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卫生政策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之二) 卫生政策评价的范围（论文文献综述）
文静怡[1]（2021）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政策文本评价研究》文中指出
郑文静[2]（2021）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并评选的代表区域卫生环境及健康水平的国家级优秀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主要围绕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开展城市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现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群众健康素质水平等方面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如何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开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发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判断政策的预期效果是否得到实现,从而能有依据的对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调整,保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一直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评估属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范畴。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选择科学的评估工具促进政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有效评判政策价值,以决定该项政策是否延续、改变或者终结,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目前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模式,比较体系化的分类框架是德国学者韦唐（Evert Vedung）在1997年提出的,包括效果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模式三大类,效果模式又分为了目标达成模式、附带效果模式、结果-无目标模式、系统单元-综合评估模式、顾客导向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其中“顾客”导向模式定位于政策的目标群体,目的是得出“顾客”（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30年来,国内学者从各地创建经验、方法研究、政策效果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评价的重点大多是基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效果评估模式,围绕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客观结局指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从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实际获得方面的测量,缺乏系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目标群体的态度对于公共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获得感评估是中国对“顾客”导向模式下公共政策评估的全新尝试和探索。获得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民众需求的满足状况,强调的是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以及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和情绪体验。“获得感”一词最早由习近平在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讲话中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此,获得感成为衡量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获得感评价强调目标群体的关心、期望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体现了民主和参与。居民的价值标准是以个人利益为准,居民个人价值的多元化难以形成对政策总的看法,因此,获得感模式不能成为评估的唯一模式,但可以对客观评估起很好的补充作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评估工具并进行应用研究,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提供科学可靠的测量工具。研究方法: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理论框架的建立收集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利用文本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基于公共政策运行的政策周期理论,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的政策目标和评估重点,同时结合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的概念和内涵,从居民获得感的角度,建立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的理论框架。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研制基于前期构建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针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主要措施,利用量表开发的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政策分析、文献研究、专家咨询、个人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和离散趋势法、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因子分析法等定量的研究方法,确定量表的条目内容;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量表的维度;利用信度效度评价的方法,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内容效度、表面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结构效度的评价方法,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最终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评估的量表,包括居民对政策措施认可程度的评估量表、居民对政策环境感知程度的评估量表和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程度的评估量表三方面,为后期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客观测量提供信度和效度良好、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利用前期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61个国家卫生城市,从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措施的认可程度、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和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回收问卷合格率、问卷完成时间、问卷内容设置合理性等方面对量表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快速评估,初步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现状,同时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探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共纳入1989年以来国家卫生城市相关的政策文本119份,包括通知、规划纲要、决定、通报、意见、行动6种类型。基于公共政策运行周期理论,通过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卫生城市自1989年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以政策规划和内容调整为主的政策制定阶段、以命名和复审为主的政策执行阶段、以政策评价和再次定位为主的政策结果阶段,因此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评估,应该是包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全运行周期的评估。