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现实主义流变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阎连科,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场
现实主义流变论文文献综述
吕银飞[1]（2019）在《论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已经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存在。阎连科的创作对于当代文坛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寓言化”、“极致化”为主要特征的“荒诞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与美学规范的建立。二是鲜明的批判立场与反叛姿态,主要体现为对“政治”、“革命”的解构与颠覆,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批判立场。这两大特征确立了阎连科的文学场地位,使他成为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吊诡的是,对阎连科的争议也恰恰源自于此。争论的焦点集中于阎连科的写作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还是一次乏力的背叛。总体而言,阎连科的创作经历了从“写实型”现实主义到“荒诞现实主义”的流变。事实上,对阎连科的争论,也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争论。因此从源头厘清阎连科转变的原因是必要的,这既是理解阎连科及其创作的关键,也是研究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流变的典型个案,对于丰富文学史图景有一定的意义。所以,研究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问题是解开争议之谜的关键所在,也是本论文的研究重心。阎连科早期的写作(1979——1988)基本处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模仿探索阶段。1988年《两程故里》的发表,标志着阎连科由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转向了具有启蒙意识的“写实型”现实主义。在此之后,有着强烈“成名成家”欲望的阎连科,渴求在“文坛”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获取席位,不断变换着写作的题材和对象,四个“系列”的写作充分体现了阎连科求变的轨迹,不断接纳并吸收现代主义的创作因子,但这种变化主要是在现实主义内部进行的。限于文学修养、自身所处的文学环境等多种因素,阎连科具有探索性质的小说质量不高,未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事实上,阎连科求新求变的意识既是自觉寻找自我文学定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边缘向文学场中心靠拢的努力与实践。1990年代,文学场域规范的改变,深刻影响了阎连科创作从“写实型”现实主义向“荒诞现实主义”的转型。日益浓厚的“市场化”氛围对阎连科的写作造成一定的冲击,间接培养了他的自我营销意识,促使他更加自觉主动地寻求进入文学场的独特文化资本。阎连科也充分抓住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来增加并巩固自身文学资本的独特性。其中,评奖制度和批评机制作为文学场的主导因素,对阎连科的转变有着显在的影响。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的青睐为阎连科进入文学场中心作了仪式性加冕,这意味着阎连科小说的“寓言化”风格得到认同。部分活跃在一线的主流批评家赞赏阎连科小说中的超现实写作手法,对其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表示赞赏,这鼓励了阎连科彻底向“荒诞现实主义”转变。阎连科“禁书作者”的身份、鲜明的“批判”意识、“颠覆”传统的姿态受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海外读书界的赞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阎连科“极致化”叙事风格的形成,并促使阎连科进一步与现实主义传统决裂。阎连科从“写实型”现实主义向“荒诞现实主义”的实践受到多种因素的规约。现实主义在90年代文学求新求变的语境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遵循现实主义规范写作难以吸引新潮批评家的注意。作家自身文学经验的匮乏,文学修养的不足和缺乏生活的激情的制约着他现实主义的成就。这两方面的合力推促阎连科向“极致化”、“寓言化”写作越走越远。在创新动力已经显露出枯竭状态的情况下,阎连科仍然偏执地坚持着“荒诞现实主义”创作,原因在于它契合了当代文坛渴望创新、渴望介入现实与历史的氛围。阎连科把握住了文坛行情,并准确地抓住了当下文坛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集体性焦虑。因此,很难说他的创作模式具有某种创新生长点。事实上,阎连科的“荒诞现实主义”创作所提供的“革命”、“政治”话题,倒是为当下日益兴盛的文化批评研究提供了某种标本。阎连科创作实践的转变折射出当代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他的“转型”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参与“文学场”斗争的结果。除了进入文学场的功利化动机外,文学资源的匮乏与文学修养的不足等内部动因也是促使阎连科走向“荒诞现实主义”的催化剂。因此,阎连科“荒诞现实主义”的写作其实是功利化追求的产物,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背叛,而非超越。(本文来源于《海南师范大学》期刊2019-04-01）
杨楼生[2]（2019）在《景观的瓦解 文化的流变——由青春电影《过春天》引发的现实主义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2019年3月15日,由导演白雪执导的青春电影《过春天》正式登陆内地院线。这并不是这部电影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实际上,早在2018年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节,该片就得以亮相,并一举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该片女主角黄尧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影片也受到国际电影节的青睐,先后(本文来源于《电影评介》期刊2019年05期）
田川流[3]（2018）在《论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中的流变与深化》一文中研究指出现实主义近200年的历史流变,在世界及中国均产生重要影响。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厘清某些歧义,有助于科学认识社会文化及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坚守先进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呈现及其深化,受到社会演变中各种力量的驱动,包括当代世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兴起、高新科技的影响等。科学地推进现实主义在当代的深化,须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与其他方法的相融与扬弃、对历史上各种现实主义方法积极因素的汲取,深入探讨文学与艺术现实主义表现的异同及其艺术表达优势的呈现等,驱动现实主义在当代愈来愈趋于科学化,走向新的境界。(本文来源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10期）
饶曙光,李国聪[4]（2018）在《改革开放40年:现实主义与中国电影创作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艺术精神和情感态度,是影响我国电影创作生产和价值导向的重要质素。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赋予现实主义电影不同的时代品格和创作范式。对现实主义电影的深入剖析和详实爬梳,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创作流变的历时性检阅,也是对中国电影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前瞻性思考。(本文来源于《电影艺术》期刊2018年05期）
