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讲座 第一讲 修订《会计法》的必要性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论文文献综述）
赵力言,赵建良[1]（2021）在《论会计监督职能与《会计法》修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行《会计法》中的会计监督概念杂糅多变,不堪使用。传统会计监督理论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教条式解读,也与理性人及会计管理基本理论冲突,且缺乏制度比较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会计监督理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会计的职能为"核算与控制"新二元论,此次全面修订《会计法》应取消基于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而提出的会计监督理论,由内部会计控制取代之。
汤君[2]（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罗晶[3]（2020）在《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Q高校借助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实践》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公立高等院校规模持续扩大,高校经济业务和资金来源也日益多元化;然而,高校财政拨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建设项目贪腐等经济问题却频频发生。可以看出,高校内控水平与高校发展规模不匹配,二者存在显着的矛盾。随着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规范》（财会[2012]21号）和教育部《高校内控指南》（教财厅[2016]2号）的颁布,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规范指出高校应制定内部控制评价办法,有序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因此,高校对自身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已经成为政策层面的强制性要求。在高校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建立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我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不健全,有关公立高校内部控制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仍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高校内部又缺乏能够胜任内控评价工作的专业人员。因此,迫切需要借助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专业人士力量来帮助公立高等院校建立一套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为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在MPAcc专业实习阶段参与了公立高校内部控制评价项目,对公立高校内控评价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将论文选题确定为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本文结合公立高校内部控制的特点,以整合观导向的内控评价模式为主,构建了一套公立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由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两部分构成,单位层面包括发展规划、内控工作组织架构、内控工作运行机制、内控管理制度、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管理、会计及信息系统等六大要素,业务层面包括预算管理、收支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科研项目管理等七大要素,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为74个具体评价指标。同时,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AHP-FCE）对评价指标权重和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最后,将本文构建的公立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Q高校,发现Q高校内部控制存在关键岗位人员轮岗机制执行不到位、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考核机制未建立、采购执行不规范、建设项目招标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由此得出Q高校内控水平处于良好且明显偏向中等的结论,并提出保障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保障措施。本文构建的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为公立高校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提供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参考标准。
杜俊奇[4]（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Bayanmunkh Pagamdulam（都拉曼）[5]（2019）在《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蒙古国经济已经逐步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各类企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增多;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计算机应用广泛化,监管设施日趋完善,使得企业对于精通电脑技术、明确国家政策法规的综合型会计专业人才急切需求。但蒙古国各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还不能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不能满足社会对会计人才需求,蒙古国各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家施良方课程编制理论和英国着名哲学家、教育家A.N.怀特海的大学教育思想,根据调查研究,阐释了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在课程编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围绕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出了问题的解决策略。本论文共七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第二章研究综述。一是研究文献来源;相关研究综述。第三章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是建立在施良方的课程理论和怀特海的大学教育思想基础上的。本章阐述的施良方关于课程的定义、课程的理论基础、以及课程编制原理,重点是施良方的课程编制原理。怀特海的大学教育思想由四部分构成: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教育的作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教育评价。第四章蒙古国大学教育与会计专业的发展历史。本章对蒙古大学教育发展历史,特别是蒙古国会计专业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回忆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着重分析了蒙古国的大学教育起源和发展历史、蒙古国大学会计专业的发展历史和现代蒙古国立大学等五所大学的简介以及会计专业的课程编制情况。