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徐冠华[1]（2020）在《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文中指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积累时期迫切向海外扩张进行的。早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个人介绍和引进,中国接受西学呈现出被动、零散的状态。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主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富民强,呼吁清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变革,筹办新式学堂以开展科学教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层面开始创办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士人反思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局限性,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改革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仿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开展科学教育,以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大学堂陆续成立并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清末时期仅存的三所国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要求创办的首批新式大学堂,同时又是解决“山西教案”问题、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大学,学堂创办之初便有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从1902年创办到1912年根据民国教育宗旨将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近10年时间中,中西文化在大学堂内部的碰撞、交流、融合成为一大特色。本文在整体架构上,将山西大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放置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整体进程中,重点考察从创办到改校将近10年的时间内所开展的相关科学活动,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学堂科学教育的组织、实施和影响进行历史脉络的整理。论文既从学堂围绕科学教育而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知识普及、科学人物活动、科学人才培养等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力求厘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高等教育转型的具体历程,又从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宏观层面,考察大学堂科学活动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中的作用,对科学本土化和近代山西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在细节研究上,专注于大学堂学习引进的西方科学内容、科学专业设置与变迁过程、科学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科学人物及开展的具体活动、国外留学活动专业选择、毕业生从事科技工业行业的贡献等,深入梳理西方科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由浅入深、由边缘而主体、由被动而主动的历史变迁,以细节佐证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在改变社会和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阐述科学教育活动在促进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注重历史文献搜集与考证,广泛搜集了清末民初关于山西大学堂的史料,包括奏折、办学合同、使用的科学教材、授课科目、教习目录、毕业生目录等资料和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山西大学堂原办学地址和遗留建筑、历史实物等,配合当时报刊等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招生招聘、办学影响、科学活动的报道,呈现西方科学在大学堂普及和传播的历史;注重有效利用口述史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实物遗失多、搜集不易的难点,采访和聆听大学堂外国教习后人、毕业生后人讲述,与历史记载和文献相互印证,力求尽可能真实还原大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历史,客观研究山西大学堂在西方科学普及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章整体设计和构架、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创新之处和关键问题。在分析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普及的现状后,提出国家开展科学教育之于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堂作为近代国家创办的首批国立大学堂之一,研究其开展科学教育及科学活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研究和理解西学传播和科学本土化是极为合适的案例。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介绍近代中国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整体情况,主要是在教育“新政”制定前后学堂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的模式,在中西学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梳理山西大学堂从筹办到正式创办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围绕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重点从学科设置、科学课程进行梳理,对办学的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西学教习延聘、学生招生与培养方式等情况进行考察,对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模式从整体上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材及学习引进的科学知识,对大学堂专门的教材编译机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等进行考证,系统整理译书院从国外翻译的最新科学书籍,并对大学堂科学教材的内容、使用、影响进行研究。