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崛起的“永嘉军团”（论文文献综述）
吴胜男[1]（2021）在《东晋士族与流民研究文献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在魏晋政治史研究领域,士族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而流民在魏晋政治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关于东晋时期流民与士族的研究成果颇多,关于魏晋流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流民帅、流民的迁移路线和时期、流民产生的原因、政府的流民政策以及流民迁入地的选择等方面。对于士族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士族门阀政治、士族文化以及士族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尤旭星[2]（2021）在《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区域社会史和儒学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处在丝绸之路交通干线上,历史上东接关中,西通西域,南连巴蜀,北达内蒙古高原的河西陇右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与梳理,不仅有利于对甘肃乃至西北区域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总结,而且更有利于通过对儒学在边地的传播和边地民众对中原文化认同过的探讨程,使人们从区域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从而推动“中心”与“边缘”的动态研究。河陇地区在秦及汉初,只有其东部地区（陇右）为中央王朝控制,且一直作为防范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前沿,尚武风气浓厚。随着汉武帝时期帝国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汉王朝西北边防前沿战线一再西移,在河西地区构建了军事要塞,陇右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于是凭着临近关中儒学文化发达区关中的地缘优势和处在关中通往河西西域干道上的交通优势,在中央王朝儒学化律令和儒学化诏令的浸染下,在儒生型官吏的教导下,在往来移民、商人、使者等的传播下,儒学在河陇地区逐渐获得了雄厚积累,得到了迅速发展。约两汉之际,河陇本土儒学开始兴起。东汉时期,河陇名士大儒辈出,河陇豪族也由崇尚军功向崇尚文化转变。河陇儒士以实用经世为风尚,治学广博芜杂,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经学、史学、文学成就突出。此时河陇出现了陇右与河西二元并立的儒学地域格局。东汉时儒学在河陇的迅速成长与发展,造成新旧文化激烈的冲突,引起帝国西部支柱的河陇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化。崇慕儒学的一派,以皇甫嵩为代表,恪守忠君理念,率领河陇军团荡灭黄巾起义,但对宦官祸政之事碍于礼法约束,却置之不理;轻儒任侠的一派,以董卓为代表,积极进取,逐鹿中原,纵横中州,事实上造成了东汉朝廷的灭亡。三国西晋时期,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河陇地区成为全国儒学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名士大儒。政治上河陇儒士开始由地方迈向中央政治核心层,声动朝野。当“五胡”进入内地,河洛板荡,中原儒学在战火中失去生机,而河陇地区却延续着汉晋儒学传统,保持着儒学发展的繁荣,成为当时北中国的儒学中心,吸引着一部分中原儒士的迁移投奔。人们以前总是认为,永嘉之乱后,中原儒士向河陇的迁移,才推动了儒学在该地的腾飞。事实上,儒学在该地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汉晋以来河陇几百年儒学学术积累的结果。加之当时北方陷于战火,河陇得地缘之利,比较安定,因而能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延续着汉晋儒学的成就与辉煌,吸引了大批中原儒士的前往。而中原儒学在汉晋之间即发生了转变,从“务实”向“务虚”转型,玄学大盛。河陇因“边缘”相较于“中心”的所固有的后发展效应,其儒学一直坚持实用功利的风格,玄学未能在此地站稳脚跟。反倒是佛教不仅在河陇信仰世界中多所斩获,而且持续向河陇知识界渗透,动摇了儒学在河陇的独尊地位,形成儒、佛二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公元376年与公元439年,在前秦、北魏政权的强制要求下,河陇本土儒士大量东迁,从那以后,下至隋唐五代,汉晋时期群英荟萃的河陇地区几无有影响力的学人出现,河陇儒学衰落。