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西晋诗风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西晋,刘琨,人生遭际,诗风转变
西晋诗风论文文献综述
张爱波[1]（2019）在《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是一个速盛骤衰、战乱频仍、思想动荡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西晋诗坛却群星闪耀,形成了"太康中兴"的局面。特别是刘琨,以其诗歌"悲壮"之风,迥别于当时诗坛"轻绮"之气。刘琨一生以永嘉之乱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为风流名士跻身"二十四友";后期作为民族英雄驰骋疆场。虽然由于时代和自身原因,刘琨最终失败被杀,但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使得刘琨诗风巨变,在现实锤炼中形成"悲壮"风格,成为西晋诗坛上的一面旗帜,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3期）
冯源[2]（2018）在《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本文来源于《中州学刊》期刊2018年03期）
王澧华[3]（2016）在《“鲁公二十四友”与西晋绮靡诗风》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鲁公二十四友"的得名,可能源自诸侯官属,兼具政治与艺文双重性质。它的形成当是鲁公贾谧因教养与政治而逐渐招邀,热衷文人为才情与仕宦而相继趋附。这个权贵与文学圈子的聚集,促使其诗文创作更趋于靡丽雕琢。鲁公贾谧及其趋附者因"八王之乱"被整肃殆尽,同时代立身处世与诗文风格双向对立的玄学名士与退隐文人,则以"永嘉平淡之体"风靡诗坛,西晋诗风因此从缘情绮靡走向赏意忘言,东晋百余年玄言诗风由此奠定。(本文来源于《求索》期刊2016年11期）
冯源[4]（2016）在《晋武帝华林园雅集对西晋诗风的启引》一文中研究指出晋武帝华林园雅集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着非凡的引领作用。其中,泰始四年华林园雅集所确立的诗歌审美范式主要为:四言体式、篇制宏大、风格典雅、以颂美为基调、首章意境阔大;太康元年之后华林园雅集对西晋诗风的启引主要表现在:对清新景物的描写、对情感抒发的注重。这些质素均延展为西晋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本文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期刊2016年05期）
庄书睿[5]（2014）在《从阮籍、嵇康与傅玄的诗歌看正始与西晋诗风的嬗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对抗司马氏统治,崇尚玄学,形成寄托"遥深"和"清峻"的诗歌风格。而西晋诗人傅玄投靠司马氏政权,尊儒反玄,诗歌崇尚拟古、讲究语言与形式的创新。通过分析叁人人生选择、思想倾向与诗歌特点,可以看出西晋诸贤没有沿着阮籍、嵇康的创作道路发展,而是受到傅玄的影响,变正始玄思为流韵绮靡,从而开启了西晋追求文辞华美与技巧创新的诗风。(本文来源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4年04期）
冯源[6]（2013）在《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新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研究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的生成关系。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梳理河洛文化的相关概念及其主要特征。“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并称,指代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地域。学界对河洛区域范围有“四至”的认定。西晋时期河洛文化圈的范围较大,是狭义的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以夏、商、周叁代传统文化为主干的中国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域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相关联的特征主要有叁个：根源性,是指夏、商、周叁代的河洛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传统性,是指以河洛地域为定都之地的传统和以德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传统；嬗变性,着重探讨了河洛地域崇情传统的嬗变和学风的嬗变。第二章考察河洛文化与西晋诗人的内在关联。河洛文化与西晋诗人产生关联的媒介是洛阳：洛阳是河洛文化的中心地域,河洛文化与西晋政治、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洛阳占据着主导性地位；洛阳又是西晋诗人的主要集结地,西晋诗人共有75位,有确切记载居洛经历的是62位,占西晋诗人总数的83%。