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两汉诗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诗赋略,“文人集”,体式,文集编纂
两汉诗赋论文文献综述
刘明[1]（2017）在《两汉“文人集”与《诗赋略》之关系考论》一文中研究指出两汉总体上不存在文集编纂的观念,《诗赋略》着录的文人赋只是篇目,而非结集形态的作品编。汉赋的单篇传播方式,使得刘向、刘歆父子以条列、编录篇目的方式编次诗赋文献,而其自身体例的局限性又造成诗赋与非诗赋作品的分置、割裂,故不宜视为文人集。结合西汉时期诗赋的传播、保存方式和刘向典籍整理"叙录"体的特点,两汉文人集有叁种"体式",即史传、《别录》和前文集,类于"集"体且有着"集"的功能。(本文来源于《天中学刊》期刊2017年02期）
吴光兴[2]（2015）在《诗赋·辞赋·赋颂——两汉辞赋文学的方向性及其认同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辨析"诗赋"、"辞赋"、"赋颂"叁个称名与其间多种复杂纠结的关系,本文对汉代辞赋文学的体制与价值观念的方向性问题进行辨证。将两汉辞赋文学由讽谕而颂德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与西周中后期以降"变风变雅"传统、"去《楚辞》化"、叁代"雅颂正声"等方面联系起来观察,得到对两汉辞赋文学史更为通达的认识。(本文来源于《文学评论》期刊2015年06期）
陈妮[3]（2014）在《先秦两汉魏晋灾异诗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灾异屡至,饥馑频仍,人民深受其害,这些饥荒年代的现实状态便进入了诗赋中,成了诗赋者特殊的写作素材。依笔者据《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的篇目分析和统计,晋及其以前的灾异诗赋有一百二十首。尽管目前在自然和史哲等领域的灾害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少。本论文试图以灾异诗赋为研究对象,力求理清晋及其以前灾异诗赋的内容,分析当时灾异下的社会现状及其影响下的世人心态。同时,找出这些作品的创作因缘,并展示出它们的艺术特征。本论文分为叁章。第一章写了灾异诗赋的叁个创作因缘：一、当时灾异频仍的现实是灾异诗赋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二、一直流传的“天人感应”是其主观依据。叁、寔命不犹的思想影响作品的风格。第二章言及灾异诗赋的内容。灾异诗赋涉及的内容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分为叁节来写。第一节从王道失则妖孽降和王道得则福祉至两个方面来写灾异诗赋中有关国政之事,第二节主要写了因灾异所致饥荒而怨苍天、恨上位者以及悯受苦者等内容,第叁节是言诗赋者咏一己遭遇,抒一己怀抱的诗赋。最后一章分别谈到了灾异诗赋意象选择、情感表达和审美风貌等艺术特征。通过以上叁章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看见灾异的痕迹,并能发掘出灾异诗赋的艺术价值及其对后世灾异诗赋作者(如梅尧臣、蒲松龄)的深远影响。(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4-05-01）
吴礼权[4]（2014）在《先秦两汉诗赋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特点》一文中研究指出"列锦"是植根于汉语之中的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鲜明地体现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列锦"最原始的结构模式是由先秦时代的《诗经》所创造出来。随后在两汉诗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有所发展。"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诗赋中运用,不是文本建构者"为形式而形式"的语言行为,而是别有一种审美追求。《诗经》中原始状态的列锦所呈现的是一种妙趣天成的自然美,而两汉诗赋的列锦则更多是追求铺排壮势的崇高美和错综其文的灵动美。(本文来源于《宜春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4期）
朱怀清[5]（2010）在《先秦两汉诗赋与道家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是个诗的王国,几千年来,诗人的歌声绵绵不断。诗作为韵文作品,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情感需要,也负载着人类哲学思想的重任,在佛教转入中国并对中国文人产生重大影响之前,除了《诗经》、屈原和两汉文人的诗赋之外,还有隐藏在大量典籍中的零星诗作。所有的这些诗歌作品,在反映作者情感心身的同时,其中的一部分也寄托了哲理情思。本文即以这些诗赋为研究对象,从先秦道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对他们进行一次道家文化的解读和分类。诗,特别是古诗,更能反映早期的一些文化现象,使得我们能从一些古诗中追踪到道家思想文化的一些渊源关系。同时,在文人诗大量产生之前,也就是佛教转对中国的文人产生影响之前,在这样一个纯中国文化背景下来考察道家思想对中国文人们的影响也确有必要。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对先秦两汉诗赋作了一次道家思想文化的扫描。以《老子》为成型的道家思想体系,大体上来说分为道之体和道之用,道之体是从宇宙发生的层面上来阐释这个社会人生的,道之用则从具体的现象上来阐释。在先秦两汉诗赋中,道之体表现为道的神话意象和回归意思。关于诗歌中道的创世神话意象,本文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种葫芦意象,早在二、叁十年代,闻一多利用国外及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伏羲与葫芦的关联性。其后刘汉尧将彝族等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与道的创生性相比较,进一步发掘出《诗经》中的创世意象。叶舒宪也以老庄为主,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先秦文化中的神话意象进行了一番梳理和研究。本文也试图做一番这样的努力,希望对先秦诗歌中的创世神话意象作更进一步的全面的阐释。道的回归意识表现为自然无为、隐逸情节和再建立一种至德之世,他们回归的就是道之初时的一种美好记忆,这种记忆就是道之本体或母体的体验与回归,其诗性的语言表达就是神话意象。道之用则表现在世间法与时间相之中,它是以道的标准来检验与衡量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老子说的“以道莅天下”。本文是从四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的行为模式——谦柔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士的理想人格；二是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道家的言语观；叁是诗歌中体现的君王受垢与祈雨现象,它把道家思想追溯到了巫术时代；四是源于自然的道家哲学,表现为对人生变幻的思考和农事的四时祭祀。本文的第叁部分是道之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文人诗赋的影响上。在这一点上没有一点佛教的影响,表现为道、儒思想在文人内心中的介入和干预,除了一点鬼怪之外,大都是隐逸和逃避以及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哀叹。这些韵文作品不仅是道家思想的先声和印证,而且用道家思想来反观这些诗赋时,我们对这些古老的作品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由于《诗》的早期性,我们便可将道家思想渊源追溯到《诗》及其以前的时代。(本文来源于《重庆师范大学》期刊2010-03-01）
