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626例少数民族育龄妇女避孕现状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思博,丁志宏[1]（2021）在《我国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我国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对避孕方式选择和研究变量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更多使用避孕套等短效避孕方式。结论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袁冬[2]（2020）在《我国妇女产后避孕状况及非意愿妊娠发生情况调查及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调查我国产后妇女避孕措施、长效可逆避孕法使用情况、产后非意愿妊娠发生率及人工流产率。分析影响我国妇女产后长效可逆避孕方法选择的相关因素及非意愿妊娠的影响因素。方法:2017年4月-2018年1月通过电话问卷调查了在2015年7月-2016年6月期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5个省区市的共60家医院分娩的18045例产妇。随机抽取每家医院300名产后1年至2年妇女,并按照调查顺序编号,调查时间距产后时间最短为1年,最长为产后2年半。了解纳入人群的一般情况、孕期及产时、产后情况、母乳喂养情况、避孕方法选择、产后再次妊娠及再次妊娠结局等情况。分析我国产后妇女避孕措施选择情况及影响长效可逆避孕方法选择及非意愿妊娠的影响因素。结果:1.产后避孕方式使用情况本次调查中,5.30%（849名）的妇女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采取避孕措施的妇女中以避孕套的使用比例最高,为72.80%（11779名）,14.50%（2344名）的妇女选择安全期与体外排精此类传统避孕方法,3.70%（597名）的妇女选择长效可逆避孕法,1.20%（224名）的妇女使用紧急避孕/避孕膜/膏/栓,0.90%（151名）的妇女选择短效口服避孕药进行避孕,0.30%（55名）的妇女因各种原因而实施绝育术。2.本研究中调查对象的月经恢复、性生活恢复和避孕启动时间的中位数分别为6个月、3个月、4个月,调查对象开始采取避孕措施的时间落后于性生活恢复时间。3.产后非意愿妊娠发生时间分布 产后7-12个月发生非意愿妊娠率最高（38.60%）,其次是13-18个月（30.20%）,产后不同时段发生非意愿妊娠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产后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率高达72.83%。4.非意愿妊娠与避孕措施情况分布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非意愿妊娠率为8.81%（1590/18045）。其中采用体外排精、安全期避孕发生非意愿妊娠率最高（10.03%）,长效避孕措施发生非意愿妊娠率最低（2.85%）,因不同避孕措施失败非意愿妊娠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5.不同地区产后人工流产情况分布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共有1195名妇女产后实施了人工流产手术,人工流产率为6.62%。其中东部地区（62.13%）最高,西部地区（51.97%）最低。不同地区产后妇女实施人工流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产次（P<0.001）、文化程度（P=0.01）、地理区域（P<0.001）、母乳喂养月数（P=0.04）、纯母乳喂养月数（P<0.001）是影响我国妇女产后长效可逆避孕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分娩时年龄、地域（P<0.001）、民族（P<0.001）、文化程度（P<0.001）、本次分娩方式（P<0.001）、避孕方法（P<0.001）、孕次（P=0.04）、产次（P=0.02）、母乳喂养月数（P=0.04）、产后月经恢复时间（P=0.01）、避孕启动时间（P=0.02）是影响产后非意愿妊娠的独立风险因素。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职业（P<0.001）、本次分娩方式（P<0.001）、产次（P=0.04）、非意愿妊娠（P<0.001）、既往人工流产史（P=0.02）是影响产后人工流产的独立风险因素。结论:1 本次调查对象开始采取避孕措施的时间明显滞后于性生活恢复时间。2 我国妇女受传统观念影响产后避孕方式多以避孕套、体外排精、安全期等传统避孕方式为主,产后LARC使用率较低。3 调查对象非意愿妊娠率为8.81%。其中使用传统避孕方法非意愿妊娠率最高,长效避孕措施使用者最低;调查妇女产后非意愿妊娠率较高、长效可逆避孕措施使用率低,存在显着地理差异,易受产妇个人特征的影响。
唐龙妹[3]（2020）在《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前,人工流产仍然是全球的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全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产告终。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每千名15-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近些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其中约有50%是重复人工流产。虽然我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流产服务,总体上人工流产是有效和安全的,但人工流产,特别是反复多次的人工流产,或多或少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层面,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教育普及程度等都可能引起当地人工流产水平的改变;从个体层面,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避孕健康知识水平等因素都可改变个人因意外妊娠而进行人工流产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人工流产水平。因此,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和了解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策略和措施,预防人工流产,减少人工流产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提高育龄妇女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别利用官方统计数据以及不同时期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人工流产的现状以及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第一部分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目的:分析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的变化趋势,了解人工流产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几年人工流产水平。方法:收集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1988年-2018年育龄妇女人数、1990年-2018年活产数以及2002年-2018年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人流不全、感染等并发症数量,估计不同年份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人工流产所致并发症发生率。