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李艺萌[2]（2021）在《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时段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也是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895年到1911年,陈宝泉经历了书院学生、书局编辑、新式学堂教员、留日学生,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等多重身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逐渐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幼稚走向成熟。陈宝泉的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教育思想以及筹建师范补习所、教育品陈列馆、劝学所、宣讲所等教育实践对当时国民教育的普及、师范人才的培养、社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不仅是陈宝泉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变期,更是其能够在民初教育界脱颖而出的重要奠基期。随着报刊、书局、新式学堂等新社群媒介的产生,陈宝泉得以真正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思想,并得以融入到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与王寅皆、严修、周学熙等众多知名人士结识。其中严修对陈宝泉的影响最为关键和深远。无论是在天津民立第一小学担任教员时还是到教育行政机构任职时,陈宝泉都得到了严修的重用和提携。此外,陈宝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受严修的影响,尤其是其师范教育思想和注重实用的教育理念与严修一脉相承。清末时期是中西碰撞、新旧更迭的复杂时代,身处此种时代中的人们,其思想也多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中西结合的教育经历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陈宝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呈现出亦新亦旧、新旧杂糅的特征。
梁大伟,李祺[3]（2021）在《近二十年国内张之洞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近二十年来,学界着重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实业活动、教育活动、洋务思想等问题;分析了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及戊戌变法的关系,对《劝学篇》及"中体西用"思想做进一步阐释;论述了张之洞对清末"新政"决策的影响,对张之洞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张之洞思想转变与中国近代道路转型、"中体西用"方法论意义等方面仍有深入研究的可能。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旨在展现张之洞研究的多元面貌,探讨未来研究中新的理论增长点。
肖瑜[4]（2020）在《从自强学堂看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文中认为张之洞一生高度重视教育实践,创办了多所学校,自强学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体西用"是张之洞结合时局提出的一个中西文化调和的改革纲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二者兼顾,不可偏废。张之洞的教育实践始终未超越"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是这一理念的现实体现。"中体西用"的办学理念贯穿自强学堂的办学目标、学校管理、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层面,促进了学堂的飞速发展,开创了我国教育的新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胡裕岭[5]（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李祺[6]（2020）在《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张之洞由此从“清流”转向“洋务”,开始以“致用”为目的采用西学,筹办洋务为其新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午战后社会思潮涌动,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从思想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为了调和新旧之争、挽救民族危机,张之洞作《劝学篇》,在权衡新旧中强调中西会通,将西政、西艺引入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以“中西体用”为特征的新学思想。本文结合张之洞新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对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进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了该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张之洞《劝学篇》以“保种”“保国”“保教”立论,在政治层面维护封建统治、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学说;在思想文化层面调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之争,强调尊崇儒学道统的权威;在教育层面主张以西方教育体制改章科举;在经济层面劝工兴商,主张发展农工商学及路矿实业;在军事层面力主学习西方军制,练兵强军。张之洞新学思想蕴含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补中、中西融合以化解民族危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张之洞主张发挥儒学的经世功能,批判维新派以公羊三世说为学理支撑的变法主张,强调以儒学道统为思想之体,以封建专制为政治之体。另一方面,他反对守旧派排斥西学的保守思想,主张援西入中,积极学习西艺、西政、西史,将西学致用因素融入中学中,对中学进行改造,形成中西一元的新学,以巩固儒学道统、维护封建专制。张之洞的新学思想并含“开新”与“卫道”的双重指向,是“新学中的旧学、旧学中的新学”。张之洞将学习西方制度与技术融入至新学思想中,超越了洋务派仅学习西方技术的主张,对推动清末社会变革具有一定影响。但其思想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儒学道统”“君权专制”基础上的,以“抑西隆中”“先中后西”为特征,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封建性、保守性和盲目性。
