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健康[2]（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熊辛格[3]（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秦文平[4]（2019）在《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文中指出段祺瑞政府是民初执政时间较长的中央政府,其治国理政方略对民初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政府执政时间自1916年6月29日段祺瑞受命组阁到1918年10月10日段祺瑞辞职,存续两年四个月。中间虽短暂辞职,但终能再掌权柄。在政府运行期间,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以稳定中央政权。学界对段祺瑞政府的研究多集中于“府院之争”、“参加一战”、“皖系独裁”等具体的政治军事事件上,而未将段政府置于民初社会的整体环境中予以系统考察。本文拟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以及这届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以窥探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价其施政得失,从而全面、客观地认识这届政府。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本章先分析洪宪帝制覆灭后中国南北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然后叙述段棋瑞受各方推戴组织政府的概况。第三部分介绍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举措。首先,清除帝制势力。针对帝制残余,政府坚决打击洪宪帝制祸首、反对张勋复辟。其次,加强中央集权。政府推出改造国会和武力统一两大举措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第四部分论述段祺瑞政府的经济政策。段政府组成后,财政总长陈锦涛即提出整顿经济的两点方针:一、恢复原状。二、整理财政。此后,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的有利时机,在财政金融、工商业、农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第五部分探讨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政策。段祺瑞政府承袭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并加以完善,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民初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部分为结语。对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以综合、客观地评价政府的治国理政举措。本文通过梳理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及其治国理政举措,认为段政府治国理政的举措是符合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的,其效果也是可圈可点的。民初中国社会新旧并存、矛盾兼与,亟待革新。段政府顺应时代要求,积极维护共和国体、加强中央权威,推进农工商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为民初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中央权威羸弱、内部官僚腐败、各省督军抵制,因而这些政策的执行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最终因派系纷争,政府下台,改革落下帷幕,这也是政府始料未及的。
黄健峤[5]（2019）在《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文中研究表明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本市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更是明确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受惠于政府的重视,A股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各类改革也在近年快速推进,如:已经得到落实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还有即将启动的沪伦通和刚刚被提上日程的沪德通等。这一系列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中,以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最为典型和代表,引发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讨股票市场开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然而,与政府的努力、投资者的热情不同的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开放和外资持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采用多个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往往很难排除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到其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尤其是缺乏从微观层面探讨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及其相关经济后果的文献。实际上,对影响公司信息环境因素的探讨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上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这一分步实施的互联互通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迎合理论等,顺应着信息流的方向,通过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及年度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从信息的供给、解读及经济后果等维度探讨了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具体影响。