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治理存在八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申珍珍[2]（2020）在《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文中提出“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现状。工业化进程中,能源的需求逐渐增大,能源结构煤炭的占比最大。山西作为全国性煤炭资源大省,煤炭、焦炭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GDP总量逐年攀升的同时,省内环境日益恶化。笔者以山西省A焦化厂为个案,基于其发展历程研究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和媒体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环境治理不同阶段,主体间关系呈现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主体间利益嵌套阶段,时间为企业建厂至十八大召开前（2003-2012）。在该阶段,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中央政府鲜少发布环境治理相关文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以经济指标为核心,单一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家庭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稳定工作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其首选目标。企业以经济盈利额为发展目标,追求业绩的增长。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利益嵌套,在经济利益面前,环境利益黯然失色。企业与地方政府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企业与公众短暂性“共生”,媒体在企业压制下处于“失声”状态。企业依赖原有路径生产发展,未进行环境治理。其次是主体间利益分化阶段,时间为十八大召开至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前（2012—2017）。在该阶段,国家层面对环保越来越重视,上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下达环境治理指标。地方政府面临新的环境形势,徘徊在经济指标和生态指标之间;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公众关于污染的了解程度大大提升,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开始提高;媒体力量逐渐壮大,开始介入地方环境治理进程中来。企业面临着行业危机与环保压力共存在局面。主体间利益出现分化,企业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企业与地方政府选择“隐性合作”,企业与公众逐渐走向对立,媒体监督本位“回归”。企业在多重压力下做出战略调整,开始着手环境治理。最后是主体间利益融合阶段,时间为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至今（2017-）。在该阶段,环境治理政策下达速度和力度加大,环保压力嫁接到各级政府。环境约谈制度的开展,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及企业负责人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上级政府频繁制定地方性环境治理政策,规制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公众监督渠道畅通,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身体康健。媒体为公众提供环境污染相关信息和知识,在环境治理领域影响力不断壮大。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使二者走向联合,共同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发展面临三大主体的制约,同时绿色生产可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利于企业发展。“绿色发展”模式成为企业经济转型的首选。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大量上新环保设备。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在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三大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分析各主体在治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公众积极参与治理;媒体发挥正向监督作用;企业进一步实现“生态人”角色的转变,真正实现“绿色经营”的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姜郸[3]（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孙诗璐[4]（2020）在《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提供就业岗位、缴纳税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营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逐渐显现,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开始“戴红帽”,开始掀起一场组建党组织的热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小米、乐视等知名民企宣布设置党委会。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也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何轩和马骏,2018;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考察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在动机上看,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基层党组织,取得信息政策、经营合法性等资源,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对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员工权益、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可见,无论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均把视线聚焦于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相关问题身上,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盈余质量为视角,检验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核心部分,盈余信息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最直接依据,其质量的高低将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决策质量,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和理论回顾,梳理了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并选取盈余管理、财务重述及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三个维度,考察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目前,从“蓝田股份”和“银广夏”到“绿大地”和“万福生科”,财务舞弊事件频频发生,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经营和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机制,往往对盈余信息的可靠性能够发挥治理作用,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理清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治理作用,并且有助于促进两种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故本文进一步结合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考察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与盈余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第一,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首先,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显着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显着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其次,结合内部控制这一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低质量的内部控制的企业中存在,而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企业中不存在。这表明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在企业经营各个方面发挥监督作用,合理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而这与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目标高度一致,进而形成一种替代关系。最后,在进一步研究中,从三个视角对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作用进行检验。一是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明显下降,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不仅能够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同时对基于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的盈余操纵行为也起到一定抑制效应;二是考虑到其他内外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外部制度效率较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低时,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民企党组织嵌入后,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外部完善的制度环境,同时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弥补企业监管职能的缺失;三是本文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表明考虑到加强党的建设,党组织在民营企业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得到增强。第二,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呈显着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规范、监管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对管理层的无意或有意的错报发挥抑制作用,从而财务重述这一激进的财务决策更为稳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其次,考虑内部控制质量这一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情形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抑制财务重述的效应更显着,而在内部控制较高的情形下不显着。