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直接补贴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种粮直接补贴,效应,评估
直接补贴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黄少安,郭冬梅,吴江[1]（2019）在《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效应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实地考察和理论分析,对中国实施多年的种粮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政策目标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政策实施依据——"农民种粮不合算、赔钱、比较利益低"——并不客观可靠;政策实施初期,起到了刺激农民扩大种粮面积从而增加粮食产量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很快递减甚至消失。种粮直接补贴政策对增加小规模种粮农民的收入基本没有作用;种粮大户种粮的利润本来就多、总收入也多,在没有种粮直接补贴时,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仍然很高。基于对评估结果的分析,提出了完善种粮直接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来源于《中国农村经济》期刊2019年01期）
韩继旭[2]（2018）在《基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粮收益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国家始终将农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必须要将“叁农”的发展问题作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叁农”中,提高农民收益是发展的主线。我国是世界的人口大国之一,全国耕地总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但却拥有占比20%的总人口,解决好粮食问题,保证粮食发展是我国是否能顺畅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国家基础安全的基石。本文主要研究大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种粮收益的影响。首先本文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入手,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概念、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发展变革等相关情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接着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农户种粮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之后通过对大庆农户种粮收益现状的分析,再结合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大庆市实施情况,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大庆农户种粮收益影响的分析,通过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变量分析等方法,总结分析出粮食直接补贴通过农户种粮成本、种粮品种、种粮规模及种粮积极性四个方面因素作用于大庆农户种粮收益;最后根据对这四个方面的详细数据比对和分析,提出增加大庆农户种粮收益的提升建议。建议从两个主要方面提出,一是政策提升建议,二是农户提升建议。在农户提升建议中针对决定农户收益的内在因素的四个方面入手,分别是提升农户种粮成本建议、提升种粮品种建议、种粮规模建议及种粮积极性建议。(本文来源于《东北石油大学》期刊2018-06-01）
岳远贺[3]（2017）在《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从2004年我国实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以来,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得到了快速提高。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尤其是它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文章从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及农机具购置补贴这四项农业直接补贴入手,指出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如补贴标准低、补贴标准差异大、补贴依据混乱、执行成本高、监管力度不够等。同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性定量评价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绩效,研究发现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确实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其中对粮食产量的增加效应方面,四项直接补贴政策的作用大小依次为: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效应大小为: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会产生外部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产生正外部性,而且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外部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扭曲,补贴给农民提供了一种激励,使得他们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农用塑料薄膜。从而引发了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文章对农业直接补贴的外部性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农药、农用化肥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做指标,研究农业直接补贴的外部性影响大小,得出农业直接补贴对叁种农资生产资料使用量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608、0.618、0.606。并且也计算出了四项农业直接补贴分别对它们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使用哪种使用量作指标,粮食直接补贴产生的外部性都是最大。最后,本文根据外部性理论的内部化方法,从行政管制、庇古税、科斯定理等角度,探讨了消除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外部性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倡导生态补贴、树立绿色增长新理念、改革创新农业直接补贴制度、扶持生物农药和绿色有机化肥企业成长等建议。(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期刊2017-06-01）
高鸣[4]（2017）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2004年,中国开始全面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呈现了"十二连增"的现象,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例如,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不高等。当前,部分省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发放与农户的二轮承包面积有关,即,该政策已经被WTO通报归类于脱钩类收入补贴("绿箱"补贴)。因此,值得思考的是,粮食直接补贴是否对小麦供给保障起到积极作用呢?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和小麦生产率是否产生影响?如果有,是通过哪个因素(或机制)影响的?本研究基于动态资产贫困理论和农户风险偏好等理论,使用2003年～2014年河南省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以小麦生产为例,深入的分析了河南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为了准确厘清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还将小麦生产率定义为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要素,并逐一分析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其的影响水平和大小程度。此外,由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制定时的初衷是按照农民的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对种粮农户予以支持和鼓励,但是由于政策实施较为复杂和繁琐,最后简化成按照二轮承包面积进行补贴,最终成为了脱钩类收入补贴。对此,本研究将基于不同经营规模、不同收入水平来进一步深入分析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以期分析该政策是否实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以及是否起到了收入类补贴的政策效应。具体来说,主要的研究内容为:研究内容一: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和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要素分解。