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养羊业战争死亡苦役牧童自然灾害TherestrictfactorsondevelopmentofsheepproductionbeforetheChingdynasty
ZhouZhanqinWuHepingChenXiaoqiang
Abstract:ThelaborerdeficiencyphenomenaoftenhappedduetoalargenumberwardeathandfrequentcovéebeforetheChingdynasty(inchinahistory).Sothenormalorderoflifeandproductionofhumanweredestroyed.Sheepproductionlostthecontinuousdevelopmentcondition.Ontheotherhand,theroyalorimperialgovernmentdidpayattentiontothebreedimprovementofsheepandgoat.Thestructureoflivestockspecieswasrational.Productionmodeandskillwerebackward.Theindustrializationofwoolspinningwaslow.Thenaturaldisastersoftenhappened.Alloftheseaffectedtheprogressofsheepproductionofthiscountrytocertainextent.
Keywords:SheepproductionWardeathCovéeShepherdboyNaturaldisaster
【中图分类号】F30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3-0052-03
我国有几千年的养羊历史，但这是一段艰辛的历史，曲折的历史，以致我们今天都不敢说我们是一个养羊强国。是什么限制了养羊人的手脚？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羊业的发展？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史学家也没有解释。因此，我们只能掀开历史的一角，在回顾中进行探求。也许在这极具限制的条件下，得到的星星点点的资料无法折射一段真实的历史，但多少能给我们一些教训与启发。
1.战争和苦役
1.1战争和苦役导致人口大批死亡，造成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紊乱。唐代文学家陈子昂曾这样描述战争的贻害：“兵之所聚，必有所资，千里运粮，万里应敌，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安宁”［1］。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战争3786次。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769年至前746年的23年间各种战争384次［2］。
在秦始皇政执政期间，秦国对六国发动了十年（公元前230~221年）灭国大战。除此之外，还滥用民力，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开灵渠、筑长城、拓直道，使常年服劳役（含兵役）的人数达到400万，而当时全国人口为2000万左右，因此除去400万劳动力后，剩下的多为老弱妇孺了。而这些老弱妇孺还承担宫廷、军队和浩大工程的资用［3］。“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4］。
汉初，项羽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刘邦“南攻颍阳，屠之”［5］。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与匈奴的战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八年之久［6］。东汉末期，诸侯割据，烽烟四起，整个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大战场，中原地区到处家破人亡，尸横遍野，正如王粲所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7］。
隋朝虽然持续了38年，但有记载的大小战争一共有150次之多，尤其是隋炀帝即位后，“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不知爱惜民力，为所欲为。在他即位第一年，每月就役使200万人营建东都洛阳，修造华丽宫殿和花园。三次征讨高丽(今朝鲜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如大业八年，应征士兵达到100多万人，运输粮饷的民夫加倍。而且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由此而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到大业十三年，全国各地的大小起义军不下百余支，义众达数百万［8］。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9］。唐官兵在河南地区大肆掳掠了三个月；回纥兵在洛阳纵兵掠夺，杀人以万计，大火历几十天不灭。以至于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锋镝余生的人民甚至出现了“以纸为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10］。据《黄巢传》载：公元883年黄巢为了应付全军粮食，以人肉为粮糗，“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11］。
宋太宗时的对灵州之役,陕西百姓随军运送粮草而死亡者,就多达10余万人，也由此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2］。
