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30387）
摘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政府治理模式不断革新。构建数字政府顺乎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政治的演变逻辑，是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治理的最佳选择。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数字治理2.0的新时代，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在得到有效推进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全面揭示政府数字治理的现状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展望。
关键词：数字政府；数据政务；治理主体；展望
一、引言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的转折点，开始迈进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大数据及云计算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还是一种新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且催生一种新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大数据思维。（陈镇明，2015）[1]20世纪末，我国启动了数字政府治理进程，自启动以来，我国逐渐构建了以政府部门、公益部门、私营部门和公众为参与主体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这一治理平台的建构及优化能够有效打破数字政府治理主体之间及这些主体内部存在的信息壁垒，实现不同治理主体对信息的充分共享、有效整合，助推数字治理2.0时代的“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实现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有效解决数字政府治理主体“生产数据却不运用数据”这一问题。[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数字政府”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字政府的概念特征
“数字政府”(DigitalGovernment)又被称为虚拟政府或电子政府。数字政府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广播、手机、电脑以及卫星等)、数码技术、芯片技术等相匹配的公共治理方式；同时，它也是同数字化时代公民的基本服务需求和权利诉求相适应的一种公共治理形态。[3]在时代的驱动下，国家提出了大数据发展战略，“数字政府”又被冠以重新的定义：即通过政府部门之间的扁平化和协同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以公众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以政府数据治理推动社会管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从而促进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刘昱婷,2018)[4]
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Pent-land)在《智慧社会》一书中提出所谓的“数据新政”，即把公民自身数据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处置权或发布权交给公民个人。李国杰则认为，数据共享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作为公共财产的政府数据，本质上属于人民，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回到人民群众中去”。[5]
PatrickDunleavy在2006年提出了“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下的数字政府治理具有以下趋势:“整体性政府”、“开放性政府”和“去中介化”，并细致论述了数字政府的特点。
三、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现状
(一)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
虽然世界各地的“数字政府”发展进程不一，但其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普遍性。数字政府的一般都是基于部门需要分散、独立建设自成一体的部门政务系统，到统筹开展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系统的集成整合，再到形成无缝连接的一体化政务网络系统，实现协同办公，建设数字政府。
从我国数字政府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政务先后经历了“办公设备电子化”“部门业务信息化”“公共服务网络化”三个阶段，现已进入“电子政务一体化”，即“数字政府”阶段，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政府服务智慧化阶段”，即“智慧政府”阶段。(王辉，2018)[6]
在产生到发展的这一阶段，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核心价值，数字政府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郑跃平认为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在提高电子政务平台使用率的同时，也促使相关的政务信息和服务的提供实现升级，从静态化转向实时动态化，从单向管理走向双向的、有规律性的更新和互动。公民参与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向电子参与过渡，相应的，一些政府也扩大了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来促进公民参与，从而将电子政务转型为到数字治理。[7]在这一转型阶段，政府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信息和服务，而是要强调以公民为中心的双向互动，即“向公民提供一种能力和权利，让他们自主选择与政府互动的方式”，以公民需求为价值导向；实现多端窗口接入，将社会多样化主体有效集合在一起，使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协同治理理念得到增强。（Oliver，Sanders，2004）[8]
(二)数字政府网络建设实践特点
1.物质层面网络建设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建设，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物质网络系统已经基本建设完成。王少泉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推进途径》中指出这一系统从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可划分为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从行政级别角度可划分为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和地方电子政务传输网；从专业领域角度可划分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业务网络。[9]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物质层面网络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层级部门均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网络，随着我国数字政府网络建设的进一步开展，这一网络将覆盖更多的地方政务部门及各级政府，继续保持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2.组织任务层面网络建设
姚国章认为数字政府是政府不断完善自身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管理的需要，政府要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管理需求，目前的必然选择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信息化手段为载体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还可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创新工作流程，优化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精简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10]该机制与模式能够有效保障政府信息共享的安全性和独立性，因此具有切实的理论价值与现实裨益。(高国伟、杨兴凯等，2008)[11]
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一些发达省市持续加大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的投入。这些省市以数字政府治理物质层面网络为依托，以及时、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其所需的公共服务为目的，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与此同时，云南、陕西、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加快了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随着我国西部省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的快速推进，东西部省份数字政府治理的管理机制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数字政府治理的网络管理机制逐渐完善。（李娜，2017）[12]