基于此,本研究界定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第二个方面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第三个方面为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编制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量表包括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评价量表、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评价量表和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量表三方面,其中认可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感知度评价量表包括5个维度共计22个条目,满意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信度评价方面,认可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5,感知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0.876,满意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均大于0.8。各个量表维度方面,除了感知度量表城市基础功能（条目数=3;Cronbach’s a=0.593）、城市环境卫生（条目数=4;Cronbach’s a=0.533）、城市社会便利（条目数=2;Cronbach’s α=0.402）的Cronbach’s a系数小于0.6外,其他的量表不同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均超过0.65。利用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计算两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认可度评价量表、感知度评价量表和满意度评价量表的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均大于0.7。效度评价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三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三个量表提取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除必要性评价量表中条目“A6.1垃圾分类收集”的因子负荷小于0.4,其他量表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量表中所有的参数的P值均小于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个量表均没有出现路径系数小于0.32的条目,且大部分条目的路径系数均大于0.5。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显示,三个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数均处于理想值范围内。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本研究共纳入2465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收问卷的合格率为89.4%,调查对象的平均答题时间为9.5分,94.08%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问卷问题清晰,容易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总分为231.15±32.45分,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评价的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依次为88.01±9.35分、73.99±16.45分、69.14±13.24分。将各个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后,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中,认可度评价得分最高,为85.02分,其次为满意度评价得分,为61.42分,感知度评价得分最低,为59.08分。居民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研究在两水平随机截距的方差成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拟合空模型结果显示,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的变异在个体水平和城市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解释变量后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认可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学历、性别、年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感知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满意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结论: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理论框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二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措施落实和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三是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良好,量表内容清晰、可接受度高,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强,可以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有效的测量。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高,其中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得分,得分最低的是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得分。4.城市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对居民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感知度和满意度影响较大;个体水平影响因素方面,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良好对居民的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仅对居民的认可度评价有影响。
贾旭[3]（2021）在《基于循证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循证政策的发展丰富了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在政策评价中,对传统的政策分析方式进行了适当补充。大数据的蓬勃发展为证据的识别、获取以及深入探究提供了无限的支持。现实经验的辅助有益于校正政策,循证理论的发展带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限可能。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正在紧随发达国家的步伐,走向科学化、现代化和工具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保障了科技成果转化从研发到落地全过程的正常运行,为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保驾护航,保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转化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应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文本挖掘法和专家访谈法。分别选择代表专家学者视角的研究文献、代表公共媒体视角的新闻报道、代表政策主体的政策元数据以及代表实证成果的事实证据等多种数据作为政策分析的证据集,继而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循证评价模型,并从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和影响四个方面对国内金五年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循证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定性的评价结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推力。我国科技型创新创业蓬勃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创新创业企业数量逐年增加。突破性的重大科技项目通常会带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整体升级,提升市场占有率,促进市场将迫使技术进一步升级。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科技创新的理念等关键问题得到重点关注,形成了良性循环。