最后,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考虑到其他内外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外部制度效率较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低时,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更为显着,这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作用的发挥需要外部完善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同时能够弥补企业监管职能的缺失,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本文还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党中央高度提倡加强党的建设,促使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治理作用更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后,其治理参与对财务重述发生的监管效应更强。第三,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披露及时性。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年度财务报告时滞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监督作用,促使年度财务报告的时滞现象有所改善,进而提高了盈余披露及时性。并且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盈余披露及时性更加显着,表明党组织能够弥补企业内部控制在职能上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结合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并发现在外部制度效率较高和独立董事比例较多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盈余披露及时性的效应更加显着。这意味着从外部机制上看,高效的制度效率是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的必要条件,从内部机制上,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所发挥的咨询和监管职能产生一种替代关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本文还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升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丰富和补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加深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对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目前,学术界针对政治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以往文献大多聚焦于政治选举、管理者的政治背景等方面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而对于党组织的经济效应更多停留在定性分析,且普遍关注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是否发挥治理作用,忽视了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作用的研究。党组织嵌入到民营企业内部的数量和程度都难以与国有企业相比,且由于民营企业党建缺少清晰的理论体系,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公司治理效应依然停留在理论探究和范式总结层面,相关文献实证文献很少。因此,本文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探究党组织嵌入所带来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非公有制经济体的基层党组织影响公司价值提供了一条较为详尽的路径选择。其次,丰富和拓展了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目前,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成熟。已有研究考察了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高管个人特征等内部治理因素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研究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这一具有政党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财务重述行为以及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为民营企业提升盈余质量、提高管理效率提供了的现实依据,力图为民营企业解决当前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供可行性方案。再次,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质量这一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治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时,本文还结合了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加强党的领导等因素,考察制度效率、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党的“十八大”召开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治理之间关系的作用,提高了本研究的综合性,同时也丰富了现有关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最后,从实践来看,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面临着党建目标与公司经营目标相冲突,党组织与公司主体之间存在离散性、组织凝聚力不足以及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担忧民营企业中的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实际职能作用。目前,仅有少量文献从审计意见、工人福利等角度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本文则从盈余质量这一新的视角,揭示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会计信息方面所形成的治理效应,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正确认识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定位,为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新线索。
王静文[5]（2020）在《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国别与区域治理逐渐走向全球治理。为了更好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治理问题,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理论。发端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将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国家中心拓展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共同治理的模式,治理的对象从一国事务拓展到全球事务,同时引发了全球治理目标、方法和价值的重构,成为“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全球治理的新指引。但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治理理论及实践,其霸权逻辑和“单边主义”倾向使全球治理实践走向困境。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政治、气候、网络等治理赤字日益凸显,使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治理理论已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治理难题,国际社会也迫切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随着负责任大国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社会渴望聆听中国声音,期待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于2015年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在多个场合和重要文件中阐述,逐渐形成了代表多数国家意愿和面向未来的,兼具中国精神并体现中国方案的全球治理观。本文以习近平全球治理观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全球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价值维度全面分析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及其当代价值。本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以论述研究现状和提出研究问题为主,包括选题的背景、研究现状、相关概念、思路和方法、内容和创新点等。第二章阐释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形成的理论、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关治理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全球治理理论;而中国在不同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以及习近平在从政中形成的治理经验,则构成了其实践基础。同时,本章还探讨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成过程。第三章是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阐释。本部分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要讲话文本为依据,从主体、客体、方式和价值四个要素全面剖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第四章以全球治理要素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具体领域为研究对象和案例,依照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分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具体实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梳理和剖析新时代习近平全球治理观,裨益于我们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更为我们正确评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提供指南。