论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从信息供给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增加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数量,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提升;而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机构持股较少的企业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进一步地,股票市场开放促使了公司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审计投入的增加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数量的提升和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意味着上述三者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其次,从信息解读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这意味着随着股票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市场上的投资者越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包括与公司相关的负面消息,增强了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而股票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当中,说明政府背景和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发达程度会对股票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此外,股票市场开放提升了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并抑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意味着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降低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股价同步性、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渠道。再次,从经济后果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水平较好的公司当中,具体表现为对于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公司和媒体关注度更高的公司,股票市场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另外,股票市场开放会通过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来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说明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意味着股票市场开放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丰富了国内股票市场开放的研究,还补充了国际上关于外资持股及股票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并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独特证据。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股票市场开放过程中外资股东的特殊影响,但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基于跨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较少有对公司信息环境的系统研究。与成熟资本市场较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不同,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差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信息环境,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检验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作用将提供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强有力的证据;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已有文献大多很难厘清外资持股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设计则不仅巧妙地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还拓展了这一领域文献,从而对于后续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本文拓展了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相关研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被认为是相对不透明的。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股票市场开放能够显着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改善新兴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现有对公司信息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研究还具有较强的实践和政策启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直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积极响应了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精神,为互联互通机制的有效实施乃至后续资本市场的深度开放提供丰富的证据支持,表明有序吸引外资参与到内地资本市场建设中来大有裨益,突出了外资政策透明、稳定、可预期对于我国微观企业乃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系列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侯顺[6]（2019）在《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影视文化生产活动开始于1895年,经过了 100多年的发展,进入当下的网络时代,传统影视产业升级为网络影视产业,出现了新的产品和新的现象。网络影视产业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结果,对其进行研究,既有艺术审美价值和理论意义,又有产业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1995年,尼葛洛庞帝在《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中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趋势和应用,阐明了信息技术、互联网对时代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和价值,并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新的思维及生活模式。1987年互联网进入中国,32年过去了,如尼葛洛庞帝预测的一样,互联网给人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和生存方式,也对产业经济市场带来升级和变革。