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一世纪中外资银行的较量（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杨晓芙[2]（2020）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日在天津的博弈》文中研究指明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英国在东北的利益甚少,而且英国最初希望与日本在远东合作,所以对日本的侵华行为不加干涉。但随着日本在华北侵略的加深,以及不断违背《九国公约》的规定,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英日矛盾开始激化。1934年下半年到1935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的爆发缘于日本自1931年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对这种形势十分担忧。尤其是地处华北的重要工业城市天津,形势更为紧张。由于外汇储备薄弱,日本开始盯上了天津英法租界的中国银行。除此之外,日本和英国抢夺天津海关关税控制权。关税是中国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及对外借款的主要担保,而英国长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日本打算夺取中国海关,并以武力威胁英国把天津海关税收存入日本正金银行。英日两国在30年代中国货币改革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日本企图以发行“联银券”为主要手段与英国展开经济博弈,这也成为华北经济动荡的根源。自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天津英租界是英日对抗的焦点,尤其在30年代中后期,英租界因有大量抗日爱国团体存在,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原因之一。1939年,英日对抗达到高潮。日伪联合储备银行经理兼海关总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杀,日本要求英国引渡中国四名嫌疑人,这一要求被英国拒绝,导致日本下令用武力封锁天津英租界。同年7月,在东京举行英日会谈,英国在日本的步步逼迫下,最后做出让步,不仅在政治上同意引渡这四名嫌疑犯,而且在经济上也对日本妥协。英国决定以损害中国权益为代价,来缓和远东局势。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天津的关系互动。以两国在天津的博弈入手,能够深入探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日绥靖政策,从而可以更好地认识英日两国实力的变化以及远东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
张晴[3]（2019）在《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奉票,是1905年至1931年主要在奉天省（辽宁省）发行和流通的纸币,是由奉天地方政府发行的官方纸币。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国势的衰败和中央财政权力的衰落,以及外国资本的入侵,清政府积极在地方设立官钱局号推行大钱及钞票,以筹集用于军需、赈灾、官员的开销及各项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费用。1905年,奉天省创办奉天官银号开始发行纸币。1909年,奉天官银号经过增加资本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升格为东北三省的中央银行。东三省官银号（包含其前身奉天官银号）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共发行奉票23类114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类奉票就是小洋票和大洋票。可以说,从小洋票到大洋票演进的过程,正是奉票发行制度变迁的过程。1905年,奉天官银号开始发行小洋票,小洋票因其面额小、易于携带、便于交易受到商民的欢迎,曾经成为在奉天省内流通最广的货币。但是这严重触及了日本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日资银行曾经试图以建立中日银行和资助民间金融机构的方式,破坏奉天地方政府成立官银号的计划,并取代其在奉天地区的货币发行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日方力量尚未成熟,并未得逞。之后日方采取了有组织的挤兑活动,多次以小洋票兑换小银元;另一方面,由于奉天地方政府发行小洋票缺乏足够的准备金,难以如数兑现,以至于小洋票失去信用基础。从1914年开始,小洋票严重贬值,奉天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方式维持小洋票的市价,但是都毫无作用,最后和日方商议,发行大洋票以取代小洋票。1917年,东三省官银号开始发行大洋票,同时回收小洋票。为保证大洋票的顺利流通,不但强制使用大洋票,对于市场上流通额巨大的私帖也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措施。在这些措施之下,大洋票成为奉天地区乃至东三省的主要流通货币。但是由于奉系政府连年对外征战,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筹措军费,奉系政府以多发纸币的方法增加财富,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1931年,日本军事入侵中国东北,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权落入日本人手中。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奉天地区奉票发行制度的变迁,是近代中国货币金融领域中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始终存在三个利益集团,即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和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这三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了奉天地方政府,日本政府和奉天地方商人的利益。其中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和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是矛盾的主要对立方,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属于矛盾的次要方。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东北的情况下,中日双方都在争夺对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尤其是金融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发行权成为二者争夺的核心内容,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控制了奉天和东北的经济金融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奉天省历届政府都没有放弃发行货币的主导权,制定和落实多种货币金融政策与日本势力抗衡,并在这个时期一度占据了上风。