第五章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情况的调查。调查主要使用了问卷法和访谈法。对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的本科生、教师和企业雇主对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方面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本文还采用了“广告收集分析法”。第六章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也是本论文的核心内容,创新之处,论文的价值所在。基于中国教育家施良方课程编制理论和怀特海的大学教育思想,根据调查研究,阐释了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在课程编制方面存在的四方面的问题:1.课程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课程目标中关于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偏高;课程目标的表述过于抽象概括,不明确;课程目标未能更好地满足雇主和学生发展的需要。2.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存在不一致现象;开设的课程不能满足雇主与学生的需要;课程结构不合理。3.课程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过于重视讲授法,教学方法单一;会计实习的实效差;教学条件难以支持课程目标的实现。4.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蒙古国各大学对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评价重视不够;大学评估组织机构不健全;考试形式和学分制需要变化。第七章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这也是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论文创新之处和价值所在。在与中国5所大学会计专业课程编制情况的对比中,以及依据施良方课程理论与怀特海大学教育思想,根据蒙古国及各大学的发展状况,针对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条解决策略:1.要充分研究影响目标确定的各个因素,制定适宜可行的课程目标;2.加强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升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的科学性;3.重视影响课程的实施因素改变教师角色,提高课程实施的实效性;4.重视对学生的评价设立课程评价部门,提升课程评价的质量。
孙蕊[6]（2019）在《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会计重要性原则,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约和指导着企业会计实务工作。相比于谨慎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其它会计原则,重要性原则应用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判断特性。但会计理论界对会计重要性一直缺乏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国际会计权威组织开始关注会计重要性问题。2011年,欧洲证券市场机构（ESMA）发布了《财务报告中关于重要性考虑》的咨询文件,在界定重要性术语,主要信息使用者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目标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会计政策、中期报告、附注披露等涉及重要性判断和决策的问题的考虑因素设置征求意见。为了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IASB在2015年发布了《IFRS实务声明:财务报表中重要性应用的征求意见稿》。同年,FASB也发布了有关于“重要性决定”（Materiality Determination）的一系列概念框架修订项目征求意见稿;2017年,为使得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信息编制方面更好地运用重要性判断,IASB制定并向公众发布《作出重要性判断的实务声明2》（Making Materiality Judgements:Practice Statement 2）。这一系列项目或声明反映出西方会计组织对重要性原则应用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完善重要性概念、尝试制定相关非强制性实务指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我国目前仅将重要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一纳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尚未制定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实务应用方面的准则、解释或指引。随着近些年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加快,以及企业经济业务和资本市场环境日益纷繁复杂,我国亟待对重要性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这对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保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是基于“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重要性基础理论构建—重要性判断及框架理论构建—重要性应用的实证检验—重要性应用指引制定建议”的研究脉络,按研究内容和性质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梳理和评述了有关重要性及判定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了后续核心内容探讨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详细阐述了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应用与演化。第三层次是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尝试分析并建立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判定的概念理论框架;这其中又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会计重要性概念及作为信息质量特征特征的解析和重构,第二部分是探寻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第三部分是尝试分析重要性判定机制和判定标准,以及建立会计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四层次是重要性概念应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自愿性重述和财务报告舞弊两个视角,分别检验关于错报重要性评估和内控缺陷定量重要性标准设定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第五个层次是分析我国建立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和提出设计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及相应研究结论按照次序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第一,采用历史演进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梳理自古代簿记时代、近代会计时期和现代会计时期三个不同阶段重要性思想在会计中的应用和演进,并分析了会计重要性思想历经“自生自发性秩序—会计惯例—正式会计制度”的制度演化路径。