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证中心(CA)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罗薇[1](2021)在《《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文中认为《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为高等教育编写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书既是一部实用的汉语教材,也是一部传承俄罗斯汉学研究传统、充分吸收以往欧洲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较早以普通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的学术着作。本文将以1902年首版为基础,结合施密特个人档案、拉脱维亚大学所藏施密特个人藏书中的相关资料,从成书的历史背景、俄罗斯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传统、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世界语言学史以及俄罗斯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挖掘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该书写作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俄罗斯人研究与学习汉语的传统。得益于作者施密特在彼得堡大学所受的东方学专业训练,俄国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汉学学派汉语教学的传统、以及俄国人的语言研究传统对施密特写作《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俄国汉语研究的强项方面,如语法分析系统、汉字分析法等方面,施密特广泛采纳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且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局势的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此外,对俄国人学习汉语的继承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如:延续俄国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同时关注汉、满、蒙三语,又根据海参崴东方学院对学生掌握东亚语言的要求增添了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等语言材料。其次,继承彼得堡学派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一样,可以通过一般方法被科学地认识、研究,汉语并非是某些欧洲汉学家认为的“停滞不前”的、处于其原始状态的一种低级语言,而是具有与其文化相关的理据性,需要理性地认识。再次,彼得堡汉学学派注重积累史实材料,在研究汉语时,施密特大量收集、引用丰富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这也是施密特作为瓦西里耶夫弟子最突出的传承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早期对汉语的认识主要来源于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论着和西方人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有大量从中国运回的中文原典。俄罗斯人对汉语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具有三方面的视野,他们既传承本国人的研究,又善于参考西方、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资料。一方面,该书吸收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学术界对汉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在系统、科学的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学术着作,对欧洲其他汉学家的观点、成果和语言材料进行整合,从中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从而成为外国人汉语教材编着史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时具有综述性、整合性的一部着作。另一方面,《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中对欧洲人汉语学习资料的运用还在于对其中收集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精选,找到最适合编入该书的范例。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特点还在于将以往欧洲汉学家、语言学家的资料,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之整合纳入他的语法系统中—一汉语实用语法系统是作者要着重教授的内容,也是这部教材相比于一些欧洲汉学家语料搜集式的汉语教科书更具优势之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并非只有零散的语法点汇集,而是强调汉语语法规则的整合归纳,并且首次在俄语语境下构建一套新的汉语实用语法体系。是明清时期以来外国人对汉语语法科学研究史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之作,也是20世纪以后国际学界的现代汉语研究往纵深方向开拓的重要前提,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欧洲语言学史和俄罗斯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语言学经过了多年的方法和材料积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经为学界所接受,这些思想对这一时期包括施密特在内的俄国语言工作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在外语教材编纂方面的应用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次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法着作。一方面来说,以汉语为参照、拓宽了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围,反过来说,也从西方语言学的新成果出发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越来越多的新词日渐成为时尚,北方官话口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标准语,白话文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来自西欧语言学的发展——经过19世纪的发展,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史研究与汉语实践语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证实了运用产生于印欧诸语言框架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可以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挖掘汉语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加深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观念下对汉语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出版使用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言实践教材,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规则、掌握用法,作者不仅善于描写语法规则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表述,注重使用条件、搭配对象、适用范围、特例等方面的考察,力求使语法规则呈现出严谨、易懂、实用的特色,同时还配有大量精选范例。此外,教材的内容还间接地反映了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历史,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汉语课程大纲、教学目标,施密特本人的教学思想等。因此,教材的内容折射出这一时期俄国汉语教育史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即19、20世纪之交)、特定教育场所中(即海参崴东方学院)、特定教育者(即施密特)主导下、针对特定学习者群体(即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军官和少量其他社会人士)的教育活动的历史进程。