使用动态数列分析法,分析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使用有序样品聚类法对人工流产例数进行聚类,分析人工流产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性。借助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预测2019-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及人工流产活产比。结果: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从370万到970万,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发展速度为101.96%;各年份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波动较大;1971年开始中国人工流产例数逐渐增长,1980年-1990年之间保持在高峰状态,从1991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低点后基本保持平稳。1988年-1998年中国人工流产率下降明显,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4.39%下降到49.33%,1998年以后相对稳定;1988年-2018年人工流产率平均发展速度为98.53%。1990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0.45%下降到44.41%,平均发展速度为98.68%,1990年-1997年下降趋势明显,2014年达到最低点后,2015年-2018年稍有上升。2002年-2008年中国人工流产相关并发症从27.40/万下降至12.3/万,2008年后稳定在13/万上下;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的发生率较低,在0.25/万-0.85/万之间波动且幅度小;人流不全发生率也呈现出2002年-2008年逐渐下降,2008年后保持稳定的状态,最高峰为2002年（23.96/万）,最低谷为2008年（10.48/万）;人工流产术中感染的发生率2002年-2005年缓慢上升（3.11/万-3.95/万）,2005年后缓慢下降趋势（2.59/万-0.72/万）。有序样品聚类将1971年-2018年的人工流产例数聚为3类,分别是1971-1979年（为限制生育政策形成和全面推广阶段）,1980-1994（“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95-2018年（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调整放开阶段）。ARIMA模型预测2019年-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数在970万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741万-1199万之间;人工流产率在28.25‰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21‰-35‰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则稳定在58.30%附近,95%置信区间在为38%-82%之间。小结:1971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流产水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人工流产例数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未来几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人工流产率约为27‰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需建立规范、有效的服务体系,增进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药具正确使用率,降低人工流产水平,最终减少甚至避免可能造成的危害。第二部分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目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人工流产水平差异,分析地方计划生育政策、经济水平、人口构成对人工流产水平影响。方法:收集我国2002-2018年31省（市、自治区）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城镇人口比重等数据。按照GDP排名分为3组、城镇人口比重是否大于50%分为2组,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分为2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的人工流产水平的差异。使用秩相关分析法分析人工流产与GDP和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性;多重线性回归分析GDP、城镇人口比重、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对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影响。借助k均值聚类法,以2002年-2018年各年份人工流产相关数据为变量,对31个省份进行聚类,分出不同流产水平地区,并对比按人工流产水平分组和其他3种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差异。结果:2002年-2018年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763-0.883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535-0.796之间,人工流产率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4以下;不同GDP水平分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存在差异,高GDP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平均水平最高,中GDP组其次,低GDP组最低。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205-0.375之间,人工流产率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475-0.686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除2016年为0.692外,其他年份均在0.7以上。不同城镇人口比重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不同,城镇人口比重高的组人工流产率和人流活产的平均水平高于城镇人口比重低的组。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高。k均值聚类将31个省份聚为3类,Ⅰ类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6个省（市）,属于高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Ⅱ类地区包括天津市、山东省、广西壮族自区等11个省（市、自治区）,属于中等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Ⅲ类地区包括青海省、河南省、西藏自治区等14个省（自治区）,属于低人工流产水平地区;聚类分析的3个不同人工流产水平组包含的省份与其他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结果显示:人工流产例数主要受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人工流产活产比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是否自治区,而人工流产率则同时受到GDP、城镇人口比重和是否自治区的影响。小结: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水平不同。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宽松的省份,人工流产水平高;地区经济水平高、城镇人口比重大的地区,人工流产水平较高。