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对清认识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灾异,祥瑞,胡无百年运,北伐
对清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王微笑[1]（2018）在《18世纪上半期朝鲜人对清灾祥的认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古代语境下的灾异和祥瑞是对君王或者国运的一种评价。所以对灾祥的认识既基于自身固有的灾祥观,也基于自身对君王或者国运的认识。因而,研究朝鲜人对清灾祥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时朝鲜人的对清认识。18世纪上半期的清朝,地震、星变、麒麟、黄河清和枯树生等灾祥频出。惯于搜集情报的朝鲜使臣对此十分关心,并将其传至朝鲜国内。这些灾祥的传闻在朝鲜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于灾异,朝鲜君臣都视其为清的非常之灾,必是亡征,所以断不能以他国事视之,自身也要多加修省。而对于清以为的祥瑞,朝鲜君臣则从叁个角度进行阐释:或是祥瑞,但非为清主而是为能廓清中原的真人而生;或非祥瑞而是灾异,是清的灭亡之征;或者既非灾异也非祥瑞,而是清朝臣子为了献媚故意炮制而成。但即便如此,这种皇帝喜好祥瑞、臣子喜欢谄媚的国家也已离亡国不远。总的来说,在朝鲜人看来,无论清朝的异变是灾异还是祥瑞,或者仅仅是谄媚之言,这些都是清朝的亡国之征。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有叁,其一是出自胡无百年运的历史总结,朝鲜人相信清朝同历史上其他胡人朝代一样,国运不过百年;其二是源于朝鲜人北伐计划落空后的替代心理。随着孝宗升遐及叁藩之乱的平定,北伐几近落空。再加上两国实力悬殊,朝鲜只能寄希望于天降灾谴,寄希望于清朝自取灭亡;其叁还与朝鲜的灾祥观有关。朝鲜人认为国之治乱在于人君修省,因而务实好谦,多言灾异,不谈祥瑞。所以,基于此,朝鲜人在对于清朝灾异和祥瑞的认识上偏于负面。(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5-29）
戴琳剑[2]（2016）在《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一文中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后期对清认识的研究在尊周论、北伐论、北学论等大陆指向型的思潮下展开,其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有必要考察另一种文化接触所形成的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本文拟通过记有非官方的意外体验的漂流记录来考察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存在两面性,这一点学界已有提及。不过,针对这种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从何而来、具备何种特征等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特别是关于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中所现的矛盾对立点的存在形态,仍有着继续讨论的余地。本文基于此,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心理进行重新审视。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漂流记录——崔斗灿的《乘槎录》,以期克服之前研究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时以燕行录为中心的大陆指向型的倾向。本文首先考察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现象。在当时,政治性的中华秩序与文化性的中华秩序不一致的情况下,知识人陷入了不知该从何种中华中脱离的困境。结果他们意欲脱离中华,却又不得不通过中华来构筑新的体系,此种矛盾心理开始扎根并在他们的对清认识中反映出来。其次,本文以《乘槎录》为例,考察了朝鲜知识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通过中国体验后展现的对清认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以此探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二重性的存在形态。通过《乘槎录》,崔斗灿展现了其对江南富饶的称赞和对朝鲜的自豪、在政治上对清朝的排斥和文化上对清朝的好感等一系列交织的二重性认识。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像崔斗灿这样的普通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个人意识比政治意识要更突出。最后,本文认为,朝鲜知识人为了构筑主体性而付出了相当努力,但结果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化角度都无法摆脱中华;尽管如此,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这一意识得以萌芽。总的来说,崔斗灿的《乘槎录》中所体现的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展现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知识人对外认识的本质。本文以《乘槎录》为研究对象,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性进行说明,对于揭示彼时朝鲜知识人对外认识中此起彼伏的心理变化,以及对于补充完善有关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先行研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6-05-22）
戴琳剑[3]（2015）在《《乘槎录》中对清认识的二重心理管窥》一文中研究指出《乘槎录》系嘉庆年间朝鲜士人崔斗灿经意外漂流至中国后所撰的漂流纪事作品。在对中国的观察想象中,《乘槎录》呈现了朝鲜士人二重心理下的对清认识,一定程度反射出其背后民族对清朝的整体想象。这种二重心理是朝鲜士人为了构建想象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想象外部的正统形象努力而成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寻求独立国格的自我表达的心理过程。嘉庆二十叁年(1818),朝鲜士人崔斗灿(1779~1821)意外漂至中国宁波府定海县,经(本文来源于《剑南文学(上半月)》期刊2015年04期）
王雪梅[4]（2011）在《《异域录》与康熙对清俄关系之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异域录》是记录康熙朝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的一个出使记录。从《异域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对清俄关系的认识:清王朝仍旧把俄罗斯看做周边的蛮夷小国;康熙帝愿意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康熙帝重视对俄罗斯历史地理的研究;康熙对外交礼仪的通达的态度。(本文来源于《前沿》期刊2011年02期）