王聪[6]（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文中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创新逐渐超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发展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难以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没有创新,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已成为企业不输在跑道上的决定性因素,唯有高效率创新,持续创新,才能领跑行业、世界,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拥有难以复制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强大的世界级创新型、开拓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领头羊,一方面,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食粮”和“生命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中国能否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关系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整体发展。然而,相关研究十分匮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究竟如何,以及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未可知。本文将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动态演化、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两大方面综合考量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现状、面临的约束与瓶颈,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具体来讲,本文在技术经济学、效率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第一,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对企业创新过程进行分组,并运用超效率网络EBM模型从整体阶段、研发创新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三个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通过异质性分组从多角度综合考量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采用全局前沿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率、纯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五方面分解企业的创新效率,并通过异质性分组深入分析近九年来企业效率的变动过程和变动方向;第三,从企业创新系统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内部特质、外部区域和行业环境特征为切入点,首先整体衡量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然后从上述因素切入,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深一层分析,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为宏观且全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静态创新效率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创新效率受总纯技术效率直接影响,具体到各创新阶段中,研发创新阶段的规模效率和商业化阶段纯技术效率是关键影响因素,因而应从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投入质量和利用率三方面方面着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在动态创新效率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增长率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波动的共同影响。其中,技术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3）在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在企业成本约束方面,员工薪酬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在发展战略方面,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在治理结构方面,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作用;在地区差异层面,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在行业差异层面,行业市场需求提高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高;在其他特征方面,年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年龄、成长能力、员工工资、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影响最大。以上因素对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在创新效率作用机制方面,融资约束会反向刺激企业加大智力资本投入,转劣势为优势,促进创新效率增长,且对沿海地区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完善股权结构、加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而拉大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显着不利于创新效率提高,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这一作用过程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放大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当政府创新补贴在单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创新效率在地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强度、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其它区域都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度能有效加强行业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进而在人力资本价值创造作用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效率提升,一方面应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转化效率,改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重视优化创新环境,尤其注重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有针对性地提高异质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
叶冉[7]（2020）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究》文中指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主脉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不断落实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规制和行政手段提高和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由于行业敏感性,重污染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超常规发展的机构投资者凭借专业性、规模性的特征在企业治理中参与度越来越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受到格外的关注,机构投资者逐步在资本市场上积极发挥作用。基于此背景探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在梳理文献、归纳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由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一个定性问题,对此的定量分析目前尚没有固定的评价体系。本文结合法律要求和我国国情构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标体系,并设定评价方法,在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定量分析基础上展开研究。本文以2008-2014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泊松回归模型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2）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负债率较高、董事长为男性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更为显着;（3）相较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更为显着;（4）十八大会议召开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提高。
张燕[8]（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为引领世界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超越公共外交”的价值理念并积极付诸实践,以实现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认同中国。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必须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与价值创新做出理论回应,本研究提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正在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形态与范式,并将其作为再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公共外交发展的新趋势,进而超越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关照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如何走出去,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如何让世界理解与接受中国,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外交理路,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探索的总方向;二是中国与世界如何一起走,让中国走出去就必须与世界一起走,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发展无法割离,这是时代赋予崛起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所孕育出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其实践源于中国,又超越中国,实现了“三个目的”的统一——以中国为目的、以人类为目的与以生命为目的。本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什么”“来自哪里”“应用在何处”“会遇到什么”“如何应对”的逻辑思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行了整体剖析,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在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以国内外民众为对象的,以促进不同国家历史、制度与文化的交互式对话,实现共享发展,最终建构一个超越普世价值的、包容式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分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以及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研究结果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一场公共外交实践与研究的历史性革命,一方面它超越了公共外交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导向,追求人类以及生命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跨越了国家、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促进公共外交学科的成熟与完善。
