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龙瑛宗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竹堑学,地方知识,文化传统,龙瑛宗
龙瑛宗论文文献综述
黎湘萍[1]（2019）在《地方知识与文化传统——从郑用锡的经学到龙瑛宗的文学看竹堑学之“道”》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根据《北郭园文集》及《龙瑛宗全集》的资料,讨论清代台湾郑用锡的诗文与日本殖民时期龙瑛宗小说的一些相关问题,探讨"竹堑经学"与"竹堑文学"对于"竹堑学"的意义。从"竹堑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的诗文与小说所具有的特征与内在的关联,藉此展开文学史叙事可能的空间。(本文来源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期刊2019年01期）
刘麦琪[2]（2018）在《龙瑛宗小说中的“酗酒者”》一文中研究指出自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台湾经历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伴随着严苛的殖民制度一同到来的,还有现代性思潮和为了更好的维护殖民统治而开展的“同化”教育政策。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开办公学校,普及日本语教学,日语写作成为了这个时期台湾本土作家大多具有的经历。龙瑛宗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风格的台湾作家。龙瑛宗在获得日本《改造》杂志“第九届悬赏小说佳作奖”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塑造了一个因“日本梦”破灭,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逃避世事的酗酒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之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酗酒者”形象。笔者结合台湾日据时期被殖民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自身经历,探究作家通过“酗酒者”这一形象所表达的批判与反抗精神。根据龙瑛宗小说中的“酗酒者”形象的特点,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因为理想破灭,而将“酗酒”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分为以陈有叁为代表的现实层面的酗酒者,和以林杏南长子为代表的精神层面的“酗酒者”,探究造成这一结果的社会根源。第二部分以早已将酗酒作为常态,劝诱他人酗酒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他们所拥有的双重身份——殖民体制的“被害者”和封建父权体制对女性命运的“加害者”。同时解读作家通过女性角色所表达出的迂回的反抗精神。第叁部分则以“皇民化”时期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战时的社会背景,分析龙瑛宗作品中的“酗酒者”受到“南方”号召而产生的形象转变。并探讨在“杜南远”系列中所呈现的不同于之前“酗酒者”的乐观与希望。(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8-06-01）
禹明先[3]（2016）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韩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台湾与韩国相继沦陷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为了抹杀台湾与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台湾及韩国社会实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同化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摧残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饱受煎熬。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韩国,“知识分子”成为诸多作家共同塑造的形象,成为如实反映这个时期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窗口。小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就是塑造人物形象。本论文旨在比较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与韩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并将研究对象设为龙瑛宗与李泰俊的短篇小说。通过采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理论方法,并结合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深入剖析他们笔下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形象。了解日据时期同样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韩国在相似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呈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的“社会”和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异同之分,进而探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一章“绪论”,分为叁节。第一节叙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第二节回顾与探讨先行研究之文献,第叁节界定本论文研究的范围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知识分子形象比较研究”,分为五节。分别对龙瑛宗与李泰俊短篇小说中挫折型知识分子、俗物型知识分子、同情型知识分子、觉醒型知识分子、其它型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比较,并以小结形式归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异同点。“挫折型”知识分子主要表现为因对现实社会失望而变得一蹶不振。“俗物型知识分子”是指社会中那些自私、功利又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同情型知识分子”指心怀对社会孤立人群的同情,这类人物主要以女性为主。