黄晋生[4]（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刘明[5]（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许世建[6]（2020）在《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是具有跨界、整合、重构特征的教育类型,因此需要企业参与办学并实现与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制度调控的重要供给主体,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然而,由于利益诉求得不到精准满足,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普遍性的“一头冷”正向短期培训“热”、长期育人“冷”的结构性“冷”转变,办学主体功能与地位缺失,对办学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需要政府优化财税政策激励机制进行宏观干预。据此,本研究釆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和系统论研究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就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展开研究:（1）通过文献综述回顾以往学者有关企业参与办学及财税政策激励的研究,了解我国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现状和问题;（2）将企业参与办学动力机制放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系统中进行研究,揭示财税政策在系统中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将财税政策激励置于企业行为系统中,通过分析企业参与办学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应概念模型;（3）通过问卷调査方法获取数据,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路径和效应,并通过横向多维分组对比进行财税政策效果评价;（4）总结典型国家基本经验,并结合实证数据分析结果,分政策利用和优化两个维度,提出完善我国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财税政策体系相关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力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具有马太效应的“动力源—加压装置—减压装置—调节装置”动力循环。财税政策使企业参与办学行为处于高度的激活状态,保障了企业办学动力在系统中的良性运转并得到逐渐增强;（2）财税政策作为企业参与办学的外在激励条件,并不直接对企业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影响,而是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构建委托—代理协调关系,作用于企业行为影响因素,通过满足企业需求提高办学动力向实际行为的转化效率,以间接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3）财税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对于企业参与办学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并且在不同特征企业和不同政策实施条件下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将职业教育研究由学校转向企业、由纯粹企业行为态度转向由财税政策激励形成的主观规范,区别当前主要针对院校的政策支持,过多倾向于企业自身加强投入;（2）从微观层面探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激励路径和效应,横向多维分组评价现行政策效果,扩展当前主要集中于优惠政策制定的面上研究;（3）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系统论方法引入其中,突破现有以教育论教育的学术思维藩篱。
陈友倩[7]（2020）在《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城市“夹心层”开始滋生和蔓延,中低收入群体对住房需求日益增加,保障性住房成为各级政府解决居住这一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而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然而,保障性住房政策深入推进过程中,政府主体责任不明确、政策措施不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出现,尤其是政策设计目标与实践结果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而政策工具的合理性选择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中关于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演变与政策绩效评价已有较多成果,但从住房政策工具视角作为连接保障性住房政策主体与政策内容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本文基于此思路展开了问题导向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94-2019年间发布的97项保障性住房政策,首先利用Note Express系统收集整理住房政策评价的国内外文献。其次,选择文本挖掘法、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方法等作为本研究的量化分析工具。同时,定义保障性住房、公共政策和政策工具等概念。利用政策主体的主导性、政策工具的沟通性和政策内容的输出性,建立了“主体-工具-内容”的政策分析框架。在政策主体维度,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政策主体类别及分布特征,利用社会网络图谱构建政策颁布主体与参与主体的共线关系。在政策工具维度,将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图表方式呈现,对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有直观认识。在政策内容维度,构建PMC评价模型,建立由10个1级指标50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PMC曲面得到政策内容评价的可视化结果,从而对政策内容的缺失指标进行完善。同时,对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内容进行交互分析,分别建立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二维分析图,在此互动基础上,深入了解保障性住房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的合作程度及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匹配程度。通过研究,从政策主体发文层面看,政策主体划分成三种不同层次,以具有综合性指导意义的国家层面政策主体为第一个类别,第二个类别是国家各部委及其管理的国家局独立发文,第三个类别是国家各部委及其管理的国家局联合发文。政策主体组成则包括26个政策颁布主体和52个政策参与主体,颁布主体以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为主,参与主体则规模较大,扩展到各部委的下属职能部门。政策主体间合作程度较低,不同时期政策颁布主体与政策参与主体呈现出辐射—扩散—紧密的特征。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发展的三个时期中,发展和推进阶段政策工具使用量最大,且以环境型为主。政策工具应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赋予新的内涵,并结合中低收入群体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特征。从政策内容评估维度上看,评价的10项保障性住房政策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政策P1、P2、P4、P5、P9和P10为优秀级别,其余为可接受水平;10项政策的PMC指数在政策目标、政策功能、政策时效、政策领域的得分较高,而在政策性质、保障激励、政策指向、政策客体的得分偏低,需在PMC指数较低的指标和变量上进行修正和完善。最后,分别对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进行二维分析。第一类别政策工具使用量大于第三类别大于第二类别,政策主体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较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应加大在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表现出二者之间的不匹配程度较高,关注政策内容的多样性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和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林薇[8]（2020）在《可及性视角下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为充分保障药品供应,减轻患者用药负担,杜绝药品生产销售由来已久的商业腐败问题,2000年起我国正式制定实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近20年以来,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在控制药品费用、降低药品价格、保障药品供应、促进用药安全、改善药品流通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发展至今,制度数量多、结构复杂,对其运行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困难。