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与廉政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梅士伟[3]（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朱峰[4]（2020）在《Y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监督职责履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坚决惩治腐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一体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党心、民心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但是应该看到,腐败问题虽有所收敛,但并未根除,“不想腐”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纪委监委派驻机构（以下简称“派驻机构”）时刻处在与违纪违法斗争的最前沿,其监督职责的履行直接影响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但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一方面,派驻监督的队伍不断壮大、手段更加丰富、底气更足;另一方面,监督的单位更广,人员更多,各种违纪违法行为更加隐蔽。这就对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制度保障、思路方法、能力素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坚定履行职责,将派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以Y市派驻机构为例,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比较案例法等方式对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实效分析,在肯定派驻改革以来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提出存在主动监督的意识不强、监督的重点把握不准、监督的刚性权威不够、监督手段上创新不足等问题。联系自身作为“被监督对象”和“监督者”的实际工作体会,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剖析,将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归纳为:监督工作具体标准尚不明确、指导协作机制还不健全、监督考核导向不明确、监督队伍配置不到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等理论知识以及国内其他地区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经验做法,提出了继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做实监督的主责主业,完善监督的制度配套,释放监督的合力,监督上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打造过硬监督队伍建等有针对性的建议。力求为派驻机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更好履行好监督职责提供些许参考。
高晓霞[5]（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张琰[6]（2020）在《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成立之初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都把惩治腐败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斗争经验,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与思考,系统的廉政建设理论得以形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行政体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地不彻底,腐败问题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还没有完全根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的背景之下,面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情况,习近平以廉政建设为主要抓手,针对当前形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从严治党,严法治吏,使得党风政风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在全党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建设新格局。本文以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为核心,引发对现状的对策思考。内容共包含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背景、意义、当今学术界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第二章以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个人主观因素作为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廉政建设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得益于优良的家风教育、艰苦的知青岁月历练以及个人丰富的从政经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廉政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认为习近平廉政建设重要内容具有完整的框架,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战略部署,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明确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规范党内制度,推动作风转变,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纪律执行,开展法治反腐,加强“裸官”管理监督,实施有效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落实党委纪委“两个责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开展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抓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开创了廉政建设新时代。第四章与前面的论述相结合,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予以定性,认为具有务实性、创新性、人民性的特征,指出其奠定了新时代廉政建设理论基础,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回应了现阶段矛盾,增强了全党凝聚力和群众向心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武器、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第五章根据廉政建设现状和新时代要求,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中汲取营养,提出对策思考,有利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第六章为结语,是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整体把握分析对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启示进行总体性概括。
傅蘔[7]（2020）在《金融反腐背景下国有银行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研究 ——以G银行上海分行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是在当前金融反腐大背景下,对国有银行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研究分析。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是推进国有银行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方式,目的是为了保障国有银行健康平稳发展。研究国有银行纪检监察工作的目的,在于掌握国有银行内部防治腐败、有效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客观规律,不仅能促进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更有助于运用研究成果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助力像G银行这样的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推动国有银行防治腐败工作深入开展,以达到在全行营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以及金融运营的氛围。对于国有银行来说,纪检监察部门是保证银行各项业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下去的重要部门。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业受到金融危机波及较小,可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快速运行,国有商业银行依然存在少数工作人员运用手中掌握的资金配置特权,为了一己私利,进行一些违法乱纪的危险活动,以G银行为例,作为一家国有银行,就出现了不少反腐败案例,虽然开展了纪检监察工作,但仍旧问题众多,其中对于纪检工作成效影响最大的就是历年来居高不下的金融腐败案件发生率。可见,光靠银行自身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是不足的,还需要政府部门协同治理,共同监管,相信才能真正降低腐败案例数量。本文就以笔者工作的G银行上海分行为例,从查办的腐败案件着手,着力分析了近年来国有银行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希望对G银行上海分行纪检监察工作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改进其纪检监察工作,也为国内其他国有银行的纪检监察工作给予一定的参考。文献查阅、问卷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是本论文最主要的分析研究方法。而纪检监察的工作将从国有银行这个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着手,分析纪检监察工作对于国有银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讨论纪检监察的基本概念,也讨论了公共治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些相关概念。进一步讨论分析G银行上海分行的纪检监察工作效果不明显的问题症结所在,在银行内的纪检工作存在问题有:不够独立、不具权威、应有的监督工作不到位、国有银行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需要改进和银行纪检监察队伍自身问题。研究为国有银行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有效防治金融腐败,对此,本人提出一些改进对策,例如:明确银行内部纪检部门的权威以及独立性、加大银行自身监督监察力度、大力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改革、加大银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等。