“觉醒型知识分子”是自身通过在社会和生活中的锻炼得到醒悟并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其它型知识分子”主要是以作者自身为蓝本的主人公,对自我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第叁章为“结论”,对龙瑛宗与李泰俊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异同进行总结,并归纳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龙瑛宗与李泰俊刻画的日据时期知识分子,在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有不同的表现。龙瑛宗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多数为逃避或者妥协的非对抗性方式。相反,李泰俊笔下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的不公的时候,大多选择积极地去应对、抵抗现实,尽管他们最终也会失败。两位作家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社会时也都显现出无力的一面,这种无力来自于社会而非知识分子自身。台湾与韩国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将近半个世纪,因此,通过比较研究龙瑛宗与李泰俊短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到日据时期的整个台湾及韩国的社会状况。(本文来源于《延边大学》期刊2016-05-20）
姚婷,陈少华[4]（2015）在《龙瑛宗的两性观及其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龙瑛宗日据时期的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女强男弱"的世界,女性是殖民地男性想象中的救赎者;到了光复初期,男性则变为女性的知性启蒙者。从被殖民时期对女性救赎的寄望,到光复初期对新女性的想象建构,龙瑛宗的两性位阶随时代的更迭而发生置换,但不变的是对女性议题及两性问题的关注,如他所言,女性的确是令男性思慕的故乡。(本文来源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期刊2015年03期）
崔琦[5]（2011）在《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7）文学中的国族认同及其变化》一文中研究指出从台湾光复到“二二八事件”发生,短短两年时间里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既有回归到动荡不安的祖国这一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封建专制、贪污腐败的“人治”因素。而后者又是造成光复后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凋敝、民众生活困苦的最主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在台政权的观感,导致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观念产生一定变化。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蓝绿两营的政治权力斗争中,这些国族认同观念上的变化被绿营人士所利用,他们将“二二八”事件描述成国民党政权对台湾本省民众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光复初期的作家们于当时作品中反映出的认同观念上的变化实际上已构成“台独”思想的滥觞,意图为“台独”思想寻找历史条件上的合法性。因此,本论文将以吴浊流、吕赫若、龙瑛宗叁位在光复初期两年间较活跃的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当时的作品中呈现出的国族认同观念进行研究,结合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对自我国族认同观念的形成与变化产生的影响来厘清当时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状况。本论文将首先以电影《悲情城市》为引子,引出对光复初期两年间台湾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的背景介绍,指出台湾社会拥有的“五味混杂”的情绪即是对当时台湾社会多种认同状态并存的现象的反映,与此同时,光复后台湾社会现实的变化还影响认同观念产生流变；其次以吴浊流、吕赫若、龙瑛宗叁位作家光复初期两年间发表的小说为分析文本,考察当时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具有的共时性多样存在与历时性变化的特点,即“祖国认同”、“乡土认同”和“对殖民文化中现代性部分的认同”并存的“叁生花”状态,以及台湾社会的主导认同观念逐渐由“祖国认同”转为“乡土认同”的这一历时性变化；再次,深入分析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吴浊流、龙瑛宗、吕赫若叁位作家由于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游历经历、从事职业等方面的不同,所表现出的具有个体性差异的国族认同观念,以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认同状况及其变化；最后,本论文将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国族认同产生变化之原因进行再分析,试图得出封建的、腐败的国民党在台统治是造成当时台湾作家、民众的国族认同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指出对当今的台湾社会而言,政治环境依然是影响台湾社会“中国”认同的最重要因素,只不过此处的“政治”环境不再指向清明、民主的政治统治,而是指向台湾由哪个党派执政,因为在台湾逐渐成为民主社会、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今天,台湾的国族认同更多的取决于执政党利用国家机器建构出何种认同。2008年马英九的成功当选,无疑对发展台湾社会中的“中国意识”大有裨益,而随着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和通畅,以及民众有更多机会来往于两岸,观察和接触祖国大陆的状况,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便会具有产生新变化的可能性,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会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本论文冀图通过对台湾光复初期文学中国族认同的状况及其变化的研究来作为以学术研究回应现实的一个有利途径,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国民党在台统治对台湾光复初期两年间国族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为发展台湾社会的“中国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镜。(本文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期刊2011-04-01）