管理者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第三部分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目的:使用两次欧盟资助项目中人工流产数据,分析不同时期中国重复人工流产的差异以及影响重复人工流产的因素。方法:两次横断面调查（2005-2007年和2015-2016年）分别涉及3个城市24家医院和全国30省（市、自治区）90家医院,所有在调查期间因意外妊娠而至样本医疗机构进行人工流产的早期妊娠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用于流产妇女人口学特征、重复流产比例以及流产原因比较。通过对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调整两次调查流产女性人口学特征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NBI）分析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结果:共有26125名人工流产女性参与研究,第一次调查9497人,第二次调查16628人。与第二次调查比较,第一次调查的人工流产女性年龄偏小,初中及以下低学历者较少,无业/待业者比例少,未婚、无子女者较多,两次调查女性在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44.97%,第二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5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经过PSM调整后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60.28%,明显高于第一次调查结果11.11%（P<0.001）。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零膨胀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流产发生的比例低于第一次调查(ORadj及95%CI:13.932（8.396,23.119）,下同);大专（0.460（0.306,0.691））、高中/职中/中专（0.189（0.100,0.359））和初中（0.117（0.046,0.299））学历者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高于大学及以上者;与无业/待业妇女者比较,从事服务行业女性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193（0.069,0.535））;已婚和已育妇女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310（0.198,0.485）和0.083（0.054,0.127））。零膨胀计数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时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第一次调查的91.9%（95%CI:（87.9%,96.0%）,下同）;年龄在21-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以及40岁以上的人工流产女性的重复流产次数分别是20岁及以下人工流产女性的1.779（1.624,1.950）倍、2.547（2.309,2.809）倍、3.272（2.960,3.618）倍、4.011（3.618,4.448）倍和3.932（3.465,4.461）倍;与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工流产女性平均人工流产次数比较,大专学历者是其平均次数的1.176（1.111,1.246）倍,其他学历者约是其平均次数的1.3倍;除管理人员外,其他各类职业的人工流产女性平均流产次数约是无业/待业者的60%-95%;已婚女性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未婚者的92.9%（87.9%,98.2%）;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两次调查重复流产女性意外妊娠原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原始数据中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13%）高于第一次调查（51.32%）,而PSM调整后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52%）低于第一次调查（56.83%）。原始数据和PSM数据均显示,第一次调查“未避孕”原因中“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和“未准备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各占40%;第二次调查“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的比例超过75%,“未准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不到20%;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PSM数据,第一次调查时构成比排前两位的“避孕失败”的原因均是“紧急避孕”和“安全套/膜/栓”,而第二次调查排名前两位的则为“安全套/膜/栓”和“安全期避孕”,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结:中国重复流产比例较10年前降低。婚育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是人工流产女性重复流产的影响因素。目前女性意外妊娠的原因发生改变,“不想避孕/认为不会怀孕”以及安全套/膜/栓避孕或安全期避孕导致避孕失败是重复人工流产女性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
丁志宏,张亚锋,杜书然[4]（2018）在《我国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文中认为我国目前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比例低于全国育龄妇女的避孕比例和过去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比例,和全国育龄妇女多采用长效避孕方式有显着不同,目前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方式多以短效为主,其中,长效避孕措施中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比例较高,而短效避孕措施中避孕套的比例非常突出。和过去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方式相比也有很大变化,目前已婚流动育龄妇女更少使用宫内节育器,更多使用避孕套。已婚流动育龄妇女在选择长效避孕或短效避孕上,还存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流动范围、户口所在地、是否有人照顾孩子、子女性别和民族等方面的显着差异。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受到其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