会计重要性应用的演进过程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首先,会计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化深深根植于一国经济社会制度与商业环境变迁,因而对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和把握不能忽略社会发展与会计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活动,恰如其分地应用重要性原则可以提升会计信息处理效果和质量,有利于细化会计核算和收益计量,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最终提升企业业绩;此外,重要性的应用囿于会计目标的发展变化。第二,通过比较分析会计重要性现有的不同定义发现,目前的重要性基本定义涵盖视角和可理解程度较低。在定义基础上,总结了重要性的概念特征可分解为三个维度:基于特定主体背景、信息使用者导向以及依赖于专业判断。结合重要性特征,并借鉴西方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效用理论等,对重要性相关概念进行重构:在本质属性和概念内涵的认识方面,会计重要性可以被表述为:基于特定主体环境下,是一种为满足主要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为导向的价值判断,在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等程序发挥着制约和行动导向性作用;普遍运用形式反映在会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评估财务报表项目或事项等信息的错漏报是否会对财务报表整体表述造成重大影响。第三,阐释和分析了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文化环境方面,一国会计文化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重要性水平评估和应用。树立良好的会计价值观可以通过二次投射作用,激励和驱动会计人员按照会计标准规范来施行会计工作,使得会计制度和会计信念刚柔并济,共同影响着他们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此种环境对会计人员作出合法合规的职业判断起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其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最大影响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使得投资者、债权人、监管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心的会计报表信息发生改变,这进一步又对会计信息重要性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为财务报告编制中重要性应用提供了内部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约束指导着管理当局决策行为。第四,探讨了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和特征,借鉴西蒙“有限理性”理论,本文提出提高重要性判定质量的途径是加强程序理性,减少三类程序非理性偏差。优化重要性判定的质量,就需要加强规则理性,减少规则的不完备性;在加强认识理性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弥补会计判断人员的“知识差”,借助于判断和决策辅助工具,弥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行为理性约束方面,为避免严重的行为非理性造成的重要性判定偏误,需要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保证管理层以及相关会计人员能够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基于对重要性判定理论的探讨,构建了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五,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重述公告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报表错报重要性程度对管理层财务重述行为意愿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更倾向对于数量和性质重要性程度均较低的财务报表错报进行自愿性重述;相反被监管部门责令要求更正的公司财务报表差错的数量和性质均较严重;进一步发现若上市公司前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会减弱错报数量重要性程度对自愿重述的影响。第六,基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及重要性标准设定的相关理论,考察了2011-2017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首次设定未变更的内控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对后续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设定重要性定量标准的上市公司中,其首次设定内控缺陷重要性水平越低,则发生后续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情况在非国企、两权分离度较高、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显着。结论支持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存在利用重要性标准的自利动机这一路径。第七,基于重要性及判定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制定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性决定了在实务中具体应用重要性时,更多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其一,会计准则执行、重要性职业判断和建立应用指引三者之间是存在双向逻辑互动关系的。其二,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建立,一定程度会提升不同利益相关者关于财务报表重要性应用问题的共同知识比重,有助于共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三,会计重要性本质上是原则导向的价值判断,制定相关方“共识性”的应用指引可确保职业判断中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递。设计应用指引需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差异性规定原则以及程序表现原则。最后在应用指引设计的主体内容、重要性判断的整体程序以及应重点明确的警示类条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设计建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基于严谨的规范性理论分析,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和哲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会计重要性概念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得出了有异于以往研究的观点。并对比分析重要性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的定位,提出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以上创新点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重要性原则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会计重要性判定的理论研究。重要性判定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国内鲜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在分析会计信息重要性判定特征,数量、质量判断标准,以及判断机制的基础上,从加强程序理性、减少程序非理性偏差这一视角,提出了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路径,并尝试构建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以上创新之处可为会计人员在编报财务报告信息过程中更好地作出重要性判断提供一定理论指导,并对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提出设计建议。