胡慧娥[7]（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李成家[8]（2019）在《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文化认知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构成。本文将跨文化认知定义为:主体对外界异质文化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是主体把异质文化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并用这种知识结构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洋务运动是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实践行为。本文以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发生认识论和传播学中阿克塞尔罗德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戈夫曼关于框架的阐释等理论为直接指导,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具体来说,当洋务派重臣接触到关于“西方”的新信息时,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西方”图式将自发启动,把“西方”新信息纳入原“西方”图式进行同化处理。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相符,则同化成功,他们将按原图式来认识和解释“西方”新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不符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则同化失败,进入认知的调节,他们会按照“西方”新信息的新特征来对其确定新的认识和解释,据此改造原“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总之,无论洋务派重臣对“西方”信息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原有“西方”图式,还是改造原有“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这都将成为他们后续处理“西方”新信息的依据。研究可见,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重臣认识“西方”的重要缘起,自此,“西方”成了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的重要对象。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跨文化认知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实践性、价值判断的偏颇性、心理的矛盾性、情感的多维性、个体的差异性等特点,其跨文化认知渠道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西方”器物的传播、文章学说的无声浸润、与“西人”的直接交际、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等。根据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这一研究框架,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可梳理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历程,把握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发展转变。基于洋务派重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根基,他们对“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初始图式是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庚申之变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由“蛮夷”转变为“暴夷”;洋务初始,他们认为“西方”所恃仅是坚船利炮的军事之强;洋务中期,他们认识到“西方”军事之强背后实为科教与商业之强;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他们最终认识到“西方”之强的根本是政制之善。从时间轴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处于持续和循环运行中,从而形成了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并可据此归纳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模式:初始图式: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同化”西方:无法完成的任务——认知调节:不断改造并形成新的“西方”图式——主客体平衡:用“西方”图式指导洋务实践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及其发展演变,根植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本,具体包括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观念、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效果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的洋务观由被动走向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由“自强”向“求富”纵深发展,面对“师夷”困境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策略,并在洋务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中呼吁清廷进行政制改革。不过,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也存在着“本我”至上的局限,他们坚持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师夷”旨在“驭夷制夷”,存在着“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奉行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折衷主义,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与结局。研究与反思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当前跨文化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发展大势所趋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但逆全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对此,我们可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寻求推动跨文化认知向善发展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家之间必须构建国际平等主权的政治基础,发展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与文化贸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促进异质文化的共识;在个体层面,我们应树立尊重“他我”文化的平等意识,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以文化间性引领促进“本我”与“他我”的文化融合与共生。