周长友[5]（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指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张君娴,张文定,周彦岭,刘建苏,李莉,路平[6]（2015）在《乌鲁木齐市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今后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1850岁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避孕措施的使用情况等。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的106 568名流动育龄妇女,目前避孕措施使用率为92.78%（98 874名）,避孕方法的选择依次是宫内节育器（65.74%）、药物（23.17%）、避孕套（9.06%）。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民族、学历、职业、婚姻状况和性生活频率对避孕方法的使用有影响。结论应根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和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提供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指导和服务。
张君娴,杨婷,徐晓帆,龙春燕,刘建苏,李莉[7]（2015）在《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了解乌鲁木齐市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为今后开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优质服务提供参考。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1850岁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避孕措施的使用情况等。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本次调查的106 568例流动育龄妇女中,避孕方法使用比例为92.78%,避孕方法的选择依次为宫内节育器（65.74%）、药物（23.17%,包括口服避孕药、皮下埋植剂、避孕针等含药避孕方法）、避孕套（9.06%）、绝育术（2.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民族、学历、职业、婚姻状况和性生活频率对避孕方法的使用有影响。应根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和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提供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指导和服务。
彭伟斌[8]（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龚双燕,王晖,刘鸿雁[9]（2013）在《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措施知情选择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2011年7月对贵州、云南和青海3省5县通过三阶段概率比例规模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 375名<3岁儿童监护人的已婚育龄妇女和135名调查所在地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育龄妇女现用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状况和服务提供情况,应用CMH卡方检验对已婚育龄妇女的现用避孕方法知情状况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分类有序logistic分析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已婚育龄妇女中,17.04%的调查对象了解其现用避孕方法的特点或副作用;47.24%有权选择其他避孕方法;25.69%由夫妇共同决定现用避孕方法;34.33%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经常代替服务对象选择避孕方法。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与汉族相比,傣族妇女对避孕方法的了解程度较低（OR=0.675,95%CI:0.4531.006）;高中文化程度者了解现用避孕方法副作用及特点的可能性是未上学者的4.1倍（OR=4.116,95%CI:2.2547.515）。结论: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避孕知识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宣传教育以及服务人员业务培训,特别需要重视提升在家看护孩子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知情选择的能力和水平。
张颖[10]（2013）在《多水平模型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研究中的应用 ——陕西省20个县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的总目的是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RTIs）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生殖道感染患病及相关行为特征在乡镇、区县和城市等群体层面上是否存在聚集性。群体层面特征是否影响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具体目的为：1、应用多水平模型分析个体特征因素对陕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疾病、症状及相关的行为,包括避孕行为、性行为和求医行为的影响。2、应用多水平模型分析群体特征因素对陕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疾病、症状及相关的行为,包括避孕行为、性行为和求医行为的影响。3、多水平模型和单水平模型在RTIs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流行病学定量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系统评价方法。1、流行病学定量研究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方法和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调查陕西省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数据的搜集时间在2011年7月-10月。在陕西省10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20个区县,在20个区县中随机抽取了80个乡镇（含80个行政村）。在选定的行政村中,纳入了符合“入选标准”的年龄在20-49岁之间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共20878名。利用Epi Data2.1软件进行数据的双份录入和比对。根据本研究设计的特点,在计算RTIs患病率、自觉症状的发生率、避孕行为和求医行为的构成比时,对分析的资料进行权重校正。采用SAS9.1软件的Proc Survyfreq过程进行分析。在对单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单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当在模型中纳入乡镇、区县、市等水平的分析变量时,采用多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水平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软件采用MLwiN2.26。2、文献计量学方法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内近十年来发表的针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展开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为本研究的选题和分析提供定量研究的依据。数据采用SAS9.1软件进行分析。3、系统评价方法经过系统回顾和文献的鉴别、甄选过程。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共进行了两个大类（干预前后对照研究和群组对照研究）、4个亚组（每个大类中分别对生殖道感染疾病和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的分析。