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源流,政治科学,主要流派,新旧制度,前沿发展,实证主义,创设制度,解释功能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文献综述
[1]（2019）在《多学科与多源流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马雷松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项目号:14CZZ036),最终成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最近已经结项并被评定为优秀成果。该成果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应当从自身学科(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报》期刊2019-09-12）
崔珊珊[2]（2019）在《权力、观念与制度》一文中研究指出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是困扰政治家与学者的难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虽然长期关注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力、对结果的影响力,忽视了制度本身的变迁,但随着各流派的反思,制度变迁成为新兴的研究议题,逐渐进入新制度主义的主流议程,相关的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日益增加。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进行系统性考察,从而把握新制度主义的完整面向,加深对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解,为推动或防止特定类型的制度变迁提供启发。新制度主义者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需要处理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包括制度变迁的概念基石、前提假定与分析维度。首先,制度是为行动者提供稳定预期、结构化社会互动的一种存在,符合该属性的客体均可纳入制度的范畴;制度的本体可能是规制、规范或认知,不同的本体论意味着制度影响行为的不同机制。制度变迁是制度对原有轨迹的偏离,既有形式、执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根据是否纳入正式的决策过程,可区分有意的制度变迁与分散的制度变迁。其次,任何类型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行动者,各流派早期的行动者假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制度变迁研究,后来的补充与修正开始强调行动者的嵌入式能动、策略性、有限理性、反思性,夯实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最终,新制度主义者从动力来源、过程与机制两个维度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存在于环境、行动者、制度当中,新制度主义者通常在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视角下考察这些因素。一方面,外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环境的互动,环境变化对制度的有效性或合法性施加压力;内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制度要素冲突、制度模糊性、制度执行的不完全性、制度的自我削弱等因素或过程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另一方面,行动者可能由于制度缺陷、制度不能满足或不再满足自身利益等原因而产生变革制度的动机,推动需求主导的制度变迁;他处的制度模板、知识的进步实现了新制度的预先供给,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推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在受到变革压力的同时,还面临一系列变革阻力。其中,信息处理、注意力分配制约了问题的识别与归因;风险偏好、集体行动问题、权力非对称性等因素影响成本——收益的计算,实则加剧了制度惰性。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动力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制度变迁提上正式议程或者以分散的方式发生。这些条件可以是危机或重大事件生成的关键节点、利用政治机会完成的问题建构、经由缓慢积累达致的临界点。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权力、观念、其他制度及其互动的影响。尽管不同流派关注权力或观念的时间有先后之别,物质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又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强调它们的互补性或竞争性,但权力、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受到重视。首先,作为支配的权力以资源、资源动员能力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可变性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根据权力关系的形态,有意的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情况:当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不同联盟的权力斗争主导了制度变迁过程,否决点是斗争的主要场所,联盟的构建、联盟间政治关乎权力斗争的结果;当存在主导性权力时,制度变迁即权力主导的改革,新方案的设计、执行与合法化关乎改革的成败。由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二者的分散变迁有不同的实现机制:否决权、自由裁量权通过影响变革者的相对权力、制度的解释与执行,推动正式制度的替代、层迭、漂移或转换;资源与权力的不对等通过影响承诺的可信性、可信承诺的扩散,推动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其次,各种认知性、规范性的观念在围绕制度或政策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充当新制度的蓝图或策略性的武器,影响变革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在有意的制度变迁中,主导性观念的失败催生了对新观念的需求,替代性观念的竞争与供给受到话语、框架化等观念传递过程的影响,后者同权力斗争、制度环境一道决定了何种观念最终胜出。就分散的制度变迁而言,主观博弈论、演化论注意到观念的角色。前者强调认知危机与主观博弈模型的协同修正,后者强调认知在制度变异、选择、复制阶段的独特作用。此外,制度变迁还受到制度间关系的影响,如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影响对方变革的动力、方案与效果;植根于不同逻辑的互补性制度对制度的稳定与变革有不同的意义;其他层次的制度则通过约束可用的资源、策略等方式影响特定层次制度的变迁。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围绕制度影响、制度约束力的研究发展了路径依赖的传统解释,并对结构或能动有所偏向,从而阻碍了制度变迁研究。但一些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区分制度与制度要素、强调路径节点与能动性、寻求自我强化的替代性序列等方式,逐渐整合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结构化理论、层级本体论等整合结构与能动的可行路径,并得到新制度主义者的关注或应用。可以说,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整合、结构与能动的整合关系到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的未来。(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9-06-01）
马雪松[3]（2019）在《超越新与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传统渊源与演进脉络》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持续推进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但在论述自身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及新颖性时呈现出过多强调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的维新叙事倾向。新制度主义将政治科学传统制度研究等同于旧制度主义的做法,有可能割裂一脉相承的研究谱系并遮蔽其同宏观学科背景的内在关联,导致新制度主义对传统研究发挥的补充性和修正性功能被扭曲为超越性和替代性作用。一些制度研究者认识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根植于政治科学中多源流的学术传统和分析途径,并致力于探讨新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相互作用下的产生和发展问题。超越新与旧的立场有助于从社会科学的内在构造与板块运动、不同学科的分化组合与积极交流、研究领域的传统沿袭与养分汲取、自身发展的前景展望与前沿探索四个方面,更好地把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演进趋势。(本文来源于《理论探索》期刊2019年02期）