而药品可及性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视角,降低了评价复杂度。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介绍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运行现状,分析我国药品可及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将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基本任务与药品可及性内涵进行“耦合”,明确了评价的基本维度。通过问卷和访谈,在确定评价维度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及可行性分析筛选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CRITIC方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形成了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将全国层面公布的权威性数据带入评价体系分析发现:2015至2018年,我国药费比重稳定下降,但企业销售费用逐年上升,说明人民群众用药负担不断减轻,但药品费用的下降空间仍然较大;药品购销交易效率低,安全用药问题突出,说明药品购销交易周期长、配送环节多、履约质量差,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对确保药品质量安全、促进合理用药的保障力度不足;医药产业和药品购销市场规模逐年扩大,但买方、卖方垄断风险并存,对降药价、保供应均造成风险隐患。依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策略:一是继续坚持公共利益为主、兼顾市场利益的制度发展导向。二是要继续推动降低药品费用,坚持带量采购,创新药品集中采购做法,探索医疗保障部门直接参与药品集中采购,以扩大制度边际效益,确保药品价格长期处于合理区间。三是加强药品质量管理,一方面要“截流”,把好药品质量遴选关,另一方面要“拓源”加快一致性评价,让更多合格药品进入采购名录;四是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药品交易效率的同时利用制度杠杆调节市场资源配置,提高药品供给水平。五是加强市场管理和服务,打击药品购销环节违法行为,保障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赵鑫[9]（2020）在《基于模糊积分法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和拓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制度自2012年开始试点到现在的全面推广,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11.29亿人,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居民因高额医疗费用而导致的看病难问题。天津市于2014年开始实施大病保险政策,保障范围已覆盖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群体,为了更好的完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应对因人口老龄化、新技术的发展所面临的大病保险制度长久运行、转型等问题,需要对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进行评价研究,以推动天津市大病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认真查阅大量相关法规、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大病保险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界定和介绍。然后从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承办主体、筹资机制、保障机制以及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随后,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以及实用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合理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依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设计了专家打分表,利用模糊测度和模糊积分的方法建立了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模型且进行应用,并对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综合评价结果较好,但是大病保险政策的辐射度、适用性、执行的配合度、公平性和基金筹集存在一些问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于如何完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提出了促进大病保险政策与其他政策有效衔接;推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提高大病保险政策的激励性与约束性;提高大病保险政策的公平性;改善基金筹集渠道,科学确定筹资水平五条建议。
王琪[10]（2020）在《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当前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下,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创新创业活力被进一步激发,众创空间作为综合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应运而生。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研究是对政策效力的检验,可以衡量现有双创政策的价值,为政策的延续调整提供参考,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涉及政策评价与众创空间的各项理论、国内外双创政策评价理论与众创空间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针对目前大多学者仅对政策进行内容文本分析与实施效果评价、缺乏针对众创空间这一主体进行研究等不足,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采取了过程视角与结果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对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进行研究,研究按照政策发挥效力的过程分析了从制定、执行到效果反馈这三个阶段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从影响因素中筛选出与众创空间政策执行效能有关的指标,并分为过程类指标与结果类指标,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反馈、政策效益四方面构建出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体系。在对各指标内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内涵分为五个等级采取问卷调查法打分得到最终的标值;定量指标采取按排名修正的效用值法消除量纲差异得到最终标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定性定量指标的权重,采用基于线性加权理论的综合评价法进行最终评价值的确定。最后在对天津市众创空间现状与双创政策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收集天津市的各项数据代入建立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对天津市众创空间的执行效能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对天津市双创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双创主体政策需求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协同力度与实施力度、加强创新创业政策环境建设、建立政策后续监管评估机制的优化建议,同时也验证了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
二、国外卫生政策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之二) 卫生政策评价的范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卫生政策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之二) 卫生政策评价的范围（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1.1 国家卫生城市的发展历程 |
| 1.2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理论支撑 |
| 1.3 公共政策的居民获得感评估 |
| 1.4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研究现状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3.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3.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4.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资料来源 |
