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李氏朝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书院制度,书院文献,书院移植,东亚书院
李氏朝鲜论文文献综述
邓洪波,赵伟[1]（2019）在《朝鲜王朝移植书院制度的几个问题——以李氏朝鲜书院文献为主的讨论》一文中研究指出书院是东亚儒家士人共同的文化教育组织。朝鲜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引入中国书院制度,《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可以呈现书院移植历程。周世鹏依朱子白鹿洞故事,首创白云洞书院,首修院志《竹溪志》,初立谨祀、礼贤、修宇、备廪、点书的运行机制,功在肇始、奠基。卢庆麟创建迎凤书院,作《迎凤志》,立祠象贤、立院养贤,且首立《庙院定议录》《学规录》彰显制度建设,功在拓展。李滉继周世鹏之后经纪白云洞书院,上书请求赐额,奠定书院赐额制度,后以学者身份参与近十所书院的建设,更解析推广《白鹿洞书院揭示》并列入《圣学十图》,其功在集大成。(本文来源于《大学教育科学》期刊2019年05期）
李绎臻[2]（2019）在《李氏朝鲜时期“子见南子”诠释史论》一文中研究指出《论语》一书中,“子见南子”一章由于孔子与南子身份特殊,以及史料语焉不详,在《论语》诠释史上尤其令人瞩目。论语学是东亚儒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在东亚论语学视角下,对古代韩国的“子见南子”诠释史作出整体观照,梳理中韩古代“子见南子”诠释史的特点与分野,有助于理解东亚儒学诠释史的相关问题。古代韩国“子见南子”诠释集中于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其诠释史的草创时期,李滉、李珥以谚解《论语》为主,稍后的宋时烈、李惟泰等人虽时有创见,但大致不脱朱注;至李朝中期,李縡、李瀷等人的相关诠释新见迭出,崔左海、丁若镛等学者的论断亦精;李朝末期,“子见南子”诠释重回朱子之学的笼罩之下。李朝《论语》诠释史除了以朱子之学为基本学术依归外,还存在一个独特现象:集中就孔子的“圣人气象”发问,最终又为孔子圆说。前人普遍称孔子之贤在于见南子而能保持德行,李朝学者则称应在于孔子是否有意挽救卫国危机。通过刻意的错置情境,李朝学者将孔子见南子的背景设置在卫国动荡之时,将“行道”具象为救卫国之难,这与中国“子见南子”诠释史中抽象的“行道”有异。崔左海、丁若镛是李朝“子见南子”诠论特出的两位学者。其中,崔左海阐发了“圣人生物之心”,丁若镛详考古之“五礼”以证孔子见南子之合礼性。二人真正关注的不是前人争论的礼制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通过重构语境,从政治学的角度,使事实判断服务于道德判断,其诠释目的最终指向忠国爱族的政治理想。李朝中期,士祸频出,历经士祸传承下来的道义精神,被儒者投射到经典的解读上,通过掘发文本中“救国”的政治意蕴,以期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功能,整顿社会伦常秩序。与古代韩国不同,中国“子见南子”的诠释史跨度达两千年。秦汉时期孔子形象为流言缠扰,魏晋玄学以天命论解释“子见南子”,其后宋代朱熹强调理解圣人之义,清代则以毛奇龄考据最为严谨。中韩古代“子见南子”诠释史的差异从小处说,是诠释法、圣人观、主体性的差别,从大处说,是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悬隔。李朝学者通过集中训释古事、错置情境等手段,兼顾诠释有效性和多样性,使文本意义的延伸圆融贯通。在李朝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子见南子”诠释寄寓了经邦治国的政治意蕴,以寻求儒家道义价值的重振。就此而言,东亚儒学的诠释史又具有显着的共通性,即以文本诠释为路向,以载道本位为旨归。(本文来源于《扬州大学》期刊2019-05-01）
赵雪纯[3]（2019）在《浅析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民谣诗歌——以婆家生活民谣诗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朝鲜社会阶层的身份变动和女性意识的逐步提升,女流作家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其生活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尤其体现在婆家生活民谣诗的创作当中。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反映了朝鲜女性的现实生活,体现了朝鲜女性的内心情感,还丰富了朝鲜文学诗歌的内容,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本文通过分析婆家生活民谣诗中主要体现的传统女性形象,进一步探讨不同女性解决矛盾的不同方式,借以为当下女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韩国语教学与研究》期刊2019年01期）
刘明真[4]（2018）在《唐诗在李氏朝鲜时期的接受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汉诗是朝鲜文学的一种形式和组成部分,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在朝鲜文化中,唐诗不仅是可用来吟咏欣赏的异国文学作品,更是诗歌创作的楷模。通过考察唐诗在李氏朝鲜时期接受的文化背景,结合李朝具体诗人与诗作介绍了李朝前期与中后期的朝鲜人接受唐诗的具体情况。(本文来源于《青年文学家》期刊2018年35期）