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在河陇地区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汉帝国强大的外推力即中央强力的文化输出的话,那么魏晋河陇儒学的凸显,则正与两汉相反,主要来自河陇地区与中州相比,战乱较少,社会安定所具有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也与边缘地带所固有的后起效应有关,即边缘地带的儒学发展与中央地带的儒学发展有一个时间差,边缘地带总是在追赶中央地带的脚步。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动荡,因为战乱,才给了边缘地带儒学发展赶上甚至超过中央地带的契机,边缘与中央儒学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小,与中央地带的停滞关系很大。战乱与动荡对中央地带来说是灾难,对边缘地带来说,有时就是意味着机遇,意味着人才、教育等资源的集中。
李魏巍[3]（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认为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解宏鹏[4]（2020）在《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蒲江高氏家族是崛起于南宋初年,兴盛于南宋中期的相对典型的中层士大夫家族,其部分成员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高氏家族的兴衰历程,贯穿整个南宋时期并延续到元代初年。北宋末期,该家族已有具备一定知名度的成员求学于都城开封;南宋时期,至第六代成员,家族发展到鼎盛,此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在发展过程中,高氏家族成为科举、官僚和学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家族。第一章论述高氏家族的源流及世系,厘清现存史料中各个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介绍代表成员的政治和文学成绩,依照时间顺序编制详细的世系图,揭示高氏家族初兴、鼎盛、衰微的具体表现。第二章论述高氏家族的婚姻和社交等社会关系。选择联姻的家氏家族和魏氏家族进行分析,揭示了高氏成员婚姻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同郡通婚、有妻无妾、门当户对、高魏世亲互祧的现象。还考察了高氏家族成员第六代高载等六人与魏了翁的交往;高稼、高斯得父子与李心传的交往,以及高斯得与牟子才、徐霖的交往,并对结交时间、交往原因、诗词互动、交往类型等作了探讨。此外,还论述了在“荐举”制度之下,一些士大夫对高氏男性成员的提拔重用。第三章论述高氏家族第六代成员高稼、高定子及第七代成员高斯得三人的政治活动,考察了他们的政绩,分析了他们政治行为的缘由和心理活动,并对他们的政治成绩、性格特点进行了评价。第四章讨论高氏家族的兴衰原因和特点。将高氏家族的兴盛归结为经济富余、业儒家风、族人努力、人脉拓殖、男性成员高寿等五点因素,而将高氏家族的衰落归结为成员仕途坎坷、成员无意仕进、南宋覆亡等三点因素。并分别拿始居四川仁寿后迁居江西崇仁的虞氏家族,以及位于明州的袁氏家族进行比较,探讨了地缘、姻缘、学缘等因素的差异对家族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导致家族特点的因素作了探讨。结语部分对本文所完成的工作给予介绍,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周俨婧[5]（2020）在《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研究》文中指出六朝时荆襄作为聚集僧侣较多的地区之一,是佛教发展的重要舞台。在三百余年间,佛教在此发展并传播,形成在荆襄地区独有的特色并影响深远。大致在东汉末年佛教初传荆襄之地,面临荆襄本土文化,佛教迎合当地的需求,得以在六朝广泛发展。对荆襄地区境内可考的寺院和僧人活动进行分析归纳,可发现寺院数量在东晋初期和萧梁时期有着两次大规模上升,寺院经济随之发展;南朝后期荆襄地区的本土僧人数量逐渐超出异域僧人,活动范围也向外辐射,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王朝对此以僧官制度对僧人发展进行控制。结合历史文献,对荆襄地区各个阶层的佛教活动进行观察。帝王在崇佛的同时也将佛教发展控制于王权之下;东晋时期,由于高僧与名士的结合,门阀士族中出现了不少的佛教信众,此后信仰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将更多精力投入佛教教义研究,并促成我国佛教素食主义的开展;底层百姓积极投身佛教,将佛教以文饰附于生活之中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从荆襄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地域特色中分析可发现,由于南朝君王较为宽容的态度和荆襄地区传统文化的优越及包容性,荆襄地区的佛教发展稳定;地处南北政权交锋之处,受到了双方的影响,与魏晋玄学相容,为后世禅宗、天台宗的发展打下基础;对后世文学、音律的进步做出贡献。荆襄地区也因位于南北交界,在佛教影响下民族隔阂与矛盾得以缓和,南北佛教在此相融发展。