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一直在尽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也起到了帮助奉天地方政府维护货币发行主导权的作用。从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来看,中日双方这种对于货币发行权的争夺,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中日双方在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斗争中的激烈与尖锐。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历史研究方法中的归纳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利益集团在奉票发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必然表现为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影响与作用的结果。本论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档案、相关着作和文章进行梳理、研究,分析奉票产生、流通、出现毛荒直至衰落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通过研究利益集团在奉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争夺各自利益的具体表现,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的作用与影响,对三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策略、目标、行为进行深入论析,揭示出这三个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力量变化与矛盾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奉票产生与衰亡的影响,从而得出奉票的发行、流通、毛荒、回收的过程主要是这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结果的结论。
王宁[4]（2019）在《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文中指出2018年对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18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作为21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美国多变的对华外交政策,经济关系从1998年至今在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成为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压舱石”。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经济却已经有从“压舱石”向“政治武器”演变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经济外交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中美经济外交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尤为必要。从21世界初经济外交这个理念被提出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重大的经济议题上积极通过斡旋、谈判和利用国际机制等外交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这就为掌握经济权力和希望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权力主体和利益集团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争夺话语权的新的领域,其中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本篇论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通过阐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来解释话语如何产生权力,以及话语权力的构成,话语实践的语境,并逐步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建构的五个维度。在理论上确定话语可以产生权力以及如何产生权力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提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中成为话语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保证。在宏观制度层面上,通过分析中美经济外交机制的双层博弈机制和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找到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机制框架下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制度依据,即“话语语境”,再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采取传播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五个维度: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来在“话语实践”维度进一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在2008-2018年历时十年的中美经济外交中作为话语主体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路径,并探讨该话语路径和机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人民币汇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关税”三个案例进一步检验和探讨这一话语建构机制,并发掘影响其话语效果的因素。为了回答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变化,笔者通过对媒体的内容分析找寻变化背后的原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笔者指出了该项研究对于当代中美经济外交的重大意义。
