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中美相互依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经济相互依赖,脆弱性,敏感性
中美相互依赖论文文献综述
李孝天[1]（2019）在《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尝试从经济相互依赖的视角出发探讨中美贸易冲突。通过研究发现,中美贸易冲突是中美非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国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共同导致特朗普政府发起和升级对华贸易冲突。换言之,中美贸易冲突的出现和升级兼具必然性与偶然性。同时,为实现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除发起和升级对华贸易冲突外,还对日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为中国提供了诸多启示。未来中美贸易冲突虽然存在中长期化的可能性,但冲突的烈度仍将处于可控范围内,且冲突有可能趋于平缓乃至"突然"结束。(本文来源于《国际关系研究》期刊2019年05期）
何艳宇,王静[2]（2019）在《中美贸易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增加。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暴露出我国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诸多弊端。(本文来源于《湖北农机化》期刊2019年16期）
陈虹洁[3]（2019）在《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19年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四十周年。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政治与贸易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既承担着重要责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备受瞩目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但在不同领域内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已成为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牵动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本文以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来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引用中美双方发布的报告和白皮书等文本资料,并且加入中兴、华为等最新案例。本文聚焦于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特征,以国际关系学中的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同时引入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来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背景。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自中美政府官方网站和媒体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并制成表格,以更直观地分析中美两国之间议题的变化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正越来越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模式,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又存在着较明显的非对称性。总体而言,在经贸领域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要高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性,中国对美国的相互依赖敏感性和脆弱性也比美国对中国的更高。非对称脆弱性相互依赖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目前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拥有着较大的权力。本文对于改善中美之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缓和中美贸易争端的紧张局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外资;第叁,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新平台;第四,加快我国核心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在如今中美贸易争端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减少对美国的非对称性依赖,稳固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向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刘敬元[4]（2018）在《信美相互首年保费达6亿 对蚂蚁金服依赖不高》一文中研究指出昨日，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信美相互）发布了成立首年业绩。成立一年来，信美相互累计保费收入6亿元，会员数达到1.8万名。信美相互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相互人寿保险组织，于2017年5月获批开业，其初始运营资金10亿元。9家发起会员中，蚂蚁金服、天弘基(本文来源于《证券时报》期刊2018-05-29）
刁大明[5]（2017）在《中美经贸相互依赖正日益对等化》一文中研究指出2017年1月3日，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新政府的贸易代表，再度引发世界关注。资料显示，现年69岁的莱特希泽是律师出身，早年曾为美国钢铁产业提供谈判、诉讼代理以及游说服务，随后还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幕僚长，并(本文来源于《中华工商时报》期刊2017-01-09）
胡笑凡,章子健[6]（2016）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未来的经济模式必须注重区域内的有效合作,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互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关系地位等,本文通过阐述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基础,分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作用,联系实际,评价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本文来源于《财经界(学术版)》期刊2016年18期）
王冠楠[7]（2016）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从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2008-2009年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叁个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和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守成大国),几乎都处于这叁个问题的中心。由此决定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本文第2章首先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在DSGE的模型框架下,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由于贸易与金融联动增加,对方国家经济结构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在一般意义上弱化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从而使一国的政策行为在另一国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扰动项。由于中国的“外国收入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较大,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由于“利率水平对外国债券持有量的边际影响”较小,从而导致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都将显着受到对方国家货币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处在以宏观经济结构为主要特性的相互依赖背景之下,两国之间的贸易与资本循环模式决定了中国在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显着高于美国,而这也正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的突出表现。中美关系是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系统内提升”中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论文第3章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在贸易领域,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标地和进口来源地。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由于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构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市场运行规则密切相关。至于中美两国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远远高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在贸易领域,从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着影响,说明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靠,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论文第4章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美元过度特权的存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是分析中国经济脆弱性必不可少的概念基础。其中,“金融恐怖平衡”揭示了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的无奈之举,由此也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美元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关键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这种脆弱性的形成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是引发这种脆弱性加剧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一步陷入“美元陷阱”。