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举模型中名额分配方法浅谈（论文文献综述）
窦艺,马光荣[1]（2021）在《我国农村低保的瞄准偏误与精英俘获问题》文中指出低保瞄准为实现精准扶贫提供兜底保障。本文使用2015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估算中国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发现农村低保救助资源相对贫困人口而言不足,瞄准偏误较大,存在经济精英和制度精英的俘获现象。其次,本文通过构建多维贫困识别标准排除贫困户和低保户的名额差异和标准差异,从而识别出各村庄中的应保户。之后,本文分别从农户层面和村庄层面进行精英俘获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在低保名额的分配中中低收入水平的经济精英俘获较为明显,在低保金的分配中被认定为低保户的乡镇干部家庭会增加自身获得低保金的数额,村干部没有明显的精英俘获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贫困发生率增加会加剧错保现象,减少应保户获得的低保资源,增加非应保户对低保资源的俘获;低保补助资源的增加会增加非应保户对低保资源的俘获。
赵雨山[2]（2021）在《基于满意度的多目标柔性流水调度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柔性流水车间下的优化目标分别为最小化完工时间、最小化加工延期比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最小化分时电价下的电能成本多目标调度优化问题。首先从客户角度出发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了一种可以更好衡量用户满意度的目标函数——加工延期比,并基于这一目标和柔性流水车间的特性构建了多目标FFSP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问题特性选择NSGA-II算法求解多目标FFSP,并在初步实验中发现了NSGA-II存在过早收敛、重复解交叉、选择算子耗时较长的问题。针对上述缺陷设计了一种结合GRASP和NSGA-II算法的混合算法以解决NSGA-II出现重复解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父代相似度自适应变化的交叉概率PC以降低近亲交叉可能,提高种群多样性;基于Pareto理念设计了选举式选择算子以降低NSGA-II在选择阶段迭代花费的时间成本。同时根据前人在FFSP设计的测试算例设计了12组测试用例进行数值实验。试验结果表明:GRASP算法以及自适应的加入能有效地提高NSGA-II算法在求解过程中的广度寻优能力,使得解集中拥有更多且多样性更优的非支配解;选举式选择算子则以小幅度降低解的质量为代价提升了种群迭代速度。最后将优化的混合NSGA-II与Wang等人提出的INSGA-II算法在12组测试用例分别进行了以时间为停止准则的数值实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HNSGA-II可以在相同的时间下相比于NSGA-II和Wang等人的INSGA-II求得质量更好、数量更多和多样性更好的PF解集。
叶延禹[3]（2021）在《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早已成为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劳动者,但是在很多岗位上,女性的职业成就落后于男性。在已有研究中性别之间的职业发展差距通常被解释为源于性别歧视和人力资本差异。然而高校作为一个有高准入门槛和清晰考核标准的公共性组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获得教职时都必须达到高校所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晋升晋级时的考核标准清晰、公开而且往往可准确量化、不会因性别而异,但女性教师的职业发展总体上仍然落后于男性教师。根据2017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校专任教师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一半,但女性教师在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领导这些高级别的专业技术和行政领导岗位上和男性教师有明显差距。为什么在同等起点、规则清晰的职业竞争过程中,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出现了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以文化过程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解释女性高校教师职业发展普遍落后于男性教师的影响机制。文化过程理论认为不平等是在一系列看似理所应当的、常规的具体过程中产生及再生产的。这些具体过程可以归纳为身份认同和理性化过程。身份认同是一个基于明确边界的群体分类过程,对不同属性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同,由此导致不同群体的物质和机会占有的不同。理性化原则指的是为了追求效率最大化而形成的各种规则,根据理性原则设计的制度规则往往被认为是中立的、公平的。然而,当理性制度和某种身份认同相结合时,不平等便被合理化了（Lamont et al.,2014）。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这两类文化过程的结合:性别观念建构了不同的性别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定位,比如高校中男性更倾向于被定位于从事学术发表,而女性被定位于从事教学和学生工作;教师的晋升结果是性别中立的、评价标准清晰的、可量化的晋升制度决定的,评价标准侧重于论文发表和科研项目,教学相对被忽视通常只是作为门槛性要求存在。当这两个不同的规范交互发挥作用时,将导致高校教师职业发展性别差异的产生。基于社会性别文化塑造了性别角色规范,理性化伴随现代化进程兴起,教师的职业发展发生于特定的组织情境,本文选择从性别文化、经济制度和组织特征的维度来对女性教师的职业成就为何落后于男性进行解释。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从教师的性别组成来看,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地区,高校教师中的女性比例更高。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高校教师中的女性比例更低。在组织层面上,高校排名越靠前,学科实力越强,女性教师比例越低。非综合型高校的女性教师比例显着高于综合类和师范类大学,人文学科中的女性教师比例显着高于其他学科。在教师职称晋升过程中,性别观念越平等的地区教授中的女性比例越高,这主要是由于性别平等观念促进了高校教师中女性比例的提高。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男性教师获得职称晋升的可能性更大。在组织层面上,高校对教师的学术能力要求越高,女性教师获得职称晋升的可能性越低。和人文学科相比,理科、工科和社会科学中女性教师获得职称晋升的可能性无显着差异,生命科学专业中的女性教师晋升可能性显着更高。在学院领导层中,性别观念越平等的地区学院领导中的女性比例越高,这是由于性别平等观念促进了教师和教授中的女性比例增加,间接提高了学院领导职位中的女性比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有资格担任学院领导的女性教师有了更多晋升机会。在组织层面上,社会科学专业的行政领导的女性比例显着低于其他学科。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发现文化过程理论能够有效地对高校中女性教师的职业发展落后于男性教师的进行解释:其一,文化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了高校教师群体的性别角色定位差异,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有助于缩小高校教师在不同级别岗位上的性别比例差距,提高了高校教师、教授和领导职位中的女性比例;其二,绩效导向的考评制度为所有教师提供了基于功绩的竞争环境,由此形成了男性在职称晋升中的优势,由于这一考评制度是性别中立的,因此也合理化了学术科研领域中的性别差距。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指出,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护立法,分担生育给女性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引导社会舆论尊重女性科技人才,为女性科研人才提供一个更加友好的工作环境,充分激发女性的学术潜能,缩小学术科研领域的性别分层现象。
