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元诗四大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元诗“四大家”,歌行创作,宗法李杜,新变
元诗四大家论文文献综述
唐丽,张仲谋[1]（2019）在《元诗“四大家”歌行的创作倾向与创新尝试》一文中研究指出元代诸多歌行作家中,元诗"四大家"显得尤为突出。四人歌行创作主要以李、杜二人为取法对象,多表现为遣词造语、风格意境等明显的模拟和直接借鉴。同时,他们又能有所变通,将带有民族性的审美对象融会于写作之中,呈现出异代文化下的新变风貌。这种固本与求变的创作观点为其增添了众多不类唐宋的创作活力,助推了整个元代的歌行创作水平。(本文来源于《嘉应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唐丽[2]（2019）在《元诗“四大家”歌行的主题内容与文化意蕴》一文中研究指出元诗"四大家"歌行的题材取径多元丰富,又以酬友寄赠、忧念民生、题写书画等为其歌行体诗歌的主要生产方式。四人与道士羽流、多族身份诗人的多向互动,全面体现了元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对社会矛盾、林泉之思等内容的揭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特有的时代情绪,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本文来源于《集宁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唐丽[3]（2018）在《元诗“四大家”歌行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元诗“四大家”为有元一代诗坛歌行体诗歌的重要代表作家,共创作了230余首歌行作品,对元中期诗坛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历代对其歌行的研究却相对零散。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旨在对四大家歌行的观念、主题内容、艺术技巧等做系统、深入的论述,试图明确四人在歌行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第一章内容主要是对歌行一体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歌行”之名,本出自乐府诗,它于唐宋时期真正获得了独立的诗体学地位。降及元代,元人明确将歌行视为诗之一体,诗格、诗文别集等对歌行的本质和艺术特征也进行了理性探讨,其所触及的范围基本涵盖歌行体诗歌的全部内容,对建构歌行的发展史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元代又是歌行创作史上一方重镇,几乎每个诗人的诗集中都有歌行的创作,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第二章概述了元诗“四大家”歌行创作的宗唐渊源。四人的歌行创作渊源主要以盛唐李、杜二人为主,多表现为对李、杜诗歌章法、艺术手法、词语等明显的模拟和直接借用上。较之李白,四大家又往往偏向杜甫歌行的学习,是值得注重的文学史事实。受元中期多元文化、雅正诗风的影响,四人在学习唐人的同时又能有所变通,在歌行语言的组词艺术、情感的古雅恬淡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创新特色。第叁章为四人歌行体诗歌主题内容的分类研究。本章将四人诗歌的题材内容大致分为忧念民生、酬友赠别、题写书画、民俗风情四部分。其中,又以酬友赠别这一主题为重点展开论述。四人此类诗篇很少表现离别的当下,所关心的是对被送者未来行为的勉励,突破了唐宋歌行以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在同类赠别诗中别具一格。第四章依次从制题、抒情方式,叙事技巧,篇章句法、修辞手法五个方面剖析四人歌行的艺术特征。四大家歌行多自命新题,诗题字数呈现出一定的扩大趋势。其较为典型的歌行诗篇大多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写成,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不少作品都采用了比喻、复沓、蝉联等修辞手法。第五章为元诗“四大家”歌行的对比研究。四人歌行在表现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具体而言,揭傒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所持有的批判意味更加客观理性,而范梈此类题材多是将救弊的希望寄托于朝廷,情感相对缓和。揭傒斯与杨载的酬友寄赠诗大都借送别友人之际表露自己的功业抱负,难以有情感空间的开拓和深入。较之揭傒斯,虞集、范梈两人诗中反复抒写的归隐之叹多是在经历了仕途挫折之后而油然而生的,可读性不高。在歌行的创作风格方面,杨载过分重视诗法,他的歌行作品往往多露斧凿之痕而缺乏清新自然之趣。与范梈自觉驱遣怪异奇险的夸张想象不同,虞集歌行的诗篇体式端雅而少有杂言散句。余论部分认为元诗“四大家”歌行固本与求变的创作观点也给明清两代诗人建构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空间,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来源于《江苏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曾庆江[4]（2018）在《深情吟咏海南岛》一文中研究指出范梈被称为“元诗四大家”之一，以诗文名垂后世。他曾经担任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照磨（照刷磨勘的简称，作为肃政廉访司的下级官员，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等官职，不惧艰难险阻多次跨海到海南工作，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不仅如此，他还在海南创作了诸多诗文，为人们认识海南、了(本文来源于《海南日报》期刊2018-03-05）