2008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最大持有者,而美国政府则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经济―暗物质‖假说的提出将美国的过度特权进一步量化,即美国对外负债的存量调整模式使其能够廉价使用国外的资本。换言之,“暗物质”是弥补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力量。存量调整的实现主要依靠资产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变动,最终使美国获得对外资产-负债的利差。更为重要的是,存量调整的方向往往真正决定了对外负债规模的变动方向,这一调整方式已经成为分析和判断美国对外负债变动趋势的重要手段。论文第5章揭示了中美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货币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在美元本位制的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为此,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取了更多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则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就共同利益而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下,美国将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地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在两国竞争和角力的新焦点中,网络安全问题和亚太地区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汇率政治形成的制约,充分证明了美国作为非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也不能完全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即中国)形成权力。论文第6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其中,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正确定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与共生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围绕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建设上的博弈,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密切相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战略竞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较为稳定的合作。在这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进展,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在制度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文献成果,本文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进而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文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涵义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6-06-01）
薛川[8]（2016）在《韩中、韩美相互依赖关系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全球化的推进催生了“地球村”这一名词,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间关系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性。各问题领域之间的等级之分被逐渐弱化,国家难以运用军事手段获得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动权。相反,经济手段等非传统因素的作用上升,一国若要发动旨在取得优势的战争势必会影响到其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大规模战争出现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韩中关系与韩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性。近年来韩中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两国重视。经济上的互补性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及投资对象国。同时经济合作的活跃也带动了两国政治、安全、人文等领域信任度的提升,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开启了两国发展的新篇章。目前韩美同盟已走过60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对韩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家,美国在韩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均起到重要作用,而韩美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是为韩国国家安全提供了有效庇护。近年来,由于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朝鲜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研制工作逐步公开化,韩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成为韩国的当务之急。而韩美军事同盟也为美国顺利开展亚太事务、遏制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国的和平发展被美国视为威胁,美国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阻碍性因素。因此,如何平衡在韩国国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美两大国的地位成为摆在韩国外交面前的一大难题。本文旨在以此为突破口分析韩国外交的战略抉择。本篇文章的写作框架如下: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也即相互依赖理论。通过对相互依赖的理论分析得出本文最主要的理论支撑——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国家间联系渠道日益多样化,武力不再在国家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军事力量发挥的作用下降,各问题之间的等级之分日益模糊。第叁章论述了韩中相互依赖的形成与发展。两国自建交以来经济合作日益密切,韩国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等因素使得外贸出口型经济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首选,因此韩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而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活跃也带动了其他领域交往的加深。特别是朴槿惠政府执政以后两国合作范围不断扩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获得实质性进展。第四章分析了韩美相互依赖的形成与发展。由于美国长期为韩国提供安全保护,韩美同盟成为韩国外交的基石,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更加需要韩美同盟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五章分析了韩中、韩美相互依赖的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韩中关系的发展体现了由经济合作扩溢到其他领域的发展规律,属于由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的延伸。韩美关系则体现了由高级政治的军事合作向低级政治的经济、人文合作的扩展。在一国发展战略中,安全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韩美同盟仍将是韩国外交的基石,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将在这一外交基石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6-04-01）
林珏,谢汶莉[9]（2015）在《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着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研究》期刊2015年10期）
项卫星,王冠楠[10]（2015）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认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长期处于消极依赖状态。中国在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对美国的不对称的开放度,是导致敏感性显着的重要原因。这种敏感性是导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处于消极依赖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发生的变化,并分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的逻辑即冲突性、共生性和互利性。(本文来源于《经济学家》期刊2015年08期）
中美相互依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增加。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暴露出我国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诸多弊端。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中美相互依赖论文参考文献
[1].李孝天.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J].国际关系研究.2019
[2].何艳宇,王静.中美贸易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探讨[J].湖北农机化.2019
[3].陈虹洁.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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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笑凡,章子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J].财经界(学术版).2016
[7].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6
[8].薛川.韩中、韩美相互依赖关系比较分析[D].吉林大学.2016
[9].林珏,谢汶莉.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5
[10].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