察举制度和阳嘉新制结合起来分析,发现阳嘉新制是对察举制的完善。阳嘉新制的出现与察举制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是汉顺帝时期的察举制无法有效的为政府选举人才。第二部分分析了阳嘉新制前各政治势力的较量,以及由此而给阳嘉新制实施带来的变化。和帝、安帝时期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变化,国家在针对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用人政策上,与东汉初年相比发生巨大变化,这使得顺帝初年的皇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士大夫通过阳嘉新制,欲改变权力的分配,借此调和士人,赀选,任子和其他郎官之间的冲突,以此整肃朝纲。然而,阳嘉新制的最终目的——民主的朝堂,却是有着削弱皇权的作用,同时也损害了赀选,任子和其他郎官的利益,故而阳嘉新制推行治标不治本。第叁部分介绍了自安帝以来,由于皇帝年弱而造成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以君权为主的皇权被严重削弱,君主丧失了对朝政的有效控制。汉顺帝为了巩固皇权在即位伊始,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皇权。但是,顺时期士人官僚与宦官都各有联络,形成不同派别,与桓灵时期清浊之分有异,在顺帝朝的政治势力中,不仅有外戚和宦官的存在,同时由于地方豪族势力的逐步增强,地方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也逐渐增强了在朝堂的话语权,故而在顺帝时期,政见与利益是斗争的主要诱因。而左雄改革最终出台条陈便是所有势力较量的结果。通过对以上叁部分的研究得知,左雄改革失败后,察举制进一步被破坏,致使朝政混乱,中央集权严重削弱,丧失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3-05-01）
陈君[10]（2011）在《政治·地域·文学——东汉中期文人之交往》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树皮、麻绳头、破布及鱼网为纸,并于元兴元年(105)上奏皇帝,从此"蔡侯纸"通行天下。纸轻于竹简、廉于绢帛,它的应用降低了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东汉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信札,就是纸张流行的一个直接结(本文来源于《古典文学知识》期刊2011年05期）
东汉中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杭州萧山溪头黄墓地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南的溪头黄村,墓地距萧山区政府约5千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1984年8月20日至10月25日,为配合湘湖啤酒厂基建平整土地,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组织人力对溪头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葬76座,出土文物1012件(组)。其中两汉墓葬59座,出土文物936件(组),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玉器、料珠、玛瑙、石黛板、耳瑱和木架等。本报告报道的8座土坑墓均为东汉中期墓葬,在东汉中期溪头黄墓地仍以土坑墓为主,具体一定的地域特点。浙江地区以往发现的东汉中晚期墓葬多为砖室墓,往往遭到严重盗掘,随葬品较少,溪头黄东汉中晚期墓多保存较好,出土大量随葬品,这为我们认识东汉墓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为细化东汉墓的分期提供了可靠资料。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东汉中期论文参考文献
[1].连靓晓.张衡与东汉中期的文学教育[D].郑州大学.2019
[2].杨金东,崔太金.杭州萧山溪头黄东汉中期土坑墓发掘报告[J].杭州文博.2018
[3].徐鹏.摄政集团与东汉中期政局演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8
[4].艾冲.东汉中期滇零叛羌割据政权的控制地域初探[J].西夏研究.2017
[5].陈凤露.从张衡诗赋创作看东汉中期文学的新变[D].云南大学.2017
[6].孙晨.浙江出土神人车马画像镜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涵试探—东汉早中期至叁国年间[D].中国美术学院.2015
[7].崔永强.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8].谢模楷.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东汉中期文学[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9].黄铭.阳嘉新制与东汉中期政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10].陈君.政治·地域·文学——东汉中期文人之交往[J].古典文学知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