张茜茜[5]（2019）在《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期,作为调剂社会经济,扶助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近代银行在此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围绕存款、放款及投资三大业务,充分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巩固了银行自身的实力,而且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口金城银行作为金城银行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从创设之始即秉承总行放款业务的方针与原则,面向工矿企业、商业、个人及军政机关等放款。总的来看,商业性放款一直是汉口金城银行放款业务之大宗。金城银行向来注重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始终将放款的稳妥性放在第一位,对各项放款种类、金额及对象的选择严格把关,保持稳健审慎的态度,以求高效、灵活、稳妥地运用资金。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及后续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欠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围绕着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刘子敬作为汉口富商,其名下产业及经营实业均须大量周转资金,银行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子敬借贷的对象。汉口金城银行作为汉市着名的商业银行之一,面对汉市工商业广泛开展放款业务,对刘子敬的放款即为其众多放款对象之一。然而由于刘子敬的破产及突然病逝,导致汉口金城银行多次陷入巨大的债务纠纷之中。在这些债务纠纷当中,不仅涉及抵押品产权的争夺,而且涉及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争夺,众多利益纠葛穿插其中,使纠纷难以调和。在此种情况下,汉口金城银行与债务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司法交涉与诉讼,以期达到维护债权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的诉求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满足,诉讼双方最终又回复到以和解的方式调停纠纷。本文以刘子敬借款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汉口金城银行历次纠纷案件发展的全过程,阐释该银行在面对风险损失时的应对与处理机制,以此透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债务纠纷的双方处理纠纷的模式以及经济纠纷背后的法律制度现象,进而探讨商事习惯、习俗与法律制度在调停纠纷中的相互作用。
张婷[6]（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着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司文晶[7]（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张世慧[9]（2016）在《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文中提出破产,是债务人全部资产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一种经济状况。唐以降历代王朝律令中对破产导致的债务违约问题有所规范,但实际司法审判中政府往往视为“细故”。18世纪中期,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破产案,打破了固有的债法体系,清政府开始通过增订律例的方式,规范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件。新增订的律例把部分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案,从普通债务规范中分离出来,使破产案开始走出细故。19世纪中后期,主要通商口岸出现了严重的倒帐案,使以往集中于局部行业的破产问题扩展整个商业领域。相比清代前中期部分区域及行业的破产案,通商口岸爆发的倒帐案规模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倒帐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处理破产案的举措。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频繁,域外破产法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肇始,清政府开始转变对破产等钱债案的审理观念,破产案彻底走出了细故。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也积极介入到破产清理中,改变以往破产审理、分配过程中,商人的被动局面。清末经济风潮的爆发导致破产案频繁发生,在实践需求的刺激下,近代破产制度初现端倪。但在此期间成文破产法——《破产律》颁布后,引起社会各界争议,最终被迫夭折,也成为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挫折。民国建立后,成文破产法并未颁布,且由于纯泰破产案纠纷,《破产律》也正式被司法部废止。为弥补成文法建设的缺憾,大理院通过“判例”、“解释例”的形式,融合中西法律与习惯,对中国近代破产制度进行建构。同时,商业实践中,伴随着政体转型、司法改革建设全面展开,破产案审理更加法制化,清理程序日益规范,清偿方式进一步公平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成文破产法,民初商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纷争。另外,民初商会还被赋予合法的商事公断权,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纠纷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破产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重要法规,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破产法立法依赖于整体法制建设的完善,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并未提上立法日程。直到1934年,随着司法建设的完备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破产法立法才正式展开。1935年7月《破产法》的颁布,标志着统一的近代破产法在中国正式建立。从立法内容看,1935年《破产法》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破产法案,不仅吸纳域外破产法立法理论,也充分考虑到近代中国具体经济环境和社会习惯。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该法案侧重维护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对债权人权益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综上所述,早期全球化开启了中国大转折时代,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也随之开始孕育成长。总体看,在全球化、政治转型等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下,商业活动中破产案的频繁发生,进而促使中国近代破产制度不断吸收、融合域外破产制度,最终建立了一部具有鲜明地中国特色,深受传统力量影响的近代破产法。