张卓[4]（2018）在《现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社会群体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各界都对制度革新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国已经进入发展转型的重要节点。怎么才能将制度理论与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我国新时期政治学学者们开展制度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20世纪前期,制度研究都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但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到来,制度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用客观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并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及模式进行研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视客观、方法、理论,轻视情感、价值、现实,很快遭到政治学学者的质疑和不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顺势而生。经过数年的发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和成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来源于《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11期）
马雪松,吴健青[5]（2018）在《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进展:基于2017年学术文献的评估与展望》一文中研究指出国内学者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着译介、理论诠释与现实分析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2017年的学术文献更是突出反映了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基础理论与现实应用两方面的新进展。基础理论方面的进展体现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对自身特征进一步加以总结,深化了关于制度演进的关键节点、制度形成的偶然机制、制度分析的观念基础等方面的认识,同时通过构建整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继续关切渐进变迁的解释框架、内生变迁的发生机理、观念变迁的实际效应等问题。现实应用方面的进展体现为国内学者对五年计划制度、高校腐败治理、政党制度建设等议题开展深入探讨并取得有益结论。(本文来源于《理论月刊》期刊2018年11期）
马雪松[6]（2018）在《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应当从自身学科的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角度加以考察,而且其产生和发展历程还处于社会科学演进及各学科交融的脉络之中,多学科与多源流的分析视野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在推进前沿发展、延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方面的有益成果。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个体主义取向的结构与能动的划分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背景,并在塑造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形态和格局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动力。通过考察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新旧制度主义路径的演变历程,以及新制度主义四个主要流派在政治科学中的确立过程,可以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进行跟踪及评价,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整体把握。(本文来源于《比较政治学研究》期刊2018年01期）
郑海洋[7]（2018）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审视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的发生机制、兴起过程以及推广逻辑,认为公共食堂的兴起是"大跃进"运动、中共长期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和工业化发展政策共同推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偏好组织化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并借助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迅速把公共食堂这一模式推广到全国。(本文来源于《红广角》期刊2018年03期）
张强伟[8]（2018）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域下的侗戏班》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改土归流”之后,为重聚族群认同,维持社会秩序,聚居在湘黔桂叁省交界处的侗民族“共同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侗戏是新的公共产品,侗戏班则是负责生产和供给的新组织。为保障有效供给,侗戏班建构了新的族群权威(以戏师为中心)、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基于戏班成员),以及新的公共产品分配机制(如“月也戏”与跨寨授戏等)。在晚近与新中国成立的两个社会变革时期,侗戏班供给模式又经历了两次变迁,继续化解区域风险之余,又积极参与了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总之,侗戏班既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组织,但它也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非正式制度。迄今,进城的侗族农民工,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的格局下,重新复制了侗戏班的供给策略。这一现象既折射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困境和路径依赖,也彰显出相关政府在建构农民工主体性身份和供给公共产品上的缺位。(本文来源于《广西民族大学》期刊2018-06-01）
朱建新,徐袁[9]（2018）在《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大学章程制度逻辑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对中国大学章程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描述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主要观点,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层面对大学章程建设所应遵循的制度逻辑进行剖析:教育实践者对大学组织利益的算计是微观基础,权力的冲突与平衡是主要动力,对文化的认同是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大学章程建设既要充分发挥校长等教育实践者的主动性,又要注重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和意见吸纳,还应重视"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协调。(本文来源于《浙江科技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2期）