程晓宇[4]（2020）在《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文中认为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瞄准式减贫政策之一,精准扶贫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2013年底到2019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 9348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0.6%,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但精准扶贫政策并非完美无瑕,瞄准失误、资源错配以及被帮扶对象内生脱贫动力不足,一直是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难点与挑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中国即将开启相对贫困治理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并深入探讨影响其政策效应发挥的机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优势与不足,总结中国精准扶贫经验,为2020后相对贫困治理提供重要借鉴,还有助于为国际扶贫事业提供中国经验。本文采用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三个行政村的追踪普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瞄准效果和帮扶效果,进一步深入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首先,本文利用反事实模型法和AF法两种方法识别多维贫困户,在控制测量误差的条件下科学判断精准扶贫的瞄准效果;其次,为深入探讨影响瞄准偏误的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了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及机制,构建了农户社会资本指数,考察了农户社会资本是否是导致精准扶贫瞄准失误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与精英俘获现象的关系;再次,本文评估了精准扶贫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农户模型理论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精准扶贫对贫困人口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帮扶方式,即实物转移支付和现金转移支付的影响差异;最后,本文探究了精准扶贫中由瞄准失误导致的资源错配现象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在梳理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及特征基础上,利用测算与分解不平等指数方法,分析精准扶贫补贴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建档立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完成了建档立卡“回头看”后,样本县的瞄准效果得到了改善,控制贫困测量误差的影响后,极端贫困漏评率仅4.97%。第二,农户社会资本是导致精准扶贫瞄准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非贫困农户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增加了其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可能性,挤占了属于贫困农户的建档立卡名额,导致了瞄准偏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精准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社会资本并不是“穷人的资本”。第三,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精准扶贫导致了“养懒汉”现象。整体上,精准扶贫未显着减少贫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物转移支付显着增加了建档立卡人口的农业劳动时间,但对非农劳动时间没有显着影响。这说明,精准扶贫的帮扶政策中,条件于劳动供给的帮扶政策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劳动供给。第四,总体上,精准扶贫政策有缓解贫困地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较小,而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2020后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实施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启示为:在贫困治理对象方面,基于本文发现当前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的精准扶贫政策主要覆盖了极端贫困群体,忽略了贫困地区农村大量存在的边缘贫困群体,2020后的相对贫困治理应当以解决边缘贫困群体的贫困问题为主。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精准扶贫瞄准受到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难以利用外部制度设计加以消除。因此,在开展扶贫工作的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监督力度,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防止减贫资源错配。在帮扶制度方面,其一,建立以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为目标的帮扶机制,强化以职业能力培育为主的能力帮扶,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二,持续完善低保制度、基本养老、医疗救助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格局,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力度,发挥其在相对贫困治理与缓解不平等中的双重作用。
李明敏[5]（2020）在《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
唐菁阳[6]（2020）在《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区日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社区建设已被政府和学界认定为“社会治理的单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建设的政策,涵盖了社区政权、社区组织、基层民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政策引领下,我国各地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建设典型,然而这些典型大都出现在沿海地区或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民族特殊性重视不足,民族倾向性资金投入缺乏,民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及空间分化,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信任缺失等等。那么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建设,或者说,将社区建设相关政策作为一顶公共政策,民族地区又是如何执行这顶政策的呢?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执行类型?在不同的执行类型中,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同的政策性质会导致不同的执行类型。