顼婧[10]（2015）在《青岛银行同业关系研究（1929-1937）》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以青岛银行同业关系为分析对象,以1929-1937年为限,从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中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入手,在力图呈现20世纪30年代青岛金融业态发展脉络的同时,阐明青岛本地金融资本与国内农工商资本、国际金融资本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青岛银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怎样的交叉关系,以及青岛银行业在发展中与青岛城市经济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前言部分介绍了近代青岛城市社会经济史以及青岛金融史的研究现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了青岛市从1898年开埠至1937年间银行业的发展概况,以1929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含现代金融的萌芽（1898-1914）、日资银行的独大（1914-1922）、多国银行的混杂（1922-1929）等时期,此阶段外资银行势力在青岛居于主导地位,中资银行发展缓慢。第二阶段从1929年至1937年,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资银行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的日渐衰微。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青岛金融业的影响也在这一阶段体现的非常明显,青岛偏安一隅,以银钱危机为契机,反而促进了民族金融业发展。第二章主要论述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的同业关系。20世纪30年代,金融业虽历经经济危机,但外国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相互依存,在青岛仍有金融优势,尤其是以日资银行为主的金融势力更甚,中资银行势力虽有发展却与外资银行势力仍存差距。彼时,中外银行集聚于青岛前海一线,沿中山路及其支线集中分布的中资银行,与馆陶路集中分布的外资银行构成了青岛的两个金融分中心,中外资银行之间围绕着货币主权与工商资本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外金融力量的博弈也在这一时期尤为凸显。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中资银行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利益之争,当其利益因外资银行而受损时,中资银行之间也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尤其体现在经济危机以及信用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抱团取暖”现象中。而地方政府在处理不同银行危机时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团体与金融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结论部分通过对前三部分的总结,概括出同业关系中的青岛现象。通过青岛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以及中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揭示出农工商资本对青岛金融资本的支持,以及青岛银行业与各行业之间存在的互动依存关系。通过民族金融资本与外国金融资本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阐述青岛社会经济的变迁状况,探明青岛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与青岛城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金融力量与地方政府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20世纪30年代青岛银行同业关系中附带的竞争与合作机制,表现出青岛金融业内部的资本变迁与力量博弈,更加凸显了青岛在山东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二十一世纪中外资银行的较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一世纪中外资银行的较量（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材料与方法 |
| 五、中国实业银行简介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内迁与改组 |
| 第一节 战时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内迁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增资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
| 第一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接收与复员 |
| 第二节 财政部对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清理与回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中国实业银行的改造与转型 |
| 第一节 解放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公私合营改造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日在天津的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之前英日在华关系 |
| 第一节 19世纪末至华盛顿会议时的英日关系 |
|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后至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之前的英日关系 |
| 第二章 1935-1938 年英日在天津的博弈 |
| 第一节 英日关于中国货币改革和天津商会的较量 |
| 一、关于货币改革的较量 |
| 1.货币改革与天津 |
| 2.货币改革中英日在天津的较量 |
| 3.英日国内的舆论导向 |
| 二、关于天津商会的较量 |
| 1.天津商会的发展 |
| 2.日本操控天津商会 |
| 3.英日政坛的态度表现 |
| 第二节 英日关于天津海关的较量 |
| 一、日本提出接管天津海关 |
| 二、英国对于日本接管海关的态度 |
| 三、英日国内的舆论导向 |
| 第三章 1938-1939 年英国和日本在天津的博弈 |
| 第一节 天津英租界的两次封锁 |
| 一、第一次封锁 |
| 二、第二次封锁 |
| 第二节 英国和日本的东京会谈 |
| 一、东京会谈的过程及结果 |
| 1.东京会谈的过程 |
| 2.东京会谈的结果 |
| 二、东京会谈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日两国的舆论导向 |
| 一、英国国内的舆论导向 |
| 二、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涵义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货币金融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奉票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5 创新和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利益集团理论 |
| 2.1 利益集团概述 |
| 2.1.1 利益集团的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的分类 |