王钰[9]（2019）在《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现阶段内部控制在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提升价值创造水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不容置疑。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评价和审计过程中,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认定都是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无论识别或认定,都需要依据明确具体的标准,这就是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可见,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对无偏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与披露相当于“自我否定”,可能对其薪酬绩效及职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现阶段,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规定企业自行确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规范中又缺乏明确的指导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能利用其自由裁量权操纵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在公司内部治理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外部规制规范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媒体关注作为“第四权”已经成为学者热议话题,媒体关注的治理效应也得到普遍认可。有学者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够显着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那么,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作为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媒体关注是否能够对其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在不同内容以及不同类型的媒体关注中是否存在差异?媒体关注这一外部规制作用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媒体关注治理效应的发挥是否存在特定情境条件?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环境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现状,然后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声誉理论以及议程设置理论提出研究假设,从指标数量、重要性水平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检验了媒体关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同时,从媒体关注的异质性视角,细分媒体关注的内容和类型,讨论了媒体关注治理效应在不同媒体情绪及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地,综合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从内部制定主体及外部监督主体层面,分别考察媒体关注作用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中间渠道,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现实国情,讨论投资者信息环境的调节效应。最终本文形成以下主要结论:（1）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第一,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具有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制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时使用的财务指标数量越多,重要性水平越低。这一治理效应在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之间并不存在区别。第二,上期媒体关注度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重要性水平的变化具有正向影响。上期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将重要性水平调低。第三,不同内容的媒体关注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存在差异。与中性报道相比,非中性报道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指标数量及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更显着。第四,不同类型的媒体关注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其他报纸相比,八大报纸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指标数量的影响更为显着。八大报纸中,与市场导向相比,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指标数量的影响更为显着。（2）媒体关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路径第一,从内部制定主体层面,董事会职能是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中介变量。媒体关注通过促进董事会职能发挥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指标数量和重要性水平。第二,从外部监督主体层面,行政监管是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中介变量。媒体关注通过引发行政监管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重要性水平。第三,不同内容的媒体关注对董事会职能及行政监管的影响存在差异,负面报道及中性报道与董事会职能及行政监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正面报道中并不存在。（3）媒体关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约束条件第一,机构投资者所处的信息环境能够负向调节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关系。这一调节效应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及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之间并不存在区别。第二,个人投资者所处的信息环境能够负向调节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关系。个人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越差,传统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越强烈。第三,机构投资者信息环境能够负向调节董事会职能的中介效应,这种调节主要体现在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调节媒体关注与董事会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而调节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重要性水平的影响。机构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越差,媒体关注对董事会职能的促进作用越强烈。第四,个人投资者信息环境能够负向调节董事会职能的中介效应,这种调节主要体现在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个人投资者能够通过调节媒体关注与董事会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而调节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指标数量的影响。个人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越差,媒体关注对董事会职能的促进作用越强烈。本文可能的创新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现有文献研究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不同,本文将研究内容延伸至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这一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核心环节,从指标数量、重要性水平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研究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同时,针对媒体类型与报道内容的特殊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媒体关注细分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中性报道与非中性报道、权威媒体与非权威媒体,检验媒体关注在不同类型、不同内容媒体报道之间存在的效应差异,深化了对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认知。第二,与现有文献仅检验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的主效应不同,本文从内部制定主体及外部监督主体两个层面深入探索媒体关注作用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中间机制,打开了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的“黑箱”。同时,本文进一步探索媒体关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外部约束条件,充实了媒体治理效应的研究框架。第三,与以往文献多侧重于内部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不同,本文从媒体关注这一外部规制入手,将董事会职能与媒体关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媒体关注对董事会职能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不同内容媒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媒体关注通过影响董事会职能发挥实现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本文从内部治理以及外部机制两个层面整合研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因素,避免割裂二者所导致的不足,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荣震[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二、公司治理存在八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司治理存在八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企业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 环境治理过程中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