丁彩霞[5]（2009）在《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对清政府援台抗法的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犯越南之余意图谋求控制台湾,清政府通过"援台"予以回击。《申报》在此期间大量报道台湾战事,旗帜鲜明地支持清政府对台的援助政策,并且针砭时弊,指出援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申报》通过舆论的方式,声援了台湾的抗法斗争,充分反映出了近代国人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本文来源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9年05期）
徐志伟[6]（2009）在《一种“他者化”的话语建构与制度实践——对清季至民国反“迷信”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季至民国的反"迷信"运动是在知识分子的倡导下由政府推进的。但政府在推进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根据现实的难题修改知识分子的目标诉求,把其他企图附加在这场运动之上。尽管对于这些企图,政府经常予以否认,但这些企图在事实上还是控制了整个运动的走向。最终,一场旨在塑造"国民"的反"迷信"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对农民进行掠夺的运动,农民被推到了反抗的边缘。他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民间信仰可以被污名为"迷信"而遭除灭,那么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其他生活内容和利益也都可以被以类似的理由剥夺,于是各种激进的反抗开始在民间纷纷出现。这是盲目在中国推行西方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使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中国特殊现实的清楚判断,任何现代化改革都可能走入歧途。(本文来源于《学术月刊》期刊2009年07期）
杨玉萍[7]（2009）在《对清初文字狱的再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无论从学术学风的嬗变,还是从社会风气的演化而言,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文以清初的文化专制政策之一——文字狱为例,阐述清初文字狱的产生及其产生的原因及所造成的影响。指出,清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却使得臣子和知识分子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窒息了思想,并因告奸之风盛行,造成了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摧残了优良的学术文化传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本文来源于《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期刊2009年04期）
陈燕丽[8]（2009）在《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老稼斋燕行日记》是18世纪初期朝鲜学者金昌业以子弟军官的身份来中国使行的全程纪录。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及其随行人员,多用文字记录下其在使行过程中的见闻,并抒发其对所见现象的所感所思。一般来说,访问明朝的朝鲜王朝使臣人员的日记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朝鲜王朝使臣人员的日记多被称为《燕行录》。由于《朝天录》和《燕行录》是朝鲜使臣们根据自己出使明朝或清朝时所见所闻而写成的,加之他们对明朝或清朝的一些情况或人物无需讳言,因此,可以说《朝天录》和《燕行录》中所载资料更具有真实性,是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本文考察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与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一起被称为朝鲜后期最着名的“叁家燕行录”。其中《老稼斋燕行日记》以其丰富的内容,平实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描写,客观地观察事物的态度成为后代燕行录的典范,被称为后代燕行录的“教科书”。然而目前为止对这部燕行录的研究多是韩国学者从文学角度上对其分析考察,还很不全面,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的侧面对本部燕行录作品加以分析,希望能够弥补目前为止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以归纳的方法对作品中呈现的清朝初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燕行过程中对清认识的转换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考察。首先,作为对于本部燕行录考察的基础,对作者的生平、家世进行了简单的考察。同时简单分析了该作品写作时的中韩两国的时代背景及作者出使中国的个人目的。其次,本文对作品中反映的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金昌业是在五十四岁的年龄以正使的子弟军官的身份出使中国的,这使他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更多的自由去观察中国,并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老稼斋燕行日记》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对其史料价值的考察更具意义。金昌业对中国的描写整体上是正负交错的,但具体来说,文中反映的当时的政风是廉明的,经济是繁荣的,而文化方面受文字狱的影响却充满了恐怖的氛围,同时作者以外国人的立场还敏锐的观察到很多我们习焉不察的民俗习惯。作品中描写的清朝的面貌一方面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一方面也和作者的对清观有深刻的联系。金昌业来中国前受华夷观和当时朝鲜盛行的北伐论、对明义理论、小中华意识的影响,对清的态度是鄙视和怀有怨恨的,然而来到中国后,随着真实体验的增加、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很多方面流露出对清的肯定和欣赏。他的这种对清认识的改变在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是很先进的,对后来的朝鲜使臣的对清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就其在中国旅行过程中对清认识的转换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并对这种转换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本部燕行作品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昌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传统华夷观的束缚,开始以客观的立场去认识清朝的统治和社会现实,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另外,这部作品中还真实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对于研究康熙晚期中国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因此对于这部作品的价值要给与充分的肯定。(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09-04-10）