荣震[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刘东红[9]（2019）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监察委员会的组建,紧随其后的2018年修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实施,我国原有的监察权力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原本分散在党和国家不同部门职权中的纪检监督、行政监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监察性权力被重构、整合为由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的监察权,从而实现对全部公权力、公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针对这一现象,学界围绕监察权的属性和内容、配置和运行、制约和监督等各个重要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涵盖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关于监察权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厘清,应当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及由其统一行使的监察权,是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产物,而监察体制改革则是国家权力机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在的一项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目标,这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优化。监察权的构建及其对原本分散的监察性权力的整合,本身也直接体现出国家权力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调整完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诞生的中国国家监察权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正义和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创新与既有理论的紧张关系。既有的三权分立理论是无法承载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认识革新,提出认识国家监察权的属性应当基于我国历史、现实国情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出国家监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复合的和专门的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或司法权。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力结构的理论大框架中,才能够准确地在制度伦理学上对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功能等问题进行正本清源,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对监察权进行论证,针对监察权运行中的风险把控、人权保障和法法衔接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完善监察体制改革的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进行合理展望。故此,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对监察权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通过分析监察权的概念可知,无论何种形态的监察权都绝非一般的监督权,而是专属于国家的一项公权力。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以及配置,它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标。国家权力结构包含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分化演进的结果,涉及到对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不同属性的国家权力之配置和相互关系的构建,而关于监察权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横向国家权力结构的范畴中。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整体运作系统,故而需要系统的各个部门分工协作、彼此配合、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权力运行体系,从而防止因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所产生的权力异化,满足国家权力来源的需要。因此,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同时,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和配置,在根本上受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决定。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产生不同的权力行为及其结果,不同时空的权力监督制度经过不同的发展演变后,既体现出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对于权力监督制度属性、地位、权能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出权力监督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需求的回应。通过对中外国家权力结构和监察权变迁的历史分析可知,当代西方的监察权制度主要基于“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而新中国的监察权制度的变迁始终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框架下进行不断的体制性调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及其在新时代的改革与优化,应作为考察中国当前监察权的基本出发点。第二章基于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这一背景对监察权属性、功能、定位等本体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在于实现权力的效益化和有序化。当代中国监察权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在形式特征、功能取向和长远要求上,必然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需求,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因此,就其属性而言,监察权应当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的“第四权”1,通过对这一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实现权力运行廉能善治,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保障机制。从权力功能的角度来看,监察权具有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能,以权力监督为根本功能定位。其功能发挥主要体现为,通过腐败惩治遏制权力寻租,通过监督检查保障权力合法行使,通过预防腐败实现德行治理。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权力结构,作为行使独立“第四权”的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与行政权的关系则是“不受干涉、相互配合”,与司法权的关系则表现为“分工、配合和相互制约”。第三章对监察权的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受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和监察权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监察权既担负着治理腐败、规制权力的政策性目标,同时也关涉实现正义、保障人权的多重价值,因此监察权应对统合多元目标下的不同价值,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实现监察权的内部运行与外部衔接的有序性、规范性。就监察权运行的价值取向而言,应当实现监察权依法监督与配合制约、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监察效能与人权保障的多元价值的平衡,而实现多元平衡的前提则是监察权本身的合理配置。