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年本市财政收入592．5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赵鹏[1]（2022）在《北京预算收入预期首破6000亿》文中提出昨天，《关于北京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2021年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932.3亿元，增长8.1%，好于年初3%的预期。展望2022年，全市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仍将持续。2022年全市一?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指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袁艳[3]（2021）在《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庆商会是1904年重庆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而依法组建的社会团体。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和战时经济的需要,该商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指导下进行改组,使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更为完善。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为了贯彻实施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在维护商民利益和协助政府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如参与讨论税则、减免税额;调查评议物价、保障商品供给、打击囤积居奇;协助募集军费、认购救国公债、参与献金、推进购机工作、征募寒衣等,为持久抗战募集大量财物。本文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市商会为研究对象,根据重庆市档案馆的档案和《商务日报》的相关报道,以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组织机构、管理方式,以及参与讨论税收、协调物价、募集财物等活动为基本线索,着重探讨了重庆市商会组织管理和开展活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和揭示了这一时期重庆市商会在维护商人利益、协助政府行使职能、增强抗战救国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王婧媛[4]（2020）在《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文中提出人才是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核心资源。住房政策作为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载体,对于上海吸引人才,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城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高房价给人才在上海生活增加很大成本,成为制约上海城市吸引力、影响人才留沪的瓶颈。本文对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进行评价,找出当前人才住房政策存在的问题,探究导致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破解的对策框架,为解决上海人才住房问题提供依据,促进上海构建更加完善、更贴合人才对美好生活向往意愿的人才住房体系。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以3E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体系,分别从经济性、效率、效果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第一,本文收集相关面板数据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横向地对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进行经济性分析,探求上海人才住房政策投入与产出实际状况并进行评价,得出政策实施无法保证其经济性;第二,通过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从纵向上对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效率进行分析与评价,得出政策实施未形成稳定性的增长机制;第三,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方法,针对问卷以及访谈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统计满意度相关数据以及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得出人才居住满意度效果差强人意,并综合实地访谈得出,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供给具有单一性、人才住房政策不完善、人才住房政策未精确定位人才需求等,由此本文尝试提出基于精细发展、分类供给、多种层次供应、多渠道解决问题、保障全面的基本思路以及人才住房的目标定位、角色定位、政策定位重新构建上海人才住房政策体系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加人才住房政策供给途径、提升人才住房政策的系统性、分层分类为人才提供精准保障与服务相关对策。本文的创新点在:第一,采用3E理论构建了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三层评价体系,为人才住房政策评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第二,采用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对统计年鉴、官方网站等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问卷调查统计的数据分别计算分析得出相应结果,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新意;第三,本文基于精细发展、分类供给、多种层次供应、多渠道解决问题、保障全面的基本思路构建人才住房政策体系,其中建议进行可转化的优惠政策。同时根据问题及原因提出针对性的相关对策,在观点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张勇[5]（2019）在《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功能与效果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文中提出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在初创时备受社会推崇,被认为是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实现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的平稳过渡。时至今日,社会与学术界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越来越剧烈,而讨论的关键点在于个人账户的初衷是否符合今天的发展形势、个人账户制度该如何进行改革。