刘芳芳[5]（2018）在《当代陕西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研究,主要是在“当代性”的语境下,一方面探究现实主义自身的流变情况,另一方面将陕西文学创作作为现实主义流变的重要载体,研究其具体的发展脉络,考察柳青如何将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人民性”和“真实性”——内化为自己的“典型化”的创作,并以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实践为陕西文学的参照物,考察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在柳青之后的分化情况,同时探究导致其分化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致走向。本文在结构上共分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首先,从现实主义自身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共同发展脉络中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即1942年以来的陕西现实主义文学。柳青以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形成了陕西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在其文学件内部发生了衍变,使得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前提,确定研究意义,梳理相关学术成果。其次,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理论引入对现实主义的运作机制的分析中,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等。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两大转向之后,“现实主义”也必然受到冲击,其中国化的流变过程自然也会带有语言学和非理性的影响,借助这些理论资源有利于验证本论文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蕴藉。第一章,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源流。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目标都在于《讲话》奠定的“人民性”传统,其理论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柳青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点中提炼出“生活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结合问题,并将之溶解在中国化的“人民性”之中。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对于柳青现实主义的传承性具体表现在,将作家的生活基础和个性体验结合在一起;将逼真的生活细节和宏大的史诗结构熔铸在一起;将文学技术和“对象化”的情感交融成一体。第二章,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之变。主要体现在“整体性”的分化上,这种“整体性”既是“人民性”和“真实性”形成的整体,也是二者各自作为统一体的整体。具体表现在,柳青一代陕西作家的现实主义观点就已出现分歧;柳青之后,作为整体的典型化创作中的“真实性”和“理想性”出现了分化;作家时空观的变化;以及作家的个体化写作倾向。其次是现实主义的文体衍变,路遥和贾平凹预示了陕西文学的乡土小说,并拓展了“大散文”的写作范式,柳青探索的“古典的传神手法”,在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写作中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还有作家的语言观及其写作语言也发生了变化。第叁章,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性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包括对人物心理的准确刻画。首先是对作为正面人物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方面,柳青提出要“写出人物的感觉”,路遥和贾平凹“召唤”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新形象,随即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老龄化问题;其次是对作为非英雄人物的“中间人物”的塑造问题,伴随着“拾垃圾者”的形象变化,柳青塑造的经历了“翻心”实践的“中间人物”等人民群像,经由路遥之后,到了贾平凹的写作中,则变成了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面孔的社会“底层”和小人物众生相。第四章,现实主义流变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主要以非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为主,柳青试图创造一个女性英雄人物刘淑良,而基本以失败告终,女性形象在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中出现两极化倾向,不论是柳青出于隐藏作家倾向,还是后来的作家急欲表现个人,女性形象的主体情感都成为他们压抑并“移情”的中介,从而表征出女性“成为”疯癫形象的塑造过程。对女性非典型化的塑造,标志着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彻底分化。第五章无论是以男性形象为代表的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创作,还是对女性人物的非典型塑造,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的“合理性”分化,即一方面在传统文学的经典化道路上难以为继,典型人物所表征的正面、积极和典范性丧失,转而引进了(男)“疯癫”人物的叙事视角,作家的教育和典范作用式微。另一方面也在于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现代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在分化之后,和“底层文学”、科幻文学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当然,最为内在的联系还是它们对于现实主义品质的最后操守。结语当代陕西文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柳青进行文学技术的探索和现代改造的同时,就已经暗含了分化的危机。关于文学的技术理性不但消解了史诗整体性的光晕,还逐渐渗透进作家的生活日常,在强化作家的个体意识的同时,又制约着作家作品的自反性倾向。就现实主义的“前景”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仍旧需要现实主义文学,陕西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时代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树立“成熟的现代意识”,才能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弥合现实主义文学的“断层”。(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张红格[6]（2018）在《从柳青到路遥：现实主义创作流变及当下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柳青和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两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且他们在创作上存在前后相继的师承关系。在目前关于柳青和路遥的关联性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都从他们二者的人格精神、创作意识以及作品中人物塑造、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方面的异与同来阐述路遥对柳青的继承和超越。这些文章对比研究的角度比较全面,然而都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对比阐述时对文本的挖掘不够深入,二是都存在为了比较而比较的倾向,没有从更高的角度观照二者的创作。因此,本文在研究二者的创作关系时,首先深入文本,通过文本细读来探究路遥对柳青的继承和超越。其次,以柳青和路遥的创作经验来观照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探讨传统现实主义在当下的意义。由于现实主义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概念,为了更清楚地展开对比,本文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两个角度入手,深入文本探视路遥与柳青之间继承与超越的创作关系。同样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来探讨传统现实主义对当下创作的启示。