本文即是对网络影视产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引入历史学、影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视角,采用原理演绎与比较分析、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地梳理了网络影视产业从溯源、萌芽、诞生到发展、壮大的产业基础、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产业格局等;从具体的生产实践中比较、总结一般生产规律,总结归纳部分网络影视企业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探讨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对策。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重点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其中,第二章对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范畴等基本问题做了交代。第三、四章是历史研究,从历史学角度,追溯传统影视产业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渊源,建构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进程。第五、六章是现实研究,主要对网络影视产业的现状格局、典型企业进行具体分析;第七章主要对网络影视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明确研究的意义、现状、内容、理论、方法、基本概念及主要创新点等。绪论首先阐释了研究意义,网络影视产业作为网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兴业态之一,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和喜爱,将网络影视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对历史学、影视学、产业学、传播学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对网络影视企业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对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其次,在对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论文的主体内容、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等。第二章是对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问题阈进行分析,这是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影视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依赖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影视产业往前发展。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为科技与文化的深度关联性,具体的历史阶段表现为网络科技与影视产业的关联,这种关联是网络影视产业产生、发展的基础,也促使网络科技与影视产业的协同并轨发展,而与网络影视产业相关的活动及其规律都属于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范围。第三章是对传统影视产业历史发展的追溯,网络影视产业脱胎于传统影视产业,而且在网络影视产业出现之后,传统影视产业并未消亡,而是继续发展。本章主要通过追溯影视产业的历史渊源,阐明其艺术属性和科技属性等本源性问题。从时间轴来看,影视文化生产活动远早于文化产业概念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产生,在网络科技出现之前,影视艺术的生产活动、产业形态就非常丰富,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影视娱乐产品。随着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影视艺术的文化属性更加明显;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网络影视产业活动,影视产业的科技属性又开始凸显,因此,对网络影视产业的研究要从研究传统影视产业开始。同时本章还分析了传统影视产业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情况。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中国共有53处世界物质遗产,和4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这些遗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具有高价值、稀缺、无法仿制、难以替代的宝贵财富,但是当下的网络影视产业对这些优质资源的利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第四章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进度进行了全景性历史建构。通过考量影视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网络技术的产生时间,提出是进入21世纪后,影视产业与网络技术交叉融合到一定程度,网络影视产业才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在2001年8月出现的网络VOD服务,可以视为网络影视产业的萌芽,之后陆续上线众多影视网站,虽然在后期的发展中,网站的盈利方式、业务重点各不相同,但影视制作依然在网站业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8年里,网络影视产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梳理我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野蛮生长期、行业调整期、行业发展期、快速成长期四个历史阶段。网络影视产业是影视产业发展到网络历史阶段的产物,网络大电影、微电影、微电视剧、网络直播等“网生”影视产品是对传统影视产品的发展。而且,随着网络技术与电影艺术的融合进入更深层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产品新形式出现。第五章是对网络影视产业市场格局的分析。在发轫之初,乐视、酷6等影视网站争先上线,快速抢占影视资源,经过多次洗牌之后,很多网站悄然退走,只有少数网站在互联网巨头BAT的支持下,得到了新的发展。从整体来看,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在长视频领域形成了以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为主的“三国鼎立”格局;在短视频平台领域,则形成了以抖音、快手、秒拍等为主的“战国时代”状态,竞争也异常激烈。与此同时,长、短视频平台交叉布局,网络直播后来居上,传统影视文化企业发力突围,成为中国网络影视行业格局的变量。第六章是选取了网络影视企业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优酷形成了围绕电商的泛娱乐生态、爱奇艺形成了围绕IP的泛娱乐生态、腾讯视频形成了围绕细分的泛娱乐生态、乐视视频形成了垂直发展的泛娱乐生态、芒果TV形成了网台融合的泛娱乐生态、快手与抖音短视频形成了围绕社交的娱乐生态,虎牙直播与斗鱼TV形成了围绕游戏的娱乐生态。第七章主要研究了网络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和企业发展对策。当下,在经历了野蛮生长到跑马圈地的行业格局洗牌之后,网络影视企业开始全面竞争。在网络影视产业的后竞争时代,出现了内容主题趋向主流文化、生产制作趋向版权自制、传播渠道趋向多屏互动、赢利模式趋向多样付费等趋势。