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初衷是形成自我缴费责任意识,自我积累,自我约束,既满足门诊医疗费用的支付需要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又达到控制医疗费用膨胀的目的。但实际的运行效果却偏离政策初衷,一方面是个人账户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却是统筹基金面临“穿底”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政策功能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以明确改革的方向。本文首先根据格鲁斯曼健康需求模型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建立起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对参保人医疗需求和医疗费用影响的研究假设;其次,根据政策初衷,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个人账户的约束功能和积累功能的机制设计和运行效果,讨论了影响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和如何理性看待这两个功能,并基于功能优化提出改革的目标。基于对个人账户政策功能的反思,本研究的个人账户运行效果分析框架为:（1）政策目标评价。实证分析个人账户的积累闲置情况和对控制医疗费用的影响;（2）政策需求方评价。调查分析参保人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改革和社区门诊保障政策的满意度。根据上述评价指标,本研究以广东省东莞市淡化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政策为例,分析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的运行效果。采用的数据是2010年至2016年的东莞市职工医疗保险数据库的数据,以及东莞市参保职工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首先,利用东莞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统计数据,分析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现状;建立东莞市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效果的FE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个人账户对医疗保险费用的约束效果。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东莞市淡化个人账户,建立社区门诊统筹背景下的参保人就医行为和医疗负担;以及参保人对个人账户改革、对社区门诊统筹制度和对社区定点医疗机构的满意度。本文以东莞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运行情况为例,分析结论为:一、东莞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结余逐年递增,积累率较高,淡化个人账户的改革未明显降低个人账户资金的积累量。二、东莞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未明显发挥对医疗费用的约束作用。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人账户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结论为:（1）东莞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对个人医疗费用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医疗费用均无显着的约束作用:在模型中引入2013年个人账户改革的政策虚拟变量后,发现东莞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也未能发挥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约束作用。三、东莞市参保人社区首诊率和分级诊疗率提高。在实行新的医疗保障政策后,新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行对于“无论大病小病都扎堆大医院”的现象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参保人社区首诊、分级诊疗的医疗行为显着增加,住院意愿降低。四、参保人对个人账户制度改革和社区定点医疗机构满意度较高。调查结果显示,参保民众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持肯定态度,参保民众对个人账户改革各项政策设计、政策执行和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均认可度较高。五、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需要保障参保人的门诊医疗需求。从影响参保人满意度的因素分析结果看,影响参保人对个人账户改革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态度、门诊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比例、制度可报销的病种和药品范围限制,以及经办管理机构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态度。可见,改革不单纯是是否取消个人账户的问题,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参保人的门诊医疗需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现有的个人账户制度并未能达到原定的政策目标;东莞地区的改革,尽管在提高社区首诊和分级诊疗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参保人的门诊医疗负担明显减轻,对改革的满意度也较高,但是,改革并未改善个人账户的资金闲置,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效率依然较低,也未能发挥约束医疗费用膨胀的作用。需要以保障门诊就医需求为目的,改革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新型的、统一的门诊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水平的刚性特征和政策依赖,使改革不可能断然取消个人账户,需由易及难的分步改革,减低改革的阻力。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基于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政策功能,即积累和约束功能,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运行效果做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二是在实证分析东莞个人账户的约束性效果时,引入政策改革的时间虚拟变量和工具变量,分析个人账户及其改革对医疗保险费用的影响;三是在研究数据方面,本研究使用了东莞市医疗保险面板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结合两种数据优点,系统评价该地区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效果。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一是医疗费用约束效果的实证分析中没有对患者的病情及严重程度进行控制。这对分析医疗费用的结果有一定影响,但在本文的比较分析中,不影响基本结论;二是受可获得数据限制,研究中没有对彻底取消个人账户的试点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而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和个人账户存在的问题,提出逐步取消个人账户的理由。
