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文学论文-刘磊

尺牍文学论文-刘磊

导读:本文包含了尺牍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袁宏道,尺牍文学,文学思想

尺牍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刘磊[1](2017)在《袁宏道尺牍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袁宏道是明朝晚期文学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公安派文人的代表,他们主张“性灵”以及“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文学审美上提倡“真情”和“直抒胸臆”。晚明时期,尺牍文学以其独特的文体盛行于世,在尺牍文学的变化和革新中,袁宏道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尺牍即书信,本是不用于发表的个人私密,通常篇幅不长,以沟通感情和叙述事情为主,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出写信人的性情和思想。因此,尺牍是文人心灵独白的一种载体。袁宏道用尺牍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吐露自己的心声,他的文学艺术和审美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晚明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尺牍这一实用性文体由于文人主体情志的介入,也呈现朝抒情写意的方向演化的趋势,在李贽等文人笔下发生新变的、追求真趣、性灵的尺牍文,已然成为晚明小品的一个重要门类。新变后的尺牍,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全新的姿态。纵观袁宏道的尺牍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尺牍作品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诉为官之苦、谈诗论文、参禅悟道、结友、游山玩水等,本文通过对袁宏道尺牍分期分级的解读,展示吴中时期、北京时期、隐居时期这叁个不同时期的尺牍所显现的思想内容的不同,从而探讨袁宏道的思想变化。吴中时期的尺牍,主要抒写为令之苦,渴望一己之乐,宣扬与儒家济世救民思想背道而驰的自适的处世态度:由儒入禅;北京时期的尺牍,显示袁宏道开始其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变:由禅入净;隐居公安时期的尺牍,记载了袁宏道思想发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由禅归儒。袁宏道的思想是儒释道的结晶,其忠孝观点是儒家的,自适归隐之心是属于道家的,恬淡之心又是佛家的。因此袁宏道的思想不仅与阳明心学、佛、道有关,而且还和杨朱思想有关。本文通过袁宏道在不同时期尺牍中所显现的思想内容的不同,来探讨袁宏道的思想受到了晚明哪些思潮的影响,以及所反映出的具有晚明文人普遍代表性的心路成长历程。在本文中,李贽和江盈科分别是两个重要的论点,李贽是袁宏道思想的启蒙老师,袁宏道对于李贽的思想既有继承性,也存在相当部分的批判性。江盈科则是公安派的重要羽翼,也是公安派最忠实的理论实践者,对公安派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袁宏道的尺牍是他真情的流露,跟那些复古、呆板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宏道的尺牍内容大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以及思想主张,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态度和人生价值观。因此研究袁宏道的尺牍对于了解袁宏道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尺牍所勾画的人生历程,来看袁宏道的思想演变轨迹,袁宏道原本决意冲破伦理和教化的束缚,追求无遮拦的自由,最后还是跳不出传统的怪圈,成为晚明自我觉醒、个性独立的文人在群体意识至上的境遇中无所适从的典型代表。袁宏道把实用文体的尺牍改造成抒发性灵的文学体裁,使尺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其尺牍攀升的美学境界而言,袁宏道不愧为尺牍文学史上可与苏轼等名流相提并论的尺牍文学大师,其尺牍艺术风格如行云流水,感情奔放,情文并茂,他善用排喻和俚俗常言,所创作的作品雅俗共赏。清代的文人更加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公安派文学主张追求文章“独抒性灵,不拘俗套”的学术理论,完全不符合清代政治的需求,因此尺牍文学兴盛了一段时间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最后完全消失,主要原因有叁点:一是于当时的政治教化无益,二是与清代文风相悖,叁是认为尺牍内容不严谨。近代的很多文人都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存在特殊的情感,对于清朝时期政治家对尺牍文学以及袁宏道和公安派的诋毁表示严重不满,他们为了让世人重新认识袁宏道这位晚明文学家,合力编制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同时也希望可以给袁宏道翻案。当时袁宏道以及作品能够重新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推崇袁宏道的“性灵”文学,不只是想为袁宏道翻案,更是想借助这一有利武器来批判旧文学;二是欣赏明代的小品文,其艺术方法对于近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借鉴和推动作用。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综观20世纪以来的袁宏道研究,经过梳理,主要集中在文学性、思想性和作品研究叁个方面。单从尺牍文体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我们清点一下袁宏道尺牍创作在其诗文集中所占的份量,就更惊讶:在袁宏道散文创作中占去半壁江山的尺牍研究,在袁宏道研究中所占比例之小。研究显示,我国学者对袁宏道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他的文学思想、文学革新、散文创作以及美学思想中,却很少涉及到尺牍文学的研究。袁宏道的尺牍作品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但是关于他的尺牍研究却没有与之成正比关系。探究袁宏道的生平经历,尺牍应该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所以,袁宏道尺牍文学可以作为一项关键的课题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袁宏道的尺牍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分析,同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来源于《长江大学》期刊2017-04-01)