第三,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的探究。基于制度演化经济学视角,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进过程,总结了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进的三大规律。其创新之处在于从历史演进、会计技术和理论发展的层面,探索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及其演进,这可以认为是对会计重要性系统、深入研究的一个逻辑性起点。第四,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重要性应用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实证研究。在实证检验报表错报信息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影响时,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我国上市公司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差错更正公告中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国内鲜有文献探索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重述行为和错报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五,在探讨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水平设定与财务报告舞弊关系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制定内控缺陷认定的重要性定量标准是否具有治理作用,以及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影响。创新点在于,以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审计师对重要性判断的研究,很少从管理层视角来探究对于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标准设定与自利动机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关系,这对验证重要性定量标准的执行效果以及如何完善内控缺陷重要性标准具体设定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金鑫[7]（2019）在《我国代理记账业务发展与完善研究》文中提出从199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首次肯定了代理记账的法律地位,至今代理记账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代理记账业务及外部环境目前存在的问题,正阻碍着代理记账业务更健康、持续地发展。因此,目前急需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深刻剖析,从而探索发展与完善的建议。本文运用2019年最新的全国代理记账管理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以及笔者对于代理记账机构负责人、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小微企业负责人等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从服务内容、从业人员、营销和品牌建设、内部制度建设、经营模式、监管、政策扶持、委托方、新技术九个方面探讨了我国代理记账业务及外部环境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提出改进建议;并以一家代理记账机构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如何将管理会计作为代理记账服务的内容。
杨淑婷[8]（2019）在《论股东行使知情权的限制》文中提出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通过查阅、质询等方式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等有关信息的权利。从股东的利益立场来看,自然渴望能够更加自由地获得完整、真实的全部信息。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利不仅在法理上无所依据,在现代公司法中也不可能被接受。股东知情权也不例外,其行使自由也应当受到不同方面的限制。限制知情权的必要性可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理论和两权分离理论中寻觅。限权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和促进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平衡知情权行使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在肯定股东知情权限制的必要性之后,有待回答的是该从哪些方面对股东知情权进行限制?这些限制的边界在哪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关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限制,并结合司法解释与域外法的规定深入思考。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正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首先在第一部分明确股东知情权为固有性、手段性、自益性与共益性兼具的权利,从公司法的强制性结构理论与两权分离理论寻找限权的必要。第二部分讨论了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主观条件限制,尤其对公司法解释四所列举的“不正当目的”情形,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讨论其界定的合理性。第三部分主要讨论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主体条件限制,包括公司原股东是否可以行使知情权、瑕疵出资股东行使知情权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加以持股比例与持股时间限制等特殊问题。第四部分论述行权范围的限制,主要关注查阅权的行使范围限制,以及思考公司章程、股东间协议对知情权的限制。第五部分从行权程序上讨论知情权的行使,如针对查阅权、质询权行使等本应设定的程序性规范。最后,结合各国立法与实践经验所呈现的知情权行权的限制理念,在结语部分得出知情权行使限制该止于何处的答案:即不存在一个恒定的普适性标准,应根据公司的规模、股东身份的开放程度,以动态的、开放的视角看待和设计不同公司类型中股东知情权的限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9]（2016）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国卫办妇幼发[2016]3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为完善妇幼保健机构评审评价体系,促进妇幼保健机构加强自身建设与管理,我委印发了《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2016年版）》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2016年版）》。为准确解读评审标准,我委组织制定了《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