郑冬梅,陈翘楚[5]（2018）在《论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李氏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文学在顺从与叛逆的矛盾中生成、承续和嬗变,其发展道路充满了坎坷。本文从创作群体的变化、创作意识的发展、作品主题的多元化等方面阐释了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本文来源于《韩国语教学与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盛丽[6]（2017）在《李氏朝鲜经筵文献《尚书讲义》训诂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保持着强劲的渗透力。朝鲜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早在与汉同时的朝鲜叁国时代,《尚书》等儒学经典就已传入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出现经筵讲《书》,即经筵官给皇帝讲读经史,君臣间探讨学术、议论时政。到了李氏朝鲜时期,记录御定讲习的经筵《尚书》文献十分丰富。本课题选择李朝正祖时期经筵讲义中代表作——李书九的《尚书讲义》为研究对象,从多角度穷尽性地分析解读文本,以求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尚书讲义》的训诂情况与训诂特点,展现了朝鲜《尚书》学研究的特点。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与李氏朝鲜经筵《尚书》讲义课题相关的概念术语、研究现状、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及本课题的学术目标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说明了朝鲜经筵制度发展的背景以及李氏朝鲜经筵《尚书》文献的概况。分阶段概述各时期朝鲜经筵的情况,简单介绍了李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筵《尚书》文献,并重点介绍李书九及《尚书讲义》概况。第叁部分详细论述李朝经筵《尚书讲义》的训诂内容和条例。从考察旧注、解释词义、串讲句义文义、说明语法、分析句读、校勘文字、解释篇题、说明修辞、点明文体等多角度举例说明其训诂内容,从声训、形训、义训层面分析训诂方法,并且归纳概括了《尚书讲义》中常见的训诂术语。第四部分具体分析《尚书讲义》训诂特点:浓厚的性理学色彩、显着的主观化倾向以及强烈的本土化意识。这既体现李书九个人的训诂风格,也揭示了李朝时期训诂的时代和民族特征。第五部分是余论与总结。通过《尚书讲义》探求中朝经筵《尚书》学的异同,挖掘其中的共性与个性。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在训诂方面做出一定探索与尝试,期望能够以李书九的《尚书讲义》为切入点、从训诂的角度窥探朝鲜经筵《尚书》的全貌,为后续域外《尚书》学和训诂学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本文来源于《扬州大学》期刊2017-05-01）
马瑞[7]（2016）在《李氏朝鲜时期文人笔下的“西湖”形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李氏朝鲜时期,较多诗人受"西湖话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影响,创作了较多与"西湖"相关的诗。在大多数朝鲜文人看来,杭州"西湖"是美丽的、繁华的、风骚的、脱俗的,是湖水的典范,是难以企及的乌托邦。他们笔下的"西湖"形象主要是由美丽、繁华、风骚、脱俗、湖水典范、乌托邦等这些词构建起来的。(本文来源于《开封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10期）
张丹丹[8]（2015）在《明清交代与李氏朝鲜的中华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李氏朝鲜在立国之初即确定了"事大"政策,这一政策对朝鲜影响甚深。在明清鼎革之际,李氏朝鲜的宗主国虽由明变为清,但朝鲜对明朝的文化认同却从未中断。其在明亡之后,表面上奉清朝为正朔,而实际上仍奉明朝为正统,甚至计划实施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其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华夷之辨,构成了朝鲜在明亡后系列行动的指南,形成了独特的中华认识。(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问题》期刊2015年05期）
张高元[9]（2015）在《图像修辞学视野下的中国明代和李氏朝鲜时期雅集图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明代和李朝雅集图按照官场和山林两个框架发展。明代雅集图式经历了摹写西园雅集图,抽象西园雅集图到改造、创立新雅集图式的过程。李朝的官方雅集图以宋代《文会图》宴饮场景为图式来源,山林雅集图由兰亭修禊图和耆老会图发展而来。明代山林雅集观念集中在隐居与出仕,李朝山林雅集图则以表达聚散感慨,讨论儒释同游标准等为主。明代官场雅集图通过直叙、预叙、象征、隐喻手法,图文或同时强调,或各有侧重,以展现丰富的格调和意义层次。李朝官场雅集图是通过直叙与象征,图文平行对等,显得单薄。(本文来源于《艺术探索》期刊2015年05期）
