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东晋士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杨羲,上清经,叁君手书,东晋士族
东晋士族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1]（2019）在《杨羲写经考——兼论东晋士族与道教写经》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晋道士杨羲写经,以《大洞真经叁十九章》为首要经典的上清经叁十一卷最为重要,在道藏叁洞四辅经书体系中,是洞真部的祖本道经。杨羲以墨书细字的郗体隶书和荆州白笺,开创了上清经写经的基本风格。杨羲写经的身份是早期上清派专门从事经书造写的经师,后被尊奉为上清派第二代玄师。杨羲写经得到了丹阳许氏士族的支持。许氏士族是天师道奉道世家,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了早期上清经的造写和传抄。由许氏士族而展开考察,可以看出,在东晋士族中,擅长书法的奉道世家如丹阳许氏、高平郗氏、琅琊王氏、丹阳葛氏士族中都有代表人物从事早期道教经典上清经、灵宝经、太清经等的造写或抄写。东晋时期,士族写经奉道较为普遍,这是杨羲写经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来源于《世界宗教研究》期刊2019年03期）
史锦义[2]（2019）在《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墓葬文化与士族社会》一文中研究指出建康士族内部有较大分歧和差异,但从墓葬文化来看足以将其视为同一阶层。永嘉之乱后,北人南渡,居于建康,葬于建康。初葬建康之北人由于固守北方家乡的葬俗,一度打乱了孙吴、西晋以来建康地区墓葬文化自然发展的进程。最终,南渡北人为了扩大自己在江东的实力,开始了“地方化”过程,表现在墓葬文化上,即融合本地葬制和葬俗,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墓葬文化,现代考古学者称为“建康墓葬文化”。东晋以后,高门侨姓士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式微,但其文化一直占据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寒门和皇族等社会阶层的墓葬文化的呈现出“士族化”的趋向,而这样的“士族化”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范围,本质上就是“建康化”。因此,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建康地区的士族墓葬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地方化”色彩较为明显,进而陷入僵化。反观此时的北朝,墓葬文化却已进入多种形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墓葬文化观察、窥探到的士族社会,是一个高度封闭而稳固的社会,不过其最终却走向崩溃。笔者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叁个部分:第一章讨论了建康士族的葬具问题。葬具在丧葬仪式中居于核心地位,葬具的置办亦能体现士族社会的某些方面。第一节从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流棺”现象切入,探讨建康士族葬具的来源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态;第二节结合考古资料讨论了建康士族葬具的基本形制,及其与北朝葬具的比较。建康士族对于木质葬具的坚持,实质上也是坚持其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第二章讨论了建康地区士族墓葬的形制问题。第一节从陈郡谢氏家族墓的个案出发,分析凸字形单室砖墓在建康地区的全面流行,从这一现象入手揭示从东晋到南朝士族在地方上的力量被削弱的过程。第二节分析士族墓葬中墓室的构造,聚焦于单室墓流行之后,士族是如何通过对墓室内部的构造,进而将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墓葬区分开来。笔者通过统计墓室内5个代表性设施(墓门、祭台、壁龛、假窗、棺床)在士族墓葬整体中所占比重,分析它们各自在士族墓葬中所充当的重要地位。第叁章借助了士族墓葬内的两类代表性随葬物品(六面印及文房用品),试图论述士族对于东晋、南朝社会其他阶层的深远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隐忧。(本文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期刊2019-05-16）
周玉茹[3]（2018）在《从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看东晋南北朝士族门风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泰山羊氏是中古时期北方着名的清流豪族,在西晋时期一度跃上权力中枢,自东汉末年至隋唐,在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有较大的影响。羊氏家族是儒家公羊学的传人,家族男性成员家族男性成员颇有奉道之举,但女性成员却选择了佛教信仰,本文通过对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的考察,可以看到羊氏家族家族门风和宗教信仰从汉末两晋到北朝末年的历史演变轨迹。(本文来源于《佛学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李娟娟[4]（2017）在《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叁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来源于《嘉应学院学报》期刊2017年12期）
李清[5]（2016）在《东晋永和时期侨姓士族与山水诗的兴起》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多发,政局动荡,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无序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晋永和时期是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暂歇,政局平和为士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侨姓士族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占据了中心位置,在文学创作方面同样占据了中心地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主体。侨姓士族作为山水诗的创作主体,促成了山水诗在永和时期兴起。永和时期山水诗创作以叁大文学集团的创作为代表,其中又以由王谢等侨姓士族组成的东山文学集团所创作的山水诗创作为最佳,以兰亭诗为标志的永和山水诗在他们的精心创作下正式兴起。士族山水诗兴起的原因背后蕴含着士族的选择革新之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山水诗的兴起与侨姓士族的被迫南迁,偏安江左的政治局势以及永和政局的特殊性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这些因素共同成为山水诗兴起的外部原因。另外,山水诗的创作中体现了明显的侨姓士族思想文化特征。侨姓士族文化中含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和佛学的思想,这些是山水诗创作的内部原因。从侨姓士族山水诗的创作中可以反映侨姓士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特征同时还可以反映他们在东晋永和时期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作的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永和时期山水诗的兴起对侨姓士族生活志趣和政治形势产生了影响也对晋末陶谢山水田园诗歌及唐代山水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来源于《湖南科技大学》期刊2016-06-30）