崔启龙,张荣强[6]（2017）在《“亲贵之政”与“羯族之政”——试论石勒集团内部变迁的两个面相》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石勒集团的发展史,永嘉四年至五年的"葛陂之役"和太和三年石勒称天王是其中两个重要的转折点。"葛陂之役"前,石勒主要倚重的是以"十八骑"为核心的旧将群体。此后,以石虎、程遐为代表的亲贵势力开始在石勒集团中逐渐占据显要位置,但旧将群体依旧被委以重任。而在石勒称天王后,旧将群体则集体淡出军政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与石勒关系密切的石姓将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凸显出石勒"退功臣而进亲贵"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石勒对于构建宗族、族群的渴望与努力。而后者又从侧面道出了石勒-后赵政权凝聚方式的特殊性。
凌一鸣[7]（2017）在《晚清文化家族的构建 ——以瑞安孙氏为中心》文中认为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士绅以家族形式在内部建立学术文化的传承机制,并向外产生辐射影响,在地方上形成了所谓“文化家族”的形象。晚清时期,随着环境的急剧变化,一些后起的士绅家族难以完全沿用长期以来的成功模式,谋求家族发展,故而根据时局和自身的特性因势调整,以期迅速崛起并长久延续,温州瑞安的孙氏家族即其中一例。瑞安孙氏肇起于晚清孙衣言、孙锵鸣兄弟的科举成功,在地方上缺乏足够的根基,仅依赖二人的官方身份而实现地位的迅速提升,并在太平天国前期达到顶点。时任广西学政的孙锵鸣以奉旨回乡办团的身份跻身地方权力格局的中心地位。通过筑堡、办团、捐输等形式,孙衣言兄弟意图效仿曾国藩的路径,巩固家族在地方的主导地位。但在此过程中,孙氏及其领导的乡团与地方官绅间的矛盾一再激化。金钱会事件爆发后,孙衣言兄弟在地方势力博弈中积累的隐患暴露无遗。在众叛亲离之下,不但孙衣言兄弟苦心经营的成果付之东流,孙锵鸣的仕途也走向了终点。经此重创,孙衣言开始反省家族建设策略,放弃了以政治为中心的规划,引导家族建设的路线向学术文化方向偏移。南宋时期活跃一时的永嘉学术被乡邦人士普遍认为是遥远的文化记忆,孙衣言兄弟看中其可供发掘的广阔空间。通过以清中前期瑞安名儒孙希旦作为扭结地缘、学缘、血缘的枢纽,瑞安孙氏开始一步步建立与永嘉学派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以此丰富家族的文化积淀。尽管在乡学脉络构建层面,孙氏无甚创见,甚至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有意混同文脉与学脉的意涵。但借由长期大量的乡邦文献整理工作,孙衣言依然逐步夯实了自己的乡学权威地位,并沿着由个人而家族的取径,实现“乡学家学化”的进程。为了配合家族的转向,瑞安孙氏也在家族设施上做了相应的调整。通过新居的营建和族谱的修订,孙氏力图填补自己单薄的家史。出于凸显家族以文化为传承的特性,瑞安孙氏积极建立家族教育机构——诒善祠塾,以及藏书楼——玉海楼。这一时期,家族策略的核心理念也在诒善祠塾的课程设置与玉海楼的藏借规约中得以体现。这些家族设施的设置和一定程度上的公开也在夯实瑞安孙氏塑造的文化家族形象。孙衣言死后,虽然其子孙诒让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对家族发展策略作了一些修正,但其由文教切入重新介入地方政局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安孙氏文化家族的形象愈趋稳定,但是孙氏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力度却无法与后起士绅项崧、陈黻宸、陈虬、宋恕等相比。新一代的地方士绅掌握了地方文化的话语权,他们承认并利用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以统合地方各势力的博弈。孙氏家族本身反而丧失了对于逝去不久的家族成员的阐释权,成为新鲜的历史记忆和“活着的纪念碑”。在晚清的历史环境下,士绅家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也有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瑞安孙氏虽属个案,却可以体现当时士绅家族所需解决的共同问题。面对各个家族不同的境况,各家族领导者会根据具体条件作出不同取径。“文化家族”的形象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纪念碑,其形象的接受过程并非由其塑造者主导,而是由后起的地方士绅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性加工、发挥与利用。