张迪[9]（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陈亚奇[10]（2018）在《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在实践层面,他后来居上,开创了耸动中外的洋务局面;在理论上,他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整体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文化观。此外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还深刻影响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研究张之洞有利于理解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道路、晚清中国社会及思潮变迁等问题。总结张之洞的经济活动得失有助于改革开放事业在其中吸取经验教训。考察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第一章考察了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文化基础——“中体西用”文化观。张之洞坚持“中学为体”,对儒学为核心的中学推崇备至,尤其注重维护儒家纲常思想及以此为基础的封建政治制度。对西学,张之洞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张之洞将学习西学限定在物质文明范畴及少许的“护商之政”,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学习则游离不定。第二章考察了张之洞的官商利权观。张之洞的官商利权观根据行业特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主张保留官权控制力。在这些行业张之洞推崇官办;在官款不足或者清政府不愿动用官帑时,主张官督商办;当全用商股则官权无法获得控制权时,主张官商合办。在这些行业强调官权的控制。二类是在需要大量前期投资、投资风险较大、民间投资不踊跃的行业主张官倡商办、官助商办。在这些行业突出官力的扶持和“开风气”。三类是在民间投资踊跃的普通行业鼓励商办。第三章研究了张之洞的对外经济思想。张之洞认为外资在华设厂有利中国,主张借用外债,在利用外资和借用外债时注重维护中国利益。在处理通商口岸问题时,张之洞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在通商口岸的权利,另一方面化被动为主动自开商埠。张之洞认识到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兴办实业以“塞漏卮”,具体的做法是精造出口货以广其出、仿造进口货以杜其入,同时限制外资在华利益。第四章考察了张之洞的财政税务思想。中法战争后,张之洞逐步突破传统,整顿征税机构、改革旧有税收、开征各种新税,还罗掘各类封建报效、开办邮政、开铸新币、由官经营土地、经营企业,为兴办洋务事业筹集资金。张之洞强调税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张由政府举巨资、办大事;同时又有反聚敛特点;在中外利益冲突时维护中国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出现矛盾时维护地方财政权·;受时代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张之洞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比较混乱。此外,庚子事件后,张之洞在与各国的续订商约谈判中也展现了丰富的财政税务思想。第五章考察了张之洞的货币思想。张之洞的货币思想是在解决现实货币问题中产生的。张之洞的货币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督抚两广时期、督抚两湖至参与厘定国币讨论之前、参与清政府厘定国币讨论之后。整体而言,张之洞的货币思想前期实践性较强,后期更偏向阐述货币理论,有一个重点关注地方货币问题到主要关注全国货币问题的转变。此外,张之洞在和精琪关于币制改革的争论中也表现了丰富的货币思想。第六章考察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张之洞经济思想整体表现出过渡性、灵活多变、强烈的爱国热情、凸显教育作用、相对激进的特征。张之洞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其主要贡献体现在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推动了近代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湖北地区的近代化等等。张之洞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出了一些超越同时代的先进经济理念、推动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 (三)关系性特征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关系论特征 |
| (二)主体性特征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 结论 |
| 参考?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陈宝泉的早期生活、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中西文化之争 |
| 第三节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萌生——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书院改制 |
| 第二章 编辑、教员、留日学生——多重身份下的思想演变 |
| 第一节 陈宝泉担任开文书局编辑 |
| 第二节 陈宝泉担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教员与师范补习所讲师 |
| 第三节 陈宝泉赴日留学与创办天津教育品陈列馆 |
| 第三章 陈宝泉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劝学所的创设 |
| 第一节 国民与国家——陈宝泉的国民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陈宝泉与国民教育的普及机构——劝学所 |
| 第四章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师承与特征 |
| 第一节 严修对陈宝泉教育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陈宝泉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实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创新性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近二十年国内张之洞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研究 |
| (一)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实业及相关活动 |
| (二)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期间的教育实践活动 |
| (三)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期间的思想 |
| 二、关于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的研究 |
| (一)张之洞与戊戌变法及维新派的关系 |
| (二)张之洞《劝学篇》及其思想主张 |
| 三、关于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研究 |
| (一)张之洞奏疏与清末“新政”决策 |
| (二)张之洞与清末政治变革 |
| (三)张之洞与清末经济变革 |
| (四)张之洞与清末教育改革 |
| (五)张之洞与清末军事革新 |
| 四、结论与展望 |
（4）从自强学堂看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体西用”与自强学堂 |
| 二、自强学堂办学实践中体现的“中体西用” |
| （一）中学为体 |
| （二）西学为用 |
| （三）“中学”与“西学”结合 |
| 三、“中体西用”理念指导下的自强学堂影响 |
| 四、结语 |