网络影视产业需要在内容制作上求精、资源利用上求深、商业模式上求变、产业格局上求新,才能在泛娱乐时代立于不败之地。1985年,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出版了他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的《娱乐至死》,书中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预见和担忧,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34年过去了,当时的观众并没有“娱乐至死”,而当下,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又将“娱乐”推向了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征程上,尼尔·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时代已过去,但是新的娱乐载体电脑、平板、手机,甚至网络电视,又相继出现,而网络影视生产内容,网剧、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直播节目等也的确是在推动着人类的娱乐进程,历史似乎依然朝着波兹曼先生设想的“至高至死”的方向发展,娱乐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但“娱乐至死”依然需要避免。因此,尼尔·波兹曼的警示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网络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要预防这种可能。
谭淼[7]（2018）在《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文中提出虽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会员大会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质上已长时间停摆,同时证监会对总经理、理事长以及副理事长具有直接任命权,证明证监会对常态化运行的总经理与理事会制度具有强影响力。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由此分离为名与实两部分——名为会员制,实为证监会集中管理的准行政机关。学者常批评交易所准行政机关的现状使其缺乏独立性。但实际上组织形态的名与实分离是为了适应制度环境与现实环境不同的要求,实质组织形态具有其存在合理性。名义上采用会员制是90年代交易所初创时模仿世界主流交易所形态以增强交易所存在合法性的方式。而实质的组织形态则需要回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1990至1997年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沪深两市相互竞争的历史可以观察到中央与地方在交易所管理权上的博弈。这场竞争显示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市场的容量而非质量,对市场参与者监管放松从而发生负面事件,由此促使证监会诞生以及交易所管理权收归至证监会。捷克与波兰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对比说明转型经济体证券市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英美自发地形成证券市场模式不同,转型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展证券市场,一开始就需要强势的行政机关以及规定高质量信息披露的法律。行政强势也会影响交易所的组织形态,在行政监管强势的波兰,华沙交易所为国有,展示了区别于英美会员制、公司制以外的组织形态的可行性,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我国交易所实质组织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韩毅勇[8]（2016）在《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由于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以及国民党实行的政治集权、经济推进的政策,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到1970年代初,台湾经济、教育及社会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就,中产阶级阶层崛起。一部分受过国外或台湾本地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精英利用台湾当局领导人新老交替之际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掀起“青年问政运动”,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开启了战后台湾史上意义重大的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陈鼓应是这些青年知识精英中的一员。陈鼓应是生于福建长汀客家地区的“外省人”,受到过台湾大学殷海光等思想家自由民主观念的熏染,自始至终参与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大学杂志》的创办可谓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表现为新生代知识精英的“青年问政运动”。陈鼓应在其中担任编委,参与发表过《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国是诤言》、《国是九论》等重头文章,与其他编委一起呼吁台湾当局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大学杂志》问政期间,钓鱼岛问题爆发,引起海外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和《大学杂志》知识人群体积极参与到爱国保钓舆论中,且在保钓中自觉将学运从对外扞卫领土的方向引导到向内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陈鼓应以台湾大学教师的身份在校园内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发展民主生活、开放学生运动,反响极为热烈。不过,在学生运动中也引发“民族主义论战”,“统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随着蒋经国接班大势确定,接班团队成形,当局遂恢复了对言论的控制,校园民主运动遭受打击。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发生和《大学杂志》群体的分裂,宣告“青年问政运动”和校园的学生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社会运动之火既已点燃,便很难真正扑灭。陈鼓应等追求政治革新的知识精英逐渐将视线从校园内转移到校园外,推动社会改革的方式也逐渐由言论的参与向行动的参与转变。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了维护人权的运动。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人权运动的展开多为隐蔽的、分散的,有时需要配合国外的组织和个人来进行。70年代后期出现突破这种隐蔽、分散性的新型社会运动机会,这便是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的时间到了。