李圳[8]（2017）在《后赵国史》文中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由于西晋王朝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对北方内徙胡族的压迫及歧视及自然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了少数民族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随着胡汉矛盾的加剧,胡族首领纷纷起兵反抗西晋残暴统治,建立割据政权,后赵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早在后赵建国之前,羯族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广泛活动。羯族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民族,其先民很可能来自于西域。公元前1世纪以来,便不断有西域胡伴随匈奴迁入内地,他们中可能存在部分羯族先民。在3世纪以前,作为“匈奴别部”的羯族,一直保持着较为完整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西域民族特征。羯族的兴起在石勒起兵之后,4世纪初,在羯族领袖石勒的率领下,其民族迅速扩张,实现了由西域胡为主体向杂胡为主体的民族转变。石勒乘中原战乱之际,依附汉国刘渊东征西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原地区强大势力。石勒的崛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数十年来内徙胡族屡屡遭受西晋王朝压迫、反抗的结果。在羯族和南匈奴的打击下,西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南匈奴刘曜同羯族石勒的矛盾日益凸显。东晋太兴二年（319）冬,石勒自称赵王,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为争夺中原霸权,前赵刘曜与后赵石勒于太和元年（328）年十二月展开决战,最终石勒击败刘曜,统一了中原地区。太和三年（330）二月,石勒称帝,标志着羯族在中原地区的勃兴。后赵建平四年（333）,石勒去世,宗室石虎发动政变,即赵王位。从此,后赵开始了开疆拓土的历程。后赵先后与东晋、前燕、前凉等割据政权作战,势力达到鼎盛。石虎末年由于连年征战、滥用民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诸子内乱及东宫梁犊起义大大消耗了后赵的国力。繁重的徭役,坞壁、流民势力的活跃,周边民族的兴盛是导致后赵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后赵政治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石勒往往任用“异姓养子”作为统治核心力量。“异姓养子”的重用,实际上是石勒推行“胡汉联合政体”的尝试。石勒在中枢委任汉人官吏,地方军镇上则以养子为主要力量,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矛盾,缓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石虎即位后,汉人被踢出核心统治集团,胡族危机被暂时解除,但胡汉矛盾却因此而加剧。后赵晚期民族关系紧张,出现了冉闵屠胡惨剧,其历史根源正是石虎时期的崇胡政策。在职官制度方面,后赵主要学习汉魏职官制度为主,同时也保留了以“胡汉分治”为统治方针的“单于台”制度。虽然,单于台制度本质上是胡族统治者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所设置的模式,并非“落后的国家机构”,但其毕竟产生源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作用。当中原内徙民族不断融合,胡汉差别日益缩小之际,“胡汉分治”即失去其存在价值,单于台制度也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单于台制度的兴衰恰恰反映了在十六国期间,胡汉民族之间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后赵国的社会经济研究中,我们留意到坞壁经济对后赵国的影响。首先,坞壁经济为后赵国发展提供必要资源。第二,坞壁作为晋、赵之间缓冲带,为双方对峙形成提供了可能。第三,后赵统一北方之际,尽管大量坞壁已被攻破,但仍有部分成为顽疾,不仅阻碍后赵地方对郡县制度的推广,有时还对后赵政权造成威胁。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后赵“丰货”钱所形成的货币流通体系,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笔者认为,十六国时期,“丰货”钱在全国贸易流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后赵的文化研究中,后赵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文化同佛教文化在冲突中,相互交流,多元共生。在后赵史学领域,统治者石勒重视修史,专门置史官修史。可是,随着后赵的灭亡,修史者所着着述大多亡佚。文献资料的遗失,使后世史官在着述时难免加入建构成分,这也为对后赵史进行解构研究提供了可能。在城市功能研究上,后赵时期的邺城城市建设与功能完善,标志着中古北方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邺城功能的逐步完善,形成了建康与邺城,东晋与后赵的南北对峙格局。后赵国是由内徙民族羯族所创立的政权,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羯族经历了由民族认同向文化认同的转变,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地域认同共同构成了羯族民族认同的转变。