所以,本文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提出了“自主性”和“损失嵌入性”两个维度,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四种社区建设政策,即实质性规制政策、程序性政策、再分配政策与分配性发展政策,他们分别决定了四种执行类型,即合作执行、行政性执行、变通执行与探索性执行,从而构建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作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出于经验材料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湘西州的社区矫正、社区环境建设、社区低保、社区养老作为四种政策的执行案例。在每顶案例的撰写上,按照政策性质、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政策执行具体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政策执行逻辑的思路进行案例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在民族地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难度较大,相关权力部门之间基于交易形成“合作执行”,政策执行呈现合作执行的类型;程序性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与社区资源出现了问题,基层官僚采取了行政性执行类型;再分配政策的执行过程最为复杂,政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有产者”结成优势联盟,导致政策变通执行。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取决于地方积极性与地方资源,往往呈现出探索性执行的行为模式。对于如何将这四种政策执行类型引向有效的执行,本文提出了如下路径。对于实质性规制政策,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运用自治权,提升自治能力,发挥宗教信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规范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动与衔接,使合作执行朝向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向进行;对于程序性政策,要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多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在资金、规划、人力、技术等资源上继续加大投入;对于再分配政策,要从政策设计上降低自主空间,优化瞄准机制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专顶救助政策的衔接,通过监督考核增加优势联盟的道德风险成本;对于分配性发展政策,要鼓励社会主体的参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并且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褚楚[7]（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李文杰[8]（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胡珏[9]（2019）在《研究型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与建设进程中,教授委员会及其制度化是大学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教授治学,获得组织合法性,履行大学职能的必由之路。本研究围绕“教授委员会的制度化及影响因素”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在现有文献研究上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分析框架,之后对浙江大学化学系,浙江大学法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四个探索性案例进行案例分析,总结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制度三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随后通过问卷调查,本研究收集了 180份有效样本数据,验证了影响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解析制度环境及合法性机制总结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动力机制。通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1.总结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阶段特征。教授委员会制度化可以大体分为环境变化、创新尝试、理论化、再制度化和扩散五个阶段。2.发现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在制度化的前几个阶段,规制要素的引领作用是先增长再略微衰减,规范要素的显着作用在中期开始直线上升,最后逐步趋于平稳。文化—认知要素的显着作用一直在不断的快速增加,后期一跃成为三种制度要素中作用最为显着的一个要素。3.揭示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动力机制。本研究认为教授委员会的制度化动力机制,是基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合法性压力。在以建设现代大学为目标的制度环境中,组织行动者必须兼顾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和行政属性,采取“自上而下”强制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驱动策略,从法律规章、社会规范、组织文化三个层面重构教授委员会的合法性基础,推动教授委员会实现制度化。4.提炼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对已建立教授委员会的高校进行大样本调研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教授委员会制度化中的四个关键要素（规制要素,规范要素,文化-认知要素,行政干预要素）分别显着影响了制度合法性的获得,其中行政干预要素对制度合法性有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发现,本研究提出了需要通过构建教授委员会的组织场域,建立完善的教授委员会微观制度保障、加强国家立法和规制层面的顶层设计,创新教授委员会的组织规范,增强学术领袖的作用,营造教授治学的共享价值和文化理念等措施,有效建构教授委员会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推进我国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持续发展。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1.制度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揭开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黑箱之前一直鲜有对制度三要素的演化情况进行动态分析研究。本研究运用统一的制度化分析框架,逐一分析了制度化各阶段制度三要素的变化情况并绘图,可以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为后续类似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和思路。2.制度化动力机制的提出为推进教授委员会制度化提供了方向动力机制的解析为推进教授委员会制度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导。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环境生成的合法性机制,既是在创新尝试阶段大学组织变革的催化剂,也是贯穿组织制度化全过程的动力机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合法性基础越扎实,组织稳定性越强。3.影响因素的提炼丰富了对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认知本研究通过对180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提炼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规制、规范、文化-认知和行政干预。