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信任的前因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PPP项目,控制权,契约治理,信任
信任的前因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光,郝生跃,任旭[1]（2018）在《契约治理影响PPP项目公司控制权配置研究——基于信任的前因和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PPP项目公司控制权的配置决定项目成败,实践中政府通过契约实现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然而,理论界尚未揭示契约治理对PPP项目公司控制权的作用机制。笔者从运营管理、收益分配、产品(服务)定价、再谈判和特许经营期控制权五个方面设计量表,以参与PPP项目的大型建筑企业、咨询和金融机构为数据来源,分别以信任为前因和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揭示了契约治理对PPP项目公司控制权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契约治理正向影响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同时初始信任显着影响契约治理的形成并作用于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信任在契约协调性和柔性正向影响社会资本控制权配置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弥补了正式契约治理的不完备性;正式契约治理的协调性和柔性放大了非正式契约信任促进公共部门让渡控制权的作用。研究结果为揭示PPP项目公司控制权配置的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PPP项目管理实践中签订契约和让渡控制权提供一定启示。(本文来源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7期）
刘建平,杨铖[2]（2018）在《政治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前因后果》一文中研究指出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近年来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变量。研究主要从政治信任的概念、基础理论、特征、测量、相关前因及结果变量的比较及实证研究方面,对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析。针对现有研究情况,提出未来研究应注意从测量客观性、实验室操纵、相关因素关系、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本文来源于《心理学探新》期刊2018年02期）
陈丽哲[3]（2018）在《并购情境中上向信任的前因及对人力资源整合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日趋激烈的企业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通过组织并购的方式整合多个企业的资源,以获得竞争优势。学界研究关注并购情境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上向信任是重要议题之一。并购后的新组织中存在来自不同并购前组织的成员,组织并购造成了成员身份的变化和群体差异的突出。此时领导在新组织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有利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良性互动,使领导在并购后的新组织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因此,上向信任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对于组织并购的接受程度,推动并购后新组织的人力资源整合进程,最终提高并购后新组织的绩效。基于此,本文运用社会身份理论,关注基于领导身份特征的上向信任以及上向信任对并购后新组织人力资源整合水平的影响,逐步开展从理论探索到实证检验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子研究。鉴于组织并购情境中上向信任的重要性,本文把研究的具体情境放在并购完成初期的新组织中,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关注上向信任的前因,强调在并购后新组织这一情境中,领导群体身份特征和组织身份特征会影响上向信任的水平;而这种基于领导身份特征的上向信任有利于并购后新组织成员形成集体水平上的组织认同,最终对新组织的人力资源整合产生影响。运用社会身份理论这一工具,对上向信任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情境化的研究与讨论,以体现在组织并购情境中的上向信任的重要性。子研究一是一项实验室研究,以下属和领导来自同一并购前组织作为内群体成员的典型情境,探讨领导者的群体原型典型性对内群体成员上向信任的影响。子研究一认为:即使下属与领导来自同一个并购前组织,“内群体”成员间上向信任的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组织中下属对领导的信任。究其原因,并购后的新组织中存在多个群体,因此领导的群体身份特征会影响上向信任;且领导和下属都拥有了“并购后新组织成员”这重组织身份的特征,此时的上向信任既依赖于领导相对于下属的群体身份特征,也受到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影响。研究证明了领导者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作为领导群体身份特征的表征,对内群体成员上向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领导的组织身份凸显性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表征,弱化了两者的关系。子研究二也是一项实验室研究,以下属和领导来自不同并购前组织作为典型的外群体成员情境,探讨领导-下属间目标互依性对外群体成员上向信任的影响。本研究聚焦并购后新组织中领导和下属来自不同子群体的普遍情况,认为各个子群体在并购之初很难立刻形成一致的目标,而他们各自所属群体的目标存在着竞争或合作关系。领导和下属所来自群体之间的合作目标互依性对上向信任有积极影响,竞争目标互依性对上向信任有负向影响。同时,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表征的组织身份凸显性调节了外群体领导-下属间目标互依性与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子研究叁是一项问卷研究,在近五年内经历过并购的企业组织中进行问卷发放,以组织中的员工作为样本探讨领导的身份特征对上向信任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引入心理距离这一中介机制,认为在真实组织并购情境中心理距离是区分内、外群体的重要依据。通过实地问卷发放的方法,对前两章涉及的表征领导身份特征的变量间关系进行检验,交叉验证了前两个子研究的结论并加强了研究在真实并购组织中的效度。子研究四是一项问卷研究,鉴于人力资源整合成功是组织并购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前叁个子研究关注上向信任前因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领导作为并购后新组织的表征,下属对领导的信任能够通过影响员工对并购后新组织认同对并购后新组织人力资源整合水平产生影响。本研究旨在将下属信任领导这种关系层面形成的自我概念转换为下属认同组织这种集体层面的自我概念,以体现上向信任在并购后新组织情境中对人力资源整合水平影响这一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以上四个子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多种样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并购后新组织这一特殊组织情境中基于社会身份理论的上向信任前因以及对人力资源整合水平的影响。本研究从以往研究单一通过群体身份特征区分内-外群体的领导,延伸到同时关注领导群体身份特征和组织身份特征对上向信任的影响,推进了并购情境下领导下属间信任的相关研究。(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8-04-01）