过剑飞[6]（2019）在《关于上海市2018年市级决算及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19年7月24日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文中研究表明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市2018年市级决算报告和市级决算草案,请予审查。同时,简要报告今年上半年本市"四本预算"执行、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工作的初步安排。一、关于本市2018年市级"四本预算"决算情况2018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各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在此基础上,财税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市和市级决算情况总体良好。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孙业凯[7]（2019）在《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营改增试点、全面营改增、个税改革、国地税合并、全面减税降费等税制改革纷至沓来,税收工作的现实背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税收收入稳步增长面临新的困境,很多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收入规模已经不足以为地方财政支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弥补财政赤字,土地财政以及政府举债现象日益严重,急需从国家层面对税制进行改革,推动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党的十八大也已明确提出了“完善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面对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如何保证地方税收收入稳步发展,是摆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以营改增及其后施行的各项税制改革为前提,依据T市相关税收经济数据,运用财政分权、税收职能、最优税制等理论,采取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目前地方税收收入存在的问题,借鉴英国、法国、日本在建立地方税收收入体系时的优秀经验,针对问题从建立税收体系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两个角度提出了确立房产税为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发展T市民营经济等七条推动地方税收收入稳步增长的对策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抓住机遇,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实现地方经济和税收的健康发展。
张格[8]（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施旖旎[9]（2018）在《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当代中国的住房问题进行探讨,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作形态以及市场主体的行动逻辑的研究和理解,而住房投资现象正是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窗口。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中,住房投资者常被称为“炒房客”,也常被描述成助长房价、击垮实体经济的“害群之马”。然而,住房投资的机会来源和行动者的行动策略等主体经验却长期被忽视。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住房投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如何得以发生及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具体来说,住房投资机会是怎样衍生出来的,是怎样被投资者们所认知的,在限购背景下,隐性机会是怎样变成显性行动的,其作用机制有哪些,投资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什么。基于对22位住房投资者进行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以及对开发商、银行、中介公司等相关领域行动者的访谈,本研究集中呈现了从投资机会来源到投资目标达成的过程。同时,对投资机会隐现的宏观社会背景即中国住房市场的形成、变迁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最后,从社会分化和市场风险的角度探讨了可能的社会后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城市土地生产资料由国家独占且“经营型”地方政府有足够动力经营城市的背景下,市场无法发挥出使价格达到平衡的功能,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住房需求的增加,无法刺激更多的土地供应,行政调控使得住房市场陷入一个“房价上涨—限制需求—夯实价格—限制解除—房价上涨”的循环。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与浮于表面的行政调控相结合,促成了“政策市”与“福利房”的产生。第二,在投资机会的认知方面,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强关系和权威性“超弱关系”发挥着关键促进作用,表现在投资信息的提供、住房投资合法性的建构以及策略的提供方面。在投资目标达成过程中,制度内外涌现了丰富的资源和策略信息,这不仅来源于政府部门为城市发展留下的口子、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以及政府代理人对规则的“灵活”执行和主动利用,也来源于开发商所生产的排斥与笼络机制,银行为“优质客户”提供的支持与通融,还来源于中介公司在促进成交和加速回款等方面的帮助。在各正式组织后台活动的“万能的担保公司”,将各利益主体进行匹配与撮合,为组织代理人的个人创收提供可能,同时也为组织的责任规避提供出口。与此同时,住房投资者们在家庭内外动员相关资源,择机采取与其他行动主体的合作策略或使用“弱者的武器”,以达成投资目标。在关系资源的动员方面,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与关系强度同时发挥作用,观念同质性与身份同质性是关系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研究还表明,住房投资者内部表现出一定的阶层差异,尤其在资源动员能力和所承受风险大小方面。第三,住房投资者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行动看似理性,但这些行动的集合结果却是非理性的。限购背景下,政府、开发商和银行对“优质市民”、“优质业主”和“优质客户”的选择,意外地使得“优质”投资者成为“福利房”的购房人群,解构了限购政策的初衷,进而将使社会阶层得以再生产,不正常的市场得以再生产,加剧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大量的投资需求为土地出让价格的上涨和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市场的实际运行使得调控政策脱离初衷,对现有的治理逻辑、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提出挑战。本研究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后果,有助于拓展住房投资的已有理论解释,也丰富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对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行动的考察,特别是关于房地产市场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将为探索转型期房地产市场的秩序转型提供重要的经验资料,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住房政策提供学理依据。