此部分内容是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了小麦生产函数,然后选用DEA方法下的最新技术EBM模型分析了 2009年～2014年河南省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情况,再选用Global-Malmqusit-Luenberger(GML)指数模型分析了河南省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使用拓展的Solow模型将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了教育回报、技术进步、效率变化和要素投入四个贡献因素。最后分析结果表明:2009年～2014年,河南省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均值在逐年提高,且河南省的小麦生产具有规模效应;2009年～2014年间,河南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促进河南省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也是促进小麦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小麦生产的技术进步在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的贡献较小。研究内容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此部分内容是基于动态资产贫困视角,选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模型和2SLS模型,使用相关工具变量,分析了农户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随后选用2SLS模型和其他工具变量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河南省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且对生产技术效率越高的农户的影响更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但是对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较高、小麦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农户都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能帮助其进一步促进小麦生产以及小麦生产率情况。总体来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研究内容叁:基于不同经营规模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此部分研究是基于不同经营规模视角,以小麦播种面积为依据,将河南省小麦生产的样本户分为了 3个样本组:0～3亩为小规模、3-6亩为中等规模、6亩以上为大规模。然后通过工具变量估计法下的面板GMM模型,分别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不同规模下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要素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播种面积为0～3亩农户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不同经营规模下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不明显;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要素的显着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0-3亩和3～6亩农户的教育回报率、影响0～3亩的技术进步等,但是对这些要素的影响不足以提高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内容四:基于收入差异视角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本部分研究以农户的收入差异为视角,选用IV-Tobit模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分解的影响,最后选用Oaxaca-Blinder反事实差异分解模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小麦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高收入组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值高于低收入组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值,而低收入组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GML指数值高于高收入组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GML指数值;高收入农户的技术进步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更大,而低收入农户的小麦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能促进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相比而言,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低收入农户的效用更大,可以缓解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约束;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促进高收入和低收入组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都不明显;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两组农户中,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在减小,但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小麦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差异并不显着。综合以上的研究内容,本研究认为:首先,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这说明了中国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着,即,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不会扭曲小麦的贸易市场。其次,当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规模农户,尤其是0-3亩农户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影响更有积极意义。另外,当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低收入农户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更为显着。本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一个意义的发现:在农业生产资金的约束下,农户无法选择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小麦)生产效率的损失。另外,由于粮食直接补贴资金额度较低且分散,导致该政策对大规模农户的影响不显着,无法有效的支持农户实现粮食的规模经营。此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作为脱钩类收入补贴,确实能缓解低收入农户的农业生产资金约束,但是吸引相对高收入农户种粮的作用不明显。(本文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期刊2017-05-01）
张彦君[5]（2017）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及影响路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04年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增长,粮食直补政策的出台传达出中央鼓励农民种粮的信号,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较明显。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直补政策在执行中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多,使得耕地实际占有和使用分开,给粮食直补资金发挥应有作用带来难题。种粮成本的上升,也使农户的种粮收益有所下降,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面临挑战。在新形势下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如何?是否提升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直补政策的绩效水平怎样?粮食安全效应是否有所提高?政策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影响粮食安全?对现行的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研究,客观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提出完善粮食直补政策的有关建议,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弱质产业扶持理论、正外部性理论等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对陕西省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研究。梳理了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历史变迁,分析了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主要内容。