从《大学杂志》集团分裂出来的张俊宏、许信良等本省人,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利用合法参选的时机,逐渐与基层民众结合,发展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抗议运动。陈鼓应等外省知识分子也参与到选举当中。虽然不同省籍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认同上已经出现分歧,但他们在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目标下暂时搁置了争议。正当这场公职选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发生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事件,蒋经国借此宣布选举延期举行、停止竞选活动,使运动戛然而止,遭受重挫。陈鼓应所全程参与的台湾七十年代社会运动,显示出多种意义。其一,从中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转型不是蒋经国晚年一纸文书解除戒严那么简单,而是台湾中产阶级崛起后,社会精英一波一波逐层推进的反抗运动所积累的结果,当局最后的退让是情非得已的选择。其二,从中可以看到外省籍知识分子在台湾政治转型历程中的奋斗、牺牲和贡献,不像当代一些台独人士所宣称的民主是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翻身”,台独派以民主为名谋求去外省化、去中国化,是毫无根据的谬论。其三,从中可以看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民主与民族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向。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社会民主运动常常表现为服从急迫的民族使命,民族压倒民主,这种情形在国民党退到台湾初期仍然延续,但到了七十年代,从中产阶级内生的民主运动,却能表现出求民主之同存统独之异的一面,这种特别年代里民主先于民族的现象所形成的反差,特别值得精细了解历史运动的学者观察。
张旭杨[9]（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YU ZHEN[10]（2016）在《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为消除资本市场的信息障碍,提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令世界各地企业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中得到最优的估值及投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1年初重组,2003年6月公布了IFRS第1号,随后IFRS得到了不断地充实、改进和完善。2005年欧盟的上市公司强制执行该准则,同年美国将本国会计准则转向IFRS趋同。2006年2月中国公布了全面趋同IFRSs的新版会计准则,同年7月日本金融厅企业会计审议会发表了《会计基准のコンバージェンスに向けて（意见书）》（面向会计准则的趋同（意见书））,其中包括了将IFRS纳入视野以及强制采用的路线图。本文通过运用对比的方法,在对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企业会计准则和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企业会计准则,就它们制定的组织体系、历史沿革进行了简洁的对比,重点就三套准则在存货、固定资产、准备金、金融工具、商誉、销售收入、销售成本、资产减值等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处理规定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进而以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2012年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数据为例,根据分析结果所得出的映射关系对会计报表进行了由JGAAP至CAS的转换,同时就三套准则之间的差异对财务报表净损益的影响进行说明和分析。从而说明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导入和趋同的过程中,企业会计准则的以新代旧会直接导致企业财务报表结果发生变化。本文研究意义在于,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投资者向近邻的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根据本文所述的转换方法及理论,将日本当地的财务报告转换至适宜的中国财务报告,使投资时所必要的财务情报分析更加简易化。反之,其它国度的投资者也可参考。同时,根据该映射关系可以运用至新兴的XBRL系统中进行程序编制从而加快转换的速度以及准确性。
二、2002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编刊史料 |
| (二) 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段祺瑞组织中央政府的背景 |
| 第一节 洪宪帝制覆灭后的中国政局 |
| 一、袁世凯退位与否引发的争论 |
| 二、新旧《约法》之争 |
| 第二节 段祺瑞受命组阁 |
| 一、组阁概况 |
| 二、组阁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举措 |
| 第一节 惩办洪宪帝制祸首 |
| 第二节 反对张勋复辟 |
| 第三节 改造国会 |
| 第四节 武力统一 |
| 小结 |
| 第三章 段祺瑞政府的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财政金融政策 |
| 第二节 工商政策 |
| 第三节 农业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修订“壬子癸丑学制” |
| 第二节 发展普通教育的政策 |
| 一、小学教育 |
| 二、中学教育 |
| 三、普通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重视师范教育的政策 |
| 第四节 推广实业教育的政策 |
| 小结 |
| 结语—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我国A股市场开放的制度背景 |
| 2.2 文献综述 |
| 第3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理论与识别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内部有效性分析 |
| 3.3 股票市场开放与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第4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披露 |
| 4.1 文献回顾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资本市场信息解读 |
| 5.1 文献回顾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股票市场开放、信息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 |
| 6.1 文献回顾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一、论文特色 |
| 二、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基本理论与相关概念 |
| 一、基本理论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二章 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问题阈 |