张勇[10]（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去年本市财政收入592．5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去年本市财政收入592．5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背景 |
| 2.1 商会缘起 |
| 2.2 重庆市商会由来 |
| 2.3 重庆商会在抗战前的作用 |
| 3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组织机构及管理方式 |
| 3.1 商会改组 |
| 3.2 机构设置 |
| 3.3 管理方式 |
| 4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参与讨论税收问题 |
| 4.1 抗战时期税收的基本情况 |
| 4.2 重庆市商会参与讨论税则 |
| 4.3 争取减免税额 |
| 5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参与调控物价问题 |
| 5.1 调查物价情况 |
| 5.2 协助评议物价 |
| 5.3 保障商品供给 |
| 5.4 打击囤积居奇 |
| 6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参与募集财物活动 |
| 6.1 协助募集军费 |
| 6.2 认购救国公债 |
| 6.3 参与献金活动 |
| 6.4 推进购机工作 |
| 6.5 参加劳军运动 |
| 6.6 协助征募寒衣 |
| 7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
| 7.1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作用 |
| 7.2 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重庆市商会章程》 |
| 附录2 重庆市商会第一届理监事名册 |
| 附录3 重庆市商会第二届理监事名册 |
| 附录4 重庆市商会1945 年会员名册 |
| 附录5 重庆市商会1941 年会费收入明细 |
| 附录6 重庆市商会民国三十年支付预算书草案 |
| 附录7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重庆市分会各支会征求会员会费分配表 |
| 附录8 重庆市一元献机运动劝募委员会拟定各界劝募献金数额表 |
| 致谢 |
（4）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才住房政策评价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的相关概念及实践基础 |
| 2.1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的相关概念 |
| 2.1.1 人才的概念 |
| 2.1.2 人才政策的概念 |
| 2.1.3 住房政策的概念 |
| 2.1.4 政策效应评价的概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顾客满意理论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3 住房过滤理论和住房梯度消费理论 |
| 2.3 人才住房政策的实践经验 |
| 2.3.1 上海住房保障体系发展历程 |
| 2.3.2 上海人才住房政策梳理 |
| 2.3.3 上海人才住房个例情况 |
| 2.3.4 人才住房政策的特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框架构建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3E理论 |
| 3.1.2 3E理论的评价维度 |
| 3.1.3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层次的关系 |
| 3.2 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
| 3.2.1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原则 |
| 3.2.2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原则 |
| 3.3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经济性评价 |
| 3.3.1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经济性内涵 |
| 3.3.2 经济性评价指标体系 |
| 3.4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效率评价 |
| 3.4.1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效率内涵 |
| 3.4.2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3.5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效果评价 |
| 3.5.1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果内涵 |
| 3.5.2 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经济性分析 |
| 4.1 人才住房政策经济性评价的方法 |
| 4.1.1 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 |
| 4.1.2 人才住房政策经济性评价的方法 |
| 4.2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 4.2.1 DEA效率评价模型 |
| 4.2.2 DEA效率评价实施步骤 |
| 4.3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经济性评价模型建立 |
| 4.3.1 样本决策单元的选取与评价指标 |
| 4.3.2 指标数据的统计与描述 |
| 4.3.3 评价指标的因子相关性分析 |
| 4.3.4 实例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效率评价 |
| 5.1 指标数据的收集 |
| 5.1.1 投入(输入)指标 |
| 5.1.2 产出(输出)指标 |
| 5.2 投入(输入)指标变化趋势与增速情况 |
| 5.2.1 土地出让面积 |
| 5.2.2 住房保障支出 |
| 5.2.3 公积金增值收益 |
| 5.3 产出(输出)指标变化趋势与增速情况 |
| 5.3.1 公租房供应数量 |
| 5.3.2 住宅建筑面积竣工率 |
| 5.3.3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居住面积 |
| 5.3.4 住房消费支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的效果评价 |
| 6.1 问卷的基本情况 |
