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微生态学效应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景观格局,玉米田,捕食性天敌,种群数量
微生态学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张晴晴,卢增斌,李超,李丽莉,欧阳芳[1]（2019）在《区域性农田景观对夏玉米田捕食性天敌的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明确农田景观变化对捕食性天敌种群的生态学效应,是开展区域性有害生物生态调控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以山东省玉米种植区为研究场所,选取87个调查点,基于卫星遥感影像和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以及捕食性天敌种群定点调查数据,分析了6个空间尺度下(5、4、3、2、1、0.5 km)捕食性天敌对玉米田、耕地、居住工业交通、草地、林地、水体、未利用土地共7种土地覆盖类型面积比例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6个空间尺度下捕食性天敌对耕地和居住工业交通均有显着的正响应,在1 km尺度下与玉米田面积呈显着正相关。耕地及玉米田可作为涵养天敌的场所,居住工业交通土地类型可为天敌提供优良的越冬场所。因此,可通过优化农田景观中作物生境布局,调节自然天敌种群的组成和数量,从而强化区域性农田景观中自然天敌的生物控害功能。(本文来源于《山东农业科学》期刊2019年06期）
赵斌[2]（2019）在《“气候变化的生态学效应”微课教案》一文中研究指出教学背景并没有谁刻意为之,也没有谁进行过严格定义,但生物学在科研和教学中的确划分出"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地,其分界岭为生物个体。美国生物学家巴瑞·科蒙纳(Barry Commoner)1971年在其着作《人、自然与技术的闭环》(The Closing Circle:Man,Nature and Technology)中提出了生态学四定律,其中第一定律就是:所有生命都与其他生命有关。也就是说,生态学更关注生命与其他生命之间(本文来源于《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期刊2019年03期）
张永生[3]（2018）在《农田景观格局对蚜虫及天敌瓢虫种群的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害虫的生态调控一直是农作物害虫防治的重要前沿科技领域。目前害虫生态调控研究已由单一的农田拓展到区域农田景观的空间范围。区域性生态调控是一种重要的生物防治策略和手段,研究区域性农田系统中景观格局特征和变化对害虫及其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在害虫生物防治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华北地区农田景观格局-麦田-麦蚜-天敌瓢虫为主线,首先,基于华北地区的遥感影像与土地覆盖分类数据,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华北农田景观格局和的演变特征;第二,在省域空间范围尺度下,以山东省为研究范围,各县域范围为研究单位,研究了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与天敌瓢虫种群动态的影响;第叁,在县域空间范围尺度下,以禹城等五个县为研究范围,局域农田为研究单位,研究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局域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与天敌瓢虫种群动态的影响。以上3方面的研究,将为麦蚜的区域性生态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华北农田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基于华北6省(市)2000、2005、2010年叁期土地覆盖遥感数据,通过计算农田景观格局指数和农田景观转移矩阵,在省域范围的大空间尺度上分析了2000—2010年农田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年至2010年耕地景观面积在减少,破碎化程度在加大,斑块形状趋于简单化;园地景观面积在增加,破碎化程度在降低,斑块形状趋于复杂化。耕地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变为城镇,增加的面积主要来自水体;园地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变为耕地,增加的面积主要来自耕地,园地景观主要与耕地景观相互转化。城镇化等人类活动加剧了耕地的减少和破碎化。(2)县域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及天敌瓢虫种群动态的影响:以区域性小麦种植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与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以及田间调查的蚜虫与瓢虫种群数据,计算景观格局指数,使用负二项分布的广义线性模型从作物生境景观、非作物生境景观和区域景观3个方面分析了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和瓢虫种群的影响。结果表明:1)麦蚜种群数量与草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呈显着正相关(P<0.01),与县域的平均几何最邻近距离和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显着负相关(P<0.05),与耕地的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呈显着负相关(P<0.01),与耕地的斑块密度呈显着正相关(P<0.05)。草地斑块面积的增大、区域景观与耕地的破碎化、区域景观的聚集会促进蚜虫种群数量的增加。使用草地的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区域景观的平均几何最邻近距离等建立的模型预测效果最好,模型的Akaike权重为12%。