樊家和[10]（2008）在《台湾民主进步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创立兴中会,经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致力推翻满清政府,以至于先期的中国国民党创立了中华民国并居于执政地位,并在1946年制订「中华民国宪法」之前,当时国内的政党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后更名）、“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新政权成立,在中国的领土上,再一次的政党政权转换,由中国共产党合法掌握执政地位。现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体制执政下的八个参政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二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体制下,国家还有希望地带领着人民迈向自由、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而中国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进入动员戡乱时期,仅有跟随中国国民党到达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及中国民主社会党,三个政党。直至1986年9月28日,仍处于戒严下的台湾地区,在130多位社会人士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宣布正式成立。1989年1月,台湾立法院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增列「政治团体」一章,规定政党与政治团体之成立要件;自此,台湾人民可以依法组党,文录（2006年10月）为止,已向台湾地区内政部申请核（获）准备案之合法政党有120个,政治团体有41个。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举着“清廉”、“民主”、“本土”的旗帜进行政治动员。但是二十年的党务发展历程展现出与民进党道德宣誓截然不同的结果。民进党的各个核心价值经常因派系的冲突、事务官职卡位元战及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的种种因素而不断地流失,过程中不断出现相当大程度的异化。民进党的民主诉求也已经和民主的终极价值与关怀变得南辕北辙。民进党组党初期,其诉求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改变“本省人”在整个权力分配体制中边缘化的局面,所以其民主诉求在当时尚具有普遍关怀的意涵。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局面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大权在握的民进党并没有将“价值民主”向“实践民主”转化,即实践选举时的政见承诺,加强对“人民”的关照,却反而利用“民主”维护党的自主权力。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民间因陈水扁的贪腐问题而要求其下台的呼声甚高,但阿扁却坚持一定要做到底,并以“阿扁是台湾过半数人选出来的总统”作为挡箭牌。2000年以前,民进党鼓吹“政治清廉”最为卖力,只因持有未曾执政过的记述来对台湾选民与国民党大放厥辞,其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更是将“反黑金”作为竞选文宣的主打议题,极力突显“清廉改革”的形象以清新政党压制性的比较方式打击国民党传统老旧又腐败的刻板印象。但是在民进党上台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阿扁当局的“黑金化”程度比起国民党时期也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贪官污吏腐败的速度则远远超过了国民党。从近期爆出的弊案来看,所牵涉的金额颇令人触目惊心,显示民进党政府所谓的“清廉”诉求已经完全破产,其所蕴含的道德约束力在陈水扁及其一妻二秘三师与家庭成员身上也已经荡然无存。民进党的另外两个核心价值“民主”和“本土”则纠结在一起,以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民进党一贯以“本土政党”自居,族群动员、乡里动员是其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胜选的目的,民进党割裂台湾社会划清两岸民族关系,扩大膨胀原本并不明显的族群隔阂,挑衅外省人、本省人族群仇恨,区隔客家人、原住民的族群诱发力,鼓噪工人、农人的抗争性,不停制造族群的对立与对抗。结果,本土化的价值被狭隘的族群意识所取代,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民进党核心价值的流失在客观上对民进党形成了筛选机制,一批坚持基本价值的核心人物,如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等先后退出民进党,从而凸显了民进党异己腐化的速度及民主价值远离了早期组党时的诉求宗旨。这一趋势又反向加速了民进党的核心价值流失。派系共治局面的形成是由民进党内的政治生态所凝定的。民进党刚组建时,仅是一个反国民党统治的约盟之众,内部各种政治观点交错杂陈,即使是同一政治思潮,也会导致不同路线的争执。另外,民进党内部的政治势力从党外时代发展而成为山头派系林立,需要一个能够缓冲矛盾的机制,派系共治结构由此产生,才能发挥一点一滴的段落式整合功能。民进党经过“本土性建构”之长期的、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已经被刻意地筛选和过滤。同时,经过无数次选举的政治社会分化作用,岛内人民,特别是泛绿民众对若干政治问题已经造成不懂反省的刻板认知。于是在民进党与基本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互相绑架的局面,进而形成了共犯结构。对泛绿阵营而言,陈水扁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执政者,而是本土政治的一个先驱领导者,也是已经超越了政治道德而必须维护的政治图腾。这种结构是影响民进党自身反省和内部政治生态调整的最大阻碍力量。然而,民主进步党能够在短短十四年间,运用民主选举制度,推翻了执政五十年的中国国民党,于2000年在多数民意的选票支持下,以及能在军、宪、警的政治中立体制下,和平转移台湾政权,取得执政地位,其成长过程与党内外的形成力量,是不容忽视,应该有足够理由以实现理性的研究态度,深入加以探讨。本文主体是以台湾民主进步党的草创期、在野期、执政期及重回到在野立命的可能性,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从党内派系、党外关系、社会动脉的关键性其它政党的冲击比较,再则从街头运动至竞选参政至地方政府执政进而成为执政党,分析该党的未来趋势及带动或影响到台湾的民主问题及国际地位的优劣环境,两岸的关系又是否因为该党的本土主张与台独意识而牵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假像共识。并以实际发生的政党政治题材作研究对象,追查真人真事、实质采访记录,取材于各党派以当代发生的实事求是的政局发展或变化加以探讨分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讲座 第一讲 修订《会计法》的必要性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讲座 第一讲 修订《会计法》的必要性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Q高校借助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内部控制评价 |
| 1.2.2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相关理论与概念 |
| 1.3.1 基础理论 |
| 1.3.2 相关概念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难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2 我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 2.1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的现状 |
| 2.1.1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相关制度 |
| 2.1.2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
| 2.2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存在的问题 |
| 2.2.1 高校缺乏统一的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
| 2.2.2 高校内部缺乏内部控制评价专业人士 |