| 6.1.1 调查方式 |
| 6.1.2 问卷设计 |
| 6.1.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6.1.4 样本概况 |
| 6.2 满意度的评价分析 |
| 6.2.1 居住条件满意度 |
| 6.2.2 小区环境满意度 |
| 6.2.3 公共服务满意度 |
| 6.2.4 保障情况满意度 |
| 6.2.5 人才居住总体满意度 |
| 6.3 基于AHP模型的满意度评价分析 |
| 6.3.1 模型的建立 |
| 6.3.2 基本结果 |
| 6.4 访谈调查 |
| 6.4.1 访谈内容 |
| 6.4.2 访谈案例与解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7.1 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 |
| 7.1.1 人才住房政策的实施无法保证经济性 |
| 7.1.2 未形成稳定性的人才住房增长机制 |
| 7.1.3 满意度效果差强人意 |
| 7.2 导致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2.1 人才住房政策供给单一性导致经济性不足 |
| 7.2.2 人才住房政策不完善导致增长速度不稳定 |
| 7.2.3 人才住房政策未精确定位人才需求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人才住房政策体系框架的构建 |
| 8.1 人才住房政策体系构建的思路与原则 |
| 8.1.1 基本思路 |
| 8.1.2 基本原则 |
| 8.2 国内外经验借鉴 |
| 8.2.1 国外经验借鉴 |
| 8.2.2 国内经验借鉴 |
| 8.3 人才住房政策体系构建的基本定位与框架 |
| 8.3.1 人才住房保障的目标定位 |
| 8.3.2 人才住房保障的角色定位 |
| 8.3.3 人才住房保障的政策定位 |
| 8.3.4 上海新型人才住房政策体系框架构建 |
| 8.4 思考与对策 |
| 8.4.1 增加人才住房政策供给途径 |
| 8.4.2 提升人才住房政策的系统性 |
| 8.4.3 分层分类为人才提供精准保障与服务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主要成果 |
| 9.1.1 创造性成果 |
| 9.1.2 预测与评价 |
| 9.2 展望与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功能与效果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
| 二、医疗保险费用控制 |
| 三、政策评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
| 二、格鲁斯曼健康需求模型 |
| 三、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 |
| 第三节 政策运行效果的分析框架 |
| 一、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 |
| 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效果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政策初衷 |
| 一、政策缘起 |
| 二、发展历程 |
| 三、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改革模式 |
| 一、改革的目标导向 |
| 二、改革思路解析 |
| 三、改革模式归纳 |
| 第三章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功能的理论分析与运行状况 |
| 第一节 个人账户支付功能的理论分析 |
| 一、基于效用可衡量的福利经济学 |
| 二、个人账户政策支付功能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
| 第二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与约束功能的理论分析 |
| 一、积累功能的预期效用模型 |
| 二、约束效用的费用分担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与约束功能的运行状况 |
| 一、个人账户资金积累状况 |
| 二、资金积累的原因分析 |
| 三、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长情况 |
| 四、医疗保险费用膨胀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的路径依赖 |
| 一、改革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理论依据 |
| 二、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效果的目标评价—以东莞市为例 |
| 第一节 东莞市医疗保险制度与个人账户改革 |
| 一、东莞市“三保合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历程 |
| 二、制度整合的影响因素 |
| 三、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的背景 |
| 四、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五、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的特点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样本信息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信息 |
| 第三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状况 |
| 一、指标说明 |
|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约束效果 |
| 一、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约束功能的评估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对医疗保险费用的影响 |
| 三、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对个人账户支出的影响 |
| 第五节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与约束功能的实践反思 |
| 一、积累功能的反思 |
| 二、约束功能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政策及改革效果的需求评价——参保人政策满意度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一、调查设计 |
| 二、调查内容 |
| 三、抽样方法与样本分布 |
| 四、质量控制 |
| 五、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 |
| 一、因变量选取 |
| 二、自变量选取 |
| 三、变量定义表 |
| 第三节 就医行为和政策满意度的描述分析 |
| 一、参保人就医行为分析 |
| 二、参保人对个人账户改革的满意度 |
| 第四节 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影响医保个人账户改革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
| 二、影响医保个人账户改革满意度的Logistic分析 |
| 三、影响社区首诊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 |
| 一、参保人就医行为状况 |
| 二、参保人对个人账户制度的认知情况 |
| 三、影响参保人满意度的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有待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研究特色与不足 |