王家倩[10]（2018）在《新制度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逐渐在西方政治学界中成为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进而成为了国内学者研究聚焦点。在学习与借鉴这一外来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拒绝拿来主义,充分考虑到中国制度与国外的区别,对这一理论进行中国化地改造,开辟了解释力更强的研究路径。中国未来政治学在学习与借鉴西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批判精神,在加强本土化研究的同时强调理论创新,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本文来源于《改革与开放》期刊2018年02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是困扰政治家与学者的难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虽然长期关注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力、对结果的影响力,忽视了制度本身的变迁,但随着各流派的反思,制度变迁成为新兴的研究议题,逐渐进入新制度主义的主流议程,相关的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日益增加。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进行系统性考察,从而把握新制度主义的完整面向,加深对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解,为推动或防止特定类型的制度变迁提供启发。新制度主义者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需要处理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包括制度变迁的概念基石、前提假定与分析维度。首先,制度是为行动者提供稳定预期、结构化社会互动的一种存在,符合该属性的客体均可纳入制度的范畴;制度的本体可能是规制、规范或认知,不同的本体论意味着制度影响行为的不同机制。制度变迁是制度对原有轨迹的偏离,既有形式、执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根据是否纳入正式的决策过程,可区分有意的制度变迁与分散的制度变迁。其次,任何类型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行动者,各流派早期的行动者假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制度变迁研究,后来的补充与修正开始强调行动者的嵌入式能动、策略性、有限理性、反思性,夯实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最终,新制度主义者从动力来源、过程与机制两个维度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存在于环境、行动者、制度当中,新制度主义者通常在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视角下考察这些因素。一方面,外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环境的互动,环境变化对制度的有效性或合法性施加压力;内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制度要素冲突、制度模糊性、制度执行的不完全性、制度的自我削弱等因素或过程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另一方面,行动者可能由于制度缺陷、制度不能满足或不再满足自身利益等原因而产生变革制度的动机,推动需求主导的制度变迁;他处的制度模板、知识的进步实现了新制度的预先供给,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推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在受到变革压力的同时,还面临一系列变革阻力。其中,信息处理、注意力分配制约了问题的识别与归因;风险偏好、集体行动问题、权力非对称性等因素影响成本——收益的计算,实则加剧了制度惰性。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动力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制度变迁提上正式议程或者以分散的方式发生。这些条件可以是危机或重大事件生成的关键节点、利用政治机会完成的问题建构、经由缓慢积累达致的临界点。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权力、观念、其他制度及其互动的影响。尽管不同流派关注权力或观念的时间有先后之别,物质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又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强调它们的互补性或竞争性,但权力、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受到重视。首先,作为支配的权力以资源、资源动员能力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可变性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根据权力关系的形态,有意的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情况:当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不同联盟的权力斗争主导了制度变迁过程,否决点是斗争的主要场所,联盟的构建、联盟间政治关乎权力斗争的结果;当存在主导性权力时,制度变迁即权力主导的改革,新方案的设计、执行与合法化关乎改革的成败。由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二者的分散变迁有不同的实现机制:否决权、自由裁量权通过影响变革者的相对权力、制度的解释与执行,推动正式制度的替代、层迭、漂移或转换;资源与权力的不对等通过影响承诺的可信性、可信承诺的扩散,推动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其次,各种认知性、规范性的观念在围绕制度或政策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充当新制度的蓝图或策略性的武器,影响变革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在有意的制度变迁中,主导性观念的失败催生了对新观念的需求,替代性观念的竞争与供给受到话语、框架化等观念传递过程的影响,后者同权力斗争、制度环境一道决定了何种观念最终胜出。就分散的制度变迁而言,主观博弈论、演化论注意到观念的角色。前者强调认知危机与主观博弈模型的协同修正,后者强调认知在制度变异、选择、复制阶段的独特作用。此外,制度变迁还受到制度间关系的影响,如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影响对方变革的动力、方案与效果;植根于不同逻辑的互补性制度对制度的稳定与变革有不同的意义;其他层次的制度则通过约束可用的资源、策略等方式影响特定层次制度的变迁。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围绕制度影响、制度约束力的研究发展了路径依赖的传统解释,并对结构或能动有所偏向,从而阻碍了制度变迁研究。但一些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区分制度与制度要素、强调路径节点与能动性、寻求自我强化的替代性序列等方式,逐渐整合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结构化理论、层级本体论等整合结构与能动的可行路径,并得到新制度主义者的关注或应用。可以说,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整合、结构与能动的整合关系到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的未来。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参考文献
[1]..多学科与多源流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N].社会科学报.2019
[2].崔珊珊.权力、观念与制度[D].吉林大学.2019
[3].马雪松.超越新与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传统渊源与演进脉络[J].理论探索.2019
[4].张卓.现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
[5].马雪松,吴健青.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进展:基于2017年学术文献的评估与展望[J].理论月刊.2018
[6].马雪松.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J].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
[7].郑海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探析[J].红广角.2018
[8].张强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域下的侗戏班[D].广西民族大学.2018
[9].朱建新,徐袁.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大学章程制度逻辑研究[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8
[10].王家倩.新制度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J].改革与开放.2018
标签：政治学研究; 新制度主义; 源流; 政治科学; 主要流派; 新旧制度; 前沿发展; 实证主义; 创设制度; 解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