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明中后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浙兵,南兵,戚继光
明中后期论文文献综述
牛传彪[1]（2019）在《明中后期“浙兵半天下”现象考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浙兵多来自处州、绍兴、金华、台州等府,在嘉靖御倭中,经戚继光募练并入援福建剿倭而声名鹊起。至隆庆、万历朝国家多事时,南北边、海、腹里数省纷纷请调浙兵,以至于有"浙兵半天下"之说。其中原因,除浙兵自身优势及浙江人多地狭生存状态下浙人乐于应募外,也和多地主兵未练或练而未得实效有关。数省调用浙兵,造成浙江精壮人口流失、田地荒芜、国课难办、防御困难。因募浙兵费用相对较高,加之后期所调浙兵良莠不齐,易逃、易哗、战力变弱,调募浙兵的省份也受害不小。尽管朝廷曾下令停调浙兵,或限以定数,但碍于后期多事,浙兵依旧被大量调遣。明中后期浙兵招募与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明末浙兵主体也从原来戚继光及其班底色彩较为浓厚的军队向国家普通客兵身份转化。(本文来源于《史学月刊》期刊2019年12期）
王馨鑫,刘杨[2]（2019）在《王世贞与明中后期北方文士交游考述》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北方文坛上进行的文学活动在王世贞的一生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嘉靖中期,他在北方文士的绍介下开始了复古运动;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与北方文坛发生了一系列交往、互动;万历年间,随着活动区域的南移,王世贞与北方文士交游渐少,但以其为代表的复古观念仍然在其地域占有主流地位。明中后期王世贞与北方文士的交游历程,印证了"后七子"复古文学思想的兴起、发展与盛行。(本文来源于《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吴丹华[3]（2019）在《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一文中研究指出嘉靖年间,部分官绅士庶呈请在潮州府属潮阳县境内置县以弭盗安民,并控制赋税输纳通道。普宁置县后,潮阳、普宁两县的都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矛盾,潮阳官绅从循名责实到混淆割都分图的概念,变相论述普宁的"有名无实";普宁官绅则以戍卫御暴的逻辑,论证普宁县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完善新县政区规制使普宁县"名实相符"。在这当中,国家政区制度交织于县邑标准的不同解说、地方利益需求、新县历史文化创造、地方情感表达之中,由此展现新政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渐趋"坐实"的过程。(本文来源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2019年04期）
岳树燕[4]（2019）在《从“渊薮之区”到“十排”——明中后期广西平乐府修仁县“十排”形成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官方文献中修仁县附近为傜僮的聚集区,至明中叶修仁县周围傜僮成为大藤峡民变与府江僮变反抗明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明政府至万历年间府江动乱平息以后,将这片傜僮聚集区划分为十排,实行只纳粮不当差的赋役制度,继而朝廷逐渐在十排地区设立军堡、耕兵。因此修仁县周围的傜僮被逐渐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并形成了以石墙为界的不同的赋役区域。(本文来源于《北部湾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8期）
陈永祥[5]（2019）在《论明中后期女真商品结构的变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中后期,随着辽东马市贸易中官市的破坏、辽东马政的败坏,以及女真马匹饲养的变化、马匹禁售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女真的马匹输出大为减少,而人参、貂皮等产品的输出量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边境民间贸易和女真渔猎采集产业的发展增加,以人参和貂皮为主的渔猎采集产品最终取代马匹成为女真商品结构的主体和女真最重要的利源。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女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本文来源于《满语研究》期刊2019年01期）
龚世豪[6]（2019）在《典制与事例:明中后期官员乘轿中的礼仪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轿子是明代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明初具有严格的乘轿等级制度,官员相遇时需要按照品级尊卑行避道之礼。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权势渐重,他们要求在礼仪待遇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官员乘轿时相遇回避的秩序本有定制,但因阁臣、言官、庶吉士等群体势力的崛起,他们试图打破旧规,礼仪冲突由此而生。明廷在典制层面始终坚持品级尊卑的回避原则,而这并不能适用于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活,导致当时官员大多达成按既有事例行事的默契。看似因典制与事例之矛盾引发的争礼事件,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权势角力。(本文来源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3期）
