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知识分子书写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知识分子,《应物兄》,反思性,批判性
知识分子书写论文文献综述
曹志远[1]（2019）在《从批判性的反思到反思性的批判——关于《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毋庸置疑,李洱的《应物兄》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作品。因此,对《应物兄》的研究集中于知识分子精神图景的时代画像与心灵探秘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指出的是,如此一来《应物兄》的独异性则难以有效彰显。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伊(本文来源于《芒种》期刊2019年11期）
姚晓雷,张清媛[2]（2019）在《知识分子“时代病”患者及其精神游弋——以格非“江南叁部曲”主人公形象书写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市场化、世俗化为主导倾向的商品社会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许多人文知识精英由对这种现象的无能为力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乃至对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和信仰的整体否定,遂成了一种"时代病"。格非就是一个这种"时代病"的患者,"江南叁部曲"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书写便属于患病中的精神游弋。由此引出的是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该魂归何处的问题。(本文来源于《当代文坛》期刊2019年06期）
陈晨[3]（2019）在《进入现场的写作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从邵丽、孙惠芬看女性作家乡村书写的一种路向》一文中研究指出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均建立在作家对于当下乡村生活真实参与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她们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中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姿态和严谨的写实手法,而是将自己置身于驳杂纷乱的乡村现场,既能够直面当下乡村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同时又立足于多样的生命诉求和复杂的现实生活基础,力图在众声喧哗中接近生活的本相。邵丽和孙惠芬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也是这类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对于当下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又主动寻找与他者之间在生命上的内在关联,并由此完成了对自我的丰富。邵丽和孙惠芬的写作具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她们的写作融入了女性经验又体现出超性别的视野,对于现实主义的乡土书写富有启示意义。(本文来源于《写作》期刊2019年05期）
颜敏[4]（2019）在《大时代的卑微人生——论新世纪华文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坛的知识分子书写具有一种由平视到俯视、从同情到批判的自我矮化趋势。曾经建立在集体记忆基座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雕像,经由这些年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文化的风雨剥蚀而面目模糊。从整体印象上讲,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似乎由受人尊重的受难使徒,沦为汲汲于世俗名利的功利主义者①。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矮化现象,与当代作家执着沾滞当下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大多有意无意地疏离刚刚逝去的(本文来源于《小说评论》期刊2019年05期）
席妍[5]（2019）在《当代台湾原住民知识分子的失语困境与自我启蒙——论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夏曼·蓝波安在其"海洋书写"中刻画了以安洛米恩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知识分子群体。安洛米恩的"疯癫"病症及其个体的悲剧命运,象征着台湾原住民族群在卷入现代文明进程后的"失语困境"。面对现代资本社会对原住民生存空间的"规训"与"驱逐",知识分子群体也被迫承受着资本生产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宰制,挣扎在主体分裂的痛苦之中。夏曼·蓝波安将个人经历融入小说叙述和人物精神世界,重新省思族群现实和文化境遇,在退守海洋空间的身体实践中获得关于生命的"自我启蒙",并可能导向一种"非中心化社群主义"的政治主张。(本文来源于《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期刊2019年09期）
叶雨婷[6]（2019）在《“八百壮士”科技报国记》一文中研究指出“长车北上逆烽烟，一路高歌解放天。”周长源曾这样形容自己“北上”的经历。他出生于浙江平湖，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8月，时年23岁的周长源大学毕业，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作，成为大学里一名边学习、边教课的“小老师”。和他一(本文来源于《中国青年报》期刊2019-08-06）
杨露露[7]（2019）在《学术风貌下的时代景观──《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应物兄》是李洱写作十叁年的巨着,以应物兄的所见所闻来尽显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从学院大儒到芸芸众生,一个儒学院的"应物"而生牵出了学界、政坛、商场乃至贩夫走卒的世风群像。知识分子是《应物兄》的主题和核心,文中叁代知识学人从不同的时代背景走来,身上体现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相近的言说困境,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复兴作出的努力与变革,以及他们的知与行、思与想。(本文来源于《文化学刊》期刊2019年07期）
周日平[8]（2019）在《论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转型,中国社会、文化界遭遇了严峻的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作为当代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的作家,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人格气质使她对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她总能通过苍凉的笔触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进行深入书写,契合了当代学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讨与反思。方方书写的主要知识分子类型包括五四时期国族危难之际的殉道者,极左政治统治下的异化者,市场经济时代里的失落者。方方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与历史情境中展现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命运遭际,文本之内的知识分子形象呼应着文本之外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现实生存镜像,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生存状态、文化人格以及精神现状。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经历了从稚嫩期、探索期到成熟期的历程,体现了本身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方方在不同阶段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历程与其自身的精神历程有重要联系,其书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作家自己强烈的个人化精神体验特征,她在不同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折射出她在不同时期身份与精神的转变。方方在不同时期所书写的知识分子类型有着不同的成因,既有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体制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自身阅历、个人身份认同以及知识分子家庭影响等方面的原因。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艺术风格也经历了由稚嫩期的浅显单薄、探索期的冷峻犀利到成熟期多种风格的驾驭与自由转换的嬗变历程。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丰富着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她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深度探求与书写蕴含着对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对极左政治及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其中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又包含着对社会中出现的伦理失范与道德信仰缺失、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大众文化泛滥等负面问题的关注和揭示。同时,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也是有缺憾的,如对部分知识分子批判的弱化、乌托邦精神的式微等。(本文来源于《湘潭大学》期刊2019-06-06）