岳松松[10]（2015）在《李氏朝鲜对明事大关系确立的历史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李氏朝鲜(1392—1910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余年。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的统治,在儒学的统治理念下建立了朝鲜王朝,并确立事大主义为基本国策,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一、李氏朝鲜的建国和封建中央集权的确立1388年,高丽禑王准备攻伐辽东,并派崔莹和李成桂出兵。李成桂带领的军队在威化岛遭遇大水,士兵大多不愿意(本文来源于《学习月刊》期刊2015年18期）
李氏朝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论语》一书中,“子见南子”一章由于孔子与南子身份特殊,以及史料语焉不详,在《论语》诠释史上尤其令人瞩目。论语学是东亚儒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在东亚论语学视角下,对古代韩国的“子见南子”诠释史作出整体观照,梳理中韩古代“子见南子”诠释史的特点与分野,有助于理解东亚儒学诠释史的相关问题。古代韩国“子见南子”诠释集中于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其诠释史的草创时期,李滉、李珥以谚解《论语》为主,稍后的宋时烈、李惟泰等人虽时有创见,但大致不脱朱注;至李朝中期,李縡、李瀷等人的相关诠释新见迭出,崔左海、丁若镛等学者的论断亦精;李朝末期,“子见南子”诠释重回朱子之学的笼罩之下。李朝《论语》诠释史除了以朱子之学为基本学术依归外,还存在一个独特现象:集中就孔子的“圣人气象”发问,最终又为孔子圆说。前人普遍称孔子之贤在于见南子而能保持德行,李朝学者则称应在于孔子是否有意挽救卫国危机。通过刻意的错置情境,李朝学者将孔子见南子的背景设置在卫国动荡之时,将“行道”具象为救卫国之难,这与中国“子见南子”诠释史中抽象的“行道”有异。崔左海、丁若镛是李朝“子见南子”诠论特出的两位学者。其中,崔左海阐发了“圣人生物之心”,丁若镛详考古之“五礼”以证孔子见南子之合礼性。二人真正关注的不是前人争论的礼制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通过重构语境,从政治学的角度,使事实判断服务于道德判断,其诠释目的最终指向忠国爱族的政治理想。李朝中期,士祸频出,历经士祸传承下来的道义精神,被儒者投射到经典的解读上,通过掘发文本中“救国”的政治意蕴,以期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功能,整顿社会伦常秩序。与古代韩国不同,中国“子见南子”的诠释史跨度达两千年。秦汉时期孔子形象为流言缠扰,魏晋玄学以天命论解释“子见南子”,其后宋代朱熹强调理解圣人之义,清代则以毛奇龄考据最为严谨。中韩古代“子见南子”诠释史的差异从小处说,是诠释法、圣人观、主体性的差别,从大处说,是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悬隔。李朝学者通过集中训释古事、错置情境等手段,兼顾诠释有效性和多样性,使文本意义的延伸圆融贯通。在李朝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子见南子”诠释寄寓了经邦治国的政治意蕴,以寻求儒家道义价值的重振。就此而言,东亚儒学的诠释史又具有显着的共通性,即以文本诠释为路向,以载道本位为旨归。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李氏朝鲜论文参考文献
[1].邓洪波,赵伟.朝鲜王朝移植书院制度的几个问题——以李氏朝鲜书院文献为主的讨论[J].大学教育科学.2019
[2].李绎臻.李氏朝鲜时期“子见南子”诠释史论[D].扬州大学.2019
[3].赵雪纯.浅析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民谣诗歌——以婆家生活民谣诗为例[J].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19
[4].刘明真.唐诗在李氏朝鲜时期的接受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8
[5].郑冬梅,陈翘楚.论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J].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18
[6].盛丽.李氏朝鲜经筵文献《尚书讲义》训诂研究[D].扬州大学.2017
[7].马瑞.李氏朝鲜时期文人笔下的“西湖”形象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
[8].张丹丹.明清交代与李氏朝鲜的中华认识[J].历史教学问题.2015
[9].张高元.图像修辞学视野下的中国明代和李氏朝鲜时期雅集图研究[J].艺术探索.2015
[10].岳松松.李氏朝鲜对明事大关系确立的历史考察[J].学习月刊.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