姚梓靖[6]（2015）在《士族南迁对东晋乐舞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末年北方连绵的战争,造成了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大批士族跟随司马氏集团南渡长江,建立了东晋,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模式——门阀政治。随着士族的南迁,南北文化在江东地区产生了碰撞与交融,"吴歌""西曲"的诞生,玄学的发展,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乐舞的走势,它带着独特的士族文化烙印,为随后而至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乐舞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来源于《新闻世界》期刊2015年09期）
石振平[7]（2014）在《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与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本文来源于《许昌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6期）
金仁义[8]（2014）在《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本文来源于《史学史研究》期刊2014年03期）
李涛[9]（2014）在《东晋士族出游热潮探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晋朝,士族阶层以奢侈、享乐主义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健康体魄陶冶情操为目的的出游,在这里也因其享乐思潮的影响而偏离主题。士族的出游热潮因这些因素的改变,成为体现士族腐朽生活的标志之一。(本文来源于《兰台世界》期刊2014年18期）
王艳楠[10]（2013）在《论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以政治、军事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联合拥护下建立东晋政权。东晋政权是南北士族的联合政权。南方士族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共同拥护渡江的司马氏政权。东晋政权建立后,南方士族在政治、军事上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受到司马氏政权的赏识和任用。(本文来源于《黑河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4期）
东晋士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建康士族内部有较大分歧和差异,但从墓葬文化来看足以将其视为同一阶层。永嘉之乱后,北人南渡,居于建康,葬于建康。初葬建康之北人由于固守北方家乡的葬俗,一度打乱了孙吴、西晋以来建康地区墓葬文化自然发展的进程。最终,南渡北人为了扩大自己在江东的实力,开始了“地方化”过程,表现在墓葬文化上,即融合本地葬制和葬俗,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墓葬文化,现代考古学者称为“建康墓葬文化”。东晋以后,高门侨姓士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式微,但其文化一直占据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寒门和皇族等社会阶层的墓葬文化的呈现出“士族化”的趋向,而这样的“士族化”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范围,本质上就是“建康化”。因此,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建康地区的士族墓葬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地方化”色彩较为明显,进而陷入僵化。反观此时的北朝,墓葬文化却已进入多种形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墓葬文化观察、窥探到的士族社会,是一个高度封闭而稳固的社会,不过其最终却走向崩溃。笔者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叁个部分:第一章讨论了建康士族的葬具问题。葬具在丧葬仪式中居于核心地位,葬具的置办亦能体现士族社会的某些方面。第一节从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流棺”现象切入,探讨建康士族葬具的来源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态;第二节结合考古资料讨论了建康士族葬具的基本形制,及其与北朝葬具的比较。建康士族对于木质葬具的坚持,实质上也是坚持其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第二章讨论了建康地区士族墓葬的形制问题。第一节从陈郡谢氏家族墓的个案出发,分析凸字形单室砖墓在建康地区的全面流行,从这一现象入手揭示从东晋到南朝士族在地方上的力量被削弱的过程。第二节分析士族墓葬中墓室的构造,聚焦于单室墓流行之后,士族是如何通过对墓室内部的构造,进而将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墓葬区分开来。笔者通过统计墓室内5个代表性设施(墓门、祭台、壁龛、假窗、棺床)在士族墓葬整体中所占比重,分析它们各自在士族墓葬中所充当的重要地位。第叁章借助了士族墓葬内的两类代表性随葬物品(六面印及文房用品),试图论述士族对于东晋、南朝社会其他阶层的深远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隐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东晋士族论文参考文献
[1].刘志.杨羲写经考——兼论东晋士族与道教写经[J].世界宗教研究.2019
[2].史锦义.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墓葬文化与士族社会[D].上海师范大学.2019
[3].周玉茹.从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看东晋南北朝士族门风的演变[J].佛学研究.2018
[4].李娟娟.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J].嘉应学院学报.2017
[5].李清.东晋永和时期侨姓士族与山水诗的兴起[D].湖南科技大学.2016
[6].姚梓靖.士族南迁对东晋乐舞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5
[7].石振平.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与文学[J].许昌学院学报.2014
[8].金仁义.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J].史学史研究.2014
[9].李涛.东晋士族出游热潮探究[J].兰台世界.2014
[10].王艳楠.论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以政治、军事为例[J].黑河学院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