“行政干预”这个影响因素在原有的研究中一般都是归于“文化-认知”层面的,新影响因素的出现丰富了我们对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原有认知,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孟莹[10]（2019）在《公共政策对公民意愿回应及媒体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公众意愿的表达和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议题。及时、主动、有效的政策回应是实现公民参与的必备要件和重要考量标准,而政府回应机制不完善是构成当下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矛盾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媒体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引导公众参与的同时,极大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公开透明,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从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冲突的角度入手,研究公民参与过程中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对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的影响为研究切入点,以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为案例,旨在从媒体调节作用下,政府回应机制的有效构建角度为我国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提高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并为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从分析框架上看,本文首先从公众意愿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入手,深入分析二者产生冲突的具体原因,同时详细介绍当下媒体对于二者冲突的调节作用,通过引入高校招生配额政策作为案例,对公众意愿的表达、公共政策的回应以及媒体的调节作用如何发挥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我国公众意愿与政府政策冲突的具体现实问题,对于当下我国公众意愿表达过程中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提出对策与建议。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当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的偏好不同时,公众意愿对于公共政策变化的影响不显着;第二,媒体尤其是学术媒体具有调节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冲突的作用;第三,面对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冲突问题,政府应当不断完善回应机制,加强公众参与,同时发挥媒体的调节作用,积极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选举模型中名额分配方法浅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选举模型中名额分配方法浅谈（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满意度的多目标柔性流水调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组织结构 |
| 1.4 本章小结 |
| 2 问题分类及相关理论 |
| 2.1 车间调度问题介绍及分类 |
| 2.1.1 传统车间分类 |
| 2.1.2 柔性车间分类 |
| 2.2 多目标优化理论 |
| 2.2.1 传统多目标优化方法 |
| 2.2.2 帕累托多目标优化法 |
| 2.3 本章小结 |
| 3 问题定义与模型构建 |
| 3.1 问题描述与假设 |
| 3.2 建模方法 |
| 3.3 问题建模 |
| 3.3.1 符号说明 |
| 3.3.2 目标函数 |
| 3.3.3 约束 |
| 3.4 本章小结 |
| 4 NSGA-Ⅱ算法与改进 |
| 4.1 编解码设计 |
| 4.1.1 编码方式 |
| 4.1.2 解码方式 |
| 4.2 非支配遗传算法 |
| 4.2.1 开发和深探 |
| 4.2.2 选择算子 |
| 4.2.3 交叉算子 |
| 4.2.4 突变算子 |
| 4.2.5 替换策略 |
| 4.3 混合NSGA-Ⅱ算法 |
| 4.3.1 GRASP算法构造解 |
| 4.3.2 自适应交叉概率 |
| 4.3.3 选举式选择算子 |
| 4.4 章节小结 |
| 5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测试算例以及测试指标 |
| 5.1.1 测试算例 |
| 5.1.2 测试性能指标 |
| 5.2 参数设置 |
| 5.3 实验分析 |
| 5.3.1 GRASP改进对比 |
| 5.3.2 自适应Pc改进对比 |
| 5.3.3 选择算子改进对比 |
| 5.3.4 不同规模算例测试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问题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的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探究教师职业发展中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
| 1.2.2 改善女性教师的职业发展环境 |
| 1.2.3 创造女性友好型的劳动环境 |
| 1.2.4 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公正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性别 |
| 1.3.2 性别平等 |
| 1.3.3 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 |
| 1.3.4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 |
| 1.4 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步骤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安排和主要贡献 |
| 1.5.1 论文结构安排 |
| 1.5.2 研究贡献 |
| 2.理解性别平等 |
| 2.1 性别认知的历史变化 |
| 2.1.1 传统社会中的两性关系 |
| 2.1.2 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 |
| 2.1.3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性别话语变化 |
| 2.1.4 现代社会中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 |
| 2.2 性别平等的理论溯源 |
| 2.2.1 理解社会平等 |
| 2.2.2 性别差异: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
| 2.2.3 性别不平等的发生:可行能力的剥夺 |
| 3.文献评述 |
| 3.1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的研究综述 |
| 3.1.1 文化传统:性别认知的规范作用 |
| 3.1.2 制度因素: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影响 |
| 3.1.3 文化与制度因素的互相影响 |
| 3.2 性别平等的发生场域:家庭、组织和社会 |
| 3.2.1 家庭领域 |
| 3.2.2 组织领域 |
| 3.2.3 社会领域 |
| 3.3 高校教师群体的性别比较研究 |
| 3.3.1 学术科研领域的性别分布现状 |
| 3.3.2 阻碍女性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3.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4.研究框架与研究设计 |
| 4.1 前期调研和论题确定 |
| 4.1.1 资料收集 |
| 4.1.2 资料分析与总结 |
| 4.2 分析框架 |
| 4.2.1 过程理论:不平等的产生 |
| 4.2.2 基于文化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文化、制度和组织环境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文化假设:文化观念的规范作用 |