与河洛地域相关的诗歌数量,占西晋诗歌总量的90%以上。第叁章考察河洛地域礼乐文化传统与西晋诗歌的雅正之风。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传统形成于夏、商、周叁代,西晋一朝的政治、学术均呈现出向先秦河洛地域礼乐文化传统复归的态势。“仪形古昔、合乎经礼”,为西晋宫廷雅乐体系的创制原则,催生了西晋宫廷雅乐歌辞的繁盛。在政治、学术复古精神的启引下,西晋一朝于《诗经》的礼乐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西晋诗人逐渐获得礼乐文化的身份认同,“雅颂”诗学观兴起,创作出大量以正面颂赞为主的、风格雅正的诗歌。西晋诗歌崇尚雅正的审美趣味,是礼乐文化在审美上的外化。第四章考察河洛地域崇情之风与西晋诗歌的“缘情”风貌。以文学与音乐为视点,考察先秦河洛地域的崇情之风：《诗经》集中体现着河洛地域先民对情感的崇尚；“郑声”则体现着河洛地域先民崇尚悲情的审美特质。先秦河洛地域的崇情传统,经过两汉的发展与嬗变,藉由魏晋时期声势浩大的崇情思潮,对其时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催生了陆机的“诗缘情”诗学观,使得西晋诗歌呈现出“缘情”的风貌：傅玄的“善言儿女”、张华的“儿女情多”,是对先秦河洛地域《诗经》情感书写传统的绍继；潘岳的“称情直往”、陆机的叹逝之悲,集中于对悲情的抒发,所继承的乃是先秦河洛地域“郑声”所代表的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第五章考察河洛地域清谈学风与西晋诗歌的“绮靡”特质。“绮靡”为“缘情”的外在属性,指诗歌语言形式的精妙和风格的柔美。发源于洛下的清谈学风,与西晋“绮靡”诗风的生成有着特殊的对应关系：河洛地域清谈学风启引了魏晋士人审美取向的转变；河洛地域清谈的辞采、声韵等语言之美,于西晋诗歌有一定程度的渗透；河洛地域清谈于“清”美的崇尚,启引了西晋诗人对诗歌清美质素的崇尚与实践,清美所具备的“单薄浮弱”的负价特质,与“绮靡”所包蕴的“力柔”质素相关。特选取陆机的作品为例,从语言形式上的辞采、声韵,结撰方式上的析文等角度,透视西晋诗歌的“绮靡”风貌。第六章考察洛下诗人雅集对西晋诗风的整体启引。与西晋对河洛地域礼乐文化的崇尚与践行相关的,是洛下诗人雅化的行为方式——雅集的盛行,“群”意识与“依附”意识,是洛下诗人雅集的文化内涵。洛下诗人雅集空间的审美指向对西晋诗风有一定程度的启引：华林园——引领典雅纯正的审美取向；金谷园——启引私我之情的抒发；洛水边——触发诗人情感及对美的崇尚。洛下诗人雅集中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有一整体的启引：雅集带动诗歌创作,是对诗风的践行；雅集带动诗文品评,是对审美风格的体认；雅集带动诗文传播,是对诗风的推动与促进。(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3-11-01）
王澧华[7]（2012）在《论西晋诗风的二元对立》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文学,复线演进,既"从建安到太康",又"从正始到永嘉",绮靡与平淡,主流支流,互为消长,而其对立之深,转变之快,从来罕见。其中既有人生观的差异,更是美学观的对立,一方标榜"诗缘情而绮靡",另一方却鼓吹"诗赏意而忘言",前者惟恐其不美而竟至于绮靡靡嫚,后者惟恐其不玄而竟至于理过其辞。虽然各有偏胜偏失,但都为后世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本文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2年06期）
杨名[8]（2011）在《西晋绮靡诗风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西晋绮靡诗风为研究对象,从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入手,注重对代表诗人及具体作品的分析,剖析了其形成原因和艺术特点,得出西晋绮靡诗风的出现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成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东晋诗歌及南朝宫体诗都对其有所继承这一结论。本文共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首先对“绮靡”一词的涵义加以分析,进而对绮靡诗风的性质特点重新界定,认为“绮靡”诗风的外层是词藻的华丽,内核则是情感的动人,是华丽藻饰的表现形式和浓重绮丽的儿女情思的结合;其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了简单回顾,对现当代的研究成果略作梳理;再次,介绍本文的思路和主要内容。第一章论述西晋绮靡诗风形成的复杂原因。首先,西晋之初的特殊历史环境让社会上豪奢之风盛行,与文学的审美自觉结合,形成了一个空前注重审美的时代,反映在文学层面,则是注重语言的华丽优美。其次是魏晋以来文学地位的提升和文人逞才的风气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是“楚辞”和建安诗歌对西晋诗风的影响。西晋士人更多学习“楚辞”的艺术手法,而“楚辞”的艺术手法之一即是语言的绝艳绮靡;对建安诗歌,西晋诗人则继承了语言的“华丽”而摒弃了气质的“慷慨”。