后赵其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十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程涛[9]（2015）在《王琳与南朝后期政局》文中认为本文立足前人研究,以王琳在梁末陈初的兴败历程为线索,试对南朝后期的政治进程作一通贯的考察。第一章由《北齐书·王琳传》的史源考订入手,并参据碑刻资料,指出王琳能以会稽兵家子的寒贱出身随侍萧绎左右,并在梁末崛起,其背后尚有以往史家并未究及的深远时代背景,此即南朝后期兵户制渐趋崩溃,大量逃亡的兵户为宗王强藩所吸纳,王琳之父王显嗣正是投身于兵户逃亡的时代洪流中,举家依附出镇荆州的萧绎,才能跨越良贱与士庶之隔,跻身湘东王国属官之列,为其子女日后之显达奠定了基础。第二章阐述王琳自梁末侯景之乱至陈初的兴起过程。指出王琳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崭露头角后,其所部逐渐成为萧绎麾下不可多得的精兵,因此在侯景平后荆、益两藩内衅的局势下,萧绎虽对其心怀戒备,却又不得不予以重用。而王琳自江陵陷落后不断吸纳各方势力,终成与下游陈霸先集团对立之格局。第三章着重探讨王琳军事集团的内部构成问题。王琳的初始兵力是他召募自江淮的流民武装,又他自梁末以来以湘州作为立足上游的根基之所在,经营有年,对湘州地区的土着豪强亦多有援引吸纳,缘此,江淮流民势力与湘州土着酋豪势力共同构成了王琳军事集团的主体。但湘州地域自秦汉以来土着族群全面持续并不断深入的编户化进程,离散了其原有的聚落组织,也遏制了强宗大姓的产生与发展,湘州土着酋豪也因此未能在南朝后期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王琳则始终以江淮流民势力作为其核心的直辖部队,这也决定了王琳在南北朝后期陈、齐、周三国鼎峙的格局下,最终选择依附据有淮南之地的北齐。第四章着重考察王琳兴败与陈朝政局之间的关系。陈永定二年,挥师东下的王琳因低估了南川酋帅的力量而在与陈霸先的江州之争中落败,又因西魏趁其上游空虚之际进袭郢州而进退失据,终致芜湖一役惨败,仓遑奔齐。入齐之初,王琳出镇淮南,欲重整流散于江淮间之旧部,再图建康,但北齐因在与北周对立中已为守势,转而与陈朝交好,加之北齐政权对其在江淮地域潜在实力的顾忌而加以掣肘,南下之谋遂寝。直至太建五年陈宣帝北伐,北齐在淮南节节败退之际,方以王琳赴守寿阳,但此时大势已去,而王琳也终为陈将吴明彻所擒杀。王琳与陈朝的对抗,其实质是代表南朝政权旧有军事支撑力量的江淮流民势力与新兴的寒门吴人集团对江左政权的争夺,而王琳之死,不仅标志着北齐经略江淮的彻底失败,也象征着江淮流民势力在南朝历史舞台上的消亡。回顾前史,以江淮流民势力的盛衰消长为线索,自东晋初之北来流民帅,晋末宋初之北府兵,以至萧齐之淮阴集团,再至萧梁时期的江淮边境豪族,而以王琳之败亡为终结,实贯穿于南朝的政权嬗替及政局演进中,由此出发,可对南朝政治史有更为深入的通贯认识。
王永平[10]（2013）在《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文中研究说明孟昶是两晋之际南迁北人之后裔,世代侨居京口,其父官至中护军,当属于尚武之将门次等士族阶层。在高门士族社会影响下,孟昶在文化上表现出钦羡与效仿高门名士的心理倾向。孟昶曾投身刘牢之北府军团,后为高门代表桓玄收编,因不得桓玄重用,返归京口,参与组织反桓玄、复晋室的活动,功绩卓着,义熙间官至尚书仆射。作为北府元勋之一,在相关人事安排与军政方略上与刘裕存在分歧与冲突,以致义熙六年最终被逼自杀。
二、崛起的“永嘉军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崛起的“永嘉军团”（论文提纲范文）
（1）东晋士族与流民研究文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 |
| 二、流民产生的原因和流民政策 |
| 三、流民南迁路线、时期以及迁入地的选择 |
| 四、流民、流民帅与东晋政治 |
| 五、流民与北府兵 |
| 六、流民与士族的关系 |
（2）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河陇地区之概念界定与范围 |
| 二、选题原因与意义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四、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河陇儒学的铸造期——传入和崛起 |
| 第一节 儒学传入河陇地区 |
| 一、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渠道 |
| 三、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表现 |
| 四、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影响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崛起 |
| 一、河陇儒学崛起的社会背景 |
| 二、河陇儒学崛起的表现 |
| 三、河陇儒学崛起的影响——河陇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化 |
| 第三节 铸造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两汉时期的河陇儒学 |
| 第二章 河陇儒学的繁荣期——兴盛和凸显 |
| 第一节 河陇儒学的兴盛 |
| 一、河陇儒学兴盛的背景 |
