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及前景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柳承址（SEUNGJI RYU）[1]（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提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范亚珍[2]（2020）在《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文中研究说明1967年8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在曼谷签订《曼谷宣言》,东盟启程。1976年东盟各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准则和宗旨。随后一系列协定、宣言逐步签订,为东盟50余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发挥着游刃有余,无可取代的作用。新世纪,顺应国际局势、地区形势以及东盟内部发展的需要,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内容不断调整、更新。区域一体化、大国战略及东盟自身实力的变化成为东盟安全机制发展的重要推力,多边主义及东盟各国安全关切的调整推动着东盟组织权威性、约束性提升,东盟内在结构不断升级,主体设置逐步由边缘化转向中心化。在此发展过程中,东盟安全机制在亚太地区逐渐发挥出凝聚地区力量、制约地区行为、规范地区秩序、平衡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东盟组织的局限性依旧存在,“东盟方式”、“以东盟为中心”等东盟理念根深蒂固,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方式需要在传承和创新东盟精神的过程中寻求突破。
段德乾[3]（2020）在《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安全合作逐渐兴起,亚太地区先后涌现出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安排。由于地缘开放性及历史联系性,东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新区域主义特征明显,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常态。完全开放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加强域内外国家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显现出发展瓶颈。在应对区域性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成为区域内国家携手进行安全治理的障碍。基于以案例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亚太区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特征,并归纳机制中东亚国家的安全关切,总结出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在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供需两方面的困境。结合开放区域主义的理论特征,分析东亚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区域性治理的路径与效果,并对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行前景展望。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性治理,根源于安全问题的区域特性。区域内现有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所面临的供需困境能够佐证安全问题区域性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来东亚安全合作将呈现“葫芦”模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动力来源,而中日作为区域大国,将发挥“葫芦腰”一样的连接稳定作用。
曾萧寒[4]（2020）在《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由于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陆续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或“印太政策”,“印太”一词逐渐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发展为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各国政界学界对印太的关注度也逐步上升。在众多有关印太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判断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并分析其战略走势。即判断它究竟是一种正常的多边伙伴关系,还是一个具有准联盟性质的四边合作,亦或是一个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同盟体系?四国印太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了国家间合作的三个不同层次,通过对比联盟、准联盟、伙伴关系三种国家间合作来判定现阶段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并得出结论:首先,四国印太合作存在着联盟困境,所以不可能形成联盟;其次,四国印太合作重点关注安全且具有针对性,所以也超越了普通的伙伴关系;最后,四国印太合作部分满足了准联盟的判定条件,次级安全合作协定已经在双边层面得以签署,多边层面的安全合作也迅速发展,所以四国安全合作目前的性质应该属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准联盟。即四国印太合作处于准联盟的萌芽状态。基于上述判定,本文联系准联盟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讨论了萌芽准联盟状态的四国印太合作的动力、阻力和前景,并探究了它对印太相关国家及印太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四国印太合作在国家和国际体系层面上满足了准联盟的形成发展的条件,同时准联盟自身具备的优势迎合了四国政治需求使得四国有强烈意愿推动准联盟的建设,所以四国印太合作在未来将有很大可能升格为正式的准联盟。同时,由于相关国家对四国印太构想的逐步接受,这些国家有可能加入到美日印澳合作体系中,促成四国印太准联盟的扩员。在判定了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阻力和影响,并预测“美日印澳印太准联盟”的出现后,本文给出了中国如何应对的三条政策建议。希望一家之言能够帮助到我国下一阶段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实践。