非作物生境草地的斑块面积、耕地的破碎化、区域景观的空间分布及破碎化是影响麦蚜种群发生的重要景观因素。2)麦田瓢虫种群数量与草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和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县域景观的斑块丰富度密度呈显着正相关(P<0.01),与非作物生境的面积加权平均几何最邻近距离呈显着负相关(P<0.05)。草地、聚集的非作物生境以及多样性的区域景观有利于天敌瓢虫种群数量的增加。使用草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和非作物生境的面积加权平均几何最邻近距离建立的模型预测效果最好,模型的Akaike权重为21%。作为非作物生境的草地、非作物生境的空间分布及区域景观的多样性是影响麦田天敌瓢虫种群发生的重要因素。(3)局域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及天敌瓢虫种群动态的影响:基于遥感影像与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以及田间调查的蚜虫与瓢虫种群数据,在0.5km、1km、1.5km、2km、2.5km和3km空间尺度下,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各类型景观与麦蚜、瓢虫种群发生的相关性,使用负二项分布的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不同尺度下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和瓢虫种群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6个空间尺度下的所有模型中,1.5km尺度下包含耕地的聚集度指数、城镇的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和边界密度的麦蚜种群发生量模型最优,Akaike权重为13%。在1.5km尺度下,麦蚜种群数量与耕地的聚集度指数、城镇的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和边界密度呈显着负相关(P<0.01),耕地斑块的聚集和城镇斑块面积的增大不利于蚜虫发生。2)在6个空间尺度下的所有模型中,1km尺度下包含区域景观的平均斑块面积和平均邻近指数、蚜虫发生量的瓢虫种群发生量模型最优,Akaike权重为35%。在1km尺度下,瓢虫种群数量与区域景观的平均斑块面积(P<0.01)、蚜虫发生量(P<0.05)呈显着正相关,生境斑块面积的增大与蚜虫的发生有利于瓢虫种群数量的增加。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优化农田景观系统中的各种生境布局,可直接调节和增加麦田天敌瓢虫种群数量,有效控制和减少麦蚜种群数量,从而提高区域性农田景观系统中天敌瓢虫对蚜虫的生物控害服务功能。(本文来源于《湖南农业大学》期刊2018-06-01）
赵静[4]（2018）在《鳖稻综合种养模式生态学效应及其机理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华鳖(Pelodiscussinensis)是我国重要的淡水养殖品种,由于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且具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近年来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急剧增加;中华鳖养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如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密度的增加,生产中投饵量不断增大,这其中至少有10%-20%的饵料直接溶于养殖水体,被中华鳖摄食部分也只有20%-25%被鳖体利用;而约有投饵量75%-80%的饵料混入养殖系统中,造成严重的养殖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中华鳖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稻渔共作养殖模式是将水稻种植和水产动物养殖置于同一时空位置,同时可产出高品质稻谷和水产动物。稻渔共作养殖模式可高效利用农业资源(土地、水、人力等),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为人们提供绿色高质量的饮食产品(水稻和畜牧养殖产品),是未来农业中绿色有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研究养殖对象产量质量变化、养殖系统环境参数变化、养殖对象与养殖系统间物质流动变化、养殖系统微生物多样性变化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期初步阐明鳖稻综合种养模式运作机制并为完善和推广该养殖模式提供基础依据。具体结果如下:1.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对养殖对象生产性能的影响研究。通过统计学方法对各个试验处理组中华鳖和水稻生长性状研究发现:鳖稻共作组水稻产量显着高于水稻单作组(RM)和水稻单作施肥组(RMF)(P<0.05);鳖稻共作组中华鳖产量显着高于鳖单作组(TM)(P<0.05)。在整个养殖期间的不同取样时间点,鳖稻共作组中华鳖的甲长、甲宽及体重均高于鳖单作组。鳖稻共作组TR6(中华鳖养殖密度6只/m2)的饵料系数(FCR)显着低于其余鳖稻共作组和鳖单作组(P<0.05);TR6、TR8、TR10叁组的特定生长率(SGR)、养殖期增重(WG)、死亡率(DR)、饲料氮储积效率(NRE)、饲料磷储积效率(PRE)均显着优于TR12组和TM组(P<0.05)。鳖稻共作组中华鳖粗脂肪含量显着高于TM组(P<0.05);TR6、TR8、TR10叁组中华鳖粗灰分含量显着低于TM组(P<0.05)。TR6、TR8、TRI0叁组中华鳖肠道蛋白酶和淀粉酶活性显着高于TR12组和TM组。杂草生物量统计结果显示鳖稻共作组杂草生物量显着低于RM组和RMF组(P<0.05)。以上结果说明鳖稻共作组较鳖单作组能够显着提升养殖对象的生产性能,推测是中华鳖与水稻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有益于双方生长代谢。