总之,俄国汉学家施密特专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汉语学习者编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既继承了俄罗斯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学派既往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传统,采用了俄国人头脑中相对成熟的俄语语法框架基础,又能放眼世界,有所取舍地借鉴当时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汉学家所着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成功运用最新的俄国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截止到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就来科学地描写汉语,是俄国汉语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语法教科书。本文将结合教材原着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本书的编写特点及研究成果,全面考察这部着作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倪陶[2](2021)在《托育机构生活活动保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文中提出
单文顶[3](2020)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文中研究指明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伴随着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持续关注,加强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共识。由是,世界诸多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发展,有效维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益。虽然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均要求发展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但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起步较早,历经近九十年的发展,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本研究将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教育公平为主线,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追溯与诠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剖析其演进的影响因素、历史经验与现存不足,以期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是一个逐步发展与深化的过程。根据教育公平取向的变化,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1933年至1963年,突出权利公平的肇始滥觞期。大萧条的冲击、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儿童科学的发展共同促成了权利公平取向的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产生,同时实现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在权利公平的价值导向下,联邦政府围绕紧急保育学校项目出台了系列政策,有效保障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利。联邦政府的初次干预既确认了其发展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责任,也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2)1964年至1987年,聚焦机会公平的确立发展期。受反贫困战争、民权运动、智力变化论与贫困文化理论影响,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得以确立和发展,并把重心定位于教育机会公平,即让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公平入学机会的同时对他们在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和补偿,使他们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前儿童处于平等的起点。为此,联邦政府通过《经济机会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提前开始计划法》等法案创建了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针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补偿教育项目。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既实现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有法可依,也推进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的进程。然而,因过度追求平等和资源投入,教育质量在该阶段受到了忽视。(3)1988年至2001年,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的调整延伸期。面对陷入质量危机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联邦政府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出调整与修正,转向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之路。就兼顾机会而言,为覆盖所有符合资格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联邦政府一是加大了对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原有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二是推出了儿童保育与发展专款项目等新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就质量公平而言,为让每个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有质量的教育,联邦政府通过设置质量改进资金、明确教师最低要求、修订绩效执行标准等强化了质量管理。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取得了较大成效,保证了学位的有效供给和质量的稳步提升。(4)2002年至2019年,追求结果公平的深化转型期。进入世纪之交,困囿于悬殊的学业成就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学前儿童贫困率,联邦政府再次提高了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要求,并把目光转向结果公平,以达到入学准备要求。为此,联邦政府构建了“蜘蛛网式”的政策干预体系,涉及课程、教学、质量监测、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如制定学习结果标准、实施专项家访计划、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创新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过程中,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学前教育价值理论研究的推进、问题源流的持续建构、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是影响政策演进的主要因素,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则是政策演进的主要历史经验。虽然联邦政府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上倾注诸多努力,且成就可观,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问题,如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基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实际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秉持公平取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王鑫[4](2020)在《电子商务中虚假评分检测与信誉评估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全球电子商务产业迅猛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许多不良商家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信息不对称和信誉体系发展滞后的弱点,使用多种手段破坏信誉系统,误导消费者和电商平台,给电子商务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针对电子商务平台信誉系统脆弱和虚假评分屡禁不止的问题,本文从买家(评分者)的评分行为入手,在买家分类方法、电子商务平台信誉评估和买家虚假评分检测等方面展开研究。