| 2.2.3 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方法有待统一 |
| 2.2.4 高校内部控制评价组织及评价制度建设不完善 |
| 2.2.5 高校对内部控制评价认识不足且重视不够 |
| 3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模式的选择 |
| 3.1.1 现有模式的概述和比较 |
| 3.1.2 整合观的内部控制评价模式 |
| 3.2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设计 |
| 3.3.1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内容 |
| 3.3.2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 |
| 3.3.3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
| 3.3.4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的评价标准 |
| 3.4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4.1 运用AHP确定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权重的可行性分析 |
| 3.4.2 构造判断矩阵 |
| 3.4.3 相对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 |
| 3.5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处理 |
| 3.5.1 运用FCE对高校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处理的可行性分析 |
| 3.5.2 高校内部控制综合评价结果的处理 |
| 4 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以Q高校为例 |
| 4.1 Q高校基本情况概述 |
| 4.2 Q高校内部控制现状 |
| 4.3 Q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
| 4.3.1 Q高校内部控制模糊综合评价 |
| 4.3.2 Q高校内部控制评价结果 |
| 4.3.3 Q高校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果分析 |
| 4.3.4 Q高校单位层面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分析 |
| 4.3.5 Q高校业务层面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分析 |
| 4.4 Q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保障措施 |
| 4.4.1 单位层面实施保障措施 |
| 4.4.2 业务层面实施保障措施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Q高校内部控制有效性调查问卷 |
| 附录B 判断矩阵结果汇总 |
| 附录C 指标相对权重计算及一致性检验 |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5）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蒙古国企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呼唤大学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的研究 |
| (二)蒙古国大学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弊端 |
| (三)蒙古国学者对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鲜有研究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文献来源 |
| (一)蒙古国关于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研究文献来源 |
| (二)中国关于会计专业课程及课程编制研究文献来源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课程理论研究综述 |
| (二)课程编制研究综述 |
| (三)会计专业课程改革研究综述 |
| (四)会计专业课程设计研究综述 |
| (五)会计专业课程考评和评价研究综述 |
| (六)会计专业课程教学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施良方及其课程编制原理 |
| (一)施良方简介 |
| (二)课程的定义 |
| (三)课程的理论基础 |
| (四)课程编制的原理 |
| 二、怀特海的大学教育思想 |
| (一)怀特海简介 |
| (二)怀特海大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蒙古国大学教育与会计专业课程的发展历史 |
| 一、蒙古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历史 |
| (一)现代教育产生之前的游牧教育阶段(1921年之前) |
|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大学的产生阶段(1921年至1942年) |
| (三)大学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1942年至1990年) |
| (四)大学教育的繁荣发展阶段(1991年至现在) |
| 二、蒙古国大学会计专业发展历史 |
| (一)会计专业的发展阶段 |
| (二)蒙古国会计方面使用的法律和准则 |
| (三)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现状 |
| 三、蒙古国立大学等五所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一)蒙古国立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二)蒙古国商业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三)蒙古国农业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四)蒙古国财政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五)蒙古国“曼达胡”会计大学及会计专业课程的现状 |
| 第五章 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情况的调查问卷 |
| 一、大学本科会计专业学生对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的满意度调查问卷 |
|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二、对大学会计教师的访谈 |
| 三、社会对会计岗位人才的要求与满意度分析 |
| (一)企业对会计岗位的能力要求和满意度访谈调查 |
| (二)蒙古国的会计岗位招聘广告的内容分析 |
| 第六章 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课程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课程目标中关于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偏高 |
| (二)课程目标表述过于抽象概括、不明确 |
| (三)课程目标未能更好地满意雇主及学生发展的需要 |
|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存着不一致现象 |
| (二)开设的课程不能满足雇主与学生的需要 |
| (三)课程结构不合理 |
| 三、课程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过于重视讲授法,教学方法单一 |
| (二)会计实习的实效差 |
| (三)教学条件难以支持课程目标的实现 |
| 四、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蒙古国各大学对本科会计专业课程评价重视不够 |
| (二)大学评估组织机构不健全 |
| (三)过于重视课程结果的评价,课程评价方法单一 |
| 第七章 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 |
| 一、要充分研究影响目标确定的各个因素,制定适宜可行的课程目标 |