踪凡[6]（2009）在《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期着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着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影响深远的作品。朱熹不曾专门研究过两汉诗赋,但他曾在《楚辞集注》及《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从中可见他对汉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本文来源于《中国楚辞学》期刊2009年02期）
赵赫[7]（2008）在《两汉诗赋中的汉胡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学界对于两汉文学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成果数量方面,相对于古代文学其他时代的研究都显得较为薄弱。研究的视角大多是对两汉文学的整体把握和宏观关照。与此同时,该时期的史学研究对文学作品的关注程度和利用效率也显得相对欠缺,没有将文学作品很好地纳入历史研究的视线范围。过去一段时期,文史之间过度的人为分割使得各自的研究显得单薄和不足,而目前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如何打破两学科间的人为界限,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丰富彼此的研究成果,从而解决各自研究中的难题成为当下学界的新热点。而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展开思考和写作的。本文以两汉时期汉胡关系为切入点,将两汉诗赋中涉及“胡”以及汉胡关系的部分加以搜集整理,并将其归类分析。同时将其与两汉时期的汉胡关系变化联系起来,从中分析总结出汉人在面对胡地、胡人、胡物、胡事之时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此项研究在具体的汉代文学研究中鲜有人论及,因此无疑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论述,还有助于理清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两汉时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争战、交往、融合的状况,为民族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关注视角。本文的论述,力图打破学界以往对汉代文学与少数民族相关部分所持的静态的、单一的观点,代之以动态的、多重的视角来关注两汉诗赋中与“胡”相关的内容。本文将对两汉诗赋作品中与北方少数民族相关文学创作进行资料梳理和学理分析,以期为两汉诗赋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采用了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将文学与历史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分析总结出两汉时期汉胡民族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前面总结的基础上探讨汉人群体在面对“胡”时社会心态的变化。(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08-05-01）
踪凡[8]（2007）在《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本文来源于《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7年06期）
踪凡[9]（2007）在《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期着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着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影响深远的作品。朱熹不曾专门研究过两汉诗赋,但他曾在《楚辞集注》及《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从中可见他对汉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本文来源于《中国楚辞学（第十二辑）——第十二届中国屈原学会年会暨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期刊2007-09-01）
耿亚军[10]（2006）在《先秦两汉诗赋中的讽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讽谕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极其重要的诗歌传统。这个传统并不是从一开始的《诗经》、楚辞时代就已经定型,而是经过了汉代人的理论改造,最终以汉代经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所赋予诗歌新的内容。本文试图在把握先秦两汉政治实际和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楚辞的文本研究和对先秦两汉《诗经》学、楚辞学以及汉赋创作实践的探讨,来寻绎中国诗歌讽谕传统的形成过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汉代是中国文化品格定型的时期。经学思想深入士人心中以后,他们就自觉地把它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去。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可以说,正是汉代《诗经》学的美刺讽谕说,直接影响了我国文学讽谕传统的形成。(本文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期刊2006-05-01）
两汉诗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通过辨析"诗赋"、"辞赋"、"赋颂"叁个称名与其间多种复杂纠结的关系,本文对汉代辞赋文学的体制与价值观念的方向性问题进行辨证。将两汉辞赋文学由讽谕而颂德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与西周中后期以降"变风变雅"传统、"去《楚辞》化"、叁代"雅颂正声"等方面联系起来观察,得到对两汉辞赋文学史更为通达的认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两汉诗赋论文参考文献
[1].刘明.两汉“文人集”与《诗赋略》之关系考论[J].天中学刊.2017
[2].吴光兴.诗赋·辞赋·赋颂——两汉辞赋文学的方向性及其认同问题[J].文学评论.2015
[3].陈妮.先秦两汉魏晋灾异诗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4].吴礼权.先秦两汉诗赋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特点[J].宜春学院学报.2014
[5].朱怀清.先秦两汉诗赋与道家思想[D].重庆师范大学.2010
[6].踪凡.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J].中国楚辞学.2009
[7].赵赫.两汉诗赋中的汉胡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8].踪凡.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9].踪凡.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C].中国楚辞学（第十二辑）——第十二届中国屈原学会年会暨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10].耿亚军.先秦两汉诗赋中的讽谕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