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展望
(一)推进治理流程的整合与重塑，提升治理水平
Perrietal(2002)提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主张通过政府内部组织机构、职能的重新整合，再次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领导和中心地位，将政府重新带回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中，[13]以此来解决现实治理实践中出现的社会关系破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状况加剧，社会管理中存在真空状态等问题(李强和葛天任，2013)。[14]整合与重塑的具体方式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配置，常见的方法有：通过培训公务员、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等方式提高政府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将供给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的部门划归同一个部门管理。整合与重塑的目标是一致的：将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划归同一类部门供给，尽量避免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由不同部门供给。
(二)治理主体能力的强化，公民参与的增加
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在思想意识、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素质提高是治理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在网络治理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公共权威的代表存在，在良好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中，与多元主体开展合作、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政府机构、职责转型的新趋势，以网络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流(韩兆柱、单婷婷，2015)[15]在信息化时代，公民的素养和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政府治理主体的工作方式也应有较大改变，即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管理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此，治理主体需要不定期地接受培训，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以促进其能力的持续强化，稳步推进数字政府治理建设的进程。更有学者指出，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和透明性对地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影响(马得勇、孙梦欣，2014)[16]
Milakovich(2012)则强调了公民参与和信息技术在这过程中的重要性。从电子政务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其发展趋势，数字政府可谓是电子政务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下，对公共服务和供给实现一体化的制度整合和治理形式的创新，公民参与的增多，也有助于数字政府治理进程的稳步推进
(三)加快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
以美国的Data.gov项目(2009)、英国的“政府即平台”计划(2015年)以及澳大利亚的MyGov与GovCMS项目(2016)为代表，目前多个国家已经部署开展了“政府即平台”应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目标很多，其中快速、便捷地提供公共服务并高效地展开政社互动是十分重要的目标。[17]依托数字政府治理平台，数字政府治理各主体能够在整合各类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地与各治理客体展开互动，切实提升政社互动效能，进而在及时、准确地了解各治理客体诉求的基础上快速、便捷地提供公共服务，使各类治理事务能够及时、便捷地得到在线处理。我国也应借鉴“政府即平台”理念，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主线，搭建“数字平台”，各地市可借鉴贵州、浙江、广州等地做法，统一打造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政府”服务平台，通过革新理念、技术和机制，加强公共数据统筹和共享，改革完善服务和治理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政务”模式的出现对我国的数字政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使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对强化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十分重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数字政府，不仅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集约化、一体化建设模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还能大力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现状并提出展望，为该研究的继续发展提出参考性意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J].行政论坛,2015,22(06):1-9.
[2]王少泉.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4):36-40.
[3]孙志建.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J].上海:复旦大学,2011，23(3):3-3.
[4]刘昱婷.关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建议[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8,(7):74-77.
[5]赵明亮,刘茁卉,李芮等.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之道[J].瞭望,2015,(4):56-57.
[6]王辉.基于整体性和回应性的佛山市数字政府构建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
[7]郑跃平,HindyL.Schachter.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转型:政治、行政与全球化——评DigitalGovernance:NewTechnologiesforImprovingPublicServiceandParticipation[J].公共行政评论，2014，(1):170-177.
[8]Oliver,E.L.Sanders,L.(2004).E-GovernmentReconsidered:RenewalofGovernancefortheKnowledgeAge.CanadianPlainsResearchCenterandtheSaskatchewanInstituteofPublicPolicy.Regina,Canada.
[9]王少泉.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推进途径[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第34卷(6):32-37.
[10]姚国章,刘忠祥.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17卷(4):20-25.
[11]高国伟，杨兴凯，王延章等.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模式研究[J].情报科学，2008，(11):1724-1727.
[12]李娜.成都：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N]．工人日报，2017-03-27（1）．
[13]Perri,D.Leat,K.Seltzer,G.Stoker,TowardsHolisticGovernance:TheNewReformAgenda[M],Palgrave,2002.
[14]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40-50，306.
[15]韩兆柱，马文娟.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1):23-35.
[16]马得勇，孙梦欣: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J].公共管理学报，2014(1):104-113+142.
[17]程学旗，靳小龙，王元卓等.大数据系统和分析技术综述[J].软件学报，2014，第25卷(9):1889-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