林夏[2](2016)在《《文学周报》与陆侃如的《小梅尺牍》》一文中研究指出一1977年,冯沅君与王品青的恋情早已成了陈年往事。10月6日这天,已从台湾成功大学退休,时在台南的苏雪林,重读冯沅君的《旅行》《慈母》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沅君文笔当然远胜庐隐,不过与王品青恋爱如此深挚,一见陆侃如便幡然变心,致品青发狂而死,此事大出寻常情理之外。"(《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八册,转引自陈思广、李灵《在亲近与疏离间——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本文来源于《河南教育(高教)》期刊2016年05期)

付梅[3](2014)在《宋人尺牍的文学性》一文中研究指出古代尺牍的巅峰出现在宋代,其特点是应用功能弱化,文学功能得到全面发挥。思想内容上向正统文学靠拢,言之有物,承担社会教化责任;艺术上全面自觉,出现了大批形神兼佳的艺术短简,充分发挥了尺牍的文学功能。尺牍开始单行出版、录入文集,正式进入文学传播领域。宋人使古老的尺牍焕发了新的生机,有了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来源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4期)

李柱梁[4](2010)在《姚鼐尺牍中的文学教育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姚鼐作为一个既有文学创作经验,又有文学理论修养的文学教育家,在尺牍中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学生的作品,所总结出的学习文学创作的门径、方法、技巧等经验,不仅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学习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而且指导十分具体,很有针对性。研究姚鼐尺牍中的文学教育思想,对于完整地把握他的文学理论,探讨文学教育的方法技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来源于《淮南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0年01期)

陈廷玉[5](2008)在《建安尺牍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尺牍文是一种应用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文体,历来倍受文人喜爱和重视。尺牍文在建安时期有了较大发展,短短四十年,留下近二百篇尺牍。在艺术上,建安尺牍抒情性和个性化超过前代,辞采趋于华美。但学术界对于建安尺牍的研究很少,本文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来全面认识和评价建安尺牍。第一部分:论述建安时期的军政尺牍。建安时期是个充满动乱的年代,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尺牍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和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探讨此时期的军政尺牍,我们看到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士人面对天下大乱时的思想变化。本文认为,虽然有很多军阀蠢蠢欲动,想篡夺汉家王朝,但是维护君权、忠于王室的思想仍是主流;二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军阀战争形势;叁是士人在刀枪剑戟、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慷慨淋漓、热血喷涌的情感流淌;四是魏、蜀集团内部之间坦诚、真挚交流。主要分析曹操和诸葛亮写给属下的尺牍,曹操的尺牍对属下有种宽容、信任之情,诸葛亮的尺牍则对属下充满着理解和鼓励之情。第二部分:分析建安时期谈论文学的尺牍。建安是文学繁盛的时期,诗、文、赋空前发展,这是论文尺牍出现的背景。建安文人在尺牍中论及了文学的社会地位问题,曹丕认为,写文章是和立功、立德同样重要的事业,可以使人不朽。这样就改变了以前视辞赋为“小道”的传统观点,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曹丕和曹植在尺牍中还讨论了作家的创作得失,其中曹丕对于建安七子的评价客观而全面,对于后代影响很大。曹植论述文人创作要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要精于修改,并提出评论文章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等等,这些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第叁部分:阐述日常生活化的尺牍。建安时期士人之间交往增多,日常生活化的尺牍内容也日益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抒发抱负、张扬自我。曹植和吴质的尺牍即流露着这种感情;二是悲叹流离、感伤人生。建安时期是个动乱的年代,大批士人流离失所,他们在尺牍中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抒发着悲苦的情感;叁是抒发友情;四是品物论理、游戏娱乐,士人思想通脱,尺牍写作自由、随便,曹丕的尺牍有代表性。第四部分:论述建安尺牍的艺术特色。本文认为,长于抒情、风格多样和辞采趋于华美是建安尺牍的艺术特色。建安尺牍在抒情方面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抒情世俗化;二是真挚、坦诚。士人思想通脱,尺牍文风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孔融尺牍文风气盛,辞采华丽;曹操尺牍文风坦诚、直率,气势充沛,语言朴实无华;曹丕尺牍散淡闲逸、语言清丽;诸葛亮尺牍则是柔婉多智。从整体上看,建安尺牍文辞是从质朴趋于华美,开始注重对偶、用典、藻饰,有骈体化的倾向。(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期刊2008-04-20)