| 3.3 政策文本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4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 |
| 4.研究结果 |
| 4.1 国家卫生城市相关政策文本基本情况 |
| 4.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分析 |
| 4.3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文献计量学分析 |
| 4.4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分析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5.讨论 |
| 5.1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主题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3 基于政策周期理论的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目标 |
| 5.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
| 5.5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1.理论依据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样本量的确定 |
| 3.3 调查方式 |
| 3.4 量表编制的方法 |
| 3.5 统计分析方法 |
| 3.6 质量控制 |
| 4.结果 |
| 4.1 问题库的产生 |
| 4.2 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条目池 |
| 4.3 条目筛选和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 |
| 5.讨论 |
| 5.1 量表的编制 |
| 5.2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5.3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5.4 量表的使用建议 |
| 5.5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
| 5.6 研究创新性 |
| 第三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内容 |
| 3.3 样本量的确定 |
| 3.4 资料来源 |
| 3.5 数据处理 |
| 3.6 统计分析方法 |
| 3.7 质量控制 |
| 4.研究结果 |
| 4.1 问卷的适用性评价 |
| 4.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4.3 调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
| 4.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基本情况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6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7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感知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8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9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影响因素的三元三水平模型分析 |
| 5.讨论 |
| 5.1 量表实施的可行性 |
| 5.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 |
| 5.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
| 5.4 研究小结 |
| 5.5 研究的局限性 |
| 5.6 研究的创新性 |
| 全文总结 |
| 1.研究结论 |
| 2.研究的创新性 |
| 3.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评价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基于循证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循证分析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循证分析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安排 |
| 2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分析 |
| 2.1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演化 |
| 2.1.1 起步探索期(1978年-1995年) |
| 2.1.2 加速发展期(1996年-2014年) |
| 2.1.3 改革完善期(2015年-至今) |
| 2.2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体系 |
| 2.2.1 宏观层面政策体系 |
| 2.2.2 中观层面政策体系 |
| 2.2.3 微观层面政策体系 |
| 2.3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成效 |
| 3 循证评价分析方法 |
| 3.1 证据的概念及特征 |
| 3.1.1 证据的基本概念 |
| 3.1.2 证据的特性 |
| 3.2 证据的类型 |
| 3.2.1 文献证据 |
| 3.2.2 元证据 |
| 3.2.3 公共媒体证据 |
| 3.2.4 事实证据 |
| 3.3 构建循证评价逻辑模型 |
| 3.3.1 逻辑框架模型 |
| 3.3.2 循证评价逻辑模型 |
| 3.4 循证评价步骤 |
| 4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循证评价 |
| 4.1 证据集的确定 |
| 4.2 专家学者视角下的循证分析 |
| 4.2.1 文献证据收集 |
| 4.2.2 文献证据循证分析 |
| 4.2.3 文献证据评价结果 |
| 4.3 公共媒体视角下的循证分析 |
| 4.3.1 公共媒体证据收集 |
| 4.3.2 公共媒体证据循证分析 |
| 4.3.3 公共媒体证据评价结果 |
| 4.4 政策元证据的循证分析 |
| 4.4.1 政策文本的收集 |
| 4.4.2 政策文本循证分析 |
| 4.4.3 政策文本评价结果 |
| 4.5 事实证据的循证分析 |
| 4.5.1 事实证据的收集 |
| 4.5.2 事实证据循证分析 |
| 4.5.3 事实证据评价结果 |
| 4.6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价结果分析 |
| 4.6.1 评价结果 |
| 4.6.2 对策建议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配套政策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 3.4.1 研究思路 |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思路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指标选取 |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 7.3 信效度检验 |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办学 |
| 二、办学主体 |
| 三、财税激励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二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分析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目标 |
|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特征 |
|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机理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文本收集与处理 |
| 二、国家层面政策分析 |
| 三、地方政府层面政策分析 |
| 四、政策激励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的针对性方面 |
| 二、政策的科学性方面 |
| 三、政策的公平性方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财税政策干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二、财税政策干预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概念模型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行为路径 |
| 二、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一、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 |
| 二、需求满足、行为意向与行为 |
|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一、问卷设计 |
| 二、变量测量 |
| 第二节 预测试问卷分析 |
| 一、分析程序与判断标准 |
| 二、问卷量表的项目分析 |
| 三、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统计 |
|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数据分析及模型验证 |
| 一、数据分析方法 |