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基于印象理论对买家的评分行为进行了建模,给出了宽松型和严苛型买家的定义,并依据买家的行为特征设计了基于最近邻搜索的买家筛选方法。该方法改进了最近邻搜索算法,无须在剩余买家的聚类上花费额外的聚类时间,提高了分类的速度。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分类方法优于传统的分类方法。2.提出了基于买家行为的无监督卖家信誉评估方法(Impression-Based Strategy,IBS)。首先,依据严苛型和宽松型买家的行为特征,提出了卖家是否诚信的评判规则。其次,运用卖家属性评判规则,预分类出一部分诚实和不诚实的卖家;以这部分卖家作为基准,把买家再分成诚实的、不诚实的和不确定的三类。最后,加权聚合诚实和不确定买家群组对卖家的评分,对卖家信誉进行评估。在模拟数据集和Yelp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IBS方法不仅能准确估计卖家的信誉,而且能够防御各种常见的和未知的信誉攻击。即使在不诚实的买家比例很高的极端环境下,IBS也能有效地工作。3.基于深度学习理论,提出了一种半监督的买家虚假评分检测算法。该算法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来建模买家的评分序列,根据买家的评分特征设计了一个深度Q网络,用于学习买家的评分行为。为了能够更快地感知环境的变化,在深度Q网络中引入了 IBS的卖家信誉评估方法。基于真实数据的实验表明,这种融合卖家信誉评估方法的深度Q网络经过大约2万样本的训练学习后,可以作为一个过滤器来检测同一平台中其它评分的真伪。4.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多Agent系统的电子商务信誉仿真平台。平台考虑了信誉和价格因素,交易和选择策略,市场中各参与方的行为模式等。研究者可以加载自己的分布式或集中式的信誉模型,以方便各信誉模型之间进行比较。
常青[5](2020)在《基于可行能力的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健康可行能力学说较其他健康公平学说具有明显优势,如注重人的多样性、对人尊重、提供多种途径实现人的健康、以健康本身为目的、过程和结果并重等等。本文在详细阐释健康可行能力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卫生法律政策和科学研究现状,明晰实际应用障碍,提出具体应用建议和意见,以期进一步丰富我国健康公平相关理论。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性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集中于文献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经济和合作组织(OECD)、中国卫生年鉴等官方权威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文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内数据库如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平台,国外数据库主要来源于维克森林大学的官方图书馆数据库,有近105个数据库链接;另一部分为定量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和万方知识平台的文献数据库。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法。通过收集中国知网、万方和国外数据库中有关健康公平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整理和提炼,是获取灵感、分析判断和得出结论的基础;2、比较分析法。科学分析、综合归纳、客观分析判断各种健康公平学说的利弊,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确保该项研究的科学性。3、案例分析法。通过具体案例论述问题,让观点更具说服力。深入分析、比较研究各国在应用可行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看待健康公平问题的视角和对我们的启示,提炼出针对我国国情推进健康公平的科学建议。4、SWOT分析法。即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结论的方法。本文使用该方法对我国应用健康可行能力促进健康公平的时代契机、优势、劣势和挑战进行了详细分析。5、引文分析法。一般而言,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作者对该论文研究的代表性文献,所以,通过对某一领域论文的引文分析,可以获得该领域研究获取信息的基本特点。本文对37年来中国卫生法制研究引文数据进行多指标测量,如引文数量、文献共被引分析和作者共被引分析等,以期对中国卫生法制科学研究的引证行为进行分析。6、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人类交互作用的模式为研究对象,其结构可以揭示信息传播的规律。本文即基于此理论对中国卫生法学中的文献共被引和作者共被引网络进行分析。共被引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当两篇文献(作者、期刊或者学科等)同时被第三篇文献(作者、期刊或者学科等)引用,那么这两篇文献(作者、期刊或者学科等)存在共被引关系。研究结果1、功利主义学说注重资源的高效分配,但是却忽略了生命质量和健康公平问题;平等主义学说强调机会的平等,但是却没有解决具体实施问题;自由主义则存在根深蒂固的市场失灵问题,且这三种学说将健康公平的目的集中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健康本身。2、健康可行能力学说直接来源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理论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繁荣哲学思想,是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人类的基本可行能力。健康可行能力相关理论以实现人的健康可行能力和功能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由和多样化,通过健康中介和健康转化因素满足不同人的健康需求,为研究健康公平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3、健康可行能力学说较其他学说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实践意义,具体包括:尊重人的自由和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将健康可行能力或者健康功能作为评估的核心指标,同时考虑社会效益问题;以健康资源分配为手段,以健康为最终目的;健康资源的分配结果和分配程序同样重要;注重健康中介和健康转化因素的发展和构建,为健康目的的实现提供有效的途径;注重个人健康选择的同时要求个人对此负责;评价方式为差额公平,不仅有利于进行比较,而且有利于保证社会效益。4、可行能力学说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且在各国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如人类发展指数、相关健康评价调查问卷、德国《贫穷与财富报告》以及美国突发公共卫生政策等,我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该理论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5、健康可行能力相关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应用,应基于我国国情和政策导向,其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一致,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基本利益,以人为本促进健康公平的发展。不仅如此,健康可行能力理论契合我国当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从而为加强健康中介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政策土壤,有助于丰富健康可行能力理论,为该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和时代契机。6、健康可行能力在构建卫生法的基础——健康权上具有理论优势,如分配健康资源是手段,不是目的;自由是健康可行能力的基本逻辑起点;尊重人的多样性是健康可行能力的基本前提;对健康可行能力的应用可以避免主观判断不准确的弊端;程序公正是健康可行能力的内在要求等。7、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卫生法制科学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我国卫生法制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作者合作、代表作者、代表专着都较少,学科结构与实际不符等问题。