运用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从四个方面对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开展了研究:一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粮食直补政策的农户满意度,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二是运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陕西省粮食直补政策绩效进行测算,并对省际间的绩效进行比较;叁是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粮食安全效应进行了分析;四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年龄、粮食种植面积、对政策的了解度等因素与满意度正相关;学历与满意度负相关,学历越高的农户满意度越低。(2)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升了粮食生产绩效,粮食总产量、粮食人均产量、粮食生产规模、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条件5个一级指标绩效和总绩效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农业产值指标绩效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绩效连年增长。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省的粮食直补政策绩效处于全国中等水平。(3)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升了粮食安全效应。粮食数量安全不断提高,粮食总产量、谷物类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出现较大增长。粮食质量安全不断提升,良种投入增加,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开始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决策及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大多数农户愿意增加种植面积、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和购置农机进行粮食生产,也愿意减少外出打工时间、愿意在粮食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花更多的时间在粮食生产上。(4)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都对种粮积极性产生正向影响,满意度的影响要大于了解度的影响;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都对粮食安全产生正向影响,满意度的影响要大于了解度的影响;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正向影响粮食安全。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起中介作用,采用叁种方法对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分别为:模型效应分解法、系数乘积检验法、Bootstrapping方法,叁种方法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种粮积极性在满意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种粮积极性在了解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粮食安全受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的影响,也受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种粮积极性在满意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种粮积极性也在了解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2)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了陕西省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实施后的农户满意度与其受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粮食种植面积多的农户满意度较高,年龄越大的农户满意度越高,学历水平较低的农户满意度较高等。(3)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对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进行了分析,表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扭转了粮食生产绩效下降的局面,粮食直补政策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2017-05-01）
周琰[6]（2016）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研究综述》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对粮食补贴政策尤其是直接补贴政策的探讨,从粮食补贴国内外现状、补贴目标、补贴方式、补贴效果、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对国内外粮食补贴政策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探寻完善粮食直补政策的应对措施,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文来源于《安徽农业科学》期刊2016年20期）
张维凡[7]（2016）在《粮食主产区“委托事权”型财政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粮食产业是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命脉,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期,粮食产业的稳定对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意义重大。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扭转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局面,中央在2004年实施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粮食增产。然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粮食主产区和粮食非主产区的实施上却有着较大差别。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实行的是支出责任划归中央政府,并由省级政府承担直接管理职责的"委托事权"型直接补贴体制;而另外同样实施了粮食补贴政策的18个省区实行的则是典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型直接补贴体制。然而,现行粮食主产区"委托事权"型的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如何?非主产区省份的"财政分权"型直接补贴与主产区"委托事权"型直接补贴这两种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有什么差异?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如何进一步的改进?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主产区"委托事权"型补贴政策进行研究。先从理论方面对粮食补贴政策自实施以来的发展和沿革进行梳理,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历史变迁进行回顾,论述了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并分析我国现行粮食补贴体系的实施现状,重点阐释我国主产区"委托事权"型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后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运用合成控制法,以江苏省为例来分析2004年后主产区实施的"委托事权"型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农民行为的影响,以采用传统"财政分权"模式的粮食非主产区各省的加权平均来模拟江苏省不实施"委托事权"型补贴政策时的情况,与实际实施"委托事权"型财政补贴政策的江苏省情况进行对比,通过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来实证检验这种粮食补贴财政的效果,并对"委托事权"型直接补贴政策进行评价。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相关建议,包括明确直接补贴政策的核心目标、加大直接补贴资金的投入力度、改善直接补贴资金的补贴方式等,对我国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及提高农民收入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来源于《南京财经大学》期刊2016-05-04）