| 二、河陇儒学兴盛的表现——河陇儒士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凸显 |
| 一、河陇儒学凸显的原因 |
| 二、河陇儒学凸显的表现——河陇儒士的旨趣与影响 |
| 第三节 繁荣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三国西晋时期的河陇儒学 |
| 第三章 河陇儒学的转型期——鼎盛与变异 |
| 第一节 河陇儒学的鼎盛 |
| 一、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发展状况 |
| 二、河陇儒学鼎盛的社会背景与原因 |
| 三、河陇儒学鼎盛的表现 |
| 四、迁入河陇之儒士对河陇儒学的影响——也论陈寅恪“转移保存”说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变异 |
| 一、玄学挑战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二、儒玄合流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三、儒佛交融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第三节 转型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以儒士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为中心 |
| 一、前秦时期河陇儒士的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 |
| 二、北魏时期河陇儒士的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3）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4）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
| 第一节 家族来源与世系 |
| (一)家族来源和先世 |
| (二)家族第三、四代 |
| (三)家族第五代 |
| (四)家族第六代 |
| (五)家族第七、八代 |
| 第二节 家族兴盛与衰败 |
| (一)家族初兴 |
| (二)家族鼎盛 |
| (三)家族衰微 |
| 小结 |
| 第二章 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家族姻亲关系 |
| (一)娶妻择媳 |
| (二)高魏世交 |
| 第二节 家族交往关系 |
| (一)高氏男性成员与魏了翁、李心传、牟子才的交往 |
| (二)“荐举”制度下,士大夫对高氏男性成员的提拔重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宋蒲江高氏家族代表成员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高稼:抗蒙御蜀殉沔城 |
| 一、力拒郑损害民之法,救荒活民 |
| 二、临危守沔、防守兴元 |
| 三、死难沔州 |
| 四、对高稼政治活动的评价 |
| 第二节 高定子:安抚败军良相臣 |
| 一、勤政为民 |
| 二、备御川蜀 |
| 三、任官多地、直言上谏、力请致仕 |
| 四、对高定子政治活动的评价 |
| 第三节 高斯得:鲠斥权相惩恶民 |
| 一、与史嵩之多次斗争 |
| 二、出知地方,打击贪官豪民 |
| 三、痛陈国是,请诛奸相 |
| 四、对高斯得政治活动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盛衰原因及家族特点探析 |
| 第一节 家族兴盛原因 |
| (一)经济富余 |
| (二)业儒家风 |
| (三)成员努力 |
| (四)人脉拓殖 |
| (五)男性族人高寿 |
| 第二节 家族衰落原因 |
| (一)成员仕途坎坷 |
| (二)成员无意仕进 |
| (三)南宋覆亡影响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特点兼与仁寿虞氏、四明袁氏家族之比较 |
| (一)高氏家族之特点 |
| (二)蒲江高氏家族与仁寿虞氏家族之比较 |
| (三)蒲江高氏家族与四明袁氏家族之比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相关概念阐述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六朝荆襄地区佛教发展 |
| 第一节 佛教传入荆襄地区 |
| 一、荆襄地区原先的宗教信仰 |
| 二、佛教初传荆襄地区 |
| 第二节 佛教在荆襄地区的发展 |
| 一、三国两晋时期 |
| 二、南朝时期 |
| 小结 |
| 第二章 荆襄地区寺院与僧人活动 |
| 第一节 荆襄地区的寺院 |
| 一、寺院的分布 |
| 二、寺院经济 |
| 第二节 荆襄地区僧伽的发展 |
| 一、僧人的活动 |
| 二、道安僧团的活动 |
| 三、僧官制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
| 第一节 帝王宗室的佛教活动 |
| 第二节 士族与佛教 |
| 一、高僧与名士的结合 |
| 二、士族崇佛与南朝素食主义盛行 |
| 第三节 普通百姓与佛教 |
| 小结 |
| 第四章 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的特点 |
| 一、受玄学的影响 |
| 二、后梁时期偏重禅修 |