刘慧娟[6]（2010）在《论龙瑛宗从日殖时期到光复后的心灵和创作的变化》一文中研究指出龙瑛宗是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其文学创作跨越日殖和光复两个时代,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龙瑛宗的创作风格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作品记录了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光复后的不同的社会风貌。本文主要以龙瑛宗的小说为研究范围,希望能纵贯其一生的文学创作,探索从日殖时期到光复后龙瑛宗的心灵和创作的变化。龙瑛宗是客家人,而且有些口吃,自幼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步入文坛后成为西川满创办的《文艺台湾》中的一员,这一身份使他在受到殖民者压迫的同时,也遭到了台湾福佬系作家的排挤,从而导致其在文学道路上的孤独和苦闷,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也大多呈现出消极灰暗的面貌。日殖时期,龙瑛宗的小说创作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主,描写殖民时代台湾知识分了心灵的苦闷和压抑。尽管这一时期龙瑛宗的作品中没有直接表达对殖民统治的抗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中读到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当龙瑛宗的笔触转向庶民世界时,小说的色调变得明亮起来,在大自然的纯净和庶民坚毅的劳动中,龙瑛宗找寻到生活的力量。光复初期,龙瑛宗把笔触转向时代变迁中台湾人民境遇的转变及身份的重新定位,真实地记录下光复初期台湾人民喜悦中夹杂着不安的心理,呈现了人们对未来命运的不确定。退休之后的龙瑛宗则站在历史见证者的角度,回顾过往岁月的生活遗迹,详尽描述台湾从战时到战后的历史变迁。在龙瑛宗的作品中,台湾是他始终坚持的关怀对象,透过龙瑛宗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轨迹及心灵世界,进而勾画出台湾历史变迁的社会风景。龙瑛宗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自传色彩浓烈,从日殖时期开始,龙瑛宗就创作了以杜南远为主角的一系列自传性作品,并且延续到退休后的创作。龙瑛宗的杜南远系列小说,明显地显示出其日殖时期和退休之后的创作风格的迥异。在日殖时期,龙瑛宗往往抽离社会时代背景,着重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明显是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这一系列作品都呈现了作家在殖民统治下内心的孤独和苦闷。在退休之后,龙瑛宗的描写重点依然是日殖时期的生活经验,但在叙述方式上不再像以前那样隐晦,而是采用直接无隐的手法,陈述历史时代因素对个人生活境遇的影响,并直白地揭露各种社会不公现象。走过历史洪流的龙瑛宗,透过其文学创作,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所受的压抑和无力改变境遇的无奈。文学创作对于龙瑛宗来说,不仅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塑造的过程,更是其一生的心灵归宿。在现实世界中沉默寡言的龙瑛宗,却在文学世界里大放异彩,展开对自我和人生的探寻。对于台湾文学而言,龙瑛宗不仅是殖民地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尤其是他终其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足以成为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一页。(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0-04-10）
倪思然[7]（2009）在《龙瑛宗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析——兼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龙瑛宗在小说创作中合理地吸收俄国文学养分,结合日据时期台湾独特的社会语境,以富有诗意的浪漫抒情笔调,塑造出一系列"多余人"形象。与19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相比,他们身上突出体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小知识分子特有的生存困境。(本文来源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期刊2009年04期）
郭斌[8]（2009）在《试论龙瑛宗一九四五年的小说创作》一文中研究指出一、龙瑛宗小说创作之风格及其来源龙瑛宗作为日据时期台湾的重要作家,在日据时的台湾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用叶石涛的话说就是:"龙瑛宗是这个时期最有世界规模的小说家。"1911年8月,龙瑛宗出生于台湾新竹,从小所受的日语教育,使得他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所掌握的语言是日语、所接受到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日本式的文学风格在他一生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龙瑛宗出生时,日本已经统治台湾十六年。他出生后的几个(本文来源于《现代台湾研究》期刊2009年06期）
杨志强[9]（2009）在《龙瑛宗的祖国文化结构——以鲁迅的影响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祖国"这一词汇是在战后台湾常常被提起的关键词,面对焕然一新的政治体制,台湾的知识分子赋予"祖国"更多的想象,想象中参合了对大陆政治理想的期望和对日本殖民的仇恨情绪。《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开启了龙瑛宗的文学世界,也开始了他与鲁迅的精神沟通。龙瑛宗文学的血统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血液。(本文来源于《华文文学》期刊2009年02期）
杨志强[10]（2009）在《知性探求者：龙瑛宗文学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论文集中耙梳龙瑛宗知性思想,试图通过对龙瑛宗知性思想的梳理,把握他思想的复杂性和体现出来的“二律背反”的文学表征。从表面上看(尤其是龙瑛宗的文学活动和经历),龙瑛宗介乎于文学与政治之间,沉浮于台湾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日据时期能够进入在台日人的文化集团(西川满领导下的《文艺台湾》、矢野峰人组织下“有力的官民有志”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光复后成为战鼓声中的歌者、启蒙者,民族主义的急先锋;白色恐怖中在大多数日据下的文化人(尤其是亲日的)都有不同程度伤害的情况下,他几乎没有遭受到政治迫害。由此,人们不禁会对龙瑛宗的性格与所持观点产生怀疑,特别是他处处充满“协力”大东亚的文字令人费解。然而,通过知性的角度关照龙瑛宗的思想,触摸历史的痕迹(即这些文字)将会对龙瑛宗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罗成纯认为龙瑛宗为“人道主义作家”,学者吕正惠认为其为“民族主义者”,学者林瑞明认为他是“阴柔的抵抗”者,学者施懿林认为他是“认同矛盾挣扎下的双乡人”。在此,笔者更愿意以“知性思想者”、“探求者”将其定位。龙瑛宗毕生都在寻找“知性”。