韩蕊[6](2007)在《文人尺牍的现代转型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文人尺牍逐渐式微,现代文人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对其表现出执着的尺牍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顺势将代之而起的书信与文学联姻,促成了传统尺牍的现代转型,文学书信焕然一新,书信文学成为新宠。从对当时传统尺牍解构的考察入手,可以揭示文人尺牍情结在这一转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此转型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文来源于《北方论丛》期刊2007年01期)

孙丹萍[7](2006)在《两晋尺牍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尺牍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应用文体,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尺牍经过先秦时期的萌芽,两汉的私人化过程,以及曹魏的“自觉”发展,到了两晋,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艺术上都达到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并且在多方面为尺牍文学的后世兴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书体进行系统评论提供了丰富的作品资源。西晋一朝虽然“政失准的”,“士无特操”,但是不少尺牍与政局军事息息相关。首先,部分作品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八王之乱”给人们带来的对时事的愤慨不平和抉择中的进退两难。其间有傅咸《与杨骏笺》中对专权者的劝诫,《答杨济书》中对正直性情的表白,也有司马乂《致成都王颖书》、司马颖《复长沙王乂书》中的明争暗斗。其次,有关泉林廊庙抉择的尺牍作品。士人们或入世以求谋得声名,而在各种势力之间汲汲奔波,如政治高压下“每欲自杀”的顾荣,只留“华亭鹤唳”悲叹的陆机等;或出世以古代隐士自励,标榜自己脱于物外的清逸高远,如托于虚静的皇甫谧。再次,围绕灭吴之战有不少军事尺牍作品流传于世。它们或劝降,或离间,或述战时得失,或发军中感叹,于力柔气弱的西晋尺牍中开出别样一番气象。陆云可称西晋尺牍第一家。其叁十五封《与兄平原书》中有叁十封专论文学创作,一改家书和论文尺牍之前仅以零星篇什存在的状态。其悲悼亡友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在吊文形式和书信对象两方面都有开辟荆榛的功绩。刘琨则以其铿锵刚利之作,清拔刚健之气于西晋文坛独树一帜。《与丞相笺》中的苍凉无奈,《答卢谌书》的成熟练达,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魄。在艺术特色上,西晋尺牍一方面体现了“采缛”的特点,如陆云的《答车茂安书》中对鄮县风物的挥洒描写;另一方面,大部分作品并无其它文体的繁缛浮华,也无对作品形式美的过分追求,或素面朝天,或略施粉黛。东晋尺牍多零星小作,少宏篇巨幅。北伐的愿望,佛玄的兴盛,闲逸的风行使东晋的尺牍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南渡后,虽有祖逖、庾亮、桓温等人的北伐之举,然以北伐为主题的尺牍作品所存不多,且只有孔坦《临终与庾亮书》、桓温《与抚军笺》等略存豪气。时光流逝本如白驹过隙,江山沦落、亲友离散使东(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期刊2006-04-20)

尺牍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一1977年,冯沅君与王品青的恋情早已成了陈年往事。10月6日这天,已从台湾成功大学退休,时在台南的苏雪林,重读冯沅君的《旅行》《慈母》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沅君文笔当然远胜庐隐,不过与王品青恋爱如此深挚,一见陆侃如便幡然变心,致品青发狂而死,此事大出寻常情理之外。"(《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八册,转引自陈思广、李灵《在亲近与疏离间——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尺牍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1].刘磊.袁宏道尺牍文学研究[D].长江大学.2017

[2].林夏.《文学周报》与陆侃如的《小梅尺牍》[J].河南教育(高教).2016

[3].付梅.宋人尺牍的文学性[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

[4].李柱梁.姚鼐尺牍中的文学教育思想[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

[5].陈廷玉.建安尺牍文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6].韩蕊.文人尺牍的现代转型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J].北方论丛.2007

[7].孙丹萍.两晋尺牍文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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