| 2.2 利益集团理论 |
| 2.2.1 政治学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 |
| 2.2.2 经济学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 |
| 第3章 奉票的产生与发行 |
| 3.1 奉票发行的历史背景 |
| 3.1.1 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是奉票产生的刺激因素 |
| 3.1.2 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奉票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 |
| 3.1.3 政府财政危机是奉票产生的直接原因 |
| 3.2 奉票的主要发行机关——东三省官银号 |
| 3.3 奉票的种类 |
| 3.4 奉票发行对东北社会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 |
| 3.4.1 奉票发行起到了控制外国金融资本入侵的作用 |
| 3.4.2 奉票发行有利于稳定东北金融市场 |
| 3.4.3 奉票的滥发破坏金融正常运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奉票发行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 |
| 4.1 奉票发行制度变迁中的三大利益集团 |
| 4.2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货币制度变迁 |
| 4.2.1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简述 |
| 4.2.2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积极推动奉票发行 |
| 4.3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制度变迁 |
| 4.3.1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简述 |
| 4.3.2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阻碍破坏奉票发行 |
| 4.4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货币制度变迁 |
| 4.4.1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简述 |
| 4.4.2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协助奉票发行 |
| 4.5 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
| 4.5.1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和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关系 |
| 4.5.2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与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关系 |
| 4.5.3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和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关系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小洋票的发行与流通(1905年-1913年) |
| 5.1 小洋票的发行与流通过程 |
| 5.1.1 小洋票的发行 |
| 5.1.2 小洋票的印制和流通 |
| 5.2 小洋票发行与流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5.2.1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5.2.2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5.2.3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5.3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对比分析 |
| 5.3.1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各自的特点 |
| 5.3.2 三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小洋票的贬值和回收(1914年—1917年) |
| 6.1 小洋票的贬值回收过程 |
| 6.1.1 小洋票的贬值 |
| 6.1.2 小洋票的回收销毁 |
| 6.2 小洋票贬值与回收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6.2.1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6.2.2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6.2.3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6.3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对比分析 |
| 6.3.1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各自的特点 |
| 6.3.2 三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大洋票的发行与毛荒(1917年—1931年) |
| 7.1 大洋票的发行与回收 |
| 7.1.1 大银元票的发行、流通和回收销毁 |
| 7.1.2 大洋汇兑券的发行、流通和回收销毁 |
| 7.1.3 大洋兑换券的发行、流通和回收销毁 |
| 7.2 大洋票发行与毛荒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7.2.1 地方官僚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7.2.2 外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7.2.3 民间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
| 7.3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对比分析 |
| 7.3.1 三大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各自的特点 |
| 7.3.2 三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启示 |
| 8.1 利益集团推动奉票发行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 |
| 8.1.1 奉天地方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败教训 |
| 8.1.2 日本政府侵略东北的野心 |
| 8.2 奉票发行制度变迁对当代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的启示 |
| 8.2.1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 |
| 8.2.2 区分金融与财政 |