第五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人物及科学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科学人物的科学思想、在大学堂内部、外围开展的具体科学活动及贡献。第六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对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的留学情况进行考证,主要是在当时留学浪潮下赴日本和英国留学的情况、所学专业及回国后的贡献,为山西地方科技、工业发展发挥的作用等,总结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的成效。第七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比较同时期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总结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分析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总结大学堂科学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学本土化的作用。第八部分为结语。总结文章研究得失。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结局,但围绕新式学堂科学教育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意义重大。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考察研究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大学堂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对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代山西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
刘榕[2]（2019）在《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抗战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山西经济实力,重建工业体系,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继续绘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工业蓝图,山西官办企业再次成为建造之重点。为有效配合官办企业复工发展,加快企业近代化进程,阎锡山决定重新制定企业福利制度,在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会和职工联合福利社的推动下,福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工人群体最迫切的需求入手,重点进行“医”、“粮”保护。一方面,福利制度以各厂附属医院为中心,囊括各小型医疗所、诊疗室,为员工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并配有全套公伤抚恤制度。另一方面,公司员工可通过预借、公司垫付、有限支领的方式优先用粮,并对员工家属实行不等份配粮。除此之外,福利制度还辐射到员工的假期安排、员工及子女的教育、工作之余员工的休闲活动以及技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在政策的大力扶助下,官办企业福利制度体系迅速成型,从其制定及数次修改的过程看,体系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阎锡山的个人政治目的与军事野心,在公司内部,军工产业技术工人是福利金字塔的顶端受众,而普通劳力工人只能勉强温饱,生活拮据。从福利实施的方式看,企业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司所辖各厂的基建设施完备程度处于全国前列。抗战胜利后的企业福利制度是山西地方政府为迅速恢复省内经济、吸引人才、保留劳动力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战后加速经济回温、促进企业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更为山西储存了精干的工业技术人员,壮大了工人群体,成为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福利制度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因其政治导向性,福利制度在工人群体中普适性较低,加之过于重视技术工人,并未完全解决普通劳工的生活困难,造成工人群体的分化,加重劳资双方摩擦。其次,阎锡山将政治目标套嵌于企业,限制了企业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影响了企业与市场的互动,抹杀了企业的灵魂。最后,因阎锡山“以轻养重”的工业模式,导致了山西经济数十年畸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长期被动的劣势。
平英志[3]（2019）在《宋教仁的日本观研究》文中提出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日本观深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同时,他的日本观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日关系的演变。首先,宋教仁的日本观与个人性格特征及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宋教仁坚毅的性格、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浓郁的湖湘文化因子使其日本观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日本的认识始终以救国救亡为主线,对国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清末民初留日知识分子骤增,大批文人志士远涉东瀛,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论争,对宋教仁认识日本也有重要影响;第三,宋教仁的日本观深受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表现出为革命服务的态势。二十世纪初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两国既有冲突与对抗又有交流与合作,两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移位,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盛,瓜分狂潮骤起,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宋教仁的日本观;第四,宋教仁对日本的深刻认识也成为其进行革命实践的重要指导,无论是从事革命推翻清王朝还是建设中华民国都影响至深。宋教仁的日本观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日本观都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特点,既前后继承又与时俱进。在留日之前,宋教仁通过家学、师友、报刊杂志认识外部世界。