李文超[4]（2017）在《移动商务消费信任前因的动态演变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信息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商务消费得到了新的市场机遇,并且正在逐渐地变成我国国民电子消费的首选。本文从移动商务的技术因素以及消费者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移动商务消费者信任产生的前因,并在消费者因素中列举了移动商务价值影响消费者的初始感知、移动商务风险影响消费者的信任走向、移动商务服务影响消费者的信任行为等前因,希望能够为关注该领域的人士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来源于《农家参谋》期刊2017年22期）
骆亚卓[5]（2017）在《业主与承包商初始信任及前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初始信任是业主与承包商关系构建和关系维持的基础。文章聚焦于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影响业主与承包商初始信任前因及其影响作用,采用来自工程项目领域151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检验了力量投入、财务状况、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社会声誉等因素对初始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力量投入是对初始信任影响最大的因素,而社会声誉的影响则不如预期。在一般工程项目领域内,初始信任的形成同现有研究遵循基本相同的形成机理。但是,各前因变量对初始信任的影响大小的排序不同。(本文来源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6期）
刘璐[6]（2017）在《信任滥用：概念化、前因与结果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信任的定义可以知道,施信方在选择信任他人的同时,也接受了因为选择信任他人而带来的风险。目前,在学术研究中,大多数都将信任视为一个积极的变量,例如促进合作,增强凝聚力,提高工作绩效,提高组织公民行为等等。然而,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信任并不总能转化为积极的结果。2017年1月,华为的6名高管被警方批捕,原因是涉嫌泄露内部资料。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信任是可以被滥用的。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变量—信任滥用,并将其概念化。本研究将研究的对象聚焦到员工滥用主管给予的信任。参考信任修复的名词定义,本研究称这种现象为“trust abuse”。本研究把信任滥用定义为“下属认为领导很信任自己,因此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不会受到处罚的一种心理状态”。本研究使用“过犹不及”效应这一元理论原理来解释这个新的变量。在本研究中,还讨论了信任滥用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基于“过犹不及”效应,本研究提出了五个假设。因为信任滥用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变量,本研究为首次探索它的相关变量,为了降低研究的敏感度,本研究将假设提升到团队层面。由信任滥用的定义可知,有机会信任滥用的人首先会拥有主管相对高的信任,已有研究表明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高的下属意味着更多的特权。个体会依据自身的相对地位影响自身的态度、抱负和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信任滥用在团队层面正向相关。根据信任滥用的定义,信任滥用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本研究选择不道德的团队行为作为结果变量。格林伯格等人的研究表明,员工选择不道德行为的一个原因是利己。这与本研究对信任滥用的定义相匹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团队层面的信任滥用与不道德的团队行为正向相关;假设3:团队层面的信任滥用在团队层面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不道德团队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布拉西的研究表明,在道德判断和行为产出间,会有一些行为倾向的影响。本研究认为信任滥用与不道德团队行为间的关系受人格特质的影响,因此选择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调节变量,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行为倾向,表现为喜欢操纵他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有研究表明,它与滥用资源、贪污、诈骗等有正相关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团队层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调节团队层面的信任滥用和不道德团队行为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团队层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调节整个团队层面的中介模型。本研究通过4个样本对信任滥用进行了概念化,包括收集项目池、修改测量项目、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收集项目池部分,本研究设计了开放式调查问卷,并将其发送给30名大学毕业生。本研究在开放式问卷中描述了信任滥用的定义,受访者需要根据自己对信任滥用的认识列出3-5个信任滥用的特征。最终,回收了27份问卷,共计87个项目。本研究邀请了5位组织行为领域的专家来归类整合初始项目池。在删除了有歧义和与描述不符的项目后,专家对相同含义的项目进行分类。最后,得到8个类别,每一个代表一个项目。本研究将这8个项目编译成问卷并分发给21名在读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让他们对问卷的可读性和准确性作出评论。结合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了8个初始项目。在得到了8个项目后,本研究将其编制成初始问卷。初始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非常同意”,5为“非常不同意”)。本次调查的样本是山西省阳泉市叁家医院的护士,最终得到154份有效问卷,并用SPSS对初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样本的KMO值为0.855,大于0.7。巴特利特球状检验的值等于0.000,小于0.001,这意味着结果是显着的。综合KMO值和显着性水平,得到本量表是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表的最后一列标量解释贡献有两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8.194%,有叁个题目在两个因子上的交叉负荷大于0.4。