| 4.3.2 制度假设: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 |
| 4.3.3 组织假设:组织的性别传统与工作能力要求 |
| 4.4 实证研究设计 |
| 4.4.1 样本抽样 |
| 4.4.2 变量定义与选择 |
| 4.4.3 数据分析模型 |
| 5.文化、制度和组织对高校教师性别结构的影响 |
| 5.1 对高校教师性别比例的影响 |
| 5.1.1 高校教师性别比例的基本分布情况 |
| 5.1.2 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影响 |
| 5.1.3 讨论与分析:高校教师性别组成的形成过程 |
| 5.1.4 小结 |
| 5.2 对高校教授性别比例的影响 |
| 5.2.1 教授性别比例的基本分布情况 |
| 5.2.2 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影响 |
| 5.2.3 讨论与分析:职称晋升过程中的性别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小结 |
| 5.3 对院级领导性别比例的影响 |
| 5.3.1 院级领导性别比例的基本分布情况 |
| 5.3.2 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影响 |
| 5.3.3 讨论与分析:学院领导晋升情况的性别比较分析 |
| 5.3.4 小结 |
| 6 讨论:女性教师职业发展为什么落后于男性教师? |
| 6.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 |
| 6.1.1 文化因素对高校教师的性别平等的影响 |
| 6.1.2 现代化进程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
| 6.2 性别平等与无处不在的性别差异 |
| 6.2.1 性别差异的认知:从相似到差异 |
| 6.2.2 劳动力市场中的“文化滞后”现象 |
| 6.2.3 性别不平等的形成:性别中立的评估制度与无所不在的性别差异 |
| 7 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性别平等原则,创造公平的教育和劳动环境 |
| 7.2.2 尊重性别差异,将性别主流化纳入政策方案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4）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贫困瞄准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瞄准的定义与分类 |
| 2.1.2 精准扶贫的定义 |
| 2.1.3 瞄准方法综述 |
| 2.1.4 精准扶贫的瞄准方法 |
| 2.2 瞄准效果文献综述：评估方法、效果与影响因素 |
| 2.2.1 评估方法 |
| 2.2.2 瞄准效果 |
| 2.2.3 影响因素 |
| 2.3 帮扶效果理论基础：农户模型理论 |
| 2.3.1 福祉效应与行为激励 |
| 2.3.2 农户模型的基本理论 |
| 2.3.3 可分离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4 不可分离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5 对不平等的影响 |
| 2.3.6 对农户行为影响的总结 |
| 2.4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演进与贫困现状 |
| 3.1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 |
| 3.1.1 扶贫政策的演进 |
| 3.1.2 精准扶贫政策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 |
| 3.2 中国农村贫困与不平等现状 |
| 3.2.1 农村贫困现状 |
| 3.2.2 农村不平等现状 |
| 3.3 贵州省农村贫困与精准扶贫 |
| 3.3.1 农村贫困现状 |
| 3.3.2 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3.4 样本县农村贫困与精准扶贫 |
| 3.4.1 样本县基本情况介绍 |
| 3.4.2 样本村贫困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瞄准效果研究 |
| 4.1 引言 |
| 4.2 评估方法 |
| 4.2.1 反事实模型多维贫困识别法 |
| 4.2.2 AF多维贫困识别法 |
| 4.2.3 瞄准效果评估法 |
| 4.3 统计描述 |
| 4.4 精准扶贫瞄准效果计算结果 |
| 4.4.1 基于消费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2 基于反事实模型多维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3 基于AF法的多维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对瞄准结果的讨论 |
| 4.5 精准扶贫瞄准失误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自上而下识别中的影响因素 |
| 4.5.2 自下而上识别中的影响因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对精准扶贫瞄准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机制 |
| 5.2.1 机制分析 |
| 5.2.2 社会资本的度量 |
| 5.3 变量设定与描述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 |
| 5.4.2 估计结果分析 |
| 5.4.3 剔除精英俘获效应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4.5 对内生性的讨论 |
| 5.5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精准扶贫的帮扶措施 |
| 6.3 精准扶贫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基于农户模型理论的分析 |
| 6.3.2 文献综述 |
| 6.4 实证策略 |
| 6.4.1 模型 |
| 6.4.2 数据与变量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统计描述结果 |
| 6.5.2 基础估计结果 |
| 6.5.3 不同转移支付方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 6.5.4 对不同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匹配效果检验 |
| 6.6.2 敏感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2.1 1995—2011年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2.2 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3 精准扶贫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
| 7.3.1 影响机制 |
| 7.3.2 文献综述 |
| 7.4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7.4.1 不平等指数及分解方法 |
| 7.4.2 数据说明 |
| 7.5 不平等指数的测算与分解结果 |
| 7.5.1 贫困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的趋势与现状 |
| 7.5.2 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变化 |
| 7.5.3 按收入来源分解 |
| 7.5.4 按村分解 |
| 7.6 实证研究 |
| 7.6.1 分位数回归模型 |
| 7.6.2 实证结果分析 |
| 7.6.3 稳健性检验 |
| 7.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企业 |
| 1.2.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 |
| 1.2.3 资产保值增值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董事会权力的文献综述 |
| 2.1.1 董事会权力配置 |
| 2.1.2 董事会权力测度 |
| 2.1.3 董事会权力结构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经济后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权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3.2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1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分析 |