文章正文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角度看二者的创作关系,首先在创作方式上,二者都是靠“吃透生活”进行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柳青“占据”的生活而主要集中在农村,路遥则从农村扩展到了城市、煤矿,这种创作方式保证了他们作品中细节描写的真实;其次在典型塑造上,他们都沿用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路遥笔下的典型人物由于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意义;第叁,在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上,他们都显示了细部描写的逼真和对人物心理世界的精雕细刻。由于路遥摘掉了柳青眼上的政治过滤镜,因而他能在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中,选择各式各样的细节加以描写,发掘细节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心理刻画上,柳青表现的是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心理情绪,而路遥表现的则是人物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第二章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角度看二者的创作关系。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首先都体现在关注大时代的社会责任感上,不同之处在于,柳青对时代的表达局限在了政治的框架内,路遥则只把政治事件当做背景,直接推到前台描写的是人物的心灵;其次,他们的文学精神还体现在直面现实和底层人的心灵。柳青表达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农民的同情,路遥不仅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而且还能与之共情。在观照底层农民的心灵方面,柳青和路遥都表现了他们在追求新生活过程中的坚毅和顽强,不同的是,柳青倾向于在集体中找寻人物奋斗的价值,路遥则更重视人物个体奋斗的意义;第叁,他们的文学精神还体现在二者都追求一种有温度的书写,都倾向于把美好的人情人性作为人物战胜苦难的内在动力。不过柳青的这种书写是不自觉的,甚至更多时候政治要凌驾于人情人性之上,路遥对温情的书写则表现了高度的自觉。从现实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路遥对柳青文学经验的继承和超越,表明了传统现实主义仍有广阔的革新前景。它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仍可以从传统现实主义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精神资源。因此,第叁章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来讨论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精神对当下的启示。第一节针对当下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来探讨柳青和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否有可借鉴的价值;第二节针对当下乡土文学中人民性缺失的问题,来探讨柳青和路遥关注人民的文学精神的当下意义;第叁节针对当下“底层文学”中认同消极人生观、展示苦难的问题,来探讨柳青和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否要继续发扬。(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杨帆[7]（2018）在《浅析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及其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现代话剧自20世纪初期肇始以来经历了极为独特发展轨迹,而现实主义则是其发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一种形态,本文对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国现代话剧现实主义特点探究。(本文来源于《戏剧之家》期刊2018年14期）
邓燃[8]（2017）在《巴金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从青春的赞歌到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的文学创作虽然都是基于现实的创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自我的不断成熟,他的创作也是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而这种流变也让巴金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本文来源于《广东蚕业》期刊2017年12期）
姜庆丽[9]（2017）在《中国电影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发展流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早在1913年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中便见其端倪。对电影作品来说,现实主义电影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从早期作为"现实的渐近线","十七年"时期发扬光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第四代导演的纪实美学,及至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风格诸多流变,这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来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历史传统一直都在场,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不言而喻。(本文来源于《电影新作》期刊2017年02期）
吴晶琦[10]（2017）在《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美术流变及美学表征—集中于油画的剖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论文对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美术流变及美学表征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油画,本论文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对该选题展开系统深入地探究。现实主义是艺术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典型性、客观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使其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独特的审美品格。现实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具有一种亲缘关系,20世纪初,西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改造寻求现代性的理想范式,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自觉选择被引入中国,在整个20世纪里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构成了美术创作的主要面貌,真实地反映了百余年来各个不同阶段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观。可以说,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20世纪中国的经典美术作品,现实主义在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和现实主义理论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是现实主义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现实主义美术发生重大转折变化的时期,现实主义美术在复苏、多元化探索、边缘化挑战和当代重振的历史洪流中跌宕起伏,构建了新时期以来美术丰富多姿、沉稳厚重的历史画卷。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与20世纪其他历史阶段的现实主义美术具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出发展更快速、现象更复杂、风格更多元、创作更自觉和成果更丰硕的特点,这些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源与对象。