在依次删除这些题目后,得到了最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最终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样本的KMO值为0.760,大于0.7。巴特利特球状检验的值等于0.000,小于0.001,结果是显着的。综合KMO值和显着性水平,得到本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总方差解释表的最后一列标量解释贡献只有一个因子,这意味着本研究变量是一个单维变量。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5.471%,大于60%可以接受。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得出的第一个项目的载荷等于0.864;第二个项目的载荷为0.863;第叁个项目的载荷等于0.852;第四项项目的载荷为0.785;第五个项目的载荷等于0.663,均超过0.4,这意味着所有的项目都是可接受的。本研究最终确定,信任滥用为含有5个项目的单维度变量。这5个项目分别为:“我的主管对我很信任,不会有任何怀疑”;“我相信我的主管很信任我,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我的主管的信任常常让我觉得有恃无恐”;“我相信无论我怎么做,我的主管都会信任我”;“我相信即使我做错事,我的主管也会为我辩解”。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本研究还需要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使用AMOS来进行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样本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209名超市员工。最终有效回收199份问卷。χ2/(df)等于1.743,小于2;GFI的值为0.990,大于0.90;CFI的值为0.998,大于0.90;RMSEA值等于0.061,小于0.08。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模型拟合度是好的。本研究使用Cronbachα值检验量表的信度。结果表明,整体量表的Cronbachα值为0.95,超过0.7,这是可以接受的。本研究用标准化因子载荷(SFL)计算CR和AVE的值,CR为组合信度,AVE为平均变异抽取量。测量收敛效度的3个指标为,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大于0.5,组合信度大于0.7,平均变异抽取量大于0.5。结果显示本研究变量5个项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为0.81、0.87、0.88、0.96、0.87,组合信度为0.944,平均变异抽取量为0.773,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本研究用SPSS对信任滥用的五个项目进行相关性分析。所有项目相关系数均小于AVE的平方根,这意味着量表的区分效度是好的,各项目间避免了多重共线性。在实证检验研究模型之前,研究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文献回顾,来找出适合本研究的量表。在选定量表后,研究人员设计了问卷并将其发放给金融服务业的50个工作团队,包括235名员工。最终回收了45组问卷,共210名员工。研究者首先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Cronbachα值为0.964,信任滥用的Cronbachα值为0.952,马基雅维利主义的Cronbachα值为0.970,不道德团队行为的Cronbachα值为0.948,信度指标均符合要求。本研究使用AMOS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χ2/(df)等于1.716,小于2;GFI的值为0.801,小于0.90;CFI的值为0.950,大于0.90,RMSEA值等于0.059,小于0.08。尽管四因子模型的GFI值小于0.9,但四因子模型的各指标均好于叁因子、二因子和一因子模型,因此模型的拟合可以接受。因为数据收集的层面是个体层面,而研究模型是团队层面,本研究还用R软件进行了聚合分析。聚合分析的叁个指标为Rwg,ICC(1)和ICC(2)。Rwg为组内现有差异与理想值对比,一般需大于0.7;ICC(1)为组内一致,一般需大于0.1;ICC(2)为小组平均数稳定,一般需大于0.7。计算得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的Rwg值为0.825,ICC(1)值为0.230,ICC(2)值为0.714;信任滥用的Rwg值为0.803,ICC(1)值为0.211,ICC(2)值为0.700;不道德团队行为的Rwg值为0.899,ICC(1)值为0.298,ICC(2)值为0.757;马基雅维利主义的Rwg值为0.887,ICC(1)值为0.286,ICC(2)值为0.750。结果表明,指标均符合要求,所得个体层面数据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本研究运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团队层面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与信任滥用呈正相关(β=0.394,p<0.01),团队层面信任滥用与不道德团队行为呈正相关(β=0.435,p<0.001),团队层面的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和不道德的团队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显着(β=0.123,p>0.05)。因此假设1和假设2成立,但假设3和假设5不成立。本研究应用SPSS回归分析验证团队层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团队层面的信任滥用和不道德的团队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团队层面的信任滥用和不道德的团队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效应显着(β=0.113,p<0.05)。因此,假设4成立。为了避免样本量小带来误差,本研究还使用拔靴法将样本量科学的扩展到1000来检测变量间的关系,结果与上述相同。在本文的最后,研究者对假设的成立或不成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期刊2017-06-01）
花菲菲[7]（2016）在《酒店网络预订信任前因对使用意图的影响——信任中介与制度保障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梳理出信任前因、信任、使用意图、制度保障四个概念。将信任前因划分为知识为基础的信任、计算为基础的信任与情境常态叁个维度,用能力、仁慈和正直叁个因素衡量信任,并以是否有使用相关网站所提供的基础服务和延展服务的意愿为信任的后果,以制度保障为调节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重点探讨酒店网络预订过程中信任相关概念的角色扮演。研究发现,信任在信任前因与使用意图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制度保障对信任与使用意图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而在信任前因与信任之间调节作用并不显着。结合旅游电子商务的特性,提出网站应如何向消费者传达网站值得信赖的属性的建议。(本文来源于《旅游研究》期刊2016年02期）