采用RevMan5.2软件进行主要结果的分析；通过编写SAS程序来完成Z值及失安全系数估算。结果1、过去十年RTIs研究文献统计方法学情况共纳入统计分析的文献有179篇。超过40%的研究在设计时采用了分层整群抽样方法。30%以上的研究使用单水平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使用多水平模型的研究仅有2篇。2, RTIs患病及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RTIs患病率为58.7%。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大、有RTIs既往史和分娩次数越多是RTIs患病的危险因素。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教育水平（OR:1.1760,95%CI:1.0662-1.2971）、职业（OR:0.7970,95%CI:0.7084-0.8966）.家庭年收入（OR:0.8705,95%CI:0.7869-0.9629）和人流次数（OR:1.1961,95%CI:1.0866-1.3167）,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过去6个月RTIs自觉症状的发生率为70.0%。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大、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和人流次数越多出现RTIs症状的危险因素。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家庭年收入（OR:0.8568,95%CI:0.7659-0.9584）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考虑个体水平和区县水平的解释变量之后,区县的从业率与RTIs症状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出现RTIs症状后,有60.2%的人会去看病,28.1%的人会自己去买药。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在30-39岁之间、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越多的人,在出现RTIs症状后去就医的可能性越大。在单水平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职业（OR:1.2163,95%CI:1.0455-1.4150）和人流次数（OR:1.1882,95%CI:1.0578-1.3346）在多水平模型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次调查发现,避孕措施以女扎和上环为主,分别占47.3%和34.2%；避孕套的使用占8.1%。单水平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发现,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晚、有RTIs既往史、分娩次数越少的人,使用避孕套作为避孕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在考虑个体水平和区县水平的解释变量之后,区县的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与避孕套使用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P<O.05）。3、健康教育的干预效果对纳入研究的15项研究分4个亚组进行Meta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能够降低干预人群的生殖道感染发病率；能提高人群中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结论1、目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仍然是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易感和高发人群。由于大多数相关流行病学调研数据均具有层次结构和聚集特征,所以,有必要对数据的结构特征进行探索分析,在不满足传统统计模型的前提假设时,尝试使用多水平模型。2、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相关行为等存在地区（高水平）上的聚集性说明,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不仅受其自身及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其所属地区的经济、社会、卫生服务等更为宏观的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高水平）的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提示在进行生殖道感染干预时,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区的特性。在分析具有聚集特征的数据时,多水平模型较之单水平模型更能获得对效应的无偏估计,可降低统计学Ⅰ类错误的发生的概率。3、健康教育在农村地区对疾病预防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可以作为提高公共卫生水平、RTIs预防和生殖健康促进的主要手段。
二、626例少数民族育龄妇女避孕现状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626例少数民族育龄妇女避孕现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资料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3.统计分析 |
| 结 果 |
| 1.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2.研究变量和避孕方式选择的关联性检验 |
| 3.影响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
| 讨 论 |
（2）我国妇女产后避孕状况及非意愿妊娠发生情况调查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避孕现状及LARC的使用状况 |
| 1.2.2 国内避孕现状及LARC的使用情况 |
| 1.3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 |
| 2、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方法 |
| 2.2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
| 2.3 调查内容 |
| 2.4 质量控制 |
| 2.5 统计学方法 |
| 3、结果 |
| 3.1 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 |
| 3.2 孕期及产时情况 |
| 3.3 产后情况 |
| 3.3.1 产后一般情况 |
| 3.3.2 产后避孕情况 |
| 3.3.3 产后再次妊娠情况 |
| 3.3.4 产后非意愿妊娠及流产情况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现代避孕方式的比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中国人工流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背景 |
| 2 变量、方法和数据 |
| 2.1 变量 |
| 2.2 方法 |
| 2.3 数据 |
| 3 结果分析 |
| 3.1 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的描述分析 |
| 3.2 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的回归分析 |