元朝“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13］。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十二月，湖广右丞刘深由湖广、云南发兵二万征“八百媳妇”，取道顺元路，沿途征调丁夫、马匹，且军队过境，“纵横自恣，恃有威力，虐害居民，马牛羊因之一空”。“八番罗甸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生食之”［14］。
在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人命犹如草木，羊群安能长久？
1.2羊成为战争的直接牺牲品。战争掠夺不仅破坏了羊群的正常生产与发展，而且战争中的大量屠杀导致了羊群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我国有关羊肉供给军食的记载可追溯到唐朝。唐朝东征高句丽时就“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15］。金国承安元年（公元1195年）遣军追敌，都说粮道不继，不可行军，安国献计：“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袭之”［16］。于是率军疾驱而取胜。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1.3大量的战马侵占了羊所依赖的草地。汉代每匹官马每天配给二斗谷物。《赵充国传》计算出一匹马一个月草料费是一个士兵一年的生活费［17］。到唐麟德年间（公元664~665年），陇右监牧养马70.6万之多［18］。以每匹马年耗粮10石计，每年需要耗粮706万石。按照唐朝的生产方法，养一匹马的草场可以养11只羊。如果将养马的草场用来养羊，可以多养羊7766万只。这是1400万人的口粮，如果再计及镇、军及传役马，这个数目就更大，但到天宝13载（公元754年）羊的饲养量约为20万只。即使在养殖业（主要指马、牛、羊）最兴盛的开元中期，这一带羊的饲养量也只有67万只［19］。明朝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也拥有马50万匹，督师候恂给崇祯的奏疏中这样描述：“臣乡自贼中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盅粟也”［20］。由此可见，马不仅与羊争草，也与人争食。大量养马需要消耗大片草场和大量粮食。《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故而灾荒之年，常减乘苑之马，禁民间粟马。现代科学统计表明：役用马一年需要干草1300千克、秸秆1500千克、青草4500千克、精料950千克，单精料一项就相当4个人左右的口粮［21］。
2.朝廷强调粮食生产，忽视了对羊群的改良
秦汉以降，基本上不是农牧并举，农牧结合，而是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把畜牧业降到辅助地位。元代对畜牧业虽然有所重视，但除了边疆草原地带外，内地畜牧业基本上属于家庭副业［22］。
从清代以前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我们很少能看到有关朝廷或地方衙门对羊的品种改良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记载。虽然在隋唐时代（公元581~960）形成了康居大尾羊、河西羊、河东羊、吐蕃羊等。但这些品种不是有计划引血杂交改良的结果，而是外域羊与当地羊群自然交配的结果。所谓的外域羊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获得：其一，通过战争掠夺。如北朝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真部击破河西叛胡，获羊111万头，牛8万头［23］。宋军攻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缴获羊100万只，橐驼20万峰，牛500头［24］。明朝洪武十二年秋,征西将军沐英进击西番，“大破之，尽擒其魁,俘斩数万人，获马牛羊数十万”［25］。洪熙五年，因曲先卫副指挥散即思屡劫杀朝使，都督史昭等率众征之，“杀伤甚众,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妇三百四十余人,获驼马牛羊三十四万有奇”［26］。其二是民族的内附与融合带来了大量牲畜，而且将饲养牲畜的习惯和技术也随之传带入内地,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畜种改良和种群繁殖［27］。
3.牧童是养羊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历史上，牧童是养羊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北朝时期，酋长、官僚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畜牧生产规模也较大，雇佣了大量牧童，“家童千数，牛马以谷量”［28］。唐朝很多诗人都在都在诗词中提到牧童，如王维在《渭川田家》中这样写到：“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在《宿郑州》中写到:“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29］。晚唐时期，大诗人杜牧那首千古传诵、妇孺皆知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说明了儿童牧羊现象是较常见的。南宋诗人陆游在多篇诗词中提到牧童，如《牧羊歌》里就有这样的词句“日高露释原草绿，羊散如云满山谷；小童但搢竹一枝，岂必习诗知考牧”［30］。据宣统二年《(黑龙江)宾州府政书·牧畜业》载:“羊分山羊、绵羊二种，农家亦有饲养数头者，以为专业者则以一童或一老人驱绵羊或山羊五、六十头至七、八十头，无论风雨阴晴率朝出暮归，放之山野森林之间，任其自行就食青草、树叶，至冬季朝夕给饲料二次，夜必收养圈内”。民国《(吉林)辉南风土调查录》也载:“羊有山羊、绵羊二种，农家以为副业，及专业者多饲养之，数十成群，以幼童或老人一名驱而牧之，新中国成立后，牧童现象一直存在，牧区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放过羊。1964年2月，只有11岁和9岁的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舍生忘死保护了集体羊群，《人民日报》曾以《最鲜艳的花朵》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感人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草原上看到牧童的影子。中国的养羊史几乎伴随着一部牧童史。但没有人质疑牧童现象是否正常？该不该延续？养殖者的认知能力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羊技术的进步？