本论文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采用了整体性的研究路径,采用艺术史哲学方法,把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的历史状况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考察它的动态、反思它的发展,追问这一整体性对象中的阶段差异性,进而揭示它的差异变化性与变化整体性,并用思想史、艺术史和哲学史融合的方法把艺术还原为有机社会的存在元素。论文按照时间的纵向线索和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分为叁个研究阶段,即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去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思想风貌和艺术状态,呈现出阶段性的现实主义美术发展表现形态,进而深入剖析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实主义美术所具有的不同审美内涵和审美特征,把现实主义放在一个动态的流变过程之中来把握,力求更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本论文梳理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论证现实主义发展的开放体系,界定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对现实主义基本范畴“真实”作历史性梳理和发展性阐释,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美术研究做出必要的理论框架和前提。在此基础上,本论文以经典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作为双重理论资源,对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的个体创作和群体性创作面貌展开深入具体研究,呈现出现实主义美术发展新面貌和其内在的审美逻辑,阐释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美术发展历程。1979年— 1989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复苏时期,1980年代现实主义美术在整个20世纪的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和对其后的现实主义美术重要的启示意义。1980年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和启蒙反思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当时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思想空间。思想观念的解放、主体性高扬、人的觉醒、艺术创作的本体回归使80年代的现实主义美术具有了全新的审美取向和创作维度。在8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具体的艺术语境中,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两种表现形态,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美术,探索80年代现实主义美术叙事的美学表征。而在80年代,西方现代美术及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广泛地进入到中国,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现实主义美术产生了新的冲击与启示。剖析西方现代美术及“85新潮”美术对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中揭示其内在的联系与某种一致性,这里,既有现实主义广延程度的理论问题,又有现实主义多元化的理论问题。1990年—1999年,是现实主义美术的蜕变与多元化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的艺术语境不同于80年代,一方面来自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另一方面来自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使艺术家个体在社会心理及艺术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使现实主义美术产生了新的景观。论文在1990年代的艺术语境中深入分析现实主义美术的两种表现形态,新生代美术和玩世现实主义美术,探索90年代现实主义美术叙事的美学特质。2000年以来,是现实主义美术的当代重建时期。2000年之后,现实主义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产生过明确的现实主义美术思潮性的表现形态,譬如伤痕美术、乡土写实及玩世现实主义主义等,这里面既有艺术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原因。但21世纪的十余年来现实主义获得了踏实而稳健的发展,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和表现我国当代现实生活成为现实主义在新世纪的两种创作形态。新世纪初,美术理论界和创作界对19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边缘化及受到现代主义美术的冲击展开了反思,提出了“重振现实主义”的诉求,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美术创作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本文对21世纪的现实主义美术研究是立足于民族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基础之上,分析现实主义美术的具体表现形态,阐释现实主义美术的民族性和当代性表现,进而揭示出现实主义美术叙事新的美学表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正本清源,使现实主义的魅力更加突显。21世纪,我们要展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从塑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来要求现实主义,这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与更大的发展空间。本论文在当下具体的社会现状、艺术现状及艺术要求等方面探讨现实主义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及必然要求。(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7-04-01）
现实主义流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19年3月15日,由导演白雪执导的青春电影《过春天》正式登陆内地院线。这并不是这部电影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实际上,早在2018年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节,该片就得以亮相,并一举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该片女主角黄尧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影片也受到国际电影节的青睐,先后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现实主义流变论文参考文献
[1].吕银飞.论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D].海南师范大学.2019
[2].杨楼生.景观的瓦解文化的流变——由青春电影《过春天》引发的现实主义思考[J].电影评介.2019
[3].田川流.论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中的流变与深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4].饶曙光,李国聪.改革开放40年:现实主义与中国电影创作流变[J].电影艺术.2018
[5].刘芳芳.当代陕西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6].张红格.从柳青到路遥：现实主义创作流变及当下启示[D].陕西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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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燃.巴金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流变[J].广东蚕业.2017
[9].姜庆丽.中国电影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发展流变[J].电影新作.2017
[10].吴晶琦.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美术流变及美学表征—集中于油画的剖析[D].辽宁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