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南京国民党政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劳资,工会,国民党,劳工运动
南京国民党政府论文文献综述
田明[1]（2016）在《转型中的国民党与工会——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劳资关系为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1927年国民党"清党"行动后,中国的劳工运动陷入低潮,但随着上海"七大工会"的崛起以及劳资问题的凸显,至少在上海工界出现了某种复兴。然而,随着1928年10月沪邮务罢工的结束,国民党又进一步调整劳工政策与法规,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当时及日后的劳资关系甚至是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走向。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下,隐含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政府、党部、工会在转型中多变的关系与复杂的政治态势。(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辑刊》期刊2016年05期）
徐升[2]（2015）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一文中研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着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来源于《安徽史学》期刊2015年04期）
金京玉[3]（2015）在《从扶持到控制——南京国民党政府工会政策考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工会是近代劳资关系矛盾的产物,是受雇者自发组成的依靠团体力量维持及改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并保障受雇者自身权益的长期性团体,~([1])工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劳动条件的维持和改善。在近代出现新式工厂后,原来的师傅、伙计与徒弟结成的劳动组织,成为自由缔结契约的劳动者和资方的组织,这种变迁促成行帮向工会的转化。近代的工会经历了从最初的劳工的自发组织到被赋予合法地位的正式组织的转变。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标榜扶助工人团体,促成工会立法,赋予工会一系列权利,另一方面,将工会纳(本文来源于《黄海学术论坛》期刊2015年01期）
吴伯奎[4]（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文中研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党力求强化党对国家的控制,不断进行改组建设,其基层组织区分部和后来引入的党小组的组织化状况和作用几经变迁,但其基层党建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清理的积弊,其教训深刻。(本文来源于《上海党史与党建》期刊2014年12期）
张静[5]（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一文中研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叁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叁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期刊2014年06期）
樊斌[6]（2014）在《刘思慕打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始末》一文中研究指出刘思慕,1904年1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1919年在广州南武中学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和一些同学参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运动,担任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学艺部部长。1923年,刘思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岭南大学,与甘乃光等人发起组织了"广州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过《文学旬刊》。他除了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外,还给茅盾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撰稿,通过诗文表达他对当时军阀统治下中国现实的不满。(本文来源于《红岩春秋》期刊2014年07期）
杨树林[7]（2013）在《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司法领域推行"司法党化"。然而,由于缺乏党内外的监督制约,国民党的党治由一党独裁转化为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巩固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蒋系特务组织———中统粉墨登场,并积极地向司法界渗透,竭力控制司法机关,致使国民党"司法党化"逐渐沦为"特务司法"。反省院作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产物,其设立及嬗变充分展现了"司法党化"异化的过程。(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5期）
刘泱育[8]（2013）在《物价与政局: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何控制不住物价上涨?——以《中央日报》社论解读经济因局(1945.8-1949.4)》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胜利后,控制不住物价上涨,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而供给与需求因交通不畅而脱节、投机行为与法币贬值互为因果、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失当,则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年控制不住物价上涨的关键因素。尤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仅靠南京国民党政府一方,无论出台何种物价调控政策都不可能成功——物价的有效调控,其必要条件为国内政权的统一,其重要条件是调控政策与措施不但制订要得当,而且,贯彻执行也要得力。(本文来源于《东南传播》期刊2013年06期）