同时,我国卫生法律体系较为松散,虽然近几年由于政府的重视,我国卫生法制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的实施,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卫生法律体系碎片化的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在卫生法制方面应用健康可行能力的劣势。8、虽然健康可行能力有其理论优势,且契合我国目前健康政策理念,然而,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仍需面对很多实践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对可行能力理论认识的挑战;对可行能力自身方法论的挑战;基于可行能力卫生法制教育观念的挑战;基于可行能力健康责任观念的挑战;基于可行能力基本医疗观念的挑战;公平协商的民主程序的挑战;当前我国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挑战等。研究结论1、可行能力学说在国外实践可行,我国需要积极践行;2、可行能力在我国已有研究,但通过健康可行能力促进健康公平任重道远;3、我国卫生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但卫生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4、我国卫生法制研究已经起步,但进步空间很大;5、卫生法学学科结构已经形成,但优化的挑战很大。建议:1、以实现健康可行能力为目的构建健康权哲学基础;2、在宪法中明确健康权;3、以重要的健康可行能力作为制定卫生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4、以法律手段保障健康领域财政投入;5、从可行能力角度构建卫生法学学科评价体系;6、重视卫生法制教育和医学生健康人文素养的培养;7、规范健康教育和健康宣传,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8、通过尊重人的多样性减轻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等。研究创新点:学术思想上的创新。本文在深入研究健康可行能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卫生法律政策体系和卫生法律相关科学研究现状,深入分析了该学说在我国实践应用的可行性和需要面对的挑战,从而扩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且进一步丰富了该学说。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法学领域以往以主观思辨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导的研究方式,将文献计量方法应用于卫生法制文献数据分析中,对中国卫生法制科学研究文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中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信息,以更直观、客观、有效地方式展现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揭示卫生法制相关学科活动的内在规律,为卫生法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指导,做到“对症下药”。研究不足和展望:可行能力和健康可行能力是两个宏观的哲学研究范式,本研究仍不足以体现其全貌,除此之外,实践应用问题仍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难题,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虽然文献计量方法是一种比较成熟且广泛应用的科学评价手段,但其本身并不完美,且由于数据和数据库本身的限制,并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完全准确性。未来希望通过更多元的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对该领域进行更为客观精准的分析和评价。
邓娟[6](2020)在《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社会快速发展,单一的社区公共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面对持续增加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政府供给有心无力。而传统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公共服务时也各有局限,因此当下迫切需要新的供给方式以缓解此矛盾局面。社会企业以市场机制供给公共服务,实现社会目的,这种新组织形态甫一出现,便模糊了营利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分界线,它不仅可以使用商业运作手段持续、有效地供给社区公共服务,还能够有效解决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服务时面临的“志愿失灵”困境,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成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社会企业在供给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再结合我国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现状,分析出我国社会企业在供给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由于缺乏立法激励与约束、政策导向激励与约束和社会环境支持激励与约束,导致我国社会企业无法可持续的供给社区公共服务。据此提出建立我国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并提出相关措施。本文认为,对社会企业的激励约束主要来自于三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企业立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企业政策体系引导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确立社会企业监管制度和退出机制,以避免社会企业在供给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自利行为;在社会层面,需要培育适合社会企业发展的公民文化,完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用以激励和约束社会企业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在社会企业自身层面,需要通过培育社会企业家,增强社会企业自身解决企业发展问题和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社会企业责任意识,完善社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用以对社会企业进行激励与约束。通过三方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以期能对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产生积极作用。
陈逸超[7](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季念[8](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指出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张舜禹[9](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提出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刘盾[10](2018)在《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独特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沿革使得香港地区既受东方文明的影响,也受西方文明的作用,两种文明互不相同却又彼此渗透,铸就了香港地区十分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制度。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与关键,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发展水平。关于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却十分匮乏,本研究以此为切入,设绪论及七章主要内容。第一章为香港地区教育概况,简述了香港教育的发展及教育机构的形成,探讨了新世纪香港的中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特征。第二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梳理了各高校由仅为英文中学毕业生设立升学考试到中英文中学兼顾、由单独招生走向联合招生的历程。