| 8.2.3 合理分配财政收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权力与话语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 第三节 经济外交和跨国公司 |
| 第四节 经济外交机制下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经济外交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话语权 |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与美国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建构 |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议题(2008-2012年) |
| 第二节 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时期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议题(2013-2016年) |
| 第三节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关税”议题(2017-2018年)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变化 |
| 第一节 话语主体的变化 |
| 第二节 话语对象的变化 |
| 第三节 话语平台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对未来中美经济外交的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话语权指标、赋值及说明 |
（5）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第一章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概况 |
| 一、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其放款概况 |
| (一) 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及纠纷缘起 |
| (一) 汉口买办刘子敬及其产业情况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 |
| (三) 纠纷缘起: 刘子敬的破产及病故 |
| 第二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中华蛋厂的提单抵押纠纷 |
| 一、中华蛋厂纠纷案缘起 |
| (一) 银行对中华蛋厂的放款 |
| (二) 天津聚兴诚银行截留提单货品 |
| 二、金城银行与聚兴城银行关于提单蛋品归属的交涉 |
| (一) 直接交涉 |
| (二) 司法交涉 |
| 三、讼争与妥协: 中华蛋厂纠纷案的解决 |
| (一) 关于执行“假处分”的诉讼 |
| (二) 天津中国银行与地方洋行对此案的参与 |
| (三) 提单蛋品的最终分配 |
| 第三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既济水电公司的房产抵押纠纷 |
| 一、水电公司房屋产权的归属纷争 |
| (一) 刘辅堂遗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
| (二) 蔡刘惠卿与刘家关于房屋产权的分歧 |
| 二、汉口金城银行为保全抵押权的交涉与诉讼 |
| (一) 清理刘子敬债款合同的签订 |
| (二) 银行与蔡刘惠卿关于“假处分”的争论 |
| (三) 银行对房屋抵押权的最终确立 |
| 三、收取水电公司租金之争 |
| (一) 交地执行与收租主体之争执 |
| (二) 水电公司房地价值的估定及租金分配方法的出台 |
| (三) 意外的和解: 水电公司房产纠纷的结局 |
| 第四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抵押租产的租金纠纷 |
| 一、辅义里租户与汉口金城银行的分歧 |
| (一) 房屋修葺与减租的诉求与欠租之间的矛盾 |
| (二) 银行经租处与业主关于减租事宜的交涉 |
| 二、欠租讼案——以租户汉口聚兴诚银行为例 |
| (一) 汉口聚兴诚银行欠租诉讼案缘由 |
| (二) 聚兴诚银行欠租讼案之结局 |
| 第五章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抵押借款的清算 |
| 一、刘子敬借款产生瑕疵损失数额的清算 |
| (一) 银行与刘府关于瑕疵账的交涉 |
| (二) 借款应补足瑕疵帐目及计算瑕疵之标准 |
| 二、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借款的最终结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7）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9）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被割裂的近代史与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一) 历史分期与近代性的割裂 |
| (二) 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商业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
| 二、中国近代破产制度史研究 |
| (一) 中国近代破产法的研究 |
| (二) 法令之外:中国近代破产案的研究 |
| 三、主要概念辨析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重难点及主要资料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债法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问题的法律规范 |
| 一、政府对债权的承认与保护机制 |
| 二、政府对放贷者索债的限制机制 |
| 三、错位的平衡:唐以降“负债违契不偿”制度解析 |
| 第二节 牙行侵欠客商案及法律调整 |
| 一、垄断性“官牙制”的确立与牙行侵欠客商案 |
| 二、从地方到朝堂:早期关注与初步应对 |
| 三、牙行侵欠客商例的制定与颁布 |
| 第三节 京城钱铺关闭案及法律规范 |
| 一、清代前中期钱铺的发展 |
| 二、“京城钱铺关闭例”的制定 |
| 三、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关闭例的修订 |
| 四、地方案件对“京城钱铺关闭例”的援引 |
| 第四节 广州行商商欠案及清理措施 |
| 一、行商贸易体制与行商商欠案 |
| 二、主要商行商欠案债务清理状况 |
| 三、从广东行商案看清代前中期的债务清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19世纪中后期倒帐案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的倒帐案 |
| 一、倒帐案的主要表现 |
| 二、倒帐案爆发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倒帐案的应对与清理 |
| 一、倒帐问题的社会建议与地方性宏观政策 |
| 二、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倒帐案的审理 |
| 三、政务思维下倒帐案审理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西语境中破产与域外破产知识引介 |
| 一、19世纪前中西语境中的“破产” |
| 二、19世纪中后期域外破产知识的引介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破产制度建设的尝试与顿挫 |