| 三、交融性 |
| 第二节 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的影响 |
| 一、对南方佛学的影响 |
| 二、对荆襄地区文学的影响 |
| 三、对隋唐佛教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六朝时期荆襄地区的寺院统计 |
| 附录2 :六朝时期荆襄地区僧人统计 |
| 附录3 :两晋时期义解僧人活动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晚清文化家族的构建 ——以瑞安孙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瑞安孙氏的兴起 |
| 第一节 清代温州的文化环境 |
| 一、温州建置沿革概述 |
| 二、清代温州文化形象的认知 |
| 三、明清温州家族建设概况 |
| 第二节 孙衣言兄弟的仕宦起伏 |
| 一、渊源与崛起 |
| 二、辗转与沉浮 |
| 三、终结与返乡 |
| 第三节 孙氏兄弟的社会文化网络 |
| 一、亲缘关系 |
| 二、官场交往 |
| 三、交游网络的拓展 |
| 第二章 金钱会前后的瑞安孙氏 |
| 第一节 孙锵鸣办团 |
| 一、安义堡与孙氏的乡邦理想 |
| 二、地方权力漩涡中的孙锵鸣 |
| 第二节 金钱会事件中的瑞安孙氏 |
| 一、金钱会初期孙锵鸣的作为 |
| 二、团会对峙 |
| 三、孙氏乡团的覆败 |
| 四、危机应对与自救措施 |
| 第三节 金钱会事件后的瑞安孙氏 |
| 一、回溯与争辩 |
| 二、申诉与求助 |
| 三、总结与反思 |
| 第三章 瑞安孙氏的乡学挖掘 |
| 第一节 对永嘉之学的选择 |
| 一、家族策略的调整 |
| 二、南宋以后的永嘉之学 |
| 三、孙衣言的学术倾向 |
| 第二节 永嘉之学的发掘与发扬 |
| 一、乡邦文献的发掘整理 |
| 二、文献出版与乡学重建 |
| 三、学脉梳理与学谱溯源 |
| 四、学统与文统的交错 |
| 第三节 乡学家学化 |
| 一、乡贤接续与家族继承 |
| 二、乡学权威形象的形成 |
| 三、延续与变通 |
| 第四章 家族建设与家族文化 |
| 第一节 家族建设 |
| 一、从安义堡到诒善乡居 |
| 二、家族史建构 |
| 三、族规制定 |
| 第二节 家族教育与地方教育 |
| 一、诒善祠塾的设立 |
| 二、诒善祠塾的教学实践 |
| 三、家族教育的科举导向 |
| 四、孙氏家塾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玉海楼与家族藏书 |
| 一、清代士人的家族藏书活动 |
| 二、瑞安孙氏的藏书建设 |
| 三、《玉海楼藏书规约》 |
| 第五章 孙氏家族地方文化形象的固化 |
| 第一节 孙诒让的家族策略:继承与修正 |
| 一、重涉团练 |
| 二、议设兴儒会 |
| 三、从永嘉之学到《周礼》 |
| 第二节 地方文化格局的重构 |
| 一、后孙衣言时代的温州地方文化格局 |
| 二、孙氏家族地方地位的变化 |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中的孙衣言及其家族 |
| 一、“吾师琴西太仆”的纽带意义 |
| 二、“乡学名人堂”里的孙氏家族 |
| 三、从坟墓到纪念碑 |
| 结论 |
| 附录 金钱会与孙氏家族相关文献辨析 |
| 参考文献 |
（8）后赵国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羯族共同体之族源及迁徙历程 |
| 第一节 羯族的族源问题 |
| 一、文献所见之羯族来源 |
| 二、今人研究羯族族源的争鸣 |
| 三、羯族族源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五胡”概念的再探讨 |
| 第二节 羯族先民迁徙塞内之过程 |
| 一、羯族的迁徙 |
| 二、羯族的分布 |
| 第三节 西晋末年内徙羯族社会生活及社会地位 |
| 一、社会生活 |
| 二、社会地位 |
| 第二章 羯族共同体的勃兴及后赵国的建立 |
| 第一节 石勒起兵及依附汉赵国 |
| 一、石勒起兵及依附刘渊 |
| 二、石勒在北方的扩张 |
| 三、石勒进据襄国及西晋的衰微 |
| 四、西晋灭亡及汉国的内乱 |
| 第二节 后赵国的建立及石勒统一北方 |
| 一、石勒称王及后赵的建立 |
| 二、前赵衰落及后赵统一北方 |
| 三、羯族取代南匈奴称雄中原的原因 |
| 第三章 后赵国的兴盛与发展 |
| 第一节 石勒称帝及后赵政权的发展 |
| 一、石勒称帝及赵、晋对峙 |
| 二、石勒去世及后赵的动荡 |
| 第二节 石虎继位及后赵的开疆拓土 |
| 一、石虎继立及巩固政权 |
| 二、石邃谋反及后赵政权激荡 |
| 三、后赵国的开疆拓土 |
| 第四章 后赵国的衰亡与冉魏的继立 |
| 第一节 后赵国的内乱与衰亡 |
| 一、后赵内乱及梁犊起义 |
| 二、冉闵屠胡及后赵的灭亡 |
| 三、后赵国衰亡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冉魏的继立与衰亡 |
| 一、冉魏的建立与衰亡 |
| 二、冉闵屠胡的再分析 |
| 第三节 后赵国的“异姓养子”问题研究 |
| 一、后赵国内“异姓养子”的概览 |
| 二、“异姓养子”与胡汉矛盾之间的关系 |
| 第五章 后赵国的政治制度 |
| 第一节 汉魏职官制度对后赵国的影响 |
| 一、后赵汉魏职官的逐步完善 |
| 二、后赵职官制度分析 |
| 第二节 单于台制度的承袭与革新 |
| 一、“单于台”制度的承袭 |
| 二、后赵“单于台”制度的特点 |