大量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引介,促使宋教仁形成对日本的初步认识。在留日期间,宋教仁通过亲身经历,深切体悟日本的沧桑巨变,对日本的内政、外交、经济等各方面以及日本侵华行径与野心都有深入的认识,此时的宋教仁更多的是将日本视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中转站,既有“以日为师”的倾向又对日本心存警惕之意。在回国后的革命实践中,宋教仁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日本侵华举动,不断揭露日本的侵华行径和野心,同时对日本也抱有幻想,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中国革命,他的日本观充满了矛盾心态。纵观宋教仁日本观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伴随着与日本接触的深入,宋教仁的日本观也不断深化和发展。宋教仁在日期间深入观察,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宋教仁认为日本是在封建专制土壤中诞生的现代政治,但由于浓厚的封建残余,日本政治体制包含着浓厚的封建神话色彩,政党也是各个权力集团的综合体;在经济上,宋教仁对日本经济成就持积极的赞扬态度,同时也认识到日本经济体制的官僚性质,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并逐渐走向财阀与权阀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上,宋教仁认识到中日文化的互通共融性,同时对日本发达的教育体系印象深刻。但是,日本政府对民众的文化专制依然强大,向民众灌输武士道精神,这也成为日本屡次发动对外战争的思想基础;在外交上,宋教仁深入剖析日本的外交政策,指出日本始终以向外扩张为目标,中国应该时刻警惕日本的侵华举动,并且认为中国对外方针应以维持均势为主,防止列强扩大侵华。宋教仁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成为指导宋教仁进行革命、建设的思想渊源。在此指导下其对日策略也不断发生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恒心,寻求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决心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这不仅是宋教仁日本观的灵魂,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思想瑰宝。深入认识宋教仁的日本观对当下国人正确认识日本和日本人,促进中日关系健康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陈立新[4]（2019）在《略论清末民初流亡日本的报人王津》文中研究表明碍于原始资料匮乏,在流亡日本的早期报人中,王津始终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关注。该论依据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以及日本电报通信社《新闻总览》,对王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考证,确认王津是《日华新报》主编,而夏重民只是该报编辑,并对照《苏州明报》"余二十三年日支亲善的苦心谈"（木田月子）一文,证实王津就是清末民初着名报人王薇伯（又名王荫藩）,又据《苏州市志·人物传》及《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补齐王津的生卒年份。
王涛[5]（2018）在《在日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后期,中朝两国为变革本国滞后的教育体制和培养新式人才的需要,统合各种因素,最终向经明治维新而“去中心化”的日本学习西技,以图自强、求富,进而掀起“以日为师”的赴日留学浪潮。此外,介于世界局势的变动,受西学思想文化影响的两国留日学生,开始与本国旧有的思想文化体制划清界限,积极同流亡海外的政客建立联系。他们在联络感情、笃学尚行、策划志节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以中国同盟会（1905-1912）和朝鲜学友会（1912-1931）为中心的留日学生革命组织团体,创办机关刊物,建立分支会,从而开展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但由于两国留日学生革命团体的成立时间、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不同,从而导致留日组织团体运动与本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主要以中朝两国留日学生秘密组建的留学生团体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及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为中心而展开比较研究,力图从他们赴日留学的动因出发,探视留日动因的不同对后续秘密组建留学生团体和对日后本国革命活动所产生影响的异同。首先,对两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和留学动因的分析论述,阐明两国社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原因,从而分析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动因的异同。其次,主要对留日学生秘密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等留学生革命组织团体的成立过程、社会活动以及解体原因等进行相关论述比较,探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革命派留学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以朝鲜学友会为代表在日朝鲜留学生群体领导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朝两国留日学生所秘密建立的革命政党新亚同盟党,对日后两国革命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对近代东亚社会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最后,归纳分析两留学生革命团体对本国革命活动所产生影响的异同,尤其是革命派留学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日后的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给予以朝鲜学友会为中心留日朝鲜青年领导朝鲜民族独立运动提供帮助。中朝两国留日学生以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为革命活动的载体,通过理性的意志将革命理念付诸到本国革命实践活动中去,对推动东亚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鸿佳,沈云戈[6]（2018）在《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同盟会中,日籍会员作为一支为数不多的异国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深深地介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对外积极开展革命舆论工作,为革命党人争取政治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盟会日常运营的困难,并亲自参与同盟会开展的军事革命活动。