撒海涛[7]（2019）在《明中后期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回回人》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中后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回回社会观察,涉及入华回回人来源、宗教及世俗生活、回回人自称他称、语言文字变迁等诸多方面,拼凑出域外视野中回回社会图景多维景观,反映了历史时期回回人本土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对此学界历来缺乏足够重视、鲜有探讨。本文在阅读梳理沙勿略、利玛窦、曾德昭、克路士等传教士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其记载历史背景,探究文字背后的心态,认识耶稣会士有关回回人记载的时代价值,以期深化对明中后期回回人及其历史状况的认知。(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研究》期刊2019年02期）
李迪南[8]（2019）在《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将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界定为弘治元年之后明人编选的散文选本。明代中后期,文学流派纷起,秉持不同的文统思想;阳明心学成为此期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结合释道观念,对程朱理学乃至孔孟之学形成了冲击;随着明代中后期文化的下移,出版业繁盛,散文选本大量流通,作为物质的属性得到了强化,从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背景下,明代中后期散文选本呈现出与其它时代散文选本不同的面貌,体现了新思想的交锋,成为新型关系的联结。以往关于明代散文选本的研究,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重唐宋文选本研究而轻秦汉文选本研究;往往仅将心学作为背景进行探讨;重视散文选本的文学属性,散文选本作为物质的属性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因此,本文试图在这几个维度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研究进行深化补充。同时,本文也引入《四库全书总目》的视角,观照清代官方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态度,并根据明中后期与清前中期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总目》观点进行考辨,从而形成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更深刻的认识。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道”与“法度”两个角度,讨论明中期复古文派中最有代表性的秦汉派与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对这两个文学流派的文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宋派的法度论更为可取,值得效仿,认为秦汉派的法度论是文法之窠臼,将时人导入割剥古文的方向。同时,在唐宋派内部,《总目》倡扬唐顺之的“神明变化”,贬抑茅坤的时文之法。不过,对秦汉派和唐宋派,《总目》的评价止于“文”的层面,未及“道”的层面。秦汉派的文法窠臼,唐宋派的杂于心学,都是为《总目》所不取的;二者的门户之争,更为清统治者所忌讳。《总目》认为真正的唐宋文典范,是乾隆御选《唐宋文醇》中,根植于儒家文艺观、明理载道、经世致用的文章。第二章讨论明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的背景下,重视自我的性灵文学思潮兴起,散文领域中审美精神的独抒性灵、好异慕奇及创作鉴赏活动中的以文自娱倾向,都是性灵思潮的表现。明中后期,大量中下层文人加入了创作队伍,以文学表达对传统与权威的抗争,抒发自我的心声;他们对抗拟古文风,以“奇”救前后七子剿袭古人之流弊。此期,文学的娱人功能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文娱”思想提倡纯粹的审美活动,崇尚自我,是对载道说的反拨与消解。《四库全书总目》基于儒家文艺观,以“佻”、“薄”评价明中后期根植于心学思想的种种悖“道”离经的表现,对之加以排抑。第叁章讨论在出版业繁荣的基础上,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一些新变,表现为文学性的弱化与实用功能的强化。本章分为叁个角度:第一,明中后期散文选本作为商品,其生产与流通联结了书坊主、编辑等中下层文人,他们的活动围绕编刻选本展开;作为商品的选本在内容取向上迎合市场,在质量控制方面不够严格;第二,作为类书的明中后期散文选本,体现了此期文化平民化的背景下民众对于知识的需求。此类散文选本持重视“切用”的文论,在形制上注重便于阅读翻检,定位非常清晰。第叁,明中期官员间往往以书为贽,这种文学选本被称为“书帕本”,其编刻往往敷衍塞责,难言精良,本节对书帕本的源流与样貌进行探求,并分析其弊病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坊刻本、类书与书帕本等散文选本文献价值低下,且往往删改儒家经典,诡僻不经,对这些选本评价非常低。第四章讨论了《四库全书》对明中后期时文选本的控制,并讨论了明代时文的来源与演变。从王志坚《经义模范》等散文选本可以考察出,宋代经义是明代时文的前身,在向明代时文演变期间,在体式和风格方面经历了南宋、元代、明初几个阶段的的变化。至明后期,时文呈现讲机法、尚雕琢等特点,同时,明后期时文选本大量产生,导致士子对儒家经典束之不观,偏离了科举的初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标举乾隆敕选《钦定四书文》,提倡“清真古雅”的时文文风以示清代士子。明后期文社之争也是清统治者尤为忌讳的,因此《四库全书》对明中后期时文选本一概弃而不选,仅录《钦定四书文》,加强了对时文这一国家考试文体的控制。第五章总括《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评价。