| 第六章 后赵国的社会经济 |
| 第一节 坞壁经济对后赵的影响 |
| 一、十六国时期坞壁的产生 |
| 二、坞壁经济的演变与衰亡 |
| 三、坞壁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后赵经济政策探析——以铸币“丰货”铜钱为中心 |
| 一、后赵国的农业经济 |
| 二、后赵国的货币与商业贸易 |
| 第三节 后赵国的“流民”与“徙民”研究 |
| 一、后赵国的“流民”问题 |
| 二、后赵国的“徙民”概览 |
| 三、后赵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探讨 |
| 第七章 后赵国的文化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对后赵国的影响 |
| 一、儒家文化的承袭 |
| 二、佛教在后赵的传播 |
| 第二节 后赵国的史学 |
| 一、后赵国的史学发展 |
| 二、“解构论”视野下的后赵史研究 |
| 第三节 后赵邺城城市功能研究 |
| 一、秦汉以来邺城发展概况 |
| 二、后赵国建城始末 |
| 三、邺城的城市功能研究 |
| 第八章 后赵国的胡汉关系与民族认同 |
| 第一节 从胡汉分治看民族认同的曲折 |
| 一、后赵国民族融合的历程 |
| 二、胡汉分治与民族认同的曲折 |
| 第二节 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兼论羯胡的正统观 |
| 一、内徙胡族的认同危机 |
| 二、羯族社会文化认同的转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王琳与南朝后期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选题缘起 |
| 第二节、学术史之回顾 |
| 第三节、相关史料之批判与运用 |
| 第四节、篇章结构及内容概要 |
| 第一章 王琳的发迹背景及其在梁末的兴起 |
| 第一节、引子——《北齐书》本传中所见王琳的发迹问题 |
| 第二节、从贱民到藩镇僚佐——兵户制解体背景下王显嗣之经历蠡测 |
| 第三节、梁陈时代的士庶变化——萧梁官班制改革与王显嗣之入仕 |
| 第二章 梁末丧乱与王琳之崛起 |
| 第一节、显露锋芒,招致猜忌: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48——554) |
| 第二节、江陵陷落,据有中游:承圣三年至太平元年(554——556) |
| 第三节、拥梁反陈,挥师东下:永定元年至永定三年(556——557) |
| 第三章 王琳军事集团的内部构成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一节、王琳军事集团中的江淮流民势力 |
| 第二节、王琳军事集团中的湘州土着酋豪势力 |
| 第三节、秦汉以来湘州地域土着族群的编户化进程及其对湘州地方势力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论王琳附齐之内外因素 |
| 第四章 王琳兴败与陈朝政局 |
| 第一节、南川酋帅与江州局势 |
| 第二节、芜湖之战始末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三节、陈、齐江淮之争与王琳之死 |
| 余论:王琳在南朝后期历史上之地位 |
| 附录 1:湘州与梁末王琳兴起之关系——札记一则 |
| 附录 2:王琳及相关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孟昶之家世门第及其文化特征 |
| 二、 孟昶之主要事迹 |
| 三、 义熙年间孟昶与刘裕之斗争及其死因蠡测 |
四、崛起的“永嘉军团”（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晋士族与流民研究文献综述[J]. 吴胜男.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5)
- [2]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D]. 尤旭星.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3]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南宋蒲江高氏家族研究[D]. 解宏鹏.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六朝荆襄地区佛教研究[D]. 周俨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亲贵之政”与“羯族之政”——试论石勒集团内部变迁的两个面相[J]. 崔启龙,张荣强. 西北民族论丛, 2017(02)
- [7]晚清文化家族的构建 ——以瑞安孙氏为中心[D]. 凌一鸣. 浙江大学, 2017(12)
- [8]后赵国史[D]. 李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王琳与南朝后期政局[D]. 程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1)
- [10]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J]. 王永平.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