但因国别与立场不同,日籍会员过度参与影响中国同盟会的自主发展,容易弱化革命党的整体目标意识,造成内部成员分裂、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王丽云,范德伟[7]（2017）在《张大义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文中研究表明张大义是云南大理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爱国留日学生的杰出代表。他文武兼备,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不仅有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之功,还有投身武装起义之举,在攻克上海时战功赫赫,是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国是时的云南代表。民国政府成立后,张大义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是意志最为坚定的中国同盟会员之一。本文根据相关史料,梳理张大义参加近代民主革命的英勇事迹,探知其革命思想,还原其革命的一生及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
段金生[8]（2015）在《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文中指出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具体规模与入会时间等均较难考证,初期入会者主要是留日学生,而后逐步发展到省城学校、讲武学校的青年师生及官兵。在同盟会的积极宣传下,不仅省城昆明,河口、干崖、腾越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革命活动亦十分积极。云南籍同盟会会员不仅参与省内革命活动,也积极支持云南省外的革命事业。由于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国建立后云南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这成为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脆弱的原因之一。
沈航[9]（2014）在《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文中提出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由崛起至腾飞的新纪元。通过对湖北、江苏等省辛亥革命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将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很好结合的成功范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理性革命模式。本文对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理性革命模式的考察,主要通过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的。浙江光复后,满汉矛盾突显,浙江军政府在满人藏匿枪械、投毒以及集体闹事的危急情况下仍旧能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态度应对,较为平和地平息了骚乱。骚乱过后又能对满人多加照顾,切实保护满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生活上,浙江军政想尽一切办法救济满人,从发放饷银到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再到开设工厂,组织满人学习生存技能。而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也最终得到了满人的认同,满汉关系得到缓和。满人与汉人和睦相处,满人逐渐融入了汉族主流社会。浙江光复后,随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浙江革命党人开始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革命政权。浙江革命党人通过对军政府的三次改组,以及运用理性原则化解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稳定了浙江政局。到1912年底,浙江军政府不仅取消了军政分府,统一了浙江的行政权,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促进了民主共和新浙江的发展。浙江光复后,财政危机逐渐显现。浙江军政府开展了追缴前清官员吞没官款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法律原则对抓获的官员进行审判。虽然效果不佳,但实践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浙江军政府通过发行军用票、公债,以及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等措施,最终带领浙江民众走出了财政危机。值得提出的是,商界中的钱业与典当业也为稳定浙江社会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浙江军政府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以期破除清代以来留存于世的恶习。军政府不仅以理性原则推行剪辫运动,而且下定决心铲除危害浙江数百年的烟毒与赌博恶习。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取缔了为害社会的丐头。通过军政府的努力.在全省境内禁绝了鸦片,而且还严厉打击了赌博行为,使浙江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在省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先烈纪念活动,通过对先烈的纪念,不仅温情回望了先烈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为手段,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来看,浙江的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充满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革命。
马敏,洪振强[10]（2012）在《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之发展演变历程,详细评介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性质、纲领、内部分歧及其与其他团体的关系、军事策略及其与会党、新军的关系、相关人物与群体、海内外支部与分会、组织建设活动、历史地位、与武昌起义之关系,以及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分化消亡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同盟会史研究,包括发掘同盟会史料、考订同盟会"史实",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同盟会的社会生态、同盟会与中国"国情"等的关系,加强同盟会区域研究,及其与国内外其他政团的比较研究,等等。