| 第2章 税收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 |
| 2.1 地方税相关概念 |
| 2.1.1 地方税的概念 |
| 2.1.2 营改增及其他税制改革的概念 |
| 2.1.3 地方税收入体系及地方税体系的概念 |
| 2.2 税收相关理论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税收职能理论 |
| 2.2.3 最优税制理论 |
| 第3章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状况分析 |
| 3.1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分析 |
| 3.1.1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总体分析 |
| 3.1.2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分税种分析 |
| 3.1.3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分区域分析 |
| 3.1.4 T市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分行业分析 |
| 3.2 营改增对于T市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 |
| 3.2.1 原营业税在T市地方税收收入中的地位 |
| 3.2.2 营改增效应分行业分析 |
| 3.3 T市A区营改增前后地方税收收入变化案例分析 |
| 3.4 营改增后施行的其他税制改革对于T市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 |
| 3.5 营改增后,T 市地方税收收入存在的问题 |
| 3.5.1 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收收入缺乏稳定税源 |
| 3.5.2 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税收工作权威性不够 |
| 3.5.3 T 市政府税权较少,因地制宜推动税收收入增长受到限制 |
| 3.5.4 T市税务机关征收管理工作面临新困境 |
| 3.5.5 T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
| 第4章 国外省市级地方税收收入实践及经验借鉴 |
| 4.1 国外省市级地方税收收入实践 |
| 4.1.1 英国郡市级地方税收收入实践 |
| 4.1.2 日本都道府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实践 |
| 4.1.3 法国大区级地方税收收入实践 |
| 4.2 国外省市级地方税收收入经验借鉴 |
| 第5章 推动T市地方税收收入发展的建议 |
| 5.1 多措并举,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 |
| 5.1.1 将房产税作为主体税种,培育稳定税源 |
| 5.1.2 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增强税收工作权威性 |
| 5.1.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权,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
| 5.1.4 开征和完善部分地方税种,增强税种多样性 |
| 5.1.5 提升税务机关业务能力,解决目前征管困境 |
| 5.2 稳步推进T市地方经济发展 |
| 5.2.1 发展民营经济成为主体税基 |
| 5.2.2 着力推动重点企业发展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9）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第二节 重返行动者与实践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节 调查地点的选择 |
| 第三节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第四节 调查内容与结构 |
| 第四章 机会隐现 |
| 第一节 住房市场的重新启动 |
| 第二节 大城市化与市场分化 |
| 第三节 国家对市场的再介入 |
| 第四节 政策市与福利房隐现 |
| 第五章 机会认知 |
| 第一节 观念与经济行动 |
| 第二节 理论自觉的体现 |
| 第三节 社会网络的作用 |
| 第四节 示范效应的发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涌现 |
| 第一节 制度性的口子与漏洞 |
| 第二节 开发商的排斥与笼络 |
| 第三节 金融机构的增援机制 |
| 第四节 中介公司的特殊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行动策略 |
| 第一节 家庭内资源动员 |
| 第二节 家庭外资源动员 |
| 第三节 利益主体的博弈 |
| 第四节 利益共同体生成 |
| 第八章 行为结果 |
| 第一节 市场与阶层的再生产 |
| 第二节 市场与社会风险积聚 |
| 第三节 矛盾心态与深层困境 |
| 第九章 结论与思考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思考 |
| 一、住房投资之中国特色 |
| 二、住房市场秩序的转型 |
| 三、住房保障之如何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主要访谈对象简介 |
| 附录二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去年本市财政收入592．5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北京预算收入预期首破6000亿[N]. 赵鹏.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2022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抗战时期重庆市商会研究[D]. 袁艳.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上海人才住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D]. 王婧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0(05)
- [5]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功能与效果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D]. 张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关于上海市2018年市级决算及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19年7月24日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J]. 过剑飞.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9(05)
- [7]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D]. 孙业凯. 天津大学, 2019(06)
-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9]限购背景下住房投资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D]. 施旖旎. 南京大学, 2018(12)
- [10]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