| 第一节 网络影视产业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关联 |
| 二、网络科技与影视艺术的现实关联 |
| 第二节 网络科技与影视艺术的互动融合 |
| 一、“相加”: 影视资源的网络平移 |
| 二、“相长”: 影视产业的全面变革 |
| 三、“相融”: 影视产业的破壁融合 |
| 第三节 网络影视产业的问题阈 |
| 一、网络影视产业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二、网络影视产业研究本体 |
| 三、网络影视产业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影视产业的历史追溯 |
| 第一节 传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 |
| 一、传统影视产业的史料梳理 |
| 二、作为文化产业的影视产业 |
| 第二节 传统影视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利用 |
| 一、传统影视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利用现状 |
| 二、传统影视产业在文化资源利用上的不足 |
| 第三节 推进影视产业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
| 一、资源基础论的基本观点 |
| 二、借助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影视产业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网络影视产业演进轨迹 |
| 一、野蛮生长期(2001年一2007年):抢占市场 |
| 二、行业调整期(2007年一2009年):优胜劣汰 |
| 三、转型发展期(2009年—2014年): 资本入局 |
| 四、快速成长期(2014年—至今): 破壁融合 |
| 第二节 网络影视产品新形态的特征辨析 |
| 一、网络大电影: 叙事结构多样化与游戏色彩 |
| 二、网络直播: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全景敞视 |
| 第三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的历史机遇 |
| 一、国家推动科技发展 |
| 二、VR技术带来的机遇 |
| 第五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格局 |
| 第一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整体情况 |
| 一、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持续成长 |
| 二、中国网络影视企业运营平台类型 |
| 第二节 网络长视频领域的“三国鼎立” |
| 一、长视频平台概览 |
| 二、长视频市场上的“三国鼎立” |
| 三、长视频市场形成“头部效应” |
| 第三节 网络短视频领域的“战国时代” |
| 一、短视频平台概览 |
| 二、短视频市场“战国时代” |
| 三、短视频内容格局: MCN成新风口 |
| 第四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格局的变量 |
| 一、长短视频平台交叉布局 |
| 二、直播平台后来居上 |
| 三、传统影视文化企业发力突围 |
| 第六章 中国网络影视企业典型分析 |
| 第一节 长视频领域的“优爱腾”模式 |
| 一、优酷: 围绕电商的泛娱乐生态 |
| 二、爱奇艺: 围绕IP的泛娱乐生态 |
| 三、腾讯视频: 围绕平台细分的泛娱乐生态 |
| 四、“优爱腾”模式比较 |
| 第二节 乐视视频与芒果TV模式 |
| 一、乐视视频: 垂直发展的泛娱乐生态 |
| 二、芒果TV:网台融合的泛娱乐生态 |
| 三、乐视视频与芒果TV模式比较 |
| 第三节 短视频和直播视频模式 |
| 一、快手与抖音: 围绕社交的娱乐生态 |
| 二、虎牙与斗鱼: 围绕游戏的娱乐生态 |
| 三、主播之争与主播合伙人模式 |
| 第七章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趋势及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存在问题分析 |
| 一、管理机制不顺 |
| 二、财政投入不足 |
| 三、发展战略同质 |
| 第二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
| 一、国家政策营造良性发展环境 |
| 二、科技发展带来新增长点 |
| 三、资本注入成为强大助力 |
| 第三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趋势 |
| 一、内容主题趋向主流文化 |
| 二、生产制作趋向版权自制 |
| 三、传播渠道趋向多屏互动 |
| 四、赢利模式趋向多样付费 |
| 五、业务布局趋向融合跨界 |
| 第四节 中国网络影视产业发展对策 |
| 一、管理机制上求进 |
| 二、资源利用上求优 |
| 三、内容制作上求精 |
| 四、商业模式上求变 |
| 五、产业布局上求新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网络影视产业是影视产业进入网络历史阶段的产物 |
| 二、网络大电影等“网生”产品属于影视产品 |
| 三、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是网络影视产业的优质资源 |
| 四、优质网络影视企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
| 五、网络影视企业发展需要求精、求深、求变、求新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泛娱乐”对网络影视产业的影响研究 |
| 二、“大数据”挖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文献综述 |
| 一、基本现状 |
| 二、核心文献 |
| (一)为什么需要交易所自律监管 |
| (二)对转型国家证券市场自律监管力量弱小现象之解释 |
| (三)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改革 |
|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 |
| 研究路径及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探析 |
| 第一节 对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法律规定的分析 |
| 第二节 对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现实情况的分析 |
| 第二章 会员制:增强组织合法性的制度选择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组织形态选择的逻辑 |
| 第二节 模仿主流组织形态:提高交易所存在合法性 |
| 第三章 证监会集中管理下的交易所:对盲目竞争的纠正 |
| 第一节 梳理历史:交易所管理权从地方至中央的过程 |
| 一、1990年12 月至1992年10 月:地方政府管理时期 |
| 二、1992年10 月至1997年7 月:证监会设立,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时期 |
| 三、1997年7 月至今:建立集中统一证券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总结历史:集中的证券监管体制是现实环境的需要 |
| 第四章 强势的行政监管:转型国家可行的选择 |
| 第一节 制度比较:独立监管机构与信息披露之重要性 |
| 第二节 交易所组织形态比较:政府控制力差异 |
| 第三节 市场表现比较:转型国家监管模式之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宗旨与史料来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 |