二、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价值 |
| 0.4 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 |
| 0.5 研究方法 |
| 0.6 创新之处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1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的发端 |
| 1.1.1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
| 1.1.2 近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
| 1.1.3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1.2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2.1 山西大学堂的历史沿革 |
| 1.2.2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程 |
| 1.2.3 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款项筹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
| 1.3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 |
| 第二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2.1 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1 中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2 西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2 山西大学堂科学仪器购置及实验室建设 |
| 2.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来源 |
| 2.4 山西大学堂课程教习聘任 |
| 2.5 山西大学堂学子招生与培养 |
| 2.5.1 学子招生——西学薄弱 |
| 2.5.2 授课方式——中西迥异 |
| 2.5.3 学子培养——注重实践 |
| 2.5.4 毕业考核——出身奖励 |
| 第三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 |
| 3.1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科学教材编译 |
| 3.1.1 清末科学教材编译活动的兴起 |
| 3.1.2 山西大学堂对科学教材的需求 |
| 3.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机构设置 |
| 3.2.1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创建 |
| 3.2.2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的创建 |
| 3.3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教材编译及内容 |
| 3.3.1 高等学堂用书 |
| 3.3.2 中等学堂用书 |
| 3.3.3 师范学堂用书、参考用书等 |
| 3.3.4 科学教材编译人员组成 |
| 3.3.5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编译活动的特点 |
| 3.4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编译教材 |
| 3.5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影响 |
| 3.5.1 对中国科学教材的充实 |
| 3.5.2 编译科学教材的传播 |
| 3.5.3 编译活动之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
| 第四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 |
| 4.1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考 |
| 4.1.1 西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2 中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3 上海译书院的科学人物 |
| 4.1.4 山西大学堂的管理人员 |
| 4.2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活动考 |
| 4.2.1 山西大学堂创办者的科学活动 |
| 4.2.2 山西大学堂教习群体的科学活动 |
| 4.2.3 其他教习的科学活动 |
| 4.3 科学人物的待遇及奖励 |
| 第五章 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 |
| 5.1 清末留学教育浪潮中的山西官派留学活动 |
| 5.1.1 清末留学教育的起步 |
| 5.1.2 山西地方留学活动 |
| 5.2 山西大学堂学子赴日留学考证 |
| 5.2.1 留日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2.2 留日学生的专业特点 |
| 5.2.3 留日学生的活动及影响 |
| 5.2.4 赴日留学兴起的原因分析 |
| 5.3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群体 |
| 5.3.1 留英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3.2 官派西斋留英学生专业分析 |
| 5.3.3 西斋留英学生对山西科技发展的贡献 |
| 5.3.4 赴英留学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 |
| 6.1 同时期国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6.1.1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1.2 北洋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
| 6.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
| 6.3.1 推动近代教育体制变革 |
| 6.3.2 提升山西科技工业水平 |
| 6.3.3 影响山西政治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以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 |
| 2.以西北实业公司为研究对象 |
| (三)研究对象界定 |
| 1.时间界定 |
| 2.概念界定 |
| 3.空间界定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2.创新性分析 |
| 一、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的形成 |
| (一)抗战胜利后山西当局的企业改造 |
| 1.抗战胜利前山西官办企业发展历程 |
| 2.抗战胜利后省政府当局的政策调整 |
| (二)工人群体承办的各项组织之推动 |
| 1.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会的成立与主张 |
| 2.西北实业公司福利社的成立与发展 |