|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煤焦化 |
| (二) 地方政府 |
| (三) 环境治理 |
| 二、理论支持 |
| (一) “经济人”假设 |
| (二) “风险社会”理论 |
| (三) “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个案研究法 |
| (二) 参与观察法 |
| (三) 访谈法 |
| (四) 文献法 |
| 四、个案情况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主体间利益嵌套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利益共同体 |
| (二) 企业与公众关系——短暂性“共生” |
| (三) 企业与媒体关系——压制下的“失声” |
| 二、利益嵌套何以可能 |
| (一) 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
| (二) 官员晋升以GDP增长为核心 |
| (三) 公众生存以经济红利为追求 |
| (四) 企业发展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
| 第四章 主体间利益分化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隐性合作” |
| (二) 企业与公众关系——走向对立 |
| (三) 企业与媒体关系——监督本位“回归” |
| 二、利益何以分化 |
| (一) 环境治理力度加强 |
| (二) 公众环境意识觉醒 |
| (三) 媒体话语权逐渐确立 |
| (四) 企业面临行业危机与环保压力 |
| 第五章 主体间利益融合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共治环境 |
| (二) 公众、媒体联合监督企业污染行为 |
| (三) 企业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
| 二、利益融合如何可能 |
| (一) 环境治理政策下行速度和强度加大 |
| (二) 媒体与公众力量发展壮大 |
| (三) 企业“经济人”理念下考量 |
| 第六章 思考与展望 |
| 一、回顾与思考 |
| (一) A焦化厂环境治理历程回顾 |
| (二) 企业走上“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思考 |
| 二、现阶段各主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府治理措施存在不足 |
| (二) 公众和媒体监督走向异化 |
| (三) 企业“经济人”向“生态人”过渡的可能性 |
| 三、环境治理的各主体应如何作为 |
| (一)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
| (二)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
| (三) 媒体发挥正向监督作用 |
| (四) 企业进一步实现“绿色经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概况与总体评价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 (三)总体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一)可能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社区、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 (二)中国城市社区与社区治理 |
| (三)互动式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对“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的继承 |
| (二)对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继承发展 |
| (三)“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历史沿革与演进特征: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前世今生 |
| 一、传统到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历史沿革 |
| (一)1949~1990:城市社区行政管理阶段 |
| (二)1991~2011:城市社区全面建设阶段 |
| (三)2012~2019:城市社区多元治理阶段 |
| 二、管控到互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演进特征 |
| (一)一元化向多元化演进的治理主体 |
| (二)单位制向社区制演进的制度转型 |
| (三)纵向型向网络型演进的行动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案例与困境分析:互动式治理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 |
| 一、中国差异化城市社区治理类型中的实践探索 |
| (一)行政导向:大都市边缘社区治理实践 |
| (二)社会导向:智慧社区建设的治理实践 |
| (三)市场导向:新型商品房社区治理实践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特征 |
| (一)治理行动者:党政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治理转型 |
| (二)治理制度:顶层设计与具体运作的制度化体系 |
| (三)治理行动:多样化治理方式交叠的调适性互动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困境 |
| (一)行动者角色迷失困境 |
| (二)社区资源整合的困境 |
| (三)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 |
| (四)互动渠道不畅通困境 |
| 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归因 |
| (一)公共性不足问题 |
| (二)治理模糊性问题 |
| (三)路径依赖的问题 |
| (四)法治化建设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动者-制度-行动”框架下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构建 |
| 一、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生成发育逻辑 |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传统意蕴 |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时代要求 |
| 二、行动者: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的多元动态主体 |
| (一)国家行动者——党组织、政府、居委会的治理参与 |
| (二)社会行动者——业委会、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 |
| (三)市场行动者——社区企业等市场力量的治理参与 |
| (四)行动者间关系: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互动式治理中的互补互嵌 |
| 三、制度: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与行动的制度空间 |
| (一)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 |
| (二)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制度的外在互动 |
| 四、行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中行动空间与互动逻辑 |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行动空间内涵 |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共同目标 |
| (三)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精神内核 |
| (四)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互动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实现之路 |
| 一、互动网络: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者的关系架构 |
| (一)互动式动态网络构建的关键要素 |
| (二)互动式动态网络架构的具体策略 |
| 二、互动规则: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完善 |
| (一)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法治之路 |
| (二)社区互动式治理的软法之治 |
| (三)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监督之力 |
| 三、互动精神: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文化内推力 |
| (一)重塑社区公共精神 |
| (二)整合社区公共文化 |
| (三)培育社区文化组织 |
| 四、互动平台: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中的落实载体 |
| (一)信息化中的技术型平台建设 |
| (二)利益诉求的表达型平台建设 |
| (三)民主互动的协商型平台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讲话 |
| 附录二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 附录三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社区治理相关论述 |
| 附录四 十八大以来国家级重要规划中社区治理的相关论述 |
| 附录五 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
| 附录六 中央及部委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 |
| 附录七 某市社区治理任务与工作内容汇总 |
| 后记 |
（4）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 |
| 1.2.2 盈余质量 |
| 1.2.3 内部控制质量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线图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图 |
| 1.4 研究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党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回顾 |
| 2.1.1 西方政党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回顾 |
| 2.1.2 我国基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回顾 |