赵强[9]（2004）在《对清梳联自调匀整重不匀的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讨论了棉纺清梳联自调匀整所涉及的重不匀问题,分析了棉条不匀的组成,指出重不匀不仅要控制内不匀,而且要控制外不匀。对匀整片段及控制器的形式也进行了讨论,认为混合环控制器是较好的控制方式,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对自调匀整的作用及如何发挥自调匀整器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本文来源于《棉纺织技术》期刊2004年10期）
秦和平[10]（2001）在《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袍哥与哥老会有鲜明的区别 ,前者是民间的恃力型互助团体 ,后者为反清的秘密组织。清季四川袍哥得以大量滋生的原因有 :1 .商品经济发展 ,城镇地位凸现 ,传统社会组织难以适应 ,需要新的治安维系体 ;2 .清政府统治削弱 ,绅民寻求自保的需要 ;3 .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横行 ,民众需要建立组织与之抗衡 ;4.鸦片的贩运和销售 ,需要群体的力量与严密的网络。由于袍哥具有维护城乡社会治安的功能 ,起到次生政权的作用 ,得到清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清末民初四川政局的变化 ,袍哥从互助性团体演变到参与政治、控制政权 ,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打击(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期刊2001年02期）
对清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迄今为止,关于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后期对清认识的研究在尊周论、北伐论、北学论等大陆指向型的思潮下展开,其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有必要考察另一种文化接触所形成的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本文拟通过记有非官方的意外体验的漂流记录来考察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存在两面性,这一点学界已有提及。不过,针对这种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从何而来、具备何种特征等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特别是关于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中所现的矛盾对立点的存在形态,仍有着继续讨论的余地。本文基于此,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心理进行重新审视。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漂流记录——崔斗灿的《乘槎录》,以期克服之前研究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时以燕行录为中心的大陆指向型的倾向。本文首先考察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现象。在当时,政治性的中华秩序与文化性的中华秩序不一致的情况下,知识人陷入了不知该从何种中华中脱离的困境。结果他们意欲脱离中华,却又不得不通过中华来构筑新的体系,此种矛盾心理开始扎根并在他们的对清认识中反映出来。其次,本文以《乘槎录》为例,考察了朝鲜知识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通过中国体验后展现的对清认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以此探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二重性的存在形态。通过《乘槎录》,崔斗灿展现了其对江南富饶的称赞和对朝鲜的自豪、在政治上对清朝的排斥和文化上对清朝的好感等一系列交织的二重性认识。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像崔斗灿这样的普通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个人意识比政治意识要更突出。最后,本文认为,朝鲜知识人为了构筑主体性而付出了相当努力,但结果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化角度都无法摆脱中华;尽管如此,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这一意识得以萌芽。总的来说,崔斗灿的《乘槎录》中所体现的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展现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知识人对外认识的本质。本文以《乘槎录》为研究对象,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性进行说明,对于揭示彼时朝鲜知识人对外认识中此起彼伏的心理变化,以及对于补充完善有关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先行研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对清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1].王微笑.18世纪上半期朝鲜人对清灾祥的认识研究[D].山东大学.2018
[2].戴琳剑.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二重性[D].南京大学.2016
[3].戴琳剑.《乘槎录》中对清认识的二重心理管窥[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5
[4].王雪梅.《异域录》与康熙对清俄关系之认识[J].前沿.2011
[5].丁彩霞.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对清政府援台抗法的认识[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6].徐志伟.一种“他者化”的话语建构与制度实践——对清季至民国反“迷信”运动的再认识[J].学术月刊.2009
[7].杨玉萍.对清初文字狱的再认识[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8].陈燕丽.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研究[D].山东大学.2009
[9].赵强.对清梳联自调匀整重不匀的认识[J].棉纺织技术.2004
[10].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J].社会科学研究.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