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论文-黄佳成

价值观外交论文-黄佳成

导读:本文包含了价值观外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日本,身份认同,安倍晋叁,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外交论文文献综述

黄佳成[1](2019)在《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身份认同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日本的身份认同和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为研究对象,分析安倍“价值观外交”与近现代以来日本形成的身份认同是否存在联系。本文的主要结构为:首先梳理身份认同的相关概念,并探讨身份认同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其次,对日本近现代形成的身份认同进行回顾;再次,对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内涵与特点进行梳理;最后,分析安倍“价值观外交”与日本的身份认同存在的联系。本文认为,身份认同理论是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身份认同确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指导对外政策。日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欧美主义”身份认同,日学为体的“亚洲帝国主义”身份认同,模糊区域界线强调合作交流的“开放性地区主义”身份认同。安倍“价值观外交”标榜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重点加强与所谓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其提出主要受到“欧美主义”身份认同的影响,但由于战后日本并未有效肃清“帝国主义”的身份认同,它同“欧美主义”、“开放性地区主义”一道影响着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实践过程。不同的身份认同产生不同的国家利益,由此引发出不同的国家行为。因此,受到多种身份认同影响的“价值观外交”在实际操作及目的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总而言之,安倍“价值观外交”是以“欧美主义”身份认同为第一但不是唯一,背后还深受“亚洲帝国主义”和“开放性地区主义”身份认同的影响。正是因为受到多种相矛盾的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价值观外交”杂糅了普世性与现实性、和平性与军事性、对内性与对外性等互相矛盾的特点。(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5-10)

尹晓亮[2](2017)在《日本价值观外交及积极和平主义的应对》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倍政权先后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方式摆脱战后体制和重塑“富国强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外交本质上是通过盗用价值的方式背离价值的价值观外交;而积极和平主义实质则是通过高举“和平”旗帜的方式破坏和平。对此,中国应该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策略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本文来源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期刊2017年04期)

刘烜通[3](2017)在《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倍政府所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其思想根源最早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深入日本,使其思想意识形态由传统封建思想逐步偏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随着冷战开始,世界格局出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分差,日本方面的外交政策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了冷战思维的意识。在经历了外交独立与起步阶段,地缘外交主导阶段以及与西方阵营协调阶段后,“价值观外交”被麻生太郎以文字性语言明确地表述出来。安倍晋叁更是将其作为“主张型外交”的核心思想,其中带有浓重的防范中国,制约中国的意图。随着安倍叁次组阁,“价值观外交”在其外交思想上的定位重要性步步提升,虽然形式有所变化,其孤立围堵中国,争夺亚洲区域霸主地位的实质却未曾改变。对“价值观外交”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认识该种思想变化背后,日本相应变化的外交战略,以及其争夺区域主导权的意图。由于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建立在防范中国的狭小格局之上,没有考虑到亚洲各国的历史羁绊,其最终可能走入死胡同。但我们仍应当认真关注其外交行为,减少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本文来源于《渤海大学》期刊2017-06-01)

尹晓亮[4](2017)在《安倍价值观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的理性辨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倍政权先后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方式摆脱战后体制和重塑“富国强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外交本质上是通过盗用价值的方式背离价值,而积极和平主义实质是通过高举“和平”旗帜的方式破坏和平。对此,中国应该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策略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本文来源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期刊2017年Z1期)

包广将[5](2016)在《日本“价值观外交”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信任的流失》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06年日本第一次提出"价值观外交"以来,学者已从地缘政治、国家制度、国际伦理以及外交政策等视角对这种外交进行了诸多理论解释。然而,笔者认为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基本逻辑是:通过这种外交来降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水平,进而降低对中国的认同和减少与中国的合作,最终达到借助国际力量来遏制中国的目的。显然,信任在其间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学界仍鲜有从信任生成的路径来对此作系统分析。鉴于此,本文以东南亚国家为例,从信任生成的路径来分析日本"价值观外交"侵蚀国家间信任的影响机制。(本文来源于《中国与世界》期刊2016年00期)

毕世鸿,田庆立[6](2016)在《日本对缅甸的“价值观外交”及其与民盟政府关系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安倍晋叁再次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将缅甸纳入其"价值观外交"体系,迅速恢复对缅关系,全力支持缅甸2015大选和民族和解进程。在对缅甸推行"价值观外交"的过程中,安倍政府坚持建设性干预、重视对话、全方位合作、顾及美国和渐进主义等五项原则。在民盟政府上台之后,安倍政府试图以叁大支柱为中心加强对缅援助,帮助缅甸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经济特区,推动日本企业扩大对缅投资,以夯实民盟政府的执政基础,同时也与巩发党、军方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等势力展开全方位合作,以密切两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以便最终将缅甸纳入其"自由与繁荣之弧"。(本文来源于《东南亚研究》期刊2016年04期)

王程[7](2016)在《话语权视角下日本价值观外交》一文中研究指出价值观外交实质是一种话语权构建。文章依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实践—话语认同"的话语权生成逻辑,分析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话语权塑造过程:借助"民主和平论"和"中国威胁论",多元的话语主体提出了丰富的话语内容,通过大众传媒等渠道,辅以经济援助、政策运筹等策略,获得了话语认同。借助这一分析,中国能够在应对价值观外交、摆脱话语权缺失困境以及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等方面得到启示。(本文来源于《山东行政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3期)

刘潇湘[8](2016)在《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叁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本文来源于《东北亚论坛》期刊2016年03期)

孙秀萍[9](2016)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一文中研究指出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外务省增加经费、增设驻外使领馆、编写就历史和领土问题的多语种辩论专用教材,派驻海外的日本外交人员也纷纷开始"主动外交"。不能否认,日本在海外的国家形象比较正面,日本文化也被广泛认可,这其中有日本外交官忙碌的结果,但他们在历史等问题上的辩解、拉票,并不全被人看好。日外务省编"外语教材"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截(本文来源于《党政论坛(干部文摘)》期刊2016年01期)

申秀逸,杨文浩,徐香丹,韩丽萍[10](2015)在《解析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文化背景》一文中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能够充分体现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而安倍两次组阁都推行价值观外交也毋庸置疑地反映了日本的国家价值观。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又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模式、思维理念、行为方式等文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带有集团意识、等级意识、内外意识、耻感意识等色彩,是针对特殊对象国提出来的带有差别色彩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普世的价值观。(本文来源于《赤子(上中旬)》期刊2015年24期)

价值观外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安倍政权先后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方式摆脱战后体制和重塑“富国强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外交本质上是通过盗用价值的方式背离价值的价值观外交;而积极和平主义实质则是通过高举“和平”旗帜的方式破坏和平。对此,中国应该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策略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价值观外交论文参考文献

[1].黄佳成.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身份认同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2].尹晓亮.日本价值观外交及积极和平主义的应对[J].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

[3].刘烜通.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研究[D].渤海大学.2017

[4].尹晓亮.安倍价值观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的理性辨析[J].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

[5].包广将.日本“价值观外交”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信任的流失[J].中国与世界.2016

[6].毕世鸿,田庆立.日本对缅甸的“价值观外交”及其与民盟政府关系初探[J].东南亚研究.2016

[7].王程.话语权视角下日本价值观外交[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

[8].刘潇湘.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J].东北亚论坛.2016

[9].孙秀萍.日本的“价值观”外交[J].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6

[10].申秀逸,杨文浩,徐香丹,韩丽萍.解析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文化背景[J].赤子(上中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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