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杜维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杜维运,文明史观,柔美,褒贬
杜维运论文文献综述
崔壮[1]（2019）在《论杜维运的文明史观》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认为史学具有维系人类文明的功能,主张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应该是一部"文明史":一方面,历史应该具备"柔美"的品格,以此行感化之道;另一方面,史学家还须操持"褒贬"之刀笔,以惩恶劝善。从史学"求真"与"为善"之关系的视角来看,杜维运两个主张的出发点均在对"为善"的追求,他的"求真"与"为善"并举,冶"真善美"于一炉的史学,实质是将"求真"与"为善"统一在"为善为史学首要鹄的"及"有限的求真"之上。(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论坛》期刊2019年03期）
周璇[2]（2016）在《浅评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史学方法是一门学问。史学家面对浩瀚如烟的资料,如果没有史学理论为其指引,必定会有所迷失。因为,史学方法不仅为历史学家提供研究史学的技术,还能为史学家提供极具价值的史学原理。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便对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品德素养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来源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8期）
赵文宇[3]（2016）在《比较史学在杜维运清代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所运用的比较史学是指将各国史学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方法。杜维运是积极推进比较史学方法的史家,他在理论探索的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实践比较史学。清代史学史是其比较史学应用得最典型的领域。杜维运清代史学史研究中运用比较史学的原因在于,他既对比较史学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也对清代中前期史学和西方19世纪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认为两者具有可比性,对两者进行比较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倾向于异中求同和史学方法的比较。他在其清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对比较史学的实践,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史学的真实面貌,也有助于清代史学遗产的继承和创新。(本文来源于《贵州社会科学》期刊2016年06期）
吴俊颖[4]（2016）在《杜维运与谢保成叁卷本《中国史学史》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先生是台湾地区知名的史学史研究学者,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着述丰富。尤其在中国史学史、比较史学及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成就卓越。于2004年出版叁卷本《中国史学史》引起很大反响。该书运用比较史学的视野,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史学的真实地位。谢保成作为大陆地区知名的史学史研究专家,于2006年出版了叁卷本《中国史学史》,立足于史学自身的发展阶段,真实地呈现史学的发展历程。杜维运与谢保成不同的学术经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编纂旨趣和内容特点。杜着立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视野,揭示了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谢着则较多地考察中国史学的自身发展阶段,杜着注重考察时代与史学的关联,谢着注重史书系列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视野导致二者关于史学史分期观念也略有不同,为史学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在研究方法上,杜维运注重史论结合,谢保成强调详主略次。杜着全篇贯穿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谢保成更多地突出史学本位观念。两部叁卷本《中国史学史》自新世纪初出版发行以来,都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深化了史学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同时强化了史学史学科的社会影响,为我们学习史学史学科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新的思路。(本文来源于《云南师范大学》期刊2016-05-10）
杨成良[5]（2014）在《台湾史家杜维运与清代史学史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先生是海峡两岸史学界的重要桥梁,其以中西比较史学颇具盛名,然而对杜先生清代史学史的研究却藏于冰山一角。实际上杜先生早年就与清代史学结下不解的姻缘,继而成为其研究中西史学的重要窗口和基石。杜先生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拥有独特的路径与方法,以点到面,重视比较;另外杜先生于清代史学研究又别具一格,创获颇多,不仅讲究方法、简明高雅、评论精审,并且能言他人未发之言,具有浓厚的学术史色彩。(本文来源于《湖北科技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7期）
杨婧[6]（2014）在《杜维运、谢保成两部叁卷本《中国史学史》初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台湾史家杜维运,历时17年,于2004年出版了叁卷本《中国史学史》,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以一人之力撰述的多卷本的中国史学通史”。其中很多地方都突破了中国史学史的传统写法,比如在每一卷的结尾都有关于中国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探讨。同时作者也十分注意对各个时代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的挖掘。国内史家谢保成,继参与导师尹达着作《中国史学发展史》20年后,组织史学史队伍编写中国史学史,于2006年出版了叁卷本《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大陆“迄今惟一一部叁卷本《中国史学史》”。其《中国史学史》采取按史学成长阶段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充分利用传统史书以外的材料,探索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及演变趋势。杜维运和谢保成是台湾和大陆地区史学史研究知名学者。他们的叁卷本《中国史学史》,集中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两书是本世纪初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总结性着作。杜维运和谢保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既有对传统史学优点的融会与继承,又有对社会和时代脉动、史学思潮、史着的分析与批评的新内容,吸收了近现代史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两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刚刚开始,鉴于两人的史学史研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体系,将两人的史学史研究背景体系及两书内容结合起来研究更能体现其《中国史学史》的特色,也能更好地认识把握新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新发展、新成就。目前,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没有人做过。本文的研究重点在叁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杜维运和谢保成的思想与学术背景、研究经历来探讨他们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总体认识,如历史观、史学史分期、史学立场等。