曾瑜[8]（2016）在《中国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政策,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始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与此同时,我国粮食产量、农村居民人均农业纯收入、粮食耕种面积以及化肥农药支出等也同步增加。农业直接补贴是否促进了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补贴在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现有研究已从一些不同角度进行了回答。但关于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效应的研究,大多基于宏观数据或微观调查横截面数据,因此缺乏对补贴效应的直接度量,且对于直接补贴是否促进产出,依然是有争议的。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农户产出、消费决策模型和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决策模型,并运用河南省4市2006-2010年农村住户调查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系统、全面、直接的回答农业直接补贴的效应问题。模型推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显着促进了农民产量、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因而很好的实现了其增产增收的政策目标。其中,收入不同的群体,其补贴的产出效应是不同的,高收入样本的补贴产出效应是低收入样本的将近10倍。农业直接补贴增加了农户的总收入、农产品收入和粮食收入,而没有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补贴同时增加了农业劳动的报酬率,这意味着农户从事农业劳动的相对报酬率增加了。农业直接补贴也促进了生活消费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的增加,从而具有福利效应。在证明农业直接补贴的产出效应后,本文继续探讨了产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农业直接补贴增加了农业劳动的相对报酬率,因此补贴后农户增加了农业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的增加带来产出的增加,这是农业直接补贴具有产出效应的直接原因。补贴带来农业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以非农劳动时间减少为代价的,而补贴也会使得农户更多的享受闲暇,从而减少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伴随着农业劳动的增加,农户资本支出也随农业直接补贴增加了。但资本支出中,种籽支出的消费具有刚性,并不受补贴的影响。农业劳动与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直接补贴并不显着影响机耕面积和机播面积,只对机收面积具有微弱影响。农业直接补贴除了带来增产增收的正效应之外,还会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从集约和粗放两个边际对补贴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补贴刺激了化肥和农药的过度施用,从而损害了环境,但补贴不存在粗放边际的环境效应,反而使得耕种面积下降了。OECD国家较早意识到不同农业补贴措施的环境效应,并形成了应对策略,因此本文在第七章对其进行介绍,并对中国农业环境政策提供了建议。通过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效应的全面探讨,本文肯定了当前补贴政策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显着作用,也提示了其潜在的环境负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整个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期刊2016-05-01）
汪小勤,曾瑜,王俊杰[9]（2016）在《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文献综述与国别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农业直接补贴是现阶段我国财政支农的重要方式之一。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改进农业直接补贴方式,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鉴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农业直接补贴的作用机制、作用效果及其不良影响的认识存在不足,因此分别从欧美农业政策改革的背景及意义、农业直接补贴对粮食产量的促进机制、农业直接补贴的产出效应、农业直接补贴的环境效应、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收入的转移效率和不同生产组织形式下农业直接补贴的收益分配六个方面将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农业直接补贴虽然促进了产出增加,但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环境效应;虽然直接补贴的转移效率较高,但通过影响土地价值和租金可以在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生产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本文来源于《河南社会科学》期刊2016年03期）
崔风暴[10]（2015）在《激励性规制:我国低碳消费直接补贴政策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下)》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节能惠民工程"消费直补政策构成了激励规制合约。在规制契约优化过程中,如果考虑多维规制目标,规制合约最优化需要满足"激励约束为紧"的条件,说明厂商的逆向选择行为对政府的最优规制是有影响的。这一结论意味着规制者可以通过惩罚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计对逆向选择行为进行矫正,这为我国"节能惠民工程"政策提供了两个方向上的改进办法,即政策目标设计上应以多目标联动为宜和政策机理设计要与多目标联动思想高度契合。(本文来源于《宜宾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11期）
直接补贴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国家始终将农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头等大事,必须要将“叁农”的发展问题作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叁农”中,提高农民收益是发展的主线。我国是世界的人口大国之一,全国耕地总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但却拥有占比20%的总人口,解决好粮食问题,保证粮食发展是我国是否能顺畅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国家基础安全的基石。本文主要研究大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种粮收益的影响。首先本文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入手,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概念、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发展变革等相关情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接着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农户种粮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之后通过对大庆农户种粮收益现状的分析,再结合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大庆市实施情况,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大庆农户种粮收益影响的分析,通过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变量分析等方法,总结分析出粮食直接补贴通过农户种粮成本、种粮品种、种粮规模及种粮积极性四个方面因素作用于大庆农户种粮收益;最后根据对这四个方面的详细数据比对和分析,提出增加大庆农户种粮收益的提升建议。建议从两个主要方面提出,一是政策提升建议,二是农户提升建议。在农户提升建议中针对决定农户收益的内在因素的四个方面入手,分别是提升农户种粮成本建议、提升种粮品种建议、种粮规模建议及种粮积极性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直接补贴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1].黄少安,郭冬梅,吴江.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效应评估[J].中国农村经济.2019
[2].韩继旭.基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粮收益问题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8
[3].岳远贺.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7
[4].高鸣.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率的影响[D].中国农业大学.2017
[5].张彦君.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及影响路径分析[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6].周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6
[7].张维凡.粮食主产区“委托事权”型财政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8].曾瑜.中国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6
[9].汪小勤,曾瑜,王俊杰.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文献综述与国别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6
[10].崔风暴.激励性规制:我国低碳消费直接补贴政策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下)[J].宜宾学院学报.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