就监察权运行的实践路径而言,权力结构失衡、被调查人权益受侵犯、冤假错案频发以及选择性监察是监察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应对这些风险,需要贯彻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风险化解的法治建构。就监察权运行中的外部衔接问题而言,主要涉及到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耦合,应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下,完善监察权与司法权之间在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的衔接制度,理顺“监察全覆盖”与“审判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研究如何对监察权进行相应规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监察权并非凌驾在其他权力之上,其本身也必然应受到制约和监督。加强对监察权的监督既是促进监察机关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环节,更是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必然选择。加强对监察权的规制,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在确保监察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下实现权责一致。对监察权的监督,应在内部控权和外部监督两个维度上,构建一个体系完善、主体多元、层次分明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应将内部的制度设计作为规制监察权的重心,只有构筑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监察权不被滥用。在内部控权中,进一步明确监察机关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制约,建立案件风险管理、办案责任制等相应的风险化解机制,同时强化监察机关纵向的制约与监督是主要途径。在外部控权中,应当注重发挥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同时完善司法机关在程序和实体上对监察机关的制约监督作用,强化社会力量的监督。第五章则从国家监察体制优化路径展开讨论。国家权力结构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并且,关于监察权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问题,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中。从完善监察权的方法论上看,应当处理好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区分重大改革与中小改革,有序开展相应的监察体制改革的地方性探索实践。在完善监察权的宏观路径方面,应当立足于本土的制度环境,完善监察法治环境的构建,重点解决监察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改、废、释问题,推动监察法治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换与变革。从微观路径来看,构建促进监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监察组织结构、完善纪检派驻与巡视制度、完善“合署办公”模式、注重军队和武警部队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了未来完善监察体制的主要发展方向。
蓝恭彦[10]（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并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很多原有纪检监察制度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已经影响到纪检监察职能的发挥,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法治、社会心理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使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沿着权威推动、科学规划、敢于尝试、注重实效的道路顺利前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国家权力关系的重构与具体机制的调整,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本文试图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以及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新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实践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极端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正是由于有效的监察制度保证了革命政权的廉洁有效,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党政并行的监察制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监察制度逐渐与党内的作风建设相混淆,到“文革”期间被完全废止。后来的历史证明,离开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监察制度逐步恢复和完善,逐步发展出制度化、体系化的纪检监察制度,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反腐败形势日趋复杂,很多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逐步显现,诸如体制冲突、职能分散、同体监督、覆盖不足、法治化缺失等问题极大的影响着纪检监察效能的发挥,也成为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发扬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监察制度传统,诸如监察机构独立设置,监察权垂直领导,注重完善监察法规,强调道德操守的作用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包含独立国家监察权的“五权宪法”政体,都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大量历史经验和借鉴,也使监察制度在中国具备了独特的文化血脉。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参考国外先进监察制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监察文化作出了有效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监察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大量经典论述,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有关监察制度的理论体系,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表达,深刻回答了纪检监察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经过充分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国家监察制度从改革伊始就具备了很多以往不具备的特征:以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注重顶层设计,实行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构建了集中统一高效的监察机构,建立了以垂直管理为主的运行体制,把监督监察力量集中到一线执法部门,实现监督执纪的“全覆盖”。新构建的国家监察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发展:将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理顺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理顺了纪检监察中的党政关系,以法治化为引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改革。与此同时,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化的方面,如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全覆盖”的具体落实,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等等。因此必需继续加强对于国家监察制度的研究。在本次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与构建中,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改革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举措。本次合署办公改革跳出了“党政分开”、“党政合一”的窠臼,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治建设紧密结合,将以往合署办公中实际上存在的“党政双弱”的格局变为“党政双强”,真正实现了执纪执法的有效贯通,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职责的研究,明晰其职能和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对于监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具体分析其执法权限与执法手段,考察其在执纪执法贯通、与司法对接等方面的具体机制,以及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是中国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的最直接来源,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也依靠中国共产党来建立、完善和运行,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和彰显,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打下了制度基础。