第三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以部分科目为例,对中学文凭考试的甲类核心科目、甲类选修科目、乙类应用学习科目、丙类其他语言科目等进行详细分析。第四章为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对校本评核的设计理念、实践操作、分数调整、各方职责等进行深入探索,并作理论反思。第五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对香港地区的大学、专上学院的招生方式进行分类总结。第六章是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分别研究英国、台湾、澳门的高校招考制度,并与港作比较。第七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整体而言,研究发现的核心要点如下所示:第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考生提供甲乙丙三类可供选择的科目,类型十分多元、范围十分宽泛,有利于考生的自主选择、兴趣发展、特长发挥。考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复杂、多向思维,以及综合、比较、批判、反思等能力。其中,通识教育科目引导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角度、综合性地探究当代的、跨学科的重要议题。乙类应用学习科目则联系六大学习范畴,引导学生认识与职场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掌握概念知识、运用基本技能。第二,为确保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公正、准确、与国际接轨,各科成绩评定依据“等级描述”、采用“水平参照”。在操作过程中,依据临界分数划分由1至5的五个等级,第1级最低、第5级最高,第5级又分5、5*、5**,以区别高低水平。评级程序与等级设定办法十分周密,过程中程序步骤环环相扣,并综合运用专家小组判断与统计模型计算的处理办法。第三,中学文凭考试除统一考试之外,还设校本评核。校本评核由各校任课教师负责,有利于全面评核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为确保评核成绩在各校之间的可比性、维持校本评核的公平与公正,香港考评局还实行分数调整方案,对各校给出成绩进行调整。香港的教育局、考评局以及由其委任的监督员、统筹员等也会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校本评核中来,以此保障校本评核的质量水准、促进校本评核的顺利实施。第四,香港考评局设有严密的拟题、审题、阅卷、复核机制,并实行海外审查试卷与答卷、试卷质量审核、试后检讨、内部审核及风险监察等,以确保考试的信效度及公平性。同时,积极推进本地中学文凭考试与美、英、德、澳、加、法等其他国家高校入学考试的互认衔接,并与英国A-Level考试、雅思英语考试等构建了成绩换算机制。此外,与内地及台湾地区形成了考试互认方案。第五,在高校招生方面,一般要求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的4门核心科目(语文、英文、数学、通识教育)以及2到3门选修科目的考试并提交相应成绩。各校不同专业会对考生的选修科目及成绩等级等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些专业还会在此基础上增设其他一些条件。香港地区的“大学联招办法”会综合考虑每位考生的“活动经验与比赛成绩”证明。此外,设立了“校长推荐计划”、“残障人士招生”等其他升学渠道。基于此,为内地未来深化高考改革提出系列建议,包括:丰富科目类型、优化命题设计;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试行分数调整方案;科学汲取域外经验、优化等级赋分模式;密切结合专业所需、合理设置招生科目;促进高考域外衔接、扩大一流大学国际招生;凸显公平正义理念、完善残疾考生招考办法等。
二、认证中心(CA)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证中心(CA)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 |
1.1 海参崴东方学院及其培养目标 |
1.1.1 办学背景 |
1.1.2 学院设置 |
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作者施密特 |
1.2.1 施密特的早年求学、实习生涯 |
1.2.2 赴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后的汉学研究 |
1.3 教材的学习者与使用情况 |
1.3.1 教材的出版、使用、影响 |
1.3.2 学员的汉语学习情况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俄国传统汉学背景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语音系统考辨 |
2.1.1 南北官话的语音系统、汉语音韵研究 |
2.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注音方案 |
2.1.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发音规则 |
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比丘林汉语语法体系的突破 |
2.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词法体系 |
2.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句法体系 |
2.3 施密特对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汉字理论的发展 |
2.3.1 汉字的起源问题 |
2.3.2 关于汉语口语、书面语的讨论 |
2.3.3 汉字的“六书” |
2.3.4 施密特对瓦西里耶夫汉字体系的增补 |
2.4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满、蒙、日、朝、越等语言的关注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世界汉语研究史框架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3.1 例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欧美汉学的反思 |
3.2 以“声调”为例谈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音研究的整合 |
3.2.1 声调的本质 |
3.2.2 汉语声调的发音特点 |
3.2.3 汉语声调的标调系统 |
3.2.4 汉语方言的声调语音规律 |
3.2.5 中外学者论“汉语声调的演变” |
3.2.6 “入声”之争 |
3.3 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整理 |
3.3.1 某些语法形式在各地的使用差异 |
3.3.2 各国汉学家对若干语法规则的不同观点 |
3.3.3 欧洲汉学家普遍忽略的汉语语法知识 |
3.4 选编欧美、日本汉语教材及中文原典的书面官话范例 |
3.4.1 筛选范围:标准北方书面官话材料 |
3.4.2 筛选入编:符合语法规范、排列顺序合理 |
3.5 个案研究:德国汉学家阿恩德对施密特的影响 |
3.5.1 阿恩德及其《官话手册》 |
3.5.2 两部教材的总体设计 |
3.5.3 以重音理论为例讨论施密特对阿恩德的取舍 |
3.6 个案研究:《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改编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世界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4.1 施密特的汉语观 |
4.1.1 对汉语的两种定位 |
4.1.2 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 |
4.2 汉语语音史的构建: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结合 |
4.2.1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
4.2.2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辅音音变考察 |
4.2.3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元音音变考察 |
4.2.4 语言史的社会性——汉语官话的形成 |
4.2.5 语言现象的“类推作用”:汉语词根溯源问题 |
4.3 俄国语言学成果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 |
4.3.1 用“形式语法”思想分析汉语的词法 |
4.3.2 语言与思维的联系——汉语与中国人的心理 |
4.3.3 波捷布尼亚及其弟子的句法思想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从语言教育及应用视角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5.1 一部“研究—学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汉语教科书 |
5.2 从课程理论分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材料建构 |
5.2.1 横向组织:课程教学板块的功能分析 |