（5）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 一、西法中源 |
| 二、中体西用 |
| 三、博采西学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 一、留学制度 |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 二、学习催眠术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 一、发明者亲授 |
| 二、官方办学 |
| 三、遣员学租界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 二、警察部门 |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 二、人事关系 |
| 三、着说情况 |
| 四、地域差异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 参考文献 |
| 译名索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思考与评析 |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 1.3.1 近代新学 |
| 1.3.2 张之洞新学思想 |
| 1.3.3 张之洞《劝学篇》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历程 |
| 2.1 从早掇魏科到清流议政:主张通经致用 |
| 2.1.1 科举入仕与张之洞早年学习经历 |
| 2.1.2 跻身清流与张之洞经世思想产生 |
| 2.2 从退党清流到参办洋务:提倡西学为用 |
| 2.2.1 西学东渐与张之洞的西学体认 |
| 2.2.2 洋务运动与张之洞的西学实践 |
| 2.3 从洋务破产到变法维新:强调中西会通 |
| 2.3.1 戊戌维新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生成际遇 |
| 2.3.2 《劝学篇》问世与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形成 |
| 3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维护封建统治与驳斥民权学说 |
| 3.1.1 保国:教忠明纲 |
| 3.1.2 正权:反对“设议院”与“兴民权” |
| 3.2 扞卫儒学道统与“约取”儒学要义 |
| 3.2.1 宗经:扞卫儒学道统 |
| 3.2.2 守约:约取致用之学 |
| 3.3 增长国人智识与变革科举制度 |
| 3.3.1 激蒙:益智求学 |
| 3.3.2 开新:教育变革 |
| 3.4 完善经济体系与振兴实业 |
| 3.4.1 效西法:发展农工商学 |
| 3.4.2 求富强:创办路矿实业 |
| 3.5 构建军事体系与培养军事人才 |
| 3.5.1 整军:改革军制 |
| 3.5.2 经武:练兵强军 |
| 4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内在逻辑 |
| 4.1 中学为体:维护封建专制 |
| 4.1.1 理乱寻源:儒家思想为文化之体 |
| 4.1.2 保国为本:君主专制为政权之体 |
| 4.2 西学为用:谋求国家富强 |
| 4.2.1 中学式微:难以应对救急时务 |
| 4.2.2 西学务实:经世致用谋续国运 |
| 4.3 援西入中:弥合中西矛盾 |
| 4.3.1 中西循序:固牢中学根柢 |
| 4.3.2 中西会通:构建新学体系 |
| 5 张之洞新学思想评析 |
| 5.1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进步性 |
| 5.1.1 从方法论层面丰富了“中体西用”的内涵 |
| 5.1.2 从学风流变层面拓宽了近代新学发展路径 |
| 5.1.3 从社会变革层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
| 5.2 张之洞新学思想的局限性 |
| 5.2.1 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性 |
| 5.2.2 “变道”不彻底的保守性 |
| 5.2.3 脱离现实社会的盲目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认知与跨文化认知的研究 |
| 1.2.2 关于洋务派重臣“西方”认知的研究 |
| 1.2.3 对相关研究史料的梳理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 |
| 2.1.1 “图式”理论 |
| 2.1.2 发生认识论 |
| 2.2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2.1 信息处理过程模式理论 |
| 2.2.2 框架理论 |
| 2.3 其他相关理论 |
| 2.3.1 跨文化心理学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差异理论 |
| 2.3.2 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障碍与“移情”理论 |
| 2.4 核心概念界定 |
| 2.4.1 洋务派重臣 |
| 2.4.2 跨文化认知 |
| 第3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生与渠道 |
| 3.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缘起 |
| 3.1.1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
| 3.1.2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1.3 洋务派重臣的主要洋务活动 |
| 3.1.4 作为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对象的“西方” |
| 3.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特点 |
| 3.2.1 明确的目的性 |
| 3.2.2 鲜明的实践性 |
| 3.2.3 价值判断的偏颇性 |
| 3.2.4 心理的矛盾性 |
| 3.2.5 情感的多维性 |
| 3.2.6 个体的差异性 |
| 3.3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渠道 |
| 3.3.1 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 |
| 3.3.2 “西方”器物的传播 |
| 3.3.3 书籍与报刊文章的无声浸润 |
| 3.3.4 与“西人”的直接交际 |
| 3.3.5 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 |
| 第4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与心理过程模式 |
| 4.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 |
| 4.1.1 “庚申之变”前后从“蛮夷”到“暴夷”的认知 |
| 4.1.2 洋务初始对“西方”军事之强的认知 |
| 4.1.3 洋务中期对“西方”科教与商业之强的认知 |
| 4.1.4 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对“西方”政制之善的认知 |
| 4.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心理过程模式 |
| 4.2.1 初始图式 |
| 4.2.2 同化“西方” |
| 4.2.3 认知调节 |
| 4.2.4 主客体平衡 |
| 第5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与影响 |
| 5.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 |
| 5.1.1 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 |
| 5.1.2 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意识 |