屈胜飞[9]（2013）在《政府、粮商与社会—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粮食问题研究（1927-1949）》一文中研究指出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从此南京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因首都为中外观瞻所系,国民党政府对它的建设与管理自然特别偏顾。利用此种机遇,南京粮食业在1927—1937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行店号数量与资本总额均有大幅的增长。在南京粮食交易体系中,粮食经销商、粮食加工商、粮食附生行业与粮食运销商等,彼此联系,共生共荣。随着粮食业的发展及供求矛盾的不断发生,南京市政当局通过登记等措施逐渐强化了对粮食业的管理,从而打破了粮食业由行业自律维系的商业运行体系。但在南京市政当局将粮食业纳入到政府公权力的控制之下的过程中,粮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本能地调适着与政府的关系。他们或冲突,或合作,一切以利益为转移。1929年和1937年两次大规模的粮食业登记管理情形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注脚。1929—1930年的米荒是国民政府成立后遇到的首个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是南京成为首都后,市政当局所经受的第一次重大民生问题的考验。南京市政当局为应对米荒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维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表现出南京市政当局处置粮食供应危机的能力。但中央政府禁止“遏籴”与拨款平粜之令,未得到有效实施,透露出南京市政当局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上的局限,也说明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所属机关及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在此次米荒中,粮商对政府的各项措施并非持完全积极的态度,二者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表露无遗,但总体而言,粮商尚能适时给予政府相应的合作。1927—1937年间,南京市政府曾叁次筹设米市,但在此过程中,因经济、政治、军事诸因素与财政部、江苏省政府、安徽省政府等发生牵扯,其理顺过程耗时费力;其他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亦纠缠难解。中日关系紧张导致的“一二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往往在关键时刻给米市计划重大影响。加上南京特别市政府财政困难,施政能力薄弱,南京设立米市的夙愿终未能实现。其整个过程,折射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1932年和1937年,南京两次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南京市政当局为了稳定市民对于粮食供求的恐慌心理,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了多项措施疏导粮源、平抑米价,折射出南京市政当局应对战时粮食危机的能力。同时,通过对1937年12月沦陷前南京市政当局购粮活动的论述,及对南京粮食来源储存情况的分析,反驳了有关南京大屠杀起因于日军“缺粮”的说法。通过对解行制度改革、梢箩行纠纷与冲突、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与冲突的考察,勾勒出一个以粮食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调解纠纷与冲突过程中,南京粮食行业的作为,表现出它在政府力量之外寻求自治的努力。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凸显出国民党政府在统治的核心地带,对粮食行业的控制力之强,远远超出了一般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粮食供应危机日趋严重,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实施食粮配售政策。它从公教人员食粮配售到贫户食米配售,最后发展为市民米粮全面配售。该制度的初衷为平抑粮价,但事实上它并未真正起到抑制粮价的作用,甚至一度成为粮价上涨的助推器。抢米风潮的发生,明确地宣告了食粮配售制度的失败。而在食粮配售过程中,粮商的投机性也再次表露出来。总之,1927-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粮食问题,反映了以粮食为核心所形成的各个社会群体、政府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当时南京都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状况,彰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施政能力之一斑,凸显了粮食政治的影响力。(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3-04-10）
王明前[10]（2013）在《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新军阀的地方军事化——以湖南“清乡”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国民党新军阀地方军事化的典型,湖南新军阀当局的"清乡",沿用传统的保甲制度,并在其上嫁接一系列军事化措施,具有体系完整、融化于县级行政以及以"铲共"作为社会资源整合黏合剂的特点,其清乡总体绩效较邻省成功。(本文来源于《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期刊2013年01期）
南京国民党政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着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南京国民党政府论文参考文献
[1].田明.转型中的国民党与工会——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劳资关系为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16
[2].徐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J].安徽史学.2015
[3].金京玉.从扶持到控制——南京国民党政府工会政策考析[J].黄海学术论坛.2015
[4].吴伯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建设[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
[5].张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
[6].樊斌.刘思慕打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始末[J].红岩春秋.2014
[7].杨树林.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8].刘泱育.物价与政局: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何控制不住物价上涨?——以《中央日报》社论解读经济因局(1945.8-1949.4)[J].东南传播.2013
[9].屈胜飞.政府、粮商与社会—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粮食问题研究（1927-1949）[D].南京大学.2013
[10].王明前.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新军阀的地方军事化——以湖南“清乡”为个案的考察[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