[5]（2016）在《元诗四大家》一文中研究指出"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pēng)、揭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四大家"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鳞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本文来源于《同学少年》期刊2016年11期）
刘淮南[6]（2016）在《萨都剌与元诗“四大家”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将萨都剌与元诗"四大家"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到"四大家"的明显不足,这种不足突出表现在题材范围和情感内容两方面。而导致这种不足的原因是,"四大家"在理学的影响下倡导雅正,以至削弱了诗歌应有的情感追求,而"长于情"的萨都剌恰恰能够以诗人的身份自由地抒情写意。(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学研究》期刊2016年01期）
封树芬[7]（2011）在《袁桷与元诗四大家交游考——袁桷与虞集》一文中研究指出袁桷是元代中期文坛上一位重要的文人。元代大德、延佑间,袁桷与以虞集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共事一朝,相互唱和,共同推动了元文坛"盛世之音"的到来。历来谈及元诗,一般均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其它诗人很少被论及,袁桷也少有关注。对这位文人,《四库全书(本文来源于《文艺评论》期刊2011年12期）
丁雪艳[8]（2011）在《张雨与元诗四大家交游考述》一文中研究指出元代方外诗人张雨与在元代诗坛影响较大的元诗四大家交往甚密。张雨皇庆二年(1313年)与虞集、范梈订交于京师,与揭傒斯订交于天历元年(1328年)后。张雨与四大家多有唱和赠答之作。张雨对虞集执弟子礼,诗文皆受其影响;张雨之诗以气韵为胜,则是受杨载影响;张雨诗风、书法与揭傒斯皆有相似之处。张雨与四大家的交游,使其诗风、书法风格都超越了道士空泛飘渺的限制,提高了自己在诗坛的地位与影响,成为元诗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之一。(本文来源于《滨州学院学报》期刊2011年04期）
查洪德[9]（2008）在《元诗四大家》一文中研究指出元代诗坛虞集(字伯生)、杨载(字仲弘)、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揭傒斯(字曼硕)并称"四家",这一并称在四人生活的当时已经形成。明程敏政编《明文衡》卷55收胡广《虞揭诗记》云:"虞文靖公尝作范德机诗序,有云:当时中州人士谓清江范德机、浦城杨仲弘、豫章揭曼硕及集四人诗为四家。"说这是当时"天下之通论"。在明人的文献中,经常见到"时称虞杨范揭"之类的说法。所谓"时称"之时,自然是四人生活之当时,也即元中期(本文来源于《文史知识》期刊2008年04期）
王春庭[10]（2003）在《论元诗四大家》一文中研究指出活跃于仁宗延佑年间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并称“元诗四大家”。他们主张宗唐复古,讲究技法严谨与文字锤炼,恪守中和之道,追求雅正之风,因而成为有元一代诗歌创作的典范,代表了元诗的最高成就。(本文来源于《闽江学院学报》期刊2003年03期）
元诗四大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元诗"四大家"歌行的题材取径多元丰富,又以酬友寄赠、忧念民生、题写书画等为其歌行体诗歌的主要生产方式。四人与道士羽流、多族身份诗人的多向互动,全面体现了元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对社会矛盾、林泉之思等内容的揭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特有的时代情绪,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元诗四大家论文参考文献
[1].唐丽,张仲谋.元诗“四大家”歌行的创作倾向与创新尝试[J].嘉应学院学报.2019
[2].唐丽.元诗“四大家”歌行的主题内容与文化意蕴[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
[3].唐丽.元诗“四大家”歌行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18
[4].曾庆江.深情吟咏海南岛[N].海南日报.2018
[5]..元诗四大家[J].同学少年.2016
[6].刘淮南.萨都剌与元诗“四大家”之比较[J].中国文学研究.2016
[7].封树芬.袁桷与元诗四大家交游考——袁桷与虞集[J].文艺评论.2011
[8].丁雪艳.张雨与元诗四大家交游考述[J].滨州学院学报.2011
[9].查洪德.元诗四大家[J].文史知识.2008
[10].王春庭.论元诗四大家[J].闽江学院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