在文献方面,《总目》认为,明中后期选本搜集完备,保存了一些罕见文献;另一方面,明人空疏不学导致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出现了大量鉴裁、考辨、编次方面的弊病。在文学方面,《总目》认为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展示了文学发展源流,保存了一定时期、一定文体的文学样貌,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同时,《总目》也指出,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存在“标榜”和“俚浅”的问题,尤其明季时期,选本的品格倾向“佻薄”“纤弱”。(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蒋亚丽[9]（2019）在《杨慎与明中后期诗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杨慎于正德、嘉靖间以博学着称,其诗学亦可见其博洽多思。在前七子复古声势正炽时,他独树旗帜,主张上溯渊源,诗学六朝初唐。杨慎论诗重情,强调含蓄蕴藉,反对过度铺叙。他又注重学问,论诗间多以考据解诗。无论是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对师法对象的选择、还是用以解诗的方式,杨慎都对之后的诗坛产生重要影响。是以本文从明中后期诗坛对杨慎诗学重点接受的四个方面着手,阐释杨慎的诗学内容,昭示杨慎的诗学影响。论文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绪论:概括介绍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意义。第一章论述杨慎的六朝、初唐诗学及其对明代明中后期的诗坛影响。第一节分析杨慎主张诗学六朝初唐的理论观念以及创作实践。第二节从京城诗坛、云南诗坛、南京诗坛对杨慎初唐六朝诗学的接受具体谈杨慎六朝诗学对诗坛带动。第二章论述杨慎的考据诗学及其对明中后期诗学的影响。第一节阐明杨慎考据诗学的核心内容。第二节以陈耀文、王世贞、胡应麟对杨慎考据诗学的接受为中心论证杨慎考据诗学对明代诗学的激发。第叁章论述杨慎的重情诗论及其对明中后期诗学的影响。第一节首先阐述杨慎的“合性情”论,在此基础上分析杨慎诗学理论中的重情主张以及诗歌创作中的重情表现。第二节研究杨慎对李贽“童心说”和焦竑“性灵说”的启发,旨在表明杨慎重情诗论于晚明性情张扬的先声作用。第四章论述杨慎的“诗史”说及其对明中后期诗学的影响。第一节在梳理明前“诗史”概念流变、内涵发展的基础上探究杨慎“诗史”辩的诗学内涵。第二节从许学夷和王夫之对杨慎“诗史”观念的接受与扩充,说明杨慎“诗史”说的重要性。结语:总结本文研究内容,从“诗与情”“诗与学”“诗与史”叁个角度概括杨慎诗学理论的脉络,并简单介绍杨慎诗学在清代的接受状况。(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9-05-01）
宗世昊[10]（2019）在《明中后期官方身份视角下士人对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心态分析(1436-1636年)——以香税管理与修缮活动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中后期士人们通过香税管理、代皇帝致祭泰山正神、修缮碧霞元君祠庙等诸多活动,获得香税巡官、代祭使者等官方身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碧霞元君信仰产生接触。而碧霞元君信仰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信仰,这些官方身份下的官员在这样的接触下,大致产生了以下叁种心态:身为香税巡官的"秉公"心态;身为代祭使者的"政治虔诚"心态;身为修缮监理的"乐施"心态。这叁种心态是士人个人心态在官方体制之内形成的复杂心态。(本文来源于《大众文艺》期刊2019年08期）
明中后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北方文坛上进行的文学活动在王世贞的一生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嘉靖中期,他在北方文士的绍介下开始了复古运动;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与北方文坛发生了一系列交往、互动;万历年间,随着活动区域的南移,王世贞与北方文士交游渐少,但以其为代表的复古观念仍然在其地域占有主流地位。明中后期王世贞与北方文士的交游历程,印证了"后七子"复古文学思想的兴起、发展与盛行。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明中后期论文参考文献
[1].牛传彪.明中后期“浙兵半天下”现象考释[J].史学月刊.2019
[2].王馨鑫,刘杨.王世贞与明中后期北方文士交游考述[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
[3].吴丹华.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
[4].岳树燕.从“渊薮之区”到“十排”——明中后期广西平乐府修仁县“十排”形成研究[J].北部湾大学学报.2019
[5].陈永祥.论明中后期女真商品结构的变化[J].满语研究.2019
[6].龚世豪.典制与事例:明中后期官员乘轿中的礼仪之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7].撒海涛.明中后期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回回人[J].中国文化研究.2019
[8].李迪南.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9].蒋亚丽.杨慎与明中后期诗学[D].郑州大学.2019
[10].宗世昊.明中后期官方身份视角下士人对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心态分析(1436-1636年)——以香税管理与修缮活动为中心[J].大众文艺.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