| 5.1.3 经世致用但又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 |
| 5.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影响 |
| 5.2.1 促使自身的洋务观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
| 5.2.2 推动洋务运动从“自强”向“求富”方向发展 |
| 5.2.3 加速“中体西用”调和之道的诞生 |
| 5.2.4 催生无力实现的政制改革 |
| 第6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与启示 |
| 6.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 |
| 6.1.1 从“本我”出发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 |
| 6.1.2 “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 |
| 6.1.3 “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主义 |
| 6.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启示 |
| 6.2.1 对国家层面的启示 |
| 6.2.2 个人层面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10）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20世纪40年代以前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 |
| 二、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 |
|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文化基础——“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一节 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内涵 |
| 一、从时间上看,张之洞一生都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推崇备至 |
| 二、从内容来看,张之洞维护的儒学是有特定指向的 |
| 三、从方法上看,张之洞善于利用中西文化的会通为中学辩护 |
| 第二节 张之洞“西学为用”的演变 |
| 一、担任地方督抚以前的西学视角 |
| 二、治晋时期的西学认识 |
| 三、督抚两广时期的西学认识 |
| 四、督抚两湖时期的西学认识 |
| 第二章 张之洞的官商利权观 |
| 第一节 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思想 |
| 一、铁路 |
| 二、冶铁业 |
| 三、采矿业 |
| 四、航运业及银行业 |
| 第二节 官倡商办思想 |
| 第三节 商办思想 |
| 一、兴办商学、开启商智 |
| 二、劝工恤商、整顿厘税,保障商民权益 |
| 三、设立商务局维护商人权利 |
| 四、呼吁制定商律,保证商人权利 |
| 第三章 张之洞的对外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思想 |
| 一、外资在华设厂有利论 |
| 二、“洞好借洋债” |
| 三、借用外债过程中对经济利权的理解和维护 |
| 第二节 关于通商口岸的利权思想 |
| 一、维护通商口岸的中国利权 |
| 二、自开口岸思想 |
| 三、在其辖境内对中国利权的维护 |
| 第三节 商战思想 |
| 一、仿造进口货以杜其入 |
| 二、精造出口货以广其出 |
| 三、限制外资发展 |
| 第四章 张之洞的财政税收思想 |
| 第一节 张之洞的理财实践 |
| 一、突破传统——“闱姓”赌捐及博彩性质的筹资活动 |
| 二、整顿厘税征收机构——“去蠢以理财” |
| 三、改革旧有税收 |
| 四、开办各种新税 |
| 五、其他筹款方式 |
| 第二节 张之洞财政税收思想的特征 |
| 一、强调税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 二、举巨资、办大事的大财政思想 |
| 三、有反聚敛的倾向 |
| 四、维护中国财政权益的思想 |
| 五、有地方主义财政的倾向 |
| 六、财政收入和支出较混乱 |
| 第三节 在加税免厘谈判中的财政税务思想 |
| 一、对加税免厘整体认可 |
| 二、在加税免厘谈判中扞卫国家利权 |
| 第五章 张之洞的货币思想 |
| 第一节 督抚两广时期的货币思想 |
| 一、货币改革的主要目的为塞漏卮 |
| 二、主张由商铸币到由官铸币 |
| 三、钱币由官定价发行,银元价格由商情确定 |
| 第二节 督抚两湖至参与厘定国币讨论之前的货币思想 |
| 一、币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钱贵银贱问题 |
| 二、强调官权对金融业的控制 |
| 第三节 参与清政府厘定国币讨论的货币思想 |
| 一、币制改革的目的为统一货币 |
| 二、关于国币重量成色的主张 |
| 第四节 与精琪的清末货币本位之争 |
| 一、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 |
| 二、张之洞对精琪币制改革方案的反驳 |
| 三、总结与评论 |
| 第六章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整体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整体特征 |
| 一、过渡型的经济思想 |
| 二、灵活多变的经济思想 |
| 三、显现强烈爱国热情的经济思想 |
| 四、凸显教育作用的经济思想 |
| 五、相对激进的经济举措 |
| 第二节 张之洞经济思想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
| 一、构建近代化的工业框架 |
| 二、推动近代运输业的发展 |
| 三、推动近代化币制改革 |
| 四、推动湖北地区现代化 |
| 第三节 张之洞经济思想对近代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影响 |
| 一、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
| 二、超越同时期认识水平的经济观念 |
| 三、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
| 参考文献 |
四、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清末陈宝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1895-1911）[D]. 李艺萌. 兰州大学, 2021(02)
- [3]近二十年国内张之洞研究综述[J]. 梁大伟,李祺.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从自强学堂看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J]. 肖瑜.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0(04)
- [5]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张之洞新学思想研究 ——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考察[D]. 李祺.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8]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D]. 李成家. 湖南大学, 2019(07)
- [9]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张之洞经济思想研究[D]. 陈亚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