| 3.1.2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3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内涵分析 |
| 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 |
| 3.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博弈分析 |
| 3.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
| 3.5.1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2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调节因素分析 |
| 3.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模型 |
| 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1.2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非国有股权的作用强度对比 |
| 4.1.3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非对等配置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实证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作用强度对比的实证检验 |
| 4.3.4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5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分析 |
| 5.1 假设提出 |
| 5.1.1 股东资源视角下资产运营效率的作用路径 |
| 5.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3.2 作用路径一:资产运营效率 |
| 5.3.3 作用路径二:经理管理防御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股东控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股东资源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实证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3.2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3.3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 |
| (二)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 |
| 1.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 |
| 2.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经验与对策 |
| (三)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相关研究 |
| 1. 国外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 2. 国内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 (四) 社区建设政策相关研究 |
| (五) 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政策 |
| 1. 社区建设 |
| 2. 社区建设政策 |
| (二) 政策执行及社区建设政策执行 |
| (三) 民族地区 |
| 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
| (一) 理论根基 |
| 1. 行动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 政策执行中的央地关系:戈金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型 |
| 3. 民族社区建设的价值内核: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
| (二)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
| 1. 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 基本假设 |
| (三) 案例选择 |
| 1. 湘西简介 |
| 2. 政策案例的选取 |
| 第三章 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矫正为例 |
| 一、作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社区矫正政策 |
| (一) 实质性规制政策 |
|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 |
| 1. 社区矫正的勃兴 |
| 2. 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二、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过程 |
| (一) 湘西州社区矫正机构体系 |
| (二) 各行动主体的权力资源 |
| (三) 社区矫正中官方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
| (四) 案例说明 |
| 1. 社区矫正人员重犯的化解 |
| 2. 社区矫正人员规范训练 |
| (五)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 |
| 三、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矫正政策的损失嵌入性和自主性 |
| 1.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弱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逻辑:合作执行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四章 程序性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环境建设为例 |
| 一、作为程序性政策的社区环境建设 |
| (一) 程序性政策 |
| (二) 社区环境建设的背景及历史沿革 |
| 1. 社区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 |
| 2. 社区环境建设的实践历程 |
| 二、美丽湘西在社区中的执行 |
| (一) 社区管理体制 |
| (二) 资源支撑 |
| (三) GD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政策过程 |
| 1. GD社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
| 2. GD社区环境建设的主要行动 |
| 3. GD社区环境建设的经验 |
| (四)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建设工作评价 |
| 1.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效果评价体系简述 |
| 2.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过程 |
| 3.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结果分析 |
| 三、湘西州社区环境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美丽湘西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 2.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自主性 |
| (二) 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行动逻辑:行政性执行 |