二、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与廉政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与廉政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Y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监督职责履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
| 1.研究方法 |
| 2.论文框架 |
| (四)创新及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派驻机构监督职责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 |
| (一)派驻机构监督职责的相关概念 |
| 1.纪检监察机关及其派驻机构 |
| 2.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
| 3.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责 |
| (二)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基本理论 |
| 1.委托代理理论 |
| 2.风险管理理论 |
| 二、Y市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现状 |
| (一)Y市派驻机构的基本情况 |
| 1.机构设置 |
| 2.机构职能 |
| 3.制度配套 |
| (二)Y市派驻机构监的监督职责 |
| 1.监督职责的主要内容 |
| 2.履行监督职责的工作关系 |
| (三)履行监督职责的具体做法 |
| 1.强化政治监督 |
| 2.聚焦监督检查 |
| 3.紧盯问题线索 |
| 4.加强监督创新 |
| (四)履行监督职责的主要成效 |
| 1.监督权威不断显现 |
| 2.监督职责更加明确 |
| 3.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
| 4.“四种形态”运用更加综合 |
| 三、Y市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中存在的问题 |
| 1.主动监督意识不强 |
| 2.监督重点把握不准 |
| 3.监督刚性发挥不够 |
| 4.监督手段创新不足 |
| (二)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监督标准尚不明确 |
| 2.指导协作机制还不健全 |
| 3.监督考核导向不明确 |
| 4.监督队伍配置仍不到位 |
| 四、国内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经验借鉴 |
| (一)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实践模式 |
| 1.天津市建立派驻机构协作机制 |
| 2.常熟市用考核增强监督实效 |
| 3.河南“请进来+走出去”提升派驻监督精准度 |
| (二)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实践经验 |
| 1.协作有利于优化监督力量 |
| 2.考核有利于促进工作创新 |
| 3.调研有利于了解监督对象 |
| 五、Y市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的优化路径 |
| (一)完善监督的制度配套 |
| 1.完善上级指导机制 |
| 2.完善考核评价制度 |
| (二)做实监督的主责主业 |
| 1.增强监督的主动性 |
| 2.提高监督的精准性 |
| 3.继续强化监督检查 |
| (三)释放监督的多方合力 |
| 1.压实监督单位主体责任 |
| 2.派驻之间开展协作监督 |
| 3.派驻巡察监督联动互通 |
| (四)营造接受监督的氛围 |
| 1.抓好教育提醒 |
| 2.从严执纪问责 |
| 3.跟踪处分事项 |
| (五)打造过硬监督队伍 |
| 1.选强配齐监督队伍 |
| 2.加强派驻干部培养 |
| 3.做接受监督的表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2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 |
| 2.1 时代背景 |
| 2.1.1 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
| 2.1.2 多元变革的世界格局 |
| 2.1.3 “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党情 |
| 2.2 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廉政思想 |
| 2.3 实践基础 |
| 2.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3.3 改革开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4 个人和家庭因素 |
| 2.4.1 优良家风的培育 |
| 2.4.2 七年知青岁月的锻炼 |
| 2.4.3 丰富的从政经历 |
| 3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 |
| 3.1.1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
| 3.1.2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制度安排 |
| 3.2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 |
| 3.2.1 规范制度体系 |
| 3.2.2 推进作风转变 |
| 3.2.3 加强思想教育 |
| 3.2.4 强化纪律执行 |
| 3.2.5 开展法治反腐 |
| 3.2.6 加强“裸官”管理监督 |
| 3.3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 |
| 3.3.1 落实“两个责任” |
| 3.3.2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3.3.3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
| 3.3.4 抓好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
| 3.3.5 “老虎”“苍蝇”一起打 |
| 3.3.6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 4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和价值 |
| 4.1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 |
| 4.1.1 创新性 |
| 4.1.2 务实性 |
| 4.1.3 人民性 |
| 4.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 |
| 4.2.1 理论价值 |
| 4.2.2 实践价值 |
| 4.2.3 时代价值 |
| 5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践行的途径 |
| 5.1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5.1.1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5.1.2 强化巡视工作制度 |
| 5.1.3 落实财产公示制度 |
| 5.2 推进反腐倡廉法治建设 |
| 5.2.1 完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 |
| 5.2.2 健全反腐倡廉体制机制 |
| 5.2.3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
| 5.3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5.3.1 加强廉政文化教育 |
| 5.3.2 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
| 5.3.3 推出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
| 5.4 完善反腐败监督机制 |
| 5.4.1 拓宽群众监督的有效渠道 |
| 5.4.2 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功能 |
| 5.4.3 依法发挥网络平台的监督作用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金融反腐背景下国有银行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研究 ——以G银行上海分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框架 |
| 第二章 纪检监察及反腐败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纪检监察基本概念 |
| 一、纪检监察概念 |
| 二、国有银行纪检监察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腐败与反腐倡廉建设 |
| 一、腐败及反腐倡廉建设基本概念 |
| 二、国有银行腐败行为的特征及其危害 |
| 第三节 其他相关理论 |
| 一、公共治理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G银行上海市分行纪检监察工作开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G银行上海市分行纪检监察体系基本架构 |
| 一、G银行上海分行纪检监察工作职能定位 |
| 二、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 |
| 三、纪检监察部门领导和考核机制情况 |
| 第二节 G银行上海市分行纪检监察专兼职人员队伍分析 |
| 一、上海分行专兼职人员情况 |
| 二、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队伍特点 |
| 第三节 G银行上海市分行纪检监察工作情况 |
| 一、信访受理情况 |
| 二、纪律审查措施 |
| 三、规范惩戒审理 |
| 四、执纪结果运用 |
| 五、G银行上海市分行派驻改革情况 |
| 第四章 G银行上海分行纪检监察工作存在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研基本情况 |
| 二、调研内容 |
| 第二节 G银行上海分行纪检监察工作问题 |
| 一、银行纪检监察工作缺乏独立性 |
| 二、银行纪检监察缺乏权威性 |
| 三、国有银行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
| 四、银行纪检监察队伍自身问题 |
| 第五章 G银行上海市分行纪检监察工作改进对策 |
| 第一节 提高银行的纪检监察独立性 |
| 一、提高银行纪检监察工作的独立性 |
| 二、积极配合派驻改革 |
| 第二节 提高银行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威性 |