| 2.2 盈余质量的文献回顾 |
| 2.2.1 盈余管理的文献回顾 |
| 2.2.2 财务重述的文献回顾 |
| 2.2.3 盈余披露及时性的文献回顾 |
| 2.3 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的文献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民营企业成立党组织现状 |
| 3.1.2 民营企业成立党组织的历史沿革 |
| 3.1.3 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代理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高层梯队理论 |
| 3.2.4 资源依赖理论 |
| 第四章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 |
| 4.2.2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检验模型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回归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3 进一步研究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财务重述 |
| 5.2.2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检验模型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3 进一步研究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披露及时性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披露及时性 |
| 6.2.2 内部控制与盈余披露及时性 |
| 6.2.3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披露及时性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与检验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3 进一步研究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以及研究不足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1.治理 |
| 2.全球治理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二、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成基础和过程 |
| (一)理论基础 |
| 1.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指导 |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的继承 |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 |
| 4.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 |
| (二)实践基础 |
| 1.中国在不同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 |
| 2.习近平在长期从政中积累的治理经验 |
| (三)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形成过程 |
| 1.全球治理观的初步形成(2012-2015年) |
| 2.全球治理观的系统阐释(2015年-至今) |
| 三、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治理主体:主张多元、多边与平等参与 |
| 1.核心主体——主权国家 |
| 2.重要力量——国际组织 |
| 3.重要参与者——跨国公司和公民个人 |
| (二)治理客体:主张兼顾多域的广泛治理 |
| 1.全球经济治理 |
| 2.全球安全治理 |
| 3.全球气候治理 |
| 4.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
| (三)治理方式:倡导新的治理原则与机制 |
| 1.基本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
| 2.主要原则——多边合作机制与平台 |
| 3.关键原则——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
| (四)治理价值: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
| 1.价值基础——和平与发展 |
| 2.价值理想——合作共赢 |
| 3.价值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具体实践 |
| (一)全球经济领域的实践 |
| 1.亚投行——中国推进全球经济多元治理的里程碑 |
| 2.“一带一路”——中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倡议 |
| (二)全球安全领域的实践 |
| 1.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格局 |
| 2.保障全球核安全,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 |
| (三)全球气候领域的实践 |
| 1.推动气候治理南南合作 |
| 2.扞卫《巴黎协定》权威 |
| (四)全球网络空间领域的实践 |
| 1.力促多边多方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
| 2.推动互联网领域新治理制度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二、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研究 |
| 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理论 |
| 二、效率理论 |
| 三、演化经济学理论 |
| 四、公司治理理论 |
| 五、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 一、静态创新效率 |
| 二、动态创新效率 |
| 三、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 |
| 第一节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地区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的动态关系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静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
| 二、静态创新效率测算方法 |
| 三、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生命周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五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改进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动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评价 |
| 第一节 评价方法与指标说明 |
| 一、动态创新效率评价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创新效率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样本基准回归 |
| 二、异质性分组与影响差异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交易市场、政府补贴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行业竞争程度、行业市场需求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劳动力成本上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五、劳动力成本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外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补贴、技术交易市场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跨区域溢出效应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框架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竞争环境、行业市场需求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三、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文献综述 |
| 2.1.1 机构投资者改善企业治理情况 |
| 2.1.2 机构投资者未能改善企业治理情况 |
| 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 |
| 2.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
| 2.2.3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变迁 |
| 2.3 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文献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1 企业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
| 3.1.1 公司合法性理论 |
| 3.1.2 外部性理论 |
|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4 成本收益理论 |
| 3.2 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行为的相关理论 |
| 3.2.1 股东积极主义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的假设 |
| 3.3.1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的假设 |
| 3.3.2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异质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假设 |
| 3.3.3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假设 |
| 3.3.4 十八大会议召开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假设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 研究变量的选择 |
| 4.2.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EID的测度 |
| 4.2.2 机构投资者的测度 |
| 4.2.3 控制变量选择 |
| 4.3 模型设计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2.1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
| 5.2.2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异质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
| 5.2.3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
| 5.2.4 十八大会议召开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意见 |
| 6.1 结论 |
| 6.2 政策意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传统公共外交研究 |
| (二)新公共外交研究 |
|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方面 |
| (二)不足方面 |