| (一)要重视对课程目标的研究 |
| (二)要充分研究影响课程目标确定的各种因素 |
| (三)课程目标的表述要明确具体 |
| 二、加强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升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的科学性 |
| (一)加强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 |
| (二)提升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一致性的两点建议 |
| (三)完善课程内容满足雇主与学生的需求 |
| 三、重视影响课程的实施因素改变教师角色,提高课程实施的实效性 |
| (一)重视影响课程实施因素 |
| (二)提高会计实习的实效 |
| (三)建立教师作为决策者的课程实施 |
| 四、重视对学生的评价设立课程评价部门,提升课程评价的质量 |
| (一)重视对学生能力生成和知识学习的评价 |
| (二)大学需要设立课程评价部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四、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会计重要性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
| 三、重要性问题研究评析 |
| 第二节 会计重要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西蒙有限理性理论 |
| 二、现代决策理论 |
| 三、不确定性与风险方面理论 |
| 四、心理学认知偏差理论 |
| 五、管理控制中关于会计系统控制方面的理论 |
| 六、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 |
| 第一节 古代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 |
| 一、原始簿记时代重要性思想的产生 |
| 二、中世纪庄园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三、古代“官厅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第二节 近代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 |
| 一、复式簿记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二、股份制公司会计重要性的应用 |
| 三、工业革命时期会计重要性的运用 |
| 第三节 现代会计时期重要性相关制度 |
| 一、会计重要性研究的理论准备 |
| 二、西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确立 |
| 三、西方重要性会计准则或指引的制定与发展 |
| 第四节 会计重要性制度演化分析 |
| 一、会计重要性制度演化路径 |
| 二、会计重要性运用与演化的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会计重要性相关概念及特征 |
| 一、会计重要性相关概念 |
| 二、重要性概念的特征 |
| 第二节 会计重要性的本质 |
| 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
| 二、会计重要性的本质: 一种价值判断 |
| 三、会计重要性概念的重新界定 |
| 第三节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信息质量特征:重要性 |
| 一、重要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提出 |
|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重要性 |
| 三、重要性与其它信息质量特征的作用关系 |
| 四、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会计重要性应用的环境因素 |
| 第一节 会计文化与价值观环境 |
| 一、东西方会计文化对会计判断的影响差异 |
| 二、会计价值观影响重要性职业判断 |
| 第二节 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环境 |
| 一、资本市场会计监管核心: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
| 二、信息披露重要性水平的设定要求 |
| 三、不同行业信息披露重要性标准规定 |
| 第三节 商业模式的创新变化环境 |
| 一、“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
| 二、商业模式影响使用者共同会计信息需求 |
| 第四节 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环境 |
| 一、关于“内部控制的本质”的观点 |
| 二、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部制度保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性判定理论探讨与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与特征 |
| 一、影响重要性判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 |
| 二、重要性判定机制的简要分析 |
| 三、会计重要性判断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重要性判定的优化:程序理性视角 |
| 一、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权衡与替代 |
| 二、程序理性视角判断偏差的产生 |
| 三、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途径 |
| 第三节 财务报告重要性判断框架构建 |
| 一、会计重要性应用的原则导向 |
| 二、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的影响 |
| 第一节 TD上市公司案例分析 |
| 一、案例的基本情况 |
| 二、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
|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情况 |
| 四、案例分析结论及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一、财务重述相关文献回顾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选取 |
| 三、回归模型的选择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主要回归结果 |
|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及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与财务报告舞弊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路径 |
| 一、我国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 |
| 二、内控缺陷重要性认定标准的治理作用 |
| 三、管理层重要性标准设定的机会主义动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 |
| 三、回归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单变量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
| 三、实证回归结果 |
| 四、截面测试与进一步分析 |
| 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六、实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及建议 |
| 第一节 制定重要性实务应用指引的必要性 |
| 一、重要性判断、会计准则与应用指引的内在关系 |
| 二、建立会计重要性判断的共同知识 |
| 三、应用指引确保隐性知识的有效传递 |
| 第二节 重要性应用指引整体设计的建议 |
| 一、重要性应用指引设计的主要原则 |