| 1. 管理体制机制在社区建设美丽湘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 2. 资源支撑不足限制了美丽湘西的有效执行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五章 再分配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 以湘珏州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
| 一、作为再分配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 (一) 再分配政策 |
| (二) 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演进过程 |
| 二、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运行过程 |
| (一) 湘西农村社区低保政策的执行类型 |
| (二)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一以D社区为例 |
| (三)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 3.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绩效结果 |
| 三、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低保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社区低保政策行动逻辑:变通执行 |
| 1.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 |
| 2. 优势联盟的形成及影响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养老为例 |
| 一、作为分配性发展政策的社区养老政策 |
| (一) 分配性发展政策 |
| (二) 社区养老的政策历程 |
| 二、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过程 |
| (一) 福利供给者的职责发挥与探索性行动 |
| (二) 社区养老服务递送项目案例:从老年饭桌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
| (三) 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 4.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价 |
| 5. 对社区养老供给工作的评价 |
| 6.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
| 三、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养老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行动逻辑: 探索性执行 |
| 1.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 2. 资源配置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一、比较案例总结 |
| 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一: 社区田野调查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问卷调查 |
| 附录三: GD社区田野调查报告 |
| 一、GD社区简介 |
| 二、GD社区之发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研究型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1.3.1 制度和制度化 |
| 1.3.2 教授委员会及其制度化 |
| 1.3.3 合法性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4.1 教授委员会的内涵和定位 |
| 1.4.2 教授委员会的职能和特征 |
| 1.4.3 教授委员会制度的问题及反思 |
| 1.4.4 我国建设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实现路径 |
| 1.4.5 文献综述结论 |
| 1.5 基本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2 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历史考察 |
| 2.1 国外教授委员会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2.2 我国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2.1 教授委员会之先河——北京大学案例 |
| 2.2.2 教授委员会之成功运行——清华大学案例 |
| 2.2.3 民国时期教授委员会的特征 |
| 2.2.4 改革开放前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演变 |
| 2.2.5 改革开放后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
| 2.3 国内外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当代启示 |
| 2.3.1 教授委员会演变的制度环境 |
| 2.3.2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组织条件 |
| 2.3.3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发展动因 |
| 3 理论基础 |
| 3.1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简介 |
| 3.2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教育组织研究 |
| 3.2.1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 |
| 3.2.2 组织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组织行为表现 |
| 3.2.3 组织新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教育组织研究 |
| 3.3 组织合法性 |
| 3.4 制度化的内涵及类型 |
| 3.4.1 制度化的内涵和属性 |
| 3.4.2 制度化的类型 |
| 3.5 制度化的微观过程剖析 |
| 3.5.1 制度建构 |
| 3.5.2 制度维持与制度扩散 |
| 3.5.3 制度化研究之价值与缺陷 |
| 3.6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分析框架 |
| 4 国内外研究型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案例研究 |
| 4.1 案例选取及资料采集步骤 |
| 4.1.1 案例研究概述 |
| 4.1.2 案例研究设计 |
| 4.1.3 收集数据的前期准备(案例遴选) |
| 4.1.4 案例的数据收集 |
| 4.2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委员会案例分析 |
| 4.2.1 化学系历史沿革 |
| 4.2.2 制度化描述 |
| 4.2.3 实施成效 |
| 4.2.4 存在问题 |
| 4.2.5 化学系教授委员会制度化案例小结 |
| 4.3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案例分析 |
| 4.3.1 光华法学院历史沿革 |
| 4.3.2 制度化描述 |
| 4.3.3 实施成效 |
| 4.3.4 存在问题 |
| 4.3.5 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化案例小结 |
| 4.4 加州大学教授委员会案例研究 |
| 4.4.1 加州大学教授会简介 |
| 4.4.2 教授会制度化描述 |
| 4.4.3 案例小结 |
| 4.5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案例研究 |
| 4.5.1 简介 |
| 4.5.2 制度化描述 |
| 4.5.3 成效及小结 |
| 4.6 研究型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化跨案例分析 |
| 4.6.1 环境变化阶段 |
| 4.6.2 创新尝试阶段 |
| 4.6.3 理论化阶段 |
| 4.6.4 再制度化阶段 |
| 4.6.5 扩散阶段 |
| 5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5.1.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5.2. 影响因素的变量定义及测量 |