|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四、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率检验 |
| 五、模型适配度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政策评价方法应用 |
| 一、政策评价概述 |
| 二、变量定义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评价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之间激励效果差异分析 |
| 一、差异整体性分析 |
| 二、不同企业特征检验 |
| 三、代表性财税政策条款检验 |
| 第三节 不同条件下财税政策效果差异分析 |
| 一、不同行业分布差异 |
| 二、不同生命周期差异 |
| 三、不同政策目标差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策略建议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机制分析 |
|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二、英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三、日本企业内培训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四、法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五、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政策利用 |
| 一、鼓励企业投资国家重点扶持领域 |
| 二、鼓励企业选择试点政策优惠地区 |
| 三、鼓励企业吃透政策,统筹申报 |
| 四、鼓励企业运营中重视优惠政策筹划 |
| 第三节 我国政策优化建议 |
| 一、理顺管理体制,打通政策激励通道 |
| 二、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
| 三、完善财税激励体系,体现政策差异化 |
| 四、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理念创新 |
| 二、观点创新 |
| 三、方法创新 |
| 第二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访谈提纲 |
| 附录 B: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7）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3.1 公共政策 |
| 1.3.2 政策工具挖掘 |
| 1.3.3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政策科学理论 |
| 1.5.2 政府治理理论 |
| 1.5.3 政策工具理论 |
| 1.6 研究创新点 |
| 2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
| 2.1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三维分析框架 |
| 2.1.1 政策主体维度—X维度 |
| 2.1.2 政策工具维度—Y维度 |
| 2.1.3 政策内容维度—Z维度 |
| 2.2 保障性住房政策来源 |
| 2.2.1 分析样本选取 |
| 2.2.2 分析内容编码 |
| 2.2.3 定义分析单元与类目 |
| 3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主体维度分析 |
| 3.1 政策主体类别及分布 |
| 3.1.1 政策主体类别 |
| 3.1.2 政策主体分布 |
| 3.2 政策主体的合作网络 |
| 3.2.1 政策主体的合作强度 |
| 3.2.2 政策主体的社会网络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
| 4.1 政策工具应用结果分析 |
| 4.1.1 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布 |
| 4.1.2 供给型政策工具分布 |
| 4.1.3 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布 |
| 4.2 政策工具演进总体分析 |
| 4.2.1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建立和试点阶段:1994—2008年 |
| 4.2.2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发展和推进阶段:2009—2014年 |
| 4.2.3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完善和深化阶段:2015—2019年 |
| 4.3 本章小结 |
| 5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内容维度分析 |
| 5.1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内容量化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变量分类与参数确认 |
| 5.1.2 多投入产出表 |
| 5.1.3 PMC指数计算 |
| 5.1.4 PMC曲面构建 |
| 5.2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内容评价结果 |
| 5.2.1 国务院保障性住房PMC指数得分 |
| 5.2.2 国务院保障性住房PMC等级划分 |
| 5.2.3 国务院保障性住房政策PMC曲面 |
| 5.2.4 PMC曲面各维度凹陷程度优势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结果分析及优化策略 |
| 6.1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结果分析及存在问题 |
| 6.1.1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结果分析 |
| 6.1.2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存在问题分析 |
| 6.2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优化策略 |
| 6.2.1 构建多层次政策主体参与体系 |
| 6.2.2 完善政策工具的制度设计 |
| 6.2.3 丰富保障性住房政策内容和功能 |
| 6.2.4 关注社会力量的政治需求 |
| 6.2.5 设置政策效果的反馈机制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8）可及性视角下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药品及其性质 |
| 2.1.2 药品可及性 |
| 2.1.3 药品集中采购 |
| 2.1.4 制度运行绩效评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层次分析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构建评价维度 |
| 3.1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运行现状 |
| 3.1.1 发展历程 |
| 3.1.2 运行模式 |
| 3.1.3 主要任务 |
| 3.1.4 实施效果 |
| 3.2 我国药品可及性内涵分析 |
| 3.2.1 我国药品可及性现实问题 |
| 3.2.2 我国药品可及性的内涵 |
| 3.3 评价维度推导 |
| 3.3.1 推导规则 |
| 3.3.2 推导过程 |
| 3.3.3 推导结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评价体系 |
| 4.1 指标选取 |
| 4.1.1 确定备选指标 |
| 4.1.2 专家评议 |
| 4.1.3 可操作性评估 |
| 4.1.4 指标选取结果 |
| 4.2 指标赋权 |
| 4.2.1 主观赋权 |
| 4.2.2 客观赋权 |
| 4.2.3 组合赋权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5.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评价结果 |
| 5.3 评价结果分析 |
| 5.3.1 按年分析 |
| 5.3.2 按指标分析 |
| 5.3.3 评价结果分析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完善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建议 |
| 6.1 坚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兼顾市场发展的制度价值导向 |
| 6.2 促进药品价格合理,使药品回归治病本源 |
| 6.3 加强药品质量管理,切实保障用药安全 |
| 6.4 保障药品流通顺畅,缓解药品供应矛盾 |
| 6.5 加强市场监管,优化交易服务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于筛选我国药品可及性各项指标的问卷调查 |
| 附录2 :关于我国药品可及性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的问卷调查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基于模糊积分法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大病保险 |
| 2.1.2 大病保险制度 |
| 2.1.3 模糊测度与模糊积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正义理论 |
| 2.2.2 政府干预理论 |
| 第3章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发展现状 |
| 3.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概述 |