| 二、重要性应用指引设计的几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性和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我国代理记账业务发展与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代理记账与代理记账机构的定义 |
| 2.2 文献综述 |
| 第3章 目前我国代理记账业务的基本情况 |
| 3.1 代理记账的规范要求 |
| 3.2 代理记账机构的基本情况 |
| 3.3 代理记账服务客体的基本情况 |
| 第4章 我国代理记账目前存在的问题 |
| 4.1 代理记账机构内部的问题 |
| 4.1.1 从业人员 |
| 4.1.2 服务内容 |
| 4.1.3 营销和品牌建设 |
| 4.1.4 内部制度建设 |
| 4.1.5 经营模式 |
| 4.2 代理记账机构外部环境的问题 |
| 4.2.1 监管 |
| 4.2.2 政策扶持 |
| 4.2.3 委托方 |
| 4.2.4 新技术 |
| 第5章 我国代理记账的改进建议 |
| 5.1 从业人员 |
| 5.2 服务内容 |
| 5.3 营销和品牌建设 |
| 5.4 内部制度建设 |
| 5.5 经营模式 |
| 5.6 监管 |
| 5.7 政策扶持 |
| 5.8 委托方 |
| 5.9 新技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访谈提纲 |
| 附录 B 访谈调查结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论股东行使知情权的限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股东知情权的理论基础 |
| （一）股东知情权的内涵 |
| （二）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属性 |
| （二）限制股东知情权的必要性 |
| 二、行使知情权的主观条件限制 |
| （一）以存在同业竞争认定不正当目的 |
| （二）以股东的“前科”行为认定不正当目的 |
| 三、行使知情权的主体条件限制 |
| （一）公司原股东的知情权 |
| （二）实际出资人的知情权 |
| （三）未出资股东、瑕疵出资股东的知情权 |
| （四）继受股东的知情权 |
| （五）持股比例与持股时间限制 |
| 四、行使知情权的范围限制 |
| （一）查阅权的范围 |
| （二）公司章程、股东间协议的限制 |
| 五、行使知情权的程序限制 |
| （一）查阅权的程序限制 |
| （二）质询权的程序限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台湾民主进步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ABSTRACT 目录 序言 第壹章 台湾民进党创立及其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台湾民进党创立时的国际背景 |
| 第二节 台湾民进党创立时的两岸关系 |
| 一、两岸政治互动 |
| 二、两岸民间交流 |
| 第三节 台湾民进党创立时岛内政治生态 |
| 一、岛内政治制度嬗变 |
| 二、岛内政党关系变化 |
| 三、民进党内派系关系发展 第贰章 民进党初创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基础 |
| 一、社团关系 |
| 二、劳工关系 |
| 三、政商关系 |
| 四、海外关系 |
| 第三节 经济基础 |
| 一、农业方面 |
| 二、城市制造业方面 |
| 三、工商金融业方面 第叁章 民进党初创时期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地位的变迁 |
| 第一节 民进党街头政治运动社会反应 |
| 第二节 谋取政党竞选优势的基本政治策略 |
| 一、选战实力发展 |
| 二、党员人数稳步上升 |
| 三、政党认同度起伏不定 |
| 第三节 民进党的政治优势和政治地位变迁 第肆章 民进党政治地位变迁后台湾政党关系新特点 |
| 第一节 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政党关系的新特点 |
| 一、民进党执政的三个阶段 |
| 二、民进党对于台湾民主之路的影响 |
| 三、民进党执政后的政治评估 |
| 第二节 民进党内派系争斗新动向 |
| 一、民进党内现阶段的政治争斗具有选举文化的某些特征 |
| 二、民进党选前协调共治候选期党内势力整合与抗衡 |
| 三、民进党在防范内部分裂的机制设计 |
| 四、陈水扁的权力欲望 |
| 第三节 民进党与在野党的关系 |
| 一、"国会"内的竞争关系 |
| 二、地方政府中的政党关系 |
| 三、在社会舆论上的竞争关系 |
| 四、民间团体内的对峙关系 |
| 第四节 泛蓝阵营的基本构成和政党基本主张 |
| 第五节 泛绿阵营的基本构成和政党基本主张 第伍章 民进党执政后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特点与政绩评估 |
| 第一节 政府再造计划的提出 |
| 第二节 民进党执政后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特点 |
| 一、意识形态下摇摆不定的公共政策 |
| 二、文官体系与专业人员的公共政策 |
| 三、缺乏稳定的财经政策 |
| 四、僵化的两岸政策 |
| 第三节 民进党拓展国际空间的基本路径与特点 |
| 一、务实"外交" |
| 二、南向政策 |
| 打开南向政策的最后一扇大门—缅甸 |
| 三、荣邦专案 |
| 第四节 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思维与策略 |
| 第五节 台湾社会的新问题 |
| 第六节 民进党政绩评估 |
| 第七节 值得关注的政局个案分析 |
| 一、民进党2004年"二二八事件资料勘对" |
| 二、陈水扁"机要费"司法审判结果 |
| 三、2008年"立委"和"台湾总统"大选选情 第陆章 民进党的历史价值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台湾民主意识"的演变 |
| 一、两蒋政权时代(1949～1988年) |
| 二、李登辉时代(1988～2000年) |
| 三、陈水扁时代(2000年～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评估 |
| 一、两岸市场经济规律化 |
| 二、大陆扩大两岸交流的优惠政策与措施 |
| 三、两岸经济政策被迫性调整 |
| 第三节 台湾地位边缘化与民进党的历史价值评估 |
| 第四节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
| 一、选战结果与民进党社会基础 |
| 二、褪色的"民主"、"改革"光环与民进党社会基础 |
| 三、台独意识形态的结构与民进党思想基础 |
| 四、难以维护的清廉形象与民进党政治基础 |
| 五、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与民进党的执政能力 结论:台湾政局的"共治"蕴含了"权力分享"、"权力共享"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后记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讲座 第一讲 修订《会计法》的必要性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会计监督职能与《会计法》修订[J]. 赵力言,赵建良. 新会计, 2021(04)
- [2]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Q高校借助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实践[D]. 罗晶.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蒙古国大学本科会计专业课程编制研究[D]. Bayanmunkh Pagamdulam（都拉曼）.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6]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D]. 孙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我国代理记账业务发展与完善研究[D]. 金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8]论股东行使知情权的限制[D]. 杨淑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年版）的通知[J].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 2016(08)
- [10]台湾民主进步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变迁研究[D]. 樊家和.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