| 4 结论及建议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乌鲁木齐市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对象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7）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
| 前言 2 |
| 对象与方法 2.1 |
| 研究对象 2.2 |
| 研究内容 2.3 |
| 质量控制 2.4 |
|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3 |
| 结果 3.1 |
| 一般人口学特征 3.2 |
| 避孕情况 3.3 |
| 使用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 4 |
| 讨论 |
（8）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9）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对象与方法 |
| 1.1研究对象 |
| 1.2资料收集方法 |
| 1.3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
| 2结果 |
| 2.1一般人口学特征 |
| 2.1.1育龄妇女基本特征 |
| 2.1.2技术服务人员基本特征 |
| 2.2已婚育龄妇女避孕和知情选择情况 |
| 2.2.1避孕构成 |
| 2.2.2对现用避孕措施的了解及满意情况 |
| 2.2.3现用避孕措施的决定人 |
| 2.3技术服务人员提供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情况 |
| 2.4避孕措施了解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4.1单因素分析 |
| 2.4.2多因素分析 |
| 3讨论 |
| 3.1少数民族地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水平低 |
| 3.2民族、文化程度、避孕方法使用类型影响现用避孕方法了解情况 |
| 3.3注重服务人员业务培训,提升知情选择服务能力 |
（10）多水平模型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研究中的应用 ——陕西省20个县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研究背景 |
| 一、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情况 |
| 二、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的使用 |
| 三、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求医行为 |
| 四、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知识水平 |
| 五、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预防策略 |
| 第二节 多水平模型的应用背景 |
| 一、多水平模型在国外生殖健康领域的应用 |
| 二、多水平模型在国内生殖健康领域的应用 |
| 第三节 以往研究的不足及本研究的意义 |
| 一、以往研究的不足 |
| 二、本研究的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 |
| 第五节 研究假设 |
| 第六节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现场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抽样方法和样本量 |
| 一、抽样阶段 |
| 二、样本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统计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基本情况描述 |
| 一、地区分布特征 |
| 二、人口学特征 |
| 第二节 生殖道感染患病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求医行为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立即就医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六节 短效避孕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七节 避孕套使用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八节 生殖道感染知识得分的多水平线性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一节 本研究中的方法学问题 |
| 一、多水平统计模型的应用 |
| 二、对复杂抽样调查数据的加权分析 |
| 三、文献计量学分析 |
| 四、系统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单水平模型和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的比较 |
| 第三节 对未来可采取的干预措施的讨论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和建议 |
| 第二节 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
| 二、研究结果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文献计量分析 |
| 附录2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干预效果的系统综述 |
| 附录3 两种模型结果的比较 |
| 附录4 调查表 |
| 附录5 调查表中变量的定义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626例少数民族育龄妇女避孕现状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新生代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J]. 赵思博,丁志宏. 中国卫生统计, 2021(05)
- [2]我国妇女产后避孕状况及非意愿妊娠发生情况调查及分析[D]. 袁冬.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3]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D]. 唐龙妹.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2)
- [4]我国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丁志宏,张亚锋,杜书然. 人口研究, 2018(04)
- [5]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乌鲁木齐市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张君娴,张文定,周彦岭,刘建苏,李莉,路平. 中国妇幼保健, 2015(25)
- [7]不同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分析[J]. 张君娴,杨婷,徐晓帆,龙春燕,刘建苏,李莉. 中国工程科学, 2015(06)
- [8]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9]少数民族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现用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龚双燕,王晖,刘鸿雁.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3(11)
- [10]多水平模型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研究中的应用 ——陕西省20个县的实证分析[D]. 张颖.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