4.加工业落后
虽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羊纺工业达到一定规模，但一直处于以生产毡、毯为主的粗加工状态。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绵羊均为粗毛羊，所生产的羊毛只能用于粗纺产品的加工。如晋武帝太康年间，“天下以毡为帕头及络带、绔口”［31］。金元时期，以制毡业更加发达，元世祖至元年间，元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多伦北）、隆兴（今河北张北）都设有毡局，朔州（今山西朔州）、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设有毛子局；陕西等地设有管领毛子匠提举司［32］。大量的毛毡用作帐篷和旅行工具，有诗云：“北方毡车千万辆，健牛服力骆驼壮。清晨排作雁阵行，落日分屯夹毡帐”［33］。明代陕西、甘肃等地生产毛绒毯、绒褐，尤其是兰州产的提花染色绒褐最出名，并进贡朝廷。但毡毯、绒褐仍属手工粗织品，加工技术的改进不大。直到清康熙时，北京昌平官办的毡作局仍在为朝廷制作毡片。一直到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命甘肃善后局拨款二十万两，在兰州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机器毛纺织厂。由胡光墉在上海订购德国全副织呢机器，并命总兵赖长主持局务。1880年9月建成开工。设备有洗毛机三台，粗纺锭一千零八十枚，毛纺机二十台，染整机全套，24匹和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座。厂房二百三十余间，占地二十余亩，雇佣德国工匠十三名。由于所购机器性能与当地所产原料不合，以致所产羊毛织品质量差，成本高；加之当地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低，而贩运外省，又因运费太贵，销路不畅，也难获利。只得依靠省库借款维持。1883年因锅炉爆炸而停工，后改为洋炮局。1908年清政府图谋恢复，聘用比利时人为工程师，改称兰州织呢厂，经营两年，销路毫无起色，官府不堪赔累，因此于1910年招商经营，但仍连年亏蚀，终于在1915年关厂停业［34］。到光绪末，由于北京的羊毛和丝绒地毯兴起，出口到欧洲和美国，才带动了天津和上海的地毯业［35］。
5.自然灾害频繁
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安帝纪》和《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在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关中大旱，致使“关中饥，民相食”，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郡国大旱，京师及并、凉诸州“大饥，人相食”。灵帝光和五、六年（公元182、183年）连年亢旱，农业欠收，“时人饥，相渔食”［36］。高建国先生统计认为，明代277年中，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总共有6274万人，年平均约22万人，其中旱灾导致约4165万人死亡，地震导致约878万人死亡，涝灾导致约709万人死亡［37］。如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至五年六月，湖广衡州府所属一州八县，“雨雪连绵，兼以疠疫，……冻死牛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只”［38］。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秋七月，山东兖州府、东阿峄二县“久雨，水涨，坏民居七百九十余所，溺死男妇百五十一口，牛驴等畜五百四十有奇”［39］。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八月，“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大疫，死者八千一百余人，牲畜亦数万”［40］。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九月，陕西地震，“城垣震塌七千九百余丈，房屋震塌一万一千八百余间，牲畜塌死一万六千余只”［41］。晚清时期，瘟疫流行，徽州、安庆等地“行路者面带病容,十居八九。城内外五、六里,臭腐不可堪思,沿路尚有尸骸,有旋埋而掩埋之旋毙者。城河三里许,漂尸蛆虫,或附船唇而上,城中之井及近城河水臭浊至不可食,食之者辄病”［42］。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导致了大量房屋损毁和大批牲畜的死亡，而大批牲畜的死亡则使灾后农业的生产和恢复缺乏必要的畜力。1920年12月，宁夏海原发生强烈地震，宁夏大部分地区受灾，压死牲畜25万多头。1926年以后连年大旱，人民少食，羊牛马匹饿死大半［43］。
综上所述，天时、地利、人和是一种产业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三种条件因素中，人和最为重要，正如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4］。如果没有战争，正常的养殖业就不会中断；如果没有战争，国家就不需要养大批战马，有可能将畜牧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牛羊肉生产上；如果没有战争，国家就会重视经济建设，发展工业（如毛纺工业），养羊业就会受到重视。当然正常的自然气候条件和适宜的地理环境对养羊业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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