| 二、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的内容 |
| (一)西北实业公司员工医疗补助 |
| 1.附属医院诊疗办法 |
| 2.工伤抚恤及免费诊疗特殊说明 |
| (二)西北实业公司员工餐、住、服装补贴 |
| 1.工人粮食配给办法 |
| 2.家庭住宿、冬夏服装、出差旅费的补贴 |
| (三)西北实业公司员工其他福利待遇 |
| 1.员工给假规则 |
| 2.西北实业公司员工及子女教育资助 |
| 3.西北实业公司员工休闲及有限娱乐施行办法 |
| 4.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奖励规则 |
| 三、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的特点 |
| (一)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
| (二)按技术优劣、业务能力给予福利 |
| 1.阶梯性明显,等级差异较大 |
| 2.对日籍技术人员的特殊优待 |
| (三)福利制度与政治、军事关系密切 |
| 1.受阎锡山政治手段的操纵 |
| 2.为战时军事生产服务 |
| 四、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的评价 |
| (一)福利制度实施的成效 |
| 1.吸引人才,壮大工人队伍 |
| 2.加速企业体制近代化 |
| 3.促进工人法律意识的增强 |
| (二)实施效果的局限性 |
| 1.限制工人自由,引发劳资纠纷 |
| 2.受制于政局影响,企业自主度低 |
| 3.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经济畸形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宋教仁的日本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宋教仁日本观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一节 宋教仁的早年经历与日本观 |
| 一、宋教仁的早年求学与思想变化 |
| 二、湖湘文化对宋教仁日本观的影响 |
| 三、两湖改革风潮对宋教仁日本观的影响 |
| 第二节 宋教仁留日期间的经历与日本观 |
| 一、“艰辛求学”——对日本流行思想的传输 |
| 二、“大病方醒”——对日认识的理性思考 |
| 三、“服膺王学”——对日认识的文化思考 |
| 四、“广交友人”——对日认识更具全面性 |
| 五、留日期间宋教仁的日本观 |
| 第三节 宋教仁归国后日本观的成熟 |
| 一、东亚之祸源,中国之威胁 |
| 二、援引日本,视为外援 |
| 三、宋教仁日本观的矛盾心理 |
| 第二章 宋教仁日本观的主要内涵 |
| 第一节 宋教仁对日本政治的认识 |
| 一、从封建土壤中开出的现代之花 |
| 二、浓厚的神话色彩 |
| 三、政党为官阀、军阀和财阀的结合体 |
| 第二节 宋教仁对日本经济的认识 |
| 一、实业经济繁盛 |
| 二、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 |
| 三、经济与政治紧密结合 |
| 第三节 宋教仁对日本外交的认识 |
| 一、极尽扩张之能事 |
| 二、宋教仁对日外交思想与实践 |
| 第四节 宋教仁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
| 一、中日文化的一体性 |
| 二、融合与独特性并存 |
| 三、发达的教育事业 |
| 四、好学的民族性格 |
| 五、浓厚的武士道精神 |
| 第三章 宋教仁日本观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宋教仁日本观的特点 |
| 一、宋教仁日本观与“知日派”日本观的比较 |
| 二、宋教仁日本观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宋教仁日本观的影响 |
| 一、对宋教仁自身思想的影响 |
| 二、对中国社会部分群体的影响 |
| 三、对宋教仁与日本各界关系的影响 |
| 四、对发展当今中日关系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略论清末民初流亡日本的报人王津（论文提纲范文）
| —、序言 |
| 二、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中的王津 |
| 三、日本电报通信社《新闻总览》上的王津 |
| 四、王津实乃王薇伯在日化名 |
| 五、国内史籍中的王薇伯 |
| 六、结语 |
（5）在日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中朝两国赴日留学时局之比较 |
| 2.1 中朝两国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人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 |
| 2.1.2 朝鲜人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 |
| 2.2 中朝两国赴日留学动因的异同 |
| 2.2.1 中朝两国赴日留学动因的相同点 |
| 2.2.2 中朝两国赴日留学动因的不同点 |
| 第三章 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两组织团体之比较 |
| 3.1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与发展 |
| 3.1.1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目的 |
| 3.1.2 组织机构、机关报纸《民报》 |
| 3.1.3 主要活动及解散 |
| 3.2 朝鲜学友会的建立与发展 |
| 3.2.1 朝鲜学友会的成立目的 |
| 3.2.2 组织机构、机关报纸《学之光》 |
| 3.2.3 主要活动及解散 |
| 3.3 中国同盟会与朝鲜学友会两组织团体的异同 |
| 3.3.1 中国同盟会与朝鲜学友会两组织团体的相同点 |
| 3.3.2 中国同盟会与朝鲜学友会两组织团体的不同点 |
| 第四章 中国同盟会、朝鲜学友会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之比较 |
| 4.1 中国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
| 4.2 朝鲜学友会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 |
| 4.3 中国同盟会、朝鲜学友会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的异同 |
| 4.3.1 中国同盟会、朝鲜学友会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的相同点 |
| 4.3.2 中国同盟会、朝鲜学友会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的不同点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 附录B |
（6）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籍中国同盟会会员群体情况 |
| 二、日籍中国同盟会会员群体形成原因 |
| (一)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援助 |
| (二) 日籍中国同盟会会员认同或利用中国革命 |
| 三、日籍中国同盟会会员参与的主要活动 |
| (一) 政治方面。 |
| (二) 经济方面。 |
| (三) 舆论方面。 |
| (四) 军事方面。 |
| 四、日籍会员参与的主要活动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 |