| 3.1.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承办主体 |
| 3.1.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筹资机制 |
| 3.1.3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保障机制 |
| 3.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发展历程 |
| 3.2.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萌芽期(2012-2013年) |
| 3.2.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发展期(2014-2017年) |
| 3.2.3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完善期(2018年至今) |
| 第4章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
| 4.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成 |
| 4.1.2 指标的含义 |
| 4.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2.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指标量化标准 |
| 4.2.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方法的选择 |
| 4.2.3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模型的构建 |
| 第5章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模型应用与结果分析 |
| 5.1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模型的应用 |
| 5.1.1 数据获取及信效度检验 |
| 5.1.2 数据量化与汇总 |
| 5.1.3 综合数据分步计算 |
| 5.2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结果分析 |
| 5.2.1 政策准备层评价结果分析 |
| 5.2.2 政策制定层评价结果分析 |
| 5.2.3 政策执行层评价结果分析 |
| 5.2.4 政策表现层评价结果分析 |
| 5.3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3.1 大病保险政策缺乏与其他政策的有效衔接与联动 |
| 5.3.2 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滞后影响大病保险政策的应用 |
| 5.3.3 政策激励与约束作用的不足影响执行主体的配合度 |
| 5.3.4 缺乏公平性是影响大病保险政策执行力的关键 |
| 5.3.5 基金筹集渠道单一且没有独立 |
| 第6章 完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1 促进大病保险政策与其他政策的有效衔接 |
| 6.1.1 推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一体化管理 |
| 6.1.2 优化大病保险向医疗救助的转接流程 |
| 6.2 推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确保大病保险政策顺利实施 |
| 6.2.1 建立“互联网+大病保险”支撑体系 |
| 6.2.2 扩大“互联网+大病保险”结算服务覆盖面 |
| 6.3 加强大病保险政策的激励约束作用 |
| 6.3.1 设计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并鼓励保险公司参与管理 |
| 6.3.2 设立监督和奖惩体系 |
| 6.4 提高大病保险政策的公平性 |
| 6.4.1 制定多层次政策起付标准 |
| 6.4.2 规范保险公司准入和退出机制 |
| 6.5 改善基金筹集渠道与筹资水平 |
| 6.5.1 扩宽筹资范围并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 |
| 6.5.2 科学确定大病保险筹资水平 |
| 总结与展望 |
| 附录 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数据采集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共享经济理论 |
| 2.1.2 平台理论 |
| 2.1.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
| 2.2 双创政策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双创政策内涵及作用研究 |
| 2.2.2 双创政策评价研究 |
| 2.2.3 双创政策评价方法研究 |
| 2.3 众创空间研究综述 |
| 2.3.1 众创空间内涵 |
| 2.3.2 众创空间运营 |
| 2.3.3 众创空间相关政策研究 |
| 2.4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章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影响因素研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众创空间 |
| 3.1.2 双创政策 |
| 3.1.3 政策效能 |
| 3.2 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 政策反馈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 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选择与构建 |
| 4.3 指标阐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的综合评价法 |
| 5.1 指标标值与标准确定 |
| 5.1.1 定性指标标值与标准确定 |
| 5.1.2 定量指标标值确定 |
| 5.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2.1 层次分析法简介 |
| 5.2.2 层次分析法进行步骤 |
| 5.2.3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3 综合评价值确定 |
| 第六章 天津市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及优化建议 |
| 6.1 众创空间现状分析 |
| 6.2 双创政策文本梳理 |
| 6.3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现状分析 |
| 6.4 天津市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 |
| 6.4.1 定性指标值确定 |
| 6.4.2 定量指标值确定 |
| 6.4.3 综合评价值确定及分析 |
| 6.5 天津市众创空间双创政策问题及需求分析 |
| 6.5.1 双创政策自身存在问题分析 |
| 6.5.2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问题分析 |
| 6.5.3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需求分析 |
| 6.6 对未来双创政策完善的相关建议 |
| 6.6.1 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
| 6.6.2 提高政策执行协同力度与实施力度 |
| 6.6.3 加强创新创业政策环境建设 |
| 6.6.4 建立政策后续监管评估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1 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评价体系指标选取的问卷调查 |
| 附录2 天津市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现状调查 |
| 附录3 双创政策文件梳理 |
| 致谢 |
四、国外卫生政策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之二) 卫生政策评价的范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政策文本评价研究[D]. 文静怡. 西北大学, 2021
- [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D]. 郑文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基于循证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价研究[D]. 贾旭.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4]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6]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D]. 许世建. 天津大学, 2020(01)
- [7]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价研究[D]. 陈友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8]可及性视角下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研究[D]. 林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9]基于模糊积分法的天津市大病保险政策评价研究[D]. 赵鑫.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10]众创空间双创政策执行效能研究[D]. 王琪. 天津商业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