5.2.2 纵向组织:螺旋渐进的主题序列性 |
5.3 从应用语言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教学大纲 |
5.3.1 字词大纲及词汇控制 |
5.3.2 语法大纲及翻译训练 |
5.4 本章小结 |
余论 施密特《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价值和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书影及相关影像资料 |
附录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序言及目录 |
附录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俄语字母注音表(含例字) |
附录4 阿恩德《官话手册》序言及目录 |
致谢 |
(3)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
(二)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法规亟待完善 |
(三)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具有借鉴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一)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研究 |
(二)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三)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四)已有研究述评 |
三、概念界定 |
(一)学前儿童 |
(二)处境不利学前儿童 |
(三)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突出权利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与滥觞(1933-1963年) |
一、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嚆矢 |
(一)个人慈善与公共支持:昙花一现的幼儿学校 |
(二)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作母亲:短暂辉煌的日托所 |
(三)社会改良与公民培养:异军突起的免费幼儿园 |
二、权利公平取向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 |
(一)经济危机促使国家干预理念兴起 |
(二)新政立法实现联邦政府权力扩张 |
(三)儿童科学蓬勃发展激发干预动力 |
三、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一)明确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权利 |
(二)厘定具体事项管理以及教师培训 |
(三)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 |
四、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一)兴建紧急保育学校,精准保障不利儿童 |
(二)构建师资培训体系,有效破解供给困境 |
(三)建立专人监督制度,强化政策执行体系 |
五、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一)确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政府责任 |
(二)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聚焦机会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发展(1964-1987年) |
一、社会危机与“伟大社会”改革 |
(一)贫困战争奠基教育平等改革运动 |
(二)民权运动下社会公众认知的转变 |
(三)智力变化论和贫困文化论的指引 |
二、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一)明确教育机会公平的核心旨趣 |
(二)制定项目运行与实施具体事项 |
(三)关照师资队伍培育与建设 |
三、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一)建立提前开始中心,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
(二)借助增量资金支持,激励增加学位供给 |
(三)应对教师数量挑战,保障基本师资水平 |
(四)出台绩效执行标准,推进保教规范运行 |
四、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一)促使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有法可依 |
(二)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进程 |
(三)忽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质量提升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延伸(1988-2001年) |
一、危机呼唤教育改革 |
(一)质量危机催生教育优异改革运动 |
(二)学前教育质量研究新进展推进干预理念转型 |
(三)女性独立意识崛起促进学前教育需求再增长 |
二、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一)确立提升质量的核心目标与纲领 |
(二)明晰扩大教育机会的发展方向 |
(三)扩大处境不利学前儿童年龄范围 |
三、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一)落实投入增长机制,增加保教需求供给 |
(二)低龄延伸扶助对象,科学破解贫困危局 |
(三)设立专项改进资金,探寻质量突围路径 |
(四)明确教师最低资格,多举提升师资质量 |
(五)修订绩效执行框架,监管保教过程质量 |
四、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一)实现保教质量的稳步提升 |
(二)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追求结果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深化与转型(2002-2019年) |
一、弥合差距与新世纪蓝图设计 |
(一)理想现实鸿沟推动改革再出发 |
(二)社会投资理论引领治理新战略 |
二、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一)强化学前教育的地位属性 |
(二)明确学习结果的政策指向 |
(三)推进政策间的协调与整合 |
三、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一)强化学习内容要求,制定学习结果框架 |
(二)推进专项家访计划,构建良好家庭生态 |
(三)应对入学准备挑战,引导师资水平提升 |
(四)建立质量评级系统,助力缩小学业差距 |
(五)创新联邦地方关系,强化区域治理能力 |
四、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一)推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走向实质公平 |
(二)实现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体系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审思与启示 |
一、探根究底: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
(一)政治经济气候变化的形塑 |
(二)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 |
(三)价值理论研究推进的牵引 |
(四)问题源流建构的本源诉求 |
二、规律寻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 |
(一)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 |
(二)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 |
(三)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 |
(四)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 |
(五)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 |
三、透视现实: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现存问题 |
(一)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 |
(二)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 |
(三)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 |
(四)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 |
四、经验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
(一)秉持公平导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 |