（7）张大义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张大义留学日本前的革命活动 |
| (一) 加入中国同盟会 |
| (二) 参与文明演说会和云南公学会 |
| (三) 领导学生罢课 |
| 二张大义留学日本期间的革命活动 |
| (一) 在《云南》《铁路界》编撰文章 |
| (二) 组织并参加秘密军事训练 |
| (三) 参与恢复中国同盟会本部并继任云南分会会长 |
| 三张大义回国参加的武装起义 |
| (一) 参加河口起义和广州起义而未果 |
| (二) 参加攻克上海、光复南京的战斗 |
（9）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思路与结构 |
| 四、关于资料 |
|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光复模式 |
| 1.1 辛亥革命中的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 |
| 1.2 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江苏模式与浙江模式 |
| 第二章 浙江光复后的满汉民族关系 |
| 2.1 杭州光复之役满人伤亡情况统计 |
| 2.2 浙江光复后满人生活状况与满汉关系 |
| 2.3 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救济与满汉民族秩序的重建 |
| 第三章 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的改组 |
| 3.1 浙江军政府的建立与第一次改组 |
| 3.2 蒋尊簋“督浙”与军政府的再次改组 |
| 3.3 浙江军政府与军政分府的矛盾对立与化解 |
| 3.4 绍兴军政分府与浙江军政府的矛盾与对立 |
| 3.4.1 王金发的家世及其奔放不羁的性格 |
| 3.4.2 王金发与秋瑾的革命情谊 |
| 3.4.3 浙路事件中的汤寿潜及其与“秋案”关系 |
| 3.5 军政分府的撤销与浙江军政府的第三次改组 |
| 第四章 辛亥浙江光复后的财政状况 |
| 4.1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财政状况 |
| 4.2 辛亥浙江光复后的财政状况 |
| 4.2.1 浙江军政府追缴前清官款 |
| 4.2.2 浙江军用票与浙江地方公债的发行 |
| 4.2.3 税收制度的完善与财政危机的消除 |
| 4.2.4 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商界的作为 |
| 第五章 光复后浙江的移风易俗问题 |
| 5.1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 |
| 5.1.1 剃发与汉人满人化政策 |
| 5.1.2 民众与浙江光复时期剪辫活动 |
| 5.1.3 浙江剪辫活动的沉寂及原因 |
| 5.2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 |
| 5.2.1 禁烟法令的推行与禁烟局的开设 |
| 5.2.2 禁烟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与《浙省禁烟条例》的颁行 |
| 5.2.3 浙英禁烟交涉与辛亥时期浙省烟患的禁绝 |
| 5.3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禁赌问题 |
| 5.4 浙江军政府取缔丐头 |
| 第六章 温情回望:民国初年浙江的先烈纪念活动 |
| 6.1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先烈的革命事迹 |
| 6.1.1 浙江省内的旧式会党与光复会的建立 |
| 6.1.2 大通学堂与浙皖起义 |
| 6.1.3 浙江光复时期诸先烈事迹 |
| 6.2 民国初年浙江的先烈纪念活动 |
| 6.2.1 徐陈马三烈士迁柩沿途各省的纪念活动 |
| 6.2.2 浙江省内的三烈士纪念活动 |
| 6.2.3 陈伯平烈士生平诸事考 |
| 6.2.4 秋瑾烈士的纪念活动 |
| 6.2.5 北京政府早期(1912-1916)的先烈纪念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发展演变之历程 |
| 二 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之主要学术问题 |
|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
| (二) 中国同盟会的性质 |
| (三) 中国同盟会的纲领 |
| (四) 中国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及其与其他团体的关系 |
| (五) 中国同盟会的军事策略及其与会党、新军的关系 |
| (六) 与中国同盟会相关的人物与群体 |
| (七) 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同盟会 |
| (1) 同盟会与武昌起义。 |
| (2) 同盟会的两次改组。 |
| (3) 关于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分歧与消亡。 |
| (八) 中国同盟会的海内外支部与分会 |
| (九) 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活动 |
| (十) 中国同盟会历史地位评价 |
| 三 中国同盟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
| (一) 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出版同盟会史料。 |
| (二) 同盟会“史实”之考订。 |
| (三) 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拓展。 |
四、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D]. 徐冠华. 山西大学, 2020(12)
- [2]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D]. 刘榕. 吉林师范大学, 2019(06)
- [3]宋教仁的日本观研究[D]. 平英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4]略论清末民初流亡日本的报人王津[J]. 陈立新. 新闻春秋, 2019(01)
- [5]在日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的比较研究[D]. 王涛. 延边大学, 2018(12)
- [6]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研究[J]. 陈鸿佳,沈云戈. 广西社会科学, 2018(02)
- [7]张大义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J]. 王丽云,范德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7(08)
- [8]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J]. 段金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5(04)
- [9]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D]. 沈航.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10]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J]. 马敏,洪振强. 史林,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