| 5.2.1. 制度合法性 |
| 5.2.2. 规制要素的定义和测量 |
| 5.2.3. 规范要素的定义和测量 |
| 5.2.4. 文化-认知要素的定义和测量 |
| 5.3. 问卷设计 |
| 5.3.1. 问卷的基本内容 |
| 5.3.2. 问卷设计的基本过程 |
| 5.3.3. 问卷的可靠性说明 |
| 5.3.4. 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程序 |
| 5.4.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4.1. 样本高校的分布 |
| 5.4.2. 应答者的基本情况 |
| 5.4.3. 样本的专业分布 |
| 5.5. 教授委员会的运行现状分析 |
| 5.5.1. 教授委员会的基本情况 |
| 5.5.2. 运行效果 |
| 5.5.3. 运行存在问题 |
| 5.5.4. 人员构成 |
| 5.5.5. 权力范围 |
| 5.5.6. 运行规范 |
| 5.5.7. 现状小结 |
| 5.6. 数据的信度分析 |
| 5.7. 数据的效度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8. 多元回归分析 |
| 5.8.1.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 5.8.2. 多元回归三大问题检验 |
| 5.9. 结果与讨论 |
| 6.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理论解析及政策建议 |
| 6.1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理论解析 |
| 6.1.1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阶段性规律 |
| 6.1.2 教授委员会制度三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 |
| 6.1.3 制度化的动力机制:制度环境触发合法性机制 |
| 6.1.4 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理论解析小结 |
| 6.2 推进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政策建议 |
| 6.2.1 构建组织场域,强化外部合法性 |
| 6.2.2 完善微观制度,提高内部合法性 |
| 6.2.3 加强政府立法,完善顶层设计 |
| 6.2.4 创新组织规范,完善下设机构 |
| 6.2.5 重视学术领袖,引领治学文化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概述 |
| 7.1.1 总结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阶段特征 |
| 7.1.2 发现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 |
| 7.1.3 揭示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动力机制 |
| 7.1.4 提炼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影响因素 |
| 7.2 创新点总结 |
| 7.2.1 制度要素的动态演化规律揭开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黑箱 |
| 7.2.2 制度化动力机制的提出为推进教授委员会制度化提供了方向 |
| 7.2.3 影响因素的提炼丰富了对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的认知 |
| 7.3 不足与展望 |
| 7.3.1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公共政策对公民意愿回应及媒体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公众意愿 |
| 二、公共政策 |
| 三、媒体 |
| 第二节 理论阐释与概念框架 |
| 一、政策代议制模型 |
| 二、概念框架 |
| 第二章 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影响的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一、公众意愿的表达类型 |
| 二、公共政策的回应模式 |
| 第二节 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影响假设 |
| 一、中国情境下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影响分析 |
| 二、理论假设一:公众意愿影响公共政策变化 |
| 第三章 媒体对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关系调节作用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媒体调节作用理论界定 |
| 一、媒体对公众意愿的影响 |
| 二、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媒体调节作用假设提出 |
| 一、中国情境下媒体调节作用分析 |
| 二、理论假设二:媒体正向调节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关系 |
| 第四章 基于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回应及媒体调节作用实证分析 |
| 一、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描述性统计 |
| 二、主效应:公众意愿对公共政策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三、交互效应:媒体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研究结论 |
| 一、公众意愿对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变化影响结论 |
| 二、媒体调节作用结论 |
| 第五章 提升公共政策回应性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公共政策回应性重构 |
| 一、优化公共政策回应性的前期准备工作 |
| 二、有效公共政策回应模式的选取 |
| 三、完善公共政策回应后期的监督机制 |
| 第二节 促进公民意愿的有效表达 |
| 一、增强公民意愿表达的主体意识 |
| 二、构建法治化的意愿表达制度 |
| 三、创新公民意愿表达渠道 |
| 第三节 媒体的调节作用 |
| 一、发挥官方媒体的政策宣传作用 |
| 二、加强学术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
| 三、完善社交媒体的意愿表达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选举模型中名额分配方法浅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农村低保的瞄准偏误与精英俘获问题[J]. 窦艺,马光荣. 工信财经科技, 2021(04)
- [2]基于满意度的多目标柔性流水调度问题研究[D]. 赵雨山.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3]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文化、制度和组织特征的分析[D]. 叶延禹. 浙江大学, 2021(08)
- [4]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D]. 程晓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5]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D]. 李明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6]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D]. 唐菁阳. 山东大学, 2020(02)
- [7]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研究型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化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D]. 胡珏. 浙江大学, 2019(05)
- [10]公共政策对公民意愿回应及媒体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校招生地区配额政策为例[D]. 孟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