|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 |
| 二、教育的发展普及 |
| 三、社会结构的转变 |
| 四、1970年代台湾的政治困境 |
| 五、社会精英的重新活跃 第二章 陈鼓应的教育养成及学思历程 |
| 一、客家精神的熏陶的少年时代 |
| 二、大学时代的思想启蒙 |
| 三、师从方东美与殷海光 第三章 《大学杂志》与台湾社会运动的启动 |
| 一、台湾青年知识精英的聚集 |
| (一) 第一次社会青年人士座谈会 |
| (二) 两次座谈会建言要点 |
| 二、《大学杂志》的改组 |
| (一) 座谈会如何促成《大学杂志》之改组 |
| (二) 1971年改组前的《大学杂志》 |
| (三) 《大学杂志》的改组 |
| 三、陈鼓应与《大学杂志》大联合时期的议政 |
| (一) “无害的初创期” |
| (二) 大联合时期的书生论政 第四章 陈鼓应与台湾的学生运动(上) |
| 一、校园民主抗争的滥觞：台大“保钓运动”的兴起 |
| (一)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由来 |
| (二) 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 |
| (三) 《大学杂志》与“保钓” |
| (四) 台大的“保钓运动” |
| 二、陈鼓应与保钓运动的转向 |
| 三、“小市民心声事件” |
| (一) 《中央日报》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 |
| (二) 《大学杂志》对“市民心声”的回应 |
| (三) “小市民心声事件”的影响 第五章 陈鼓应与台湾的学生运动(下) |
| 一、民族主义座谈会 |
| (一) 海外留美华人民族热情的高涨 |
| (二) 民族主义座谈会的召开 |
| 二、民族主义论战 |
| (一) 民族主义座谈会背后的玄机 |
| (二) 针锋相对的论战 |
| 三、陈鼓应与台大哲学系事件 |
| (一) “职业学生”事件 |
| (二) 台大师生抓捕、约谈事件 |
| (三) 台大哲学系事件与《大学杂志》集团的分裂 第六章 陈鼓应与台湾人权运动 |
| 一、台湾戒严时期的人权状况 |
| 二、1970年代台湾的人权救援工作 |
| 三、陈鼓应对台湾人权运动的参与 第七章 陈鼓应与“党外”选举运动 |
| 一、台湾的“民主假期” |
| 二、“党外”势力的凝聚 |
| (一) “党外”势力的崛起 |
| (二) “党外”选举运动的铺开 |
| 三、选举运动中的陈鼓应 |
| (一) 陈鼓应参选的原因 |
| (二) 突然降临的“延期选举” 结语 |
| 一、1970年代台湾的社会运动的升级及陈鼓应的角色 |
| 二、197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中的民主与民族 |
| 三、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致谢 |
（9）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用语一览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比较对象概况 |
| 2.1 国际会计准则(IFRSs)概略 |
| 2.1.1 IFRSs的发展进程 |
| 2.1.2 IFRSs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1.3 IFRSs内容 |
| 2.2 日本企业会计准则(JGAAP)概略 |
| 2.2.1 JGAAP的发展进程 |
| 2.2.2 JGAAP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2.3 JGAAP内容 |
| 2.3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CAS)概略 |
| 2.3.1 CAS的发展进程 |
| 2.3.2 CAS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3.3 CAS内容 |
| 2.4 JGAAP,CAS以及IFRSs的制定机制、准则构成、进展特点的比较 |
| 2.5 形成差异的背景 |
| 2.5.1 会计的启蒙与发展 |
| 2.5.2 会计差异形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务报表项目比较分析 |
| 3.1 财务报表的资产项目分析 |
| 3.1.1 资产要素(Asset) |
| 3.1.2 存货(Inventories) |
| 3.1.3 固定资产(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 3.1.4 准备金(Reserve) |
| 3.1.5 或有资产(Contingent assets) |
| 3.1.6 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 |
| 3.1.7 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 |
| 3.1.8 商誉(Goodwill) |
| 3.1.9 投资性房地产(Investment Property) |
| 3.2 财务报表的负债要素分析 |
| 3.2.1 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 |
| 3.2.2 递延收益(Deferred income) |
| 3.3 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要素分析 |
| 3.4 财务报表的收益要素分析 |
| 3.4.1 收益要素(Revenue) |
| 3.4.2 销售商品(Sale of goods) |
| 3.5 财务报表的费用要素分析 |
| 3.5.1 研发费用(R&D) |
| 3.5.2 借款费用(Borrowing Costs) |
| 3.5.3 资产减值(Impairment of Assets) |
| 3.6 财务报表的利润要素分析 |
| 3.7 合并会计报表 |
| 3.7.1 公允价值(Fair value) |
| 3.7.2 合并财务报表条例(Regulations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案例分析 |
| 4.1 企业背景 |
| 4.2 现有报表概述 |
| 4.3 报表重编 |
| 4.3.1 重编理论依据 |
| 4.3.2 实施内容 |
| 4.4 案例现有报表项目详解 |
| 4.4.1 流动资产 |
| 4.4.2 非流动资产 |
| 4.4.3 个别公示项目 |
| 4.4.4 営业利益 |
| 4.4.5 当期利益 |
| 4.5 NSG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束语 |
| 5.1 主要工作与创新点 |
| 5.2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四、2002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D]. 秦文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D]. 黄健峤.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
- [6]中国网络影视产业研究[D]. 侯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D]. 谭淼.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8]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D]. 韩毅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D]. YU ZHEN.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