刘玉丽[5]（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常婷婷[6]（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詹子懿[7]（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戴瑾莹[8]（2020）在《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文中研究表明鉴于东南亚地区灾害高频次和强破坏性的严峻形势,东盟自成立之初便将灾害管理列为八项目标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50年的探索,东盟建立起覆盖灾害评估预警、应急反应以及灾后恢复的灾害管理机制。学界围绕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建设、案例分析、存在不足及未来发展走向展开了探索。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之外,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也建立起灾害管理机制,成为重要的外部补充力量,二者建立的协同机制也推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从自身制度建设走向机制间协同发展。然而,学界目前对这一发展趋势研究尚少,尤其对于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为何介入灾害管理,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规范内容、重要意义以及存在问题探索不足。行文第一章将回溯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发展动力及机制建设历史进程,认为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界,经历了从早期发展到制度创新的过程,东盟建立起以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为核心决策机构,以东盟秘书处为协调单位,以《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为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以《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工作规划》为行动战略,以人道主义援助事务协调中心为业务单位的运行机制。但是,在“东盟方式”制约之下,东盟灾害管理机制面临资源不足、权力有限的困境,因此在灾害管理实践中表现不佳。随着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相继启动,东盟国家对多边防务合作实现了从拒绝到接受的态度转变。鉴于灾害管理合作低政治敏感性、高现实需求性、前景广阔性的特点,灾害管理成为东盟多边防务的重要合作支点,构筑起双轨道灾害管理合作机制。“第一轨道”合作机制由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构成,成为区域、跨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正式性磋商平台。作为“第一轨道”的延伸,“第二轨道”的合作以东盟防务与安全制度网络为主要代表,发挥了军队角色合法化、推动灾害管理合作制度化和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的作用。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承认《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主导的现有机制的核心地位,成为重要的外部补充,共同构成文职-军事部门相协调的管理机制。东盟防长会议下的灾害管理行动倡议有效整合了东盟十国军事资源,建立了军事资源协调模式,内嵌于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之中。而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下的“东盟+”机制则引入了东盟外部国家防务合作,在维护“东盟中心性”的基础之上,承认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核心主导地位,作为重要外部补充力量,发挥着协同作用。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规范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宏观层面的“东盟方式”而言,它仍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对不干涉原则、非正式性原则与共识决策原则进行灵活性解释。从中观层面的综合安全规范而言,它仍奉行国家安全,又在实践中向“人的安全”靠拢,并在坚持综合安全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传统安全手段解决非传统安全议题。最后,在微观层面的灾害管理具体实践中,它延续了核心的人道主义规范,又将多边防务合作规范引入其中,从而共同构成了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规范内容。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的意义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对东盟灾害管理机制而言,它既整合东盟国家防务力量,又引入区域外国家防务力量,从而极大弥补东盟灾害管理部门不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跨部门的合作,它推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从制度建设阶段走向机制间协同发展阶段。对东盟多边防务合作而言,灾害管理已成为东盟防务部门务实性合作的代表性成果,构筑起完整的管理机制和规范框架,并在实践中日趋成熟,有利于东盟多边防务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于东盟共同体机制建设,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合作维护“东盟中心性”,又有效整合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安全共同体,能够助益于东盟共同身份的塑造。当然,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仍面临着一定局限。首先是机制重叠与竞争现象严重,难以提供差异化的区域灾害管理公共产品,机制拥挤的现象也给协调带来了困难。其次,尽管东盟防务部门构建起一整套灾害管理合作框架,但在实际灾害救援的过程中却普遍采取“多边思考、双边行动”的策略,使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有效性大打折扣。最后,灾害管理本身应当遵循人道主义规范,但防务部门以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式介入,无疑增加了政治色彩,甚至演化为大国政治竞争与博弈的工具。以上因素制约了东盟多边防务合作在灾害管理中发挥实效,也将制约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东盟在《东盟灾害管理愿景2025》中提出充当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角色定位,从目前来看,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未来,东盟仍要聚焦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建立起真正的多层次、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管理机制。