不仅他所创作的小说属于“知性”小说,在他的随笔中也多次提到树立“知性”的思想观的说法。他的知性思想观直接借助于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中的“知性”概念则是借鉴吸收了我国传统儒学、西方哲学融合而成的。在我国,传统儒学中知性的概念早已由孟子正式提出,它的内涵在孔子时代就已有所涉及。“知性”在西方的渊源也很深,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期,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龙氏知性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概念。因为它的开放性,似乎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嫌疑,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将全部理想寄予文学并终其一生希望通过文学达到最大社会关照有效性的文学耆耋来说,知性的开放性,体现出其思想磷光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很难以集中的话语叙述、厘定,作为其知性的内核,流动性是其最大的特征,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都有时代的标语充塞其间,抑或说其知性背负着台湾社会变迁的深刻性,这种流动性时而急骤,时而湍缓。1937年中日事变后,日本帝国为了扩大侵略版图,将台湾作为军事、经济、政治的“补给地”,加紧对台湾地区经济、文化、政治的控制,以“皇民化”的形式付诸实践。龙瑛宗在1937年后发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后扬名内地文坛,逐渐成为台湾文化界的主要成员之一,龙氏的思想亦在逐渐的流动与变化中成长与成熟起来。然而,台湾愈发趋紧、高压的“殖民空间”迫使龙瑛宗不断地在“外界自我”与“内面自我”之间跳脱,不断地进入“文化完整性认同与诉求”领域承受煎熬与焦虑。“祖国”这一词汇是在战后台湾常常被提起的关键词,面对焕然一新的政治体制,台湾的知识分子赋予“祖国”更多的想象,想象中参合了对大陆政治理想的期望和对日本殖民仇恨的情绪。由于日本50年的殖民教化,大多数台湾知识者对于“祖国”出现了隔阂。现实中的“祖国”对于时当的台湾知识者来说,实际上亦如此。经历了日本的强化殖民之后,他们有着更为急切的回归“祖国”的意念,不仅仅在版图上回归,且要在“人”的意义上、思想流脉上回归。但他们对于所要回归的“祖国”,大多数人来说了解甚少。纵观龙瑛宗的一生,除去小说创作和生活本身耗去的精力之外,大部分时间着力于“知性”的思考、建构、阐扬、转化当中。虽然,龙瑛宗并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知性哲学的体系,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间,即管窥日据下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的重要空间。(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09-04-01）
龙瑛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自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台湾经历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伴随着严苛的殖民制度一同到来的,还有现代性思潮和为了更好的维护殖民统治而开展的“同化”教育政策。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开办公学校,普及日本语教学,日语写作成为了这个时期台湾本土作家大多具有的经历。龙瑛宗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风格的台湾作家。龙瑛宗在获得日本《改造》杂志“第九届悬赏小说佳作奖”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塑造了一个因“日本梦”破灭,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逃避世事的酗酒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之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酗酒者”形象。笔者结合台湾日据时期被殖民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自身经历,探究作家通过“酗酒者”这一形象所表达的批判与反抗精神。根据龙瑛宗小说中的“酗酒者”形象的特点,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因为理想破灭,而将“酗酒”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分为以陈有叁为代表的现实层面的酗酒者,和以林杏南长子为代表的精神层面的“酗酒者”,探究造成这一结果的社会根源。第二部分以早已将酗酒作为常态,劝诱他人酗酒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他们所拥有的双重身份——殖民体制的“被害者”和封建父权体制对女性命运的“加害者”。同时解读作家通过女性角色所表达出的迂回的反抗精神。第叁部分则以“皇民化”时期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战时的社会背景,分析龙瑛宗作品中的“酗酒者”受到“南方”号召而产生的形象转变。并探讨在“杜南远”系列中所呈现的不同于之前“酗酒者”的乐观与希望。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龙瑛宗论文参考文献
[1].黎湘萍.地方知识与文化传统——从郑用锡的经学到龙瑛宗的文学看竹堑学之“道”[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
[2].刘麦琪.龙瑛宗小说中的“酗酒者”[D].吉林大学.2018
[3].禹明先.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韩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2016
[4].姚婷,陈少华.龙瑛宗的两性观及其建构[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
[5].崔琦.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7）文学中的国族认同及其变化[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
[6].刘慧娟.论龙瑛宗从日殖时期到光复后的心灵和创作的变化[D].山东大学.2010
[7].倪思然.龙瑛宗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析——兼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比较[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
[8].郭斌.试论龙瑛宗一九四五年的小说创作[J].现代台湾研究.2009
[9].杨志强.龙瑛宗的祖国文化结构——以鲁迅的影响为中心[J].华文文学.2009
[10].杨志强.知性探求者：龙瑛宗文学思想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