雷瑜[9]（2019）在《阎连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阎连科书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与个体选择,显示出阎连科对知识分子境遇的关注。对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出的知识分子议题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思考。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地位每况愈下,阎连科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特殊而无奈的处境,书写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沦为了权力宰制下的“被规训者”,市场经济下的“媚俗者”,也面临着爱情理想普遍失守的文化环境。除了这些外在的困境,他们的内在精神也出现了危机,他们因为失语的焦虑而产生妄想症,在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下出现人格分裂,由于忏悔意识过于强烈而产生自残的心理驱动。在阎连科笔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令人忧虑,他的知识分子书写深刻地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代孤立无援的状态。面对时代中的困境,阎连科笔下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他们或选择以试图修复亲情伦理和寻找乌托邦的方式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人格,践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或者以“隐逸”和抗争交织的方式达到保全自己和为国家与人民作出贡献的双重目的,或者臣服于物质化欲望,被金钱诉求和情欲诉求支配,选择了彻底地堕落。阎连科的知识分子书写呈现出特殊的意义,也存在缺陷。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阎连科在他的知识分子书写中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回归远古的倾向,体现了阎连科浓厚的精神救赎意识,而他在知识分子的书写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诗化的特色。这种诗化特色极大地增强了他小说的抒情意味;阎连科的知识分子书写的缺陷在于他因为太过于想回归远古,因而使他的知识分子书写带有着保守倾向,同时因为他在文本中的一些地方诗化书写过强,太重于抒情,所以使文本叙事的真实性遭到较为严重的损害。(本文来源于《湘潭大学》期刊2019-06-04）
李焕焕[10]（2019）在《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文学创作传统中,知识分子题材一直备受作家青睐。以现代作家钱钟书和当代作家宗璞为例,《围城》和“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均将知识分子这一“精神贵族”述着笔端。本文以“野葫芦引”和《围城》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作家对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探析不同时期的作家对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境遇的不同表述,从而构建起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抗战背景”是指以抗日战争为起点,来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及其后的时代大潮中的生存境遇。笔者将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外在影响,及作家的成长经历、文学经验等内在因素,来解读作家对处于动乱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书写。可以发现,对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是对知识分子题材的研究,抑或是其相关文化研究,均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和钱钟书的《围城》小说文本,采用文本细读、归纳研究及比较分析等方法,分别从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知识分子命运书写的内蕴分析、知识分子命运书写的艺术特征、知识分子作家立场的成因等角度出发,探析作家笔下关于知识分子命运书写的文学想像,进而论述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写作的价值立场。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形象研究,以“野葫芦引”和《围城》为入口,通过梳理知识分子书写的现代特殊语境,及士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传承和流变,来展现抗战背景下或坚守或妥协的两类知识分子形象。第二部分为文本内蕴研究,通过知识分子身份的双重写作,剖析知识分子的存在困境,进而解析当代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几乎固化的概念性所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以此构成现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深层描述。第叁部分为艺术特征研究,作家将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想像转化为文学经验,从而传达出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无论是从文学书写中的诗意建构还是叙事中的话语选择,均体现出作家试图建构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钱钟书以学问入小说,通过幽默讽刺的笔调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宗璞以古朴雅致的追怀,建构了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第四部分为知识分子作家立场成因研究,结合作家的家学渊源、学府文化的熏陶及时代环境的影响,阐释作家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对抗战背景下的知识分子进行书写。分析其如何以别样的视角,反映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钱钟书和宗璞,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通过考察其笔下知识分子的不同书写,探求其背后的初心及作家在诉诸笔端过程中的复杂考量。钱钟书和宗璞两位作家对知识分子话语的不同建构,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或讽刺或肯定,皆表达了作家对于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殷切期望,共同推进了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进程,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独特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9-06-01）
知识分子书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市场化、世俗化为主导倾向的商品社会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许多人文知识精英由对这种现象的无能为力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乃至对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和信仰的整体否定,遂成了一种"时代病"。格非就是一个这种"时代病"的患者,"江南叁部曲"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书写便属于患病中的精神游弋。由此引出的是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该魂归何处的问题。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知识分子书写论文参考文献
[1].曹志远.从批判性的反思到反思性的批判——关于《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J].芒种.2019
[2].姚晓雷,张清媛.知识分子“时代病”患者及其精神游弋——以格非“江南叁部曲”主人公形象书写为例[J].当代文坛.2019
[3].陈晨.进入现场的写作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从邵丽、孙惠芬看女性作家乡村书写的一种路向[J].写作.2019
[4].颜敏.大时代的卑微人生——论新世纪华文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J].小说评论.2019
[5].席妍.当代台湾原住民知识分子的失语困境与自我启蒙——论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J].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2019
[6].叶雨婷.“八百壮士”科技报国记[N].中国青年报.2019
[7].杨露露.学术风貌下的时代景观──《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J].文化学刊.2019
[8].周日平.论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D].湘潭大学.2019
[9].雷瑜.阎连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D].湘潭大学.2019
[10].李焕焕.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D].河南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