王祥宇[9]（2020）在《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下印度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冷战的结束,印澳在应对印太地区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也有着共同的战略意义追求。实际上,印澳安全合作开始实质化与“印太”概念的兴起不无关联,这对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发挥了显着作用,至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两国安全合作以双边互动为主,多边层面的安全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在防务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有鉴于此,印澳安全合作关系从实现正常化到迅速升温这一过程也是双方由负面认知到正面认知的过程,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在批判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秦亚青创建的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并按照“关系决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这一因果机制剖析印澳安全合作动因。由此发现,印澳双方是在关系实践中建构了彼此的身份,并开始趋向彼此共同的安全利益。印澳安全合作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双方目前对彼此的定位为重要安全伙伴,合作关系呈现出非传统安全合作成效明显、安全互动关系不对称以及合作程度有限等特征。在关系实践中,两国建构了“自我”和“他者”的多重身份定位,而身份定位则塑造了双方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然而,自莫迪执政后,印澳安全合作的内容才开始实质化,合作进程较为缓慢。这主要源于“印太”战略对印澳安全合作的牵引力有限,同时受战略文化差异、目标分歧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定位较低等因素掣肘,两国合作的基础较为薄弱,安全伙伴关系尚未成熟。从长远来看,印澳加强安全合作将间接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印太合作,未来两国有可能在多边安全框架中进行合作,且聚焦于海上安全领域。但由于两国本身对彼此战略关注较少,合作规模与层次十分有限,因此安全合作虽然会持续升温却进程缓慢。基于此,印澳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会对南海形势及地区安全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美日印澳”四国倡议不断实质化和机制化,印澳深化安全合作与之产生联动效应。中国应密切关注其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应本着乐见其成、合作共赢的态度与之开展国际安全合作。
韩地球[10]（2020）在《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安全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旧安全观受到挑战,国际上开始倡导以新的安全观念指导安全合作。新安全观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提倡对话与合作的方式,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从而助推和平目标的实现。中国和东盟均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双方对于加强彼此间的安全合作有着共同需求。由于对国际形势发展和自身安全环境状况的评估不尽相同,中国和东盟在新安全观认识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在新安全观共识下,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安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和军事外交、南海问题合作等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均取得了诸多进展。在新安全观分歧下,双方又面临着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合作机制低效、域外大国力量介入的干扰等安全合作中的困境。为此,双方应继续弘扬新安全观的合作精神,扩大培育双方的新安全观共识,积极借鉴国际上有关新安全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发挥新安全观对双方安全合作的引领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可采取以首脑外交为引领,加强双方在安全合作领域的顶层设计;以全方位多层次交流积累双方政治互信,培育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共识;统筹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正确处理东盟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拓展军事外交内容,加强防务和军事技术合作等措施。进而深化中国与东盟未来安全合作,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21世纪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及前景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及前景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2）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东盟与东盟安全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东盟的发展:冷战结束前后东盟的变化 |
| 第二节 东盟安全机制的建构及其逻辑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三个维度 |
| 第一节 区域形势:区域一体化促进东盟团结 |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中美对东南亚战略的调整 |
| 第三节 东盟内部:经济、政治及军事的差异化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实践路径及特征 |
| 第一节 主体设置由边缘化转向中心化:东盟组织结构升级 |
| 第二节 多边主义兴起: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
| 第三节 安全关切调整: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分析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认知与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 |
| 第三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延续与变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3）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安全区域化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安全问题区域化 |
| 一、安全问题区域特性 |
| 二、安全问题的跨区域性 |
| 三、开放区域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
| 一、区域多边机制 |
| 二、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一、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义 |
| 二、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 |
| 第二章 亚太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
| 一、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构背景 |
|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行动路线图 |