另一方面,史家是史学发展的主体,本文通过杜维运、谢保成史家的选取、史家思想与特点的认识,史家与时代的关系等,来探讨两人关注的侧重点、看待中国史学史的方式之差异,从而显现不同视角对于中国史学史内涵的折射的不同。具体来说,二人史学史分期之不同便是一个典型。杜维运以中西比较的角度,以较长时段的中西史学发展状况的对比为依据,同时注重将时代与史学作整体性的看待,兼顾中国各个时代史学的具体特点。谢保成按照史学的自身线索同时也按史书编纂的系列发展来考察中国史学。叁者,通过初步的比较研究,归纳两人中国史学史研究与认识的基本特点,借助章学诚的说法,我们说杜着近乎“圆而神”,谢书接近“方以智”。智以藏往,是以谢书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方方面面有着较为细致的叙述与讨论,可以说是内容较全面；神以知来,所以杜着比较中国与西方,在比较中看到中国史学的特点,即优长与不足,以及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借以讨论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与命运。而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未来发展最为值得关切的大问题。两部《中国史学史》,是新世纪中国史学史撰写的重要探索,体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趋向。(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4-05-01）
张亚楠[7]（2013）在《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是世界两大独立发展的支脉,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和优缺点,台湾学者杜维运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的研究,通过论述《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做到客观评价,相互比较,相互借鉴。(本文来源于《开封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5期）
赵文宇[8]（2013）在《杜维运清代史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先生是台湾着名的现代史家。他治史一生,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学史、中西史学比较以及史学方法论领域,对于清代史学有特殊浓厚之感情。而且清代史学研究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成果也最为丰硕。所以对杜维运清代史学的研究最能窥见其学术功底和特色,也最有价值。目前学术界关于杜维运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比较史学领域,关于其清代史学的研究更是缺乏。比较史学是杜维运在清代史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由马克·布洛赫开创,杜维运先生大力倡导,并将其应用于清代史学研究之中,倾向于中西史学方法的比较,且较同不较异。我们从中看到了清代史学堪与同时代西方史学比肩的辉煌成就,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清代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地位,且有助于会通世界史学。但是杜先生的比较史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立场上偏向中国传统史学,在比较中多点到为止,不作深入分析。诗文证史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清代史家多为诗人,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为诗文证史的运用提供了条件。杜先生运用这些诗文作品,反映时代背景,展现史家的治史精神,表达史家史学观点和思想,乃至赞美史家的史学成就。这些都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作为史料为杜维运的清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也使其在文采上增色不少。但是存在不确实之病,而且局限性较为明显。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倡导读者以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本国以往之历史,杜先生继承了这一态度,并且在清代史学研究中得以充分的施展。表现为不遗余力的赞美清代史家的治史精神和治史成就,并且为钱谦益翻案。但是他在研究中过分强调这一治史态度,从而出现了过度赞美甚至评价标准混乱的问题。经世思想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杜先生深受其影响,他大赞孔子的褒贬史学,倡导史家撰写柔美的史学,引导世人心中的柔美的情怀。他的这种经世精神也贯彻到其清代史学研究中,表现在挖掘和赞美史家的经世精神,发扬清代史学的方法和思想,彰显中国史学的精义,希望以此来振兴目前衰落的中国史学,来拯救忧患的时代。杜维运的清代史学研究代表着目前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3-05-01）
陈安民[9]（2011）在《探索中西史学的互补之路——读杜维运着《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先生耕耘于中西史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以丰硕的成果示后学以轨辙,更以其扎实的中西兼治、深厚的人文关怀和辽阔的世界视野等学术理念的追求给后学以启迪。他在82岁高龄的时候,又出版了大作《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曹操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话,用来形容杜先生在中西史学及其比较这一研究领域里的不懈探索,也许是十分贴切的。辽阔而深刻的旨趣之所以这样描述《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撰述旨趣,是基于四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广泛地进行中西史学比较。此书的研(本文来源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期刊2011年00期）
李荣建,王右磊[10]（2011）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深度关怀——评杜维运所谓“柔美的历史”》一文中研究指出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出版伊始就受到学界好评。该书修订增补版新增了杜先生史学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和新观点,如主张书写"柔美的历史"等,却引来不少批评、诟病。然而,细细研读就会发现其中堂奥。杜维运所谓"柔美的历史"正体现了作者着书阅世的苦心孤诣,正代表着一个历史学家出于社会责任的深度关怀。(本文来源于《剑南文学(经典教苑)》期刊2011年07期）
杜维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史学方法是一门学问。史学家面对浩瀚如烟的资料,如果没有史学理论为其指引,必定会有所迷失。因为,史学方法不仅为历史学家提供研究史学的技术,还能为史学家提供极具价值的史学原理。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便对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品德素养进行了详细介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杜维运论文参考文献
[1].崔壮.论杜维运的文明史观[J].社会科学论坛.2019
[2].周璇.浅评杜维运《史学方法论》[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
[3].赵文宇.比较史学在杜维运清代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
[4].吴俊颖.杜维运与谢保成叁卷本《中国史学史》比较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6
[5].杨成良.台湾史家杜维运与清代史学史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
[6].杨婧.杜维运、谢保成两部叁卷本《中国史学史》初步研究[D].安徽大学.2014
[7].张亚楠.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
[8].赵文宇.杜维运清代史学研究[D].安徽大学.2013
[9].陈安民.探索中西史学的互补之路——读杜维运着《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
[10].李荣建,王右磊.一个历史学家的深度关怀——评杜维运所谓“柔美的历史”[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