刘易勤[8]（2016）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内信任的前因及其对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村市场经济还需进一步深化,“叁农”问题依然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然处于低发展水平,也存在诸多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合作社组织内部信任程度较低,进而导致社员的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程度较低。因此,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内的信任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合作社组织内信任与社员合作意愿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促进合作社的持久健康发展。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内部信任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组织内信任的相关文献,根据不同的信任对象将合作社组织内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社长信任和社员信任)和制度信任,并分别探究了不同信任维度各自的影响因素。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合作社组织内信任对社员合作意愿的影响作用,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合作社的实践情况,构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本文对浙江省多个地区30家合作社的普通社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获得269个有效样本,再利用数据样本进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社长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长能力,其次是上下级关系,社长正直对社长信任的影响不显着;社员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员间关系,其次是社员正直,社员能力对社员信任的影响不显着。制度信任的4个可信因素对制度信任都有影响,按影响程度依次为组织绩效、组织公平、组织制度、组织声誉。(2)社员之间的熟人关系对合作社组织内的人际信任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有些变化。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变得更看重社长的能力,而非上下级关系,而对其他社员的信任来说,社员间关系依然起了最主要的作用。(3)社长信任和制度信任对社员的合作意愿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社员信任对社员的合作意愿影响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信任一方面对合作意愿会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通过影响制度信任进而对社员的合作意愿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员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对社员的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以及合作意愿有显着性影响。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合作社组织内信任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加强对合作社社长的培训,促进社长与社员以及社员间的交流、提高合作社的经营效益、完善合作社的制度规范,重视组织公平。(本文来源于《浙江财经大学》期刊2016-01-01）
肖余春,李伟阳[9]（2014）在《临时性组织中的快速信任:概念、形成前因及影响结果》一文中研究指出快速信任是适应临时性组织的速成性、短期性和任务复杂性特点而形成的新的信任研究方向,其一反传统信任对个性、人际关系和情感的关注而转向对认知、行为和角色的关注。利用快速信任能有效地管理临时性组织的脆弱性、不确定性、风险和期望问题。在介绍快速信任的概念和测量的基础上,综述了影响快速信任形成的信任倾向、类别与原型和角色等因素,并阐述了快速信任对团队及系统层面结果变量的影响。未来研究需对快速信任的情感成分、测量及维度划分、快速信任与领导的交互影响、快速信任下的不信任以及快速信任的动态发展方面展开深入探讨。(本文来源于《心理科学进展》期刊2014年08期）
石岿然,王冀宁,许景[10]（2014）在《供应链买方信任的前因及信任对合约修改弹性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以"买方信任"为切入点,对供应链企业间信任的前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同时验证了信任对合约修改弹性的影响.通过对145份来自生产型企业的买方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声誉、专用资产投资、沟通质量认知、共同的价值观、人际信任以及制度环境均对买方信任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买方信任与合约修改弹性显着正相关,可以通过增进信任水平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政府部门需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各前因要素的影响效果不同,供应链管理者要理性决策,切忌盲目投入.(本文来源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期刊2014年06期）
信任的前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近年来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变量。研究主要从政治信任的概念、基础理论、特征、测量、相关前因及结果变量的比较及实证研究方面,对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析。针对现有研究情况,提出未来研究应注意从测量客观性、实验室操纵、相关因素关系、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信任的前因论文参考文献
[1].李晓光,郝生跃,任旭.契约治理影响PPP项目公司控制权配置研究——基于信任的前因和中介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
[2].刘建平,杨铖.政治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前因后果[J].心理学探新.2018
[3].陈丽哲.并购情境中上向信任的前因及对人力资源整合的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8
[4].李文超.移动商务消费信任前因的动态演变机制研究[J].农家参谋.2017
[5].骆亚卓.业主与承包商初始信任及前因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6].刘璐.信任滥用：概念化、前因与结果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
[7].花菲菲.酒店网络预订信任前因对使用意图的影响——信任中介与制度保障分析[J].旅游研究.2016
[8].刘易勤.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内信任的前因及其对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6
[9].肖余春,李伟阳.临时性组织中的快速信任:概念、形成前因及影响结果[J].心理科学进展.2014
[10].石岿然,王冀宁,许景.供应链买方信任的前因及信任对合约修改弹性的影响[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