| 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进程特征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东亚安全关切 |
| 一、大国竞争 |
| 二、领土争端 |
| 三、分裂主义 |
| 四、军事扩张与军备竞赛 |
|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困境 |
| 一、意愿困境 |
| 二、议程困境 |
| 三、组织困境 |
| 四、功能困境 |
| 五、整合困境 |
| 六、地位困境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管理的区域化趋势 |
| 第一节 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
|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性 |
| 二、亚信峰会——亚洲特性 |
| 三、东盟安全共同体——东南亚次区域性 |
| 第二节 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化管理 |
| 一、南海问题区域性:从DOC到 COC |
| 二、朝鲜半岛问题区域性:六方会谈的升华 |
| 第三节 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区域性管理 |
| 一、湄公河联合执法 |
| 二、10+3机制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区域性和跨区域 |
| 第一节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性和区域性 |
| 一、两个次区域 |
|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设想——“葫芦”架构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转化与西太平洋安全倡议 |
| 一、现有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转化 |
| 二、西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 选题的背景 |
| 2 理论意义 |
| 3 现实意义 |
| 二 研究述评 |
| 1 关于准联盟的研究述评 |
| 2 关于“印太”的国内研究综述 |
| 3 关于“印太”的国外研究综述 |
| 4 国内外印太研究评价 |
| 三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框架 |
| 四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一 准联盟、联盟和伙伴关系的辨析 |
| 1 对联盟、准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界定 |
| 2 准联盟与联盟的异同 |
| 3 准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异同 |
| 二 准联盟的形成条件与特性 |
| 1 准联盟的形成条件 |
| 2 准联盟的特性 |
| 三 准联盟形成的动力 |
| 1 国家层面的动力 |
| 2 国际体系层面的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判定 |
| 一 四国印太合作不是联盟 |
| 1 现实主义视角下四国联盟的可能性 |
| 2 四国印太合作的“联盟困境” |
| 二 四国印太合作超越伙伴关系 |
| 1 四国印太合作关注重点在安全 |
| 2 四国印太合作存在针对性 |
| 三 四国印太合作处于准联盟萌芽状态 |
| 1 次级安全合作协定在双边层面签订 |
| 2 多边安全合作发展迅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动力和阻力 |
| 一 国家层面四国印太合作的动力 |
| 1 四国均需求印太合作中的利益均衡 |
| 2 四国印太共同体意识出现并强化 |
| 3 四国“统合性”战略文化形成 |
| 二 国际体系层面四国印太合作的动力 |
| 1 印太地区已出现多个竞争性政治集团 |
| 2 印太地区权力关系动态性倾向明显 |
| 3 印太地区出现严重安全威胁 |
| 三 四国印太合作的潜在阻力 |
| 1 美印在印太的目标追求存在差别 |
| 2 美日印澳遏制中国的程度有区别 |
| 3 四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可能阻碍印太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走势分析 |
| 一 四国印太合作有可能形成正式准联盟 |
| 1 美日、美澳联盟对准联盟形成的推动作用 |
| 2 印度的积极态度有助于四国印太合作深化 |
| 3 中国没有展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
| 二 四国印太合作存在扩员可能性 |
| 1 美日印澳对印太准联盟扩员持开放态度 |
| 2 东盟对印太概念逐步接受 |
| 3 域外大国对印太的关注不断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
| 一 四国印太合作结成准联盟的影响 |
| 1 提升了美日印澳在印太的权力 |
| 2 导致印太国家间关系走向复杂化 |
| 3 增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和外交压力 |
| 二 中国的应对四国印太合作的思路 |
| 1 以开放态度融入并塑造印太 |
| 2 深化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
| 3 以务实合作增强与四国的双边互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 (一)政治资源 |
| (二)经济资源 |
| (三)软实力资源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 (一)政治目标 |
| (二)经济目标 |
| (三)安全目标 |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 (一)政治手段 |
| (二)经济手段 |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7）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论文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建设 |
| 第一节 重要引入:以灾害管理作为合作支点 |
| 第二节 机制建设:双轨道灾害管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角色定位: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外部补充 |
| 第四节 重要意义:基于三个维度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规范化 |
| 第一节 “东盟方式”的承续与创新 |
| 第二节 综合安全规范的承续与创新 |
| 第三节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规范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不足及展望 |
| 第一节 协调困难:机制重叠与竞争 |
| 第二节 有效性局限:多边与双边的博弈 |
| 第三节 动机受到质疑:浓厚的非人道主义色彩 |
| 第四节 理想与现实:未来全球灾害管理的领导者?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下印度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关系主义身份理论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关于印澳安全合作的研究 |
| 1、印澳双边关系 |
| 2、多边关系视角下的印澳关系 |
| (三) 国外关于印澳安全合作的研究 |