| 第一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涵拓展 |
| 1.1 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的历史经验 |
| 1.1.1 依靠人民力量,支持世界革命(1921年——1949年) |
| 1.1.2 凸显意识色彩,提升国际地位(1949年——1978年) |
| 1.1.3 超越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发展(1978年——1989年) |
| 1.1.4 缓解冷战余波,塑造国家形象(1989年——2001年) |
| 1.1.5 提升战略高度,增强国家软实力(2001年——2012年) |
|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 |
| 1.2.1 公共外交的动因与制约因素 |
| 1.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内涵拓展 |
| 1.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 |
| 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背景 |
| 1.3.1 中国崛起的复兴之势 |
| 1.3.2 再全球化的世界之势 |
| 1.3.3 公共外交的再造之势 |
|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维度 |
| 1.4.1 超越理论的维度 |
| 1.4.2 超越实践的维度 |
| 1.4.3 超越价值的维度 |
| 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结构体系 |
| 1.5.1 主体多元化 |
| 1.5.2 对象双重化 |
| 1.5.3 方式对等化 |
| 1.5.4 目标共享化 |
| 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形态 |
| 1.6.1 时空形态 |
| 1.6.2 理论形态 |
| 1.6.3 制度形态 |
| 1.6.4 价值形态 |
| 1.7 小结 |
| 第二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
| 2.1.1 交往的理论性 |
| 2.1.2 交往的物质性 |
| 2.1.3 交往的发展性 |
| 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核心 |
| 2.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超越 |
| 2.3 治理理论 |
| 2.3.1 追求全球公共利益 |
| 2.3.2 追求全球民主治理 |
| 2.3.3 追求全球公共责任 |
| 2.4 软实力理论 |
| 2.4.1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
| 2.4.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 |
| 2.5 国家形象理论 |
| 2.5.1 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路径 |
| 2.5.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 |
| 3.1 中国梦与世界梦 |
| 3.1.1 中国梦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再造 |
| 3.1.2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国内共识 |
| 3.1.3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世界共识 |
| 3.2 新型国际关系 |
| 3.2.1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3.2.2 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 |
| 3.2.3 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发展中国家关系 |
| 3.3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3.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
| 3.3.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 |
| 3.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 |
| 3.4 “一带一路”战略 |
| 3.4.1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意义 |
| 3.4.2 “一带一路”战略的世界意义 |
| 3.5 生命共同体 |
| 3.5.1 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超越 |
| 3.5.2 生命共同体的世界超越 |
| 3.5.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全球治理的“内卷化” |
| 4.1.1 传统霸权与帝国思维 |
| 4.1.2 二战后冷战思维的延续 |
| 4.1.3 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单线历史思维 |
| 4.2 新战略机遇期与结构性压力 |
| 4.2.1 自主发展的中国新战略机遇期 |
| 4.2.2 机遇背后的结构性压力 |
| 4.3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叠加效应” |
| 4.3.1 公共外交理念对外传播的体系不健全 |
| 4.3.2 公共外交理念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 |
| 4.3.3 公共外交理念发展的服务保障不到位 |
| 4.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方法论”与身份悖论 |
| 4.4.1 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强国的身份悖论 |
| 4.4.2 “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悖论 |
| 4.4.3 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身份悖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经验与公共外交的中国策略 |
| 5.1 公共外交实践的国际经验 |
| 5.1.1 美国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2 日本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3 欧洲国家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2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 |
| 5.2.1 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 |
| 5.2.2 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 |
| 5.2.3 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 |
| 5.2.4 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 |
| 5.3 小结 |
| 结语 |
| 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中国公共外交 |
| 二、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媒体关注 |
| 1.2.2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内部控制缺陷相关研究 |
| 2.1.1 内部控制缺陷的内涵与分类 |
| 2.1.2 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认定 |
| 2.1.3 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及修正 |
| 2.2 媒体关注相关研究 |
| 2.3 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及逻辑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声誉理论 |
| 3.1.3 议程设置理论 |
| 3.2 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逻辑分析 |
| 4 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
| 4.1.2 媒体情绪的影响 |
| 4.1.3 媒体类型的影响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模型设计 |
| 4.2.3 变量定义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结果分析 |
| 4.3.2 回归结果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变更样本数量 |
| 4.4.2 变更媒体情绪及媒体类型的度量 |
| 4.4.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5 拓展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媒体关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路径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董事会职能的中介效应 |
| 5.1.2 行政监管的中介效应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计 |
| 5.2.3 变量定义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结果分析 |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董事会职能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行政监管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拓展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媒体关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约束条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计 |
| 6.2.3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结果分析 |
| 6.3.2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拓展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四、公司治理存在八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D]. 申珍珍. 苏州大学, 2020(03)
- [3]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4]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D]. 孙诗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研究[D]. 王静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D]. 王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究[D]. 叶冉. 合肥工业大学, 2020(02)
- [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D]. 张燕. 兰州大学, 2020(01)
- [9]媒体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研究[D]. 王钰.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