(二)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
(三)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 |
(四)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 |
(五)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电子商务中虚假评分检测与信誉评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 |
1.4 论文结构 |
2 相关基础理论 |
2.1 信誉及相关概念 |
2.2 无监督学习概述 |
2.3 Agent和MAS相关理论 |
2.4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概述 |
2.5 社会心理学印象理论 |
2.6 小结 |
3 基于印象理论的买家分类方法 |
3.1 基于印象理论的买家分类 |
3.2 买家属性的形式化定义 |
3.3 宽松型和严苛型买家的筛选算法 |
3.4 实验 |
3.5 小结 |
4 基于评分者印象的无监督信誉评估模型 |
4.1 模型形式化定义 |
4.2 卖家诚信属性判定规则 |
4.3 基于评分者印象的信誉评估方法 |
4.4 实验 |
4.5 小结 |
5 基于深度学习的虚假评分检测方法研究 |
5.1 DQN回顾 |
5.2 基于深度学习的虚假评分检测算法 |
5.3 实验 |
5.4 小结 |
6 基于多Agent的电子商务信誉仿真平台设计与实现 |
6.1 传统信誉仿真平台回顾 |
6.2 基于MAS的电商信誉仿真实验平台 |
6.3 小结 |
7 总结与展望 |
7.1 总结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附件 |
(5)基于可行能力的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1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1.5 论文框架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2 健康公平相关理论 |
2.1 基本概念 |
2.2 健康公平相关学说 |
3 健康可行能力相关理论 |
3.1 可行能力方法 |
3.2 健康可行能力学说 |
4 可行能力学说在国外健康公平领域的应用研究 |
4.1 基于可行能力学说的人类发展相关指数 |
4.2 基于可行能力学说的相关健康评价 |
4.3 德国《贫穷与财富报告》对可行能力学说的应用 |
4.4 美国突发公共卫生政策对可行能力学说的应用 |
5 我国基于健康可行能力的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的SWOT分析 |
5.1 我国应用健康可行能力促进健康公平的时代契机 |
5.2 健康可行能力为卫生法的基础——健康权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目的 |
5.3 我国当前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的劣势 |
5.4 我国基于健康可行能力的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的挑战 |
6 讨论与总结 |
6.1 研究结论 |
6.2 建议 |
6.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6)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综合分析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难点 |
第二章 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社会企业概念与属性 |
一、社会企业 |
二、社会企业的属性 |
三、社会企业的分类 |
四、社会企业相关概念辨析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准备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二、志愿失灵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四、激励与约束理论 |
第三节 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分析 |
一、社区公共服务概念界定 |
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特征分析 |
三、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优势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企业概况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概况 |
一、供给社区养老服务类社会企业实例 |
二、供给青少年、儿童教育类社会企业实例 |
三、供给残障人士服务类社会企业实例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 |
一、融资难阻碍社会企业可持续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
二、社会企业公益目的与商业目的平衡难 |
三、社会认知度低阻碍社会企业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
四、制度环境缺陷阻碍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激励与约束现状 |
一、缺少立法激励与约束 |
二、缺乏政策导向激励与约束 |
三、缺少社会环境激励与约束 |
第四章 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研究 |
第一节 完善政府激励机制 |
一、加快立法进程,赋予社会企业主体地位 |
二、完善政策激励,支持社会企业开展服务 |
三、完善培育制度,助力社会企业发展壮大 |
第二节 构建社会激励机制 |
一、培育社会文化,营造社会企业良好服务环境 |
二、获取社会公信力,争取更多的服务支持 |
第三节 形成社会企业自我激励机制 |
一、培育社会企业家,激发社会企业活力 |
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坚定社企社会目标 |
第五章 社会企业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约束机制研究 |
第一节 强化政府约束机制 |
一、完善法律监管制度和设立监管部门 |
二、完善社会企业复审制度和社会企业退出制度 |
第二节 打造社会约束机制 |
一、完善社会公众监督支持机制 |
二、完善社会企业行业规范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企业自律约束机制 |
一、完善社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
二、加强社会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一 口岸概况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思考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0.1.1 选题缘起 |
0.1.2 选题依据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0.2.1 研究对象 |
0.2.2 研究意义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0.4.1 研究方法 |
0.4.2 创新之处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1.1 皇帝形象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1.2 官员形象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2.1 军人形象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2.2 百姓形象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3.2.3 嵌套性叙述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4.1.1 民间的游历 |
4.1.2 战地的目击 |
4.1.3 传闻的影响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5.1 历史意义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5.2 审美意义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5.3 当代启示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9)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相关背景与选题意义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二、文献述评 |
(一)经典范式与代表观点 |
(二)文献评析与研究展望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构建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组织理论基础 |