第二章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析了西晋绮靡诗风的审美特征。在内容上,绮靡诗风首要的表现是文雅含蓄,这与大量拟古诗作的产生、承制美颂的四言诗再度繁荣以及文人有意识地运用典雅清丽的物象、众多的典故修辞和繁富绵缛的语言有直接关系。其次是情感的绮丽婉转。西晋绮靡诗歌多写生死无常、离愁别绪、儿女之情,尤其是对亲人爱人的怀念让诗坛出现了一批精品。在语言形式上,绮靡诗风注重铺张扬厉,追求辞藻富赡,好用色彩艳丽的字眼,以达到音韵和谐、华美耀眼的目的。第叁章论述了西晋绮靡诗风对东晋诗歌和六朝宫体诗的影响。东晋诗学观点与西晋一脉相承,除玄言诗一支之外,其他诗歌同样是丽藻繁富;好生厚生、乐生畏死的思想在东晋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精神世界的成长促使游仙诗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在现实世界的追求则催生了山水田园诗。绮靡诗歌中对女儿之思的关注在六朝时即发展为单纯地对妇女容色的审美,绮靡诗歌中注重对外表服饰刻画、好用修辞的特点也在宫体诗中得到明显的体现。(本文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期刊2011-05-01）
胡培培[9]（2008）在《浮华背后:论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诗歌创作,一扫前代质朴的文风,朝着绮靡华丽的诗风发展。西晋绮靡诗风的形成与"文的自觉"发展的必然趋势、寒素文人的功利性心态以及当时崇尚声色之美的社会风尚息息相关。(本文来源于《理论月刊》期刊2008年07期）
胡晓杰[10]（2008）在《张华与西晋诗风之变》一文中研究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张华是热衷功名、明哲保身之人,批评他的诗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追求形式和技巧。本文在对张华人格精神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之后,认为张华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抱负的栋梁之材,他匡复政治,奖掖文学,促成了太康诗坛的繁荣。他注重文学的审美特质和抒情性,诗文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对曹魏慷慨诗风的继承,又体现出细腻工巧的特质,对西晋“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诗风的形成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虽然他的文学成就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峰,但他对这个高峰的到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以张华的生平仕历为核心,将西晋的政治和社会风尚、文化和学术思潮以及策举选拔制度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分析张华的人格精神及形成。第二章将张华诗文分为绮靡工巧的儿女情长之作、质朴劲健的雄图壮志之作、繁富铺排的讽谕规诫之作、博奥典雅的颂德应命之作四种类型,进行分析和论证。第叁章阐述张华的文学观点,分别是先情后辞、尽而有余,久而更新、清省等。第四章通过比较张华与其前、稍后的诗人的诗歌,在西晋诗风的流变中考察张华对西晋诗风的作用和影响。(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08-05-01）
西晋诗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西晋诗风论文参考文献
[1].张爱波.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2].冯源.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J].中州学刊.2018
[3].王澧华.“鲁公二十四友”与西晋绮靡诗风[J].求索.2016
[4].冯源.晋武帝华林园雅集对西晋诗风的启引[J].甘肃社会科学.2016
[5].庄书睿.从阮籍、嵇康与傅玄的诗歌看正始与西晋诗风的嬗变[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6].冯源.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新变[D].浙江大学.2013
[7].王澧华.论西晋诗风的二元对立[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8].杨名.西晋绮靡诗风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1
[9].胡培培.浮华背后:论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J].理论月刊.2008
[10].胡晓杰.张华与西晋诗风之变[D].河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