| 一、提高银行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威性 |
| 二、完善监督方式,构建上下联动监督网络 |
| 三、加大外部审计力度 |
| 第三节 大力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改革 |
| 一、国有银行经营者的任免 |
| 二、权力制衡的机构安排 |
| 第四节 加大银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
| 一、全面提高银行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认识 |
| 二、加大银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国有银行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情况的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9）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监察权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题解:监察与监察权之词义源流考 |
| 一、“监察”词源释义 |
| 二、“监察权”的内涵分析 |
| 第二节 监察权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一般关系 |
| 一、“国家权力结构”的内涵 |
| 二、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 |
| 三、监察权受国家权力结构的决定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结构变迁与监察权制度流变考 |
| 一、西方国家权力结构与监察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二、西方当代监察权制度的典型模式考察 |
| 三、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与监察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二章 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监察权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 |
| 一、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 |
| 二、国家权力结构优化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 |
| 三、监察体制改革对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回应 |
| 第二节 监察权的权力属性 |
| 一、监察权属性之争议 |
| 二、作为“第四权”的监察权 |
| 第三节 监察权的权力功能 |
| 一、监察权的三项权能 |
| 二、监察权的功能定位 |
| 三、监察权的功能发挥 |
| 第四节 监察权的宪法定位 |
| 一、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
| 二、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
| 三、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
| 第三章 监察权的运行 |
| 第一节 价值追求:监察权运行的多元平衡 |
| 一、多元平衡的前提:监察权的合理配置 |
| 二、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与配合制约的平衡 |
| 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 |
| 四、监察效能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二节 实践路径: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建构 |
| 一、影响监察权运行的多重风险 |
| 二、监察法治的原则与规则体系建构 |
| 三、风险化解的程序性建构 |
| 第三节 外部衔接: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耦合 |
| 一、衔接工作的前提:“审判中心”与监察监督的合理定位 |
| 二、管辖制度的衔接 |
| 三、证据制度的衔接 |
| 四、案件移送的衔接 |
| 第四章 监察权的规制 |
| 第一节 规制的正当性:来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追问 |
| 一、监察活动接受规制之必然 |
| 二、对监察权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原则 |
| 三、构建制度规制与主体监督相结合的规制体系 |
| 第二节 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控权 |
| 一、改革背景下监察机关内部控权机制的反思 |
| 二、明确机构内部分工 |
| 三、建立风险化解机制 |
| 四、完善纵向制约与监督 |
| 第三节 加强对监察机关外部监督 |
| 一、改革背景下对监察机关外部监督的检视 |
| 二、人大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
| 三、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的规制 |
| 四、其他社会监督 |
| 第五章 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理顺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
| 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
| 二、正确处理立法与地方试验主义的关系 |
| 三、未来监察体制改革的地方试验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宏观路径 |
| 一、立足于本土的监察法治构建 |
| 二、重点解决监察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问题 |
| 第三节 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微观路径 |
| 一、构建促进监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监察组织结构 |
| 二、完善派驻与巡视制度 |
| 三、完善“合署办公”模式 |
| 四、注重特殊领域的监察制度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关于选题的思考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监察制度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监察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监察制度的规范化 |
| 第四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
|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监督思想 |
| 第二节 列宁的监督思想和实践 |
|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监察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监察制度的思想和实践 |
| 第五节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纪检监察的重要理论 |
| 第三章 对中华传统监察文化与国外实践经验的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文化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五权宪法”下独立监察制度的尝试 |
| 第三节 当代国外监察制度模式考察 |
| 第四章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运行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的目标诉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特点 |
| 第四节 党的纪检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第五节 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及职责 |
| 第六节 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中仍需要深化的问题 |
| 第一节 “全覆盖”的质与量 |
| 第二节 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 |
| 第三节 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
| 第一节 对中国监察史成功经验的继承 |
| 第二节 对世界监察制度有益成果的发展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监察制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节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与廉政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4]Y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监督职责履行问题研究[D]. 朱峰. 长安大学, 2020(06)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张琰.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7]金融反腐背景下国有银行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研究 ——以G银行上海分行为例[D]. 傅蘔.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7)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9]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D]. 刘东红.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D]. 蓝恭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