| 第一节 商政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转变 |
| 一、破产案审理观念的新变化 |
| 二、商部(农工商部)、商务局与破产案审理 |
| 三、商事审判制度变革与破产案审理 |
| 第二节 制定法的尝试:《破产律》颁布与夭折 |
| 一、《破产律》的酝酿与颁布 |
| 二、《破产律》的立法纲领、内容与特点 |
| 三、《破产律》颁布后的舆论及商界争议 |
| 四、《破产律》夭折及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调处与规范 |
| 一、商会对破产案件介入的合法性 |
| 二、商会与破产案的和解 |
| 三、商会参与官府(审判厅)破产案审理 |
| 四、商会与破产案中商人权益的保护 |
| 第四节 清季商业实践中新式破产制度的孕育 |
| 一、清季经济风潮中的破产案 |
| 二、破产专门清理机构的初步设立 |
| 三、破产公平清偿制度的尝试 |
| 四、破产“重整制度”的雏形 |
| 五、独特清理制度:彩票与破产案清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破产制度的新旧过渡与纷争 |
| 第一节 民初纯泰钱庄案与《破产律》适用的争议 |
| 一、民初部分地区对《破产律》的援用 |
| 二、纯泰钱庄破产案的争议 |
| 三、《破产律》的废止 |
| 第二节 大理院与破产制度的建构 |
| 一、关于破产发生、法源及法律效力的界定 |
| 二、破产财团及相关特别权利的规定 |
| 三、破产清偿制度的规范 |
| 第三节 商业实践中近代破产制度的萌芽 |
| 一、司法改革与破产案审理的变革 |
| 二、破产清理程序的规范化 |
| 三、破产清偿的公平、合理化 |
| 第四节 商会与破产纠纷的公断及审判 |
| 一、商会与破产案的公断 |
| 二、破产案审判中商会与司法机关的合作 |
| 第五节 破产案中新旧制度的冲突与争议 |
| 一、破产抵押权、撤销权的纷争——以敦康颜料案为中心 |
| 二、破产案中股东责任的争议——以民生伞厂案、新世界案为中心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文破产法的建立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破产案审理的新变化与纷争 |
| 一、法制建设与破产制度相关规范的颁布 |
| 二、新式企业破产清理与破产制度进一步孕育 |
| 三、商业实践中破产案的新纷争 |
| 第二节 商会商事仲裁权调整与破产案的清理 |
| 一、商会商事公断机构存废之争 |
| 二、商会参与破产纠纷的新变化 |
| 三、商会参与破产纠纷新变化的解析 |
| 第三节 1935年《破产法》的立法背景及过程 |
| 一、破产法立法条件的成熟 |
| 二、破产法立法的紧迫经济需求 |
| 三、破产法的立法过程及各方争议 |
| 第四节 1935年《破产法》立法内容与总体特点 |
| 一、《破产法》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破产法》立法的总体特点 |
| 小结 |
| 结语: 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成长逻辑 |
| 附录一: 《破产律》 |
| 附录二: 《大理院判例全书·破产法》 |
| 附录三: (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 |
| 附录四: 《中华民国破产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青岛银行同业关系研究（192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前言 |
| 0.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1.1 金融史研究动态 |
| 0.1.2 青岛金融史研究现状 |
| 0.2 研究思路及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0.3 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
| 0.4 史料与研究方法 |
| 1 青岛银行业格局的沿革 |
| 1.1 1929年之前的格局概况(1898-1929) |
| 1.1.1 现代金融的萌芽(1898-1914) |
| 1.1.2 日资银行的独大(1914-1922) |
| 1.1.3 多国银行的混杂(1922-1929) |
| 1.2 快速发展的中资银行与日渐式微的外资银行(1929-1937) |
| 1.2.1 山东半岛金融中心的转移 |
| 1.2.1.1 逐渐凸显的区位优势 |
| 1.2.1.2 相对稳定的市政环境 |
| 1.2.2 青岛中外银行力量概览 |
| 1.3 外部冲击对银行同业关系的影响 |
| 1.3.1 银本位制与银价危机 |
| 1.3.2 银钱危机下的青岛金融业态 |
| 2 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同业关系 |
| 2.1 以货币主权为中心的竞争 |
| 2.1.1 以胶平银为中心的角逐 |
| 2.1.2 中资银行与正金银行争夺货币发行权 |
| 2.1.3 日资银行占市与钱钞交易受控 |
| 2.2 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竞争 |
| 2.2.1 青岛内外贸易与中外银行资本 |
| 2.2.1.1 港口的兴起与贸易的发展 |
| 2.2.1.2 工商贸易与银行资本 |
| 2.2.2 日商贸易与日资银行 |
| 2.3 银行机构空间布局的变化 |
| 2.3.1 空间分割与金融用地 |
| 2.3.2 “青岛华尔街”：中外力量的空间布局 |
| 2.3.2.1 “青岛华尔街”的崛起 |
| 2.3.2.2 中外银行分中心的形成 |
| 3 中资银行之间的同业关系 |
| 3.1 竞争关系 |
| 3.1.1 大银行与小银行 |
| 3.1.2 全国性银行与地方性银行 |
| 3.1.3 新式银行与传统性质的钱庄、银号 |
| 3.2 合作关系 |
| 3.2.1 正常合作关系 |
| 3.2.2 信用危机中银行同业的相互救助 |
| 3.2.2.1 中鲁银行风波 |
| 3.2.2.2 明华银行风波 |
| 3.2.2.3 中国实业银行风波 |
| 3.3 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新银行——青岛农工银行 |
| 3.3.1 农村经济与青岛金融 |
| 3.3.2 农业金融与乡村建设 |
| 3.3.3 中资银行共同创办——青岛农工银行 |
| 4 结语：银行同业关系的青岛现象 |
| 5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二十一世纪中外资银行的较量（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日在天津的博弈[D]. 杨晓芙.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3]利益集团与奉票发行制度变迁研究[D]. 张晴. 辽宁大学, 2019(10)
- [4]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D]. 王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D]. 张茜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中国近代破产制度的孕育与建立（1750-1935）[D]. 张世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青岛银行同业关系研究（1929-1937）[D]. 顼婧. 中国海洋大学, 2015(08)
标签：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日本银行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