| 1、印澳双边关系 |
| 2、多边关系视角下的印澳关系 |
| (四)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安全合作的相关概念 |
| (一) 国际安全 |
| (二) 国际安全合作的动力与类型 |
| 二、关系主义身份理论的基本假定 |
| (一) 国际政治处于关系网络中 |
| (二) 主权国家是关系性的行为体 |
| (三) 关系行为体遵循关系理性的逻辑 |
| (四) 国家的关系属性总是相互影响的 |
| 三、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对印澳安全合作研究的指导意义 |
| (一) 印澳安全合作遵循关联性思维 |
| (二) 印澳安全合作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
| (三) 印澳安全合作过程具有自在性 |
| 四、关系主义身份理论框架下的印澳安全合作 |
| (一) 关系:印澳安全合作发展的关系网络 |
| (二) 身份:印澳互动建构的国家身份内涵与特征 |
| (三) 利益:身份塑造印澳两国的安全利益 |
| 第二章 印澳安全合作的进化特点与关系网络 |
| 一、从陌生型关系到安全伙伴的关系网络属性分析 |
| (一) 印澳陌生型关系网络 |
| (二) 印澳安全伙伴关系网络 |
| 二、从安全伙伴到重要安全伙伴的关系网络属性分析 |
| (一) 印澳安全关系亲密性的提升 |
| (二) 印澳安全关系重要性的强化 |
| (三) 印澳安全关系圈覆盖范围的拓展 |
| 三、印澳安全合作的基本特点 |
| (一) 合作重点以非传统安全为主 |
| (二) 两国安全合作呈现不对称性 |
| (三) 两国安全合作程度较为有限 |
| 第三章 印澳安全互动建构的国家身份定位 |
| 一、印澳国家身份的定位 |
| (一) 印度的自我身份定位 |
| (二) 澳大利亚的自我身份定位 |
| 二、印澳视彼此为安全利益的“重要伙伴” |
| (一) 印度安全观对澳大利亚的定位 |
| (二) 澳大利亚安全观对印度的定位 |
| 三、印澳视彼此为安全战略的“印太伙伴” |
| (一) 印度对澳大利亚“印太伙伴”的定位 |
| (二) 澳大利亚对印度“印太伙伴”的定位 |
| (三) 印澳“印太伙伴”身份定位中的美国因素 |
| 第四章 国家身份塑造印澳安全合作中的安全利益 |
| 一、自我身份认知导致印澳拓展安全外交空间 |
| (一) 印度拓展安全外交空间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
| (二) 澳大利亚拓展安全外交空间以强化其地区影响力 |
| 二、“安全伙伴”身份决定印澳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协作 |
| (一) 能源安全问题是两国的共同关切 |
| (二) 维护印度洋安全和稳定是两国的利益诉求 |
| (三) 应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赤字问题 |
| 三、“印太伙伴”身份导致印澳安全战略设计的契合 |
| (一) 海洋安全顶层设计上相互借重 |
| (二) 塑造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秩序 |
| 第五章 印澳安全合作的效应与发展趋势 |
| 一、印澳非传统安全合作成效显着却不乏挑战 |
| 二、印澳安全合作加剧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 |
| 三、印澳安全合作持续升温且趋向多边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及答辩情况表 |
（10）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核心概念厘定 |
| 一、中国新安全观和东盟新安全观的比较 |
| (一)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 |
| 1.中国新安全观的酝酿时期(1978-1991) |
| 2.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完善时期(1991-2012) |
| 3.中国新安全观的拓展深化时期(2012年至今) |
| (二)东盟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 |
| 1.地区中立化:“内向型”安全观时期(1967-1978) |
| 2.柬埔寨冲突:东盟安全观的反思与调整(1978-1991) |
| 3.东盟为中心:东盟新安全观的确立与实践(1991年至今) |
| (三)中国新安全观和东盟新安全观的共识与分歧 |
| 1.对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判断 |
| 2.实现地区安全的途径和手段 |
| 3.构成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 |
| 4.追求的安全目标 |
| 二、新安全观共识下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进展 |
| (一)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
| 1.经济安全合作 |
| 2.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
| 3.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
| (二)传统安全合作领域的进展 |
| 1.军事外交逐渐增多 |
| 2.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
| 三、新安全观分歧下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中的困境 |
| (一)双方政治互信的不足 |
| (二)双方安全合作机制的低效 |
| (三)域外大国力量介入的干扰 |
| 四、新安全观视域下深化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路径思考 |
| (一)以首脑外交为引领,加强双方在安全合作领域的顶层设计 |
| (二)以全方位多层次交流积累双方互信,培育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共识 |
| (三)统筹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正确处理东盟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 |
| (四)拓展军事外交内容,加强防务和军事技术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21世纪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及前景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2]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D]. 范亚珍. 暨南大学, 2020(04)
- [3]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D]. 段德乾. 外交学院, 2020(07)
- [4]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D]. 曾萧寒. 山东大学, 2020(06)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7]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8]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D]. 戴瑾莹. 南京大学, 2020(06)
- [9]关系主义身份理论视角下印度与澳大利亚安全合作研究[D]. 王祥宇. 山东大学, 2020(02)
- [10]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研究[D]. 韩地球. 渤海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