一、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基本概念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要素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概念界定与关键节点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的理论源流 |
(一)理性-工具:封闭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二)结构-功能:自然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三)情境-权变:开放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三、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分析框架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成机理分析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理论建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一、地方政府获取创新工具的迫切性 |
(一)地方政府动态适应性的自觉选择 |
(二)地方政府组织要素的工具化走向 |
二、地方场域适用创新工具的约束性 |
(一)创新工具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 |
(二)创新工具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 |
三、地方政府使用创新工具的可行性 |
(一)探索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条件与动力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逻辑框架的操作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迷思”工具 |
一、“迷思”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迷思”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迷思”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迷思”工具的实现手段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迷思”工具的使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迷思”工具内容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迷思”工具使用过程追踪 |
三、以“迷思”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 |
(二)避免“迷思”排异的创新失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工具 |
一、结构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结构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结构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结构工具的基本形态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结构工具的应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结构工具形态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结构工具应用过程追踪 |
三、以结构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保持形态设计的动态匹配 |
(二)规避形态错位的创新风险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工具 |
一、文化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文化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文化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文化工具的运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文化工具方法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文化工具运用过程追踪 |
三、以文化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保证方法运用的认同激发 |
(二)预防方法失灵的创新中止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国外各类公共部门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附录二:国内各类公共组织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附录三:历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名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香港地区教育概况 |
第一节 香港地区教育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新世纪香港地区中等教育改革 |
第三节 新世纪香港地区高等教育特征 |
第二章 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 |
第一节 香港地区高校的形成与演变 |
第二节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变迁 |
第三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 |
第一节 核心与选修并存: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甲类科目 |
第二节 应用与语言兼具: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乙、丙类科目 |
第四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 |
第一节 校本评核科目例证及分数调整 |
第二节 校本评核综合探讨及理论透视 |
第五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 |
第一节 多元性与开放性:香港地区大学招生方式探究 |
第二节 广泛性与包容性:香港地区专上学院招生方式解析 |
第三节 香港地区高校招生方式之理论探究 |
第六章 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 |
第一节 英国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第二节 台湾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第三节 澳门高校招考制度及与港比较 |
第四节 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比较之小结 |
第七章 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 |
第一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之理论省思 |
第二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特色 |
第三节 香港高校招考制度对内地高考改革的启思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论文成果 |
四、认证中心(CA)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D]. 罗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托育机构生活活动保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D]. 倪陶. 西南大学, 2021
- [3]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D]. 单文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电子商务中虚假评分检测与信誉评估方法研究[D]. 王鑫. 山东科技大学, 2020
- [5]基于可行能力的卫生法促进健康公平研究[D]. 常青. 山西医科大学, 2020(10)
- [6]社会企业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D]. 邓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9]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
- [10]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D]. 刘盾.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