本章结果为深入阐明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养殖对象间互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2.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对养殖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利用水质指标测定方法对各个试验组进行水质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氨氮(NH4+-N)、亚硝态氮(NO2-N)、硝态氮(N03-N)、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TR12组和TM组要高于其余鳖稻共作组(TR6、TR8和TR10)和水稻单作组(RM和RMF);其中TR6组的以上水质指标在养殖期大部分时间均处在鳖稻共作各组最低位置;同TM组相比,TR6组的90天养殖期平均 NH4+-N、NO2-N、NO3-N、TN、TP 和 COD 值分别降低了 43.79%、54.23%、50.61%、28.17%、41.23%、19.18%。TR6、TR8 和 TR10 组的溶解氧(DO)浓度值相近且均高于TR12和TM组;TR6组的90天养殖期平均DO值相比较TM组的增加了 9.1%。以上结果表明,鳖稻共作组能显着控制水环境富营养化,保证养殖水处在一个较好水质状态。3.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不使用任何化肥、复合肥的前提下,鳖稻共作养殖组(TR6、TR8、TRIO和TR12)和鳖单作组(TM)在养殖期间,其土壤中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铵态氮、硝态氮含量均不断升高,其中TR12和TM组的以上土壤指标数据在养殖期大部分时间均高于其余叁个共作组。鳖稻共作组和鳖单作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养殖试验结束后有较大提高;在成熟期,TR12组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显着高于 TR6、TR8、TR10 和 TM 组(P<0.05),而 TR6、TR8、TR10 组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显着高于TM组(P<0.05)。水稻单作组和水稻单作施肥组土壤各项理化指标在养殖成熟期均低于鳖稻共作组和鳖单作组。各组土壤pH在整个养殖期内逐渐增大,最终仍处在弱酸性范围(6.54-6.86)。本部分结果体现了鳖稻共作组土壤土质变化,为深入明晰鳖稻共作组土壤对种植对象生长发育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4.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土壤酶活性均高于水稻单作组和水稻单作施肥组,并且鳖稻共作组土壤酶活性随着中华鳖养殖密度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并在成熟期趋于稳定。其中TR12组和TM组的土壤脲酶、蛋白酶、过氧化氢酶和磷酸酶的酶活性在养殖期的大部分时间段都要高于TRIO、TR8和TR6叁组。结合前述结果推测是由于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可以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发育,增强水稻根系代谢能力,增加根系分泌物而导致的。本部分试验详细分析了不同试验组土壤酶活性变化特点,为深入解析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土壤土质变化提供理论依据。5.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各组份营养元素代谢流动的变化研究试验分析了养殖系统不同组份(土壤、中华鳖、稻谷和稻谷)营养元素含量变化,同时分析了氮(N)、磷(P)和钾(K)在土壤、水稻(稻谷和稻谷)、中华鳖体内的分布特点以及对N、P和K利用率的差异变化。本章结果显示:鳖稻共作组相比鳖单作组可以显着提高中华鳖对饲料中微量元素的转化吸收能力(P<0.05),增加其对各种微量元素的积累。鳖稻共作组水稻秸秆、稻谷中微量元素含量显着高于水稻单作组和水稻单作施肥组(P<0.05)。在养殖试验期结束时,鳖稻共作组土壤、中华鳖体内、水稻稻谷和稻谷中绝大多数总氮、总磷和总钾的含量要显着高于水稻单作组(RM和RMF)和鳖单作组(TM)(P<0.05)。N、P和K主要分布于养殖土壤中,其余分布在水稻(稻谷和稻谷)和中华鳖体内,其中在鳖稻共作组养殖对象体内分布的N、P和K的含量要高于水稻单作组和鳖单作组。相比较水稻单作组和中华鳖单作组,鳖稻共作组N、P和K的利用率(NUE、PUE和KUE)有显着提高(P<0.05),并且随着中华鳖养殖密度的增加而略微下降;其中TR6组的N、P和K利用率最高,相比相同中华鳖养殖密度的TM组,NUE、PUE和KUE分别提高了 31.86、15.26和2.24个百分点。本部分试验结果表明在鳖稻综合种养模式的养殖条件下,各个养殖组份具有更强的吸收营养元素的能力。本章结果在营养元素代谢流动层面为进一步解析共作养殖系统的运作机理提供理论依据。6.鳖稻综合种养模式对养殖土壤、中华鳖肠道和粪便细菌菌群多样性差异的作用研究本部分试验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同处理组植物根系土壤微生物、中华鳖肠道和粪便微生物16S rRNA基因V3-V4保守区进行测序分析,从而获得以上各组份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特点。由试验结果发现,不同处理组之间土壤、中华鳖肠道和粪便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不同,水稻单作组(BB)和鳖稻共作组(DB)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菌属主要是酸杆菌_Gp1属(Acidobacteria_Gp1)、酸杆菌_Gp3属(Acidobacteria_Gp3)、厌氧粘细菌属(Anaeromyxobacter)和芽单胞菌属(Gemmatimonas)等;中华鳖单作组(CB)优势菌属分别是酸杆菌_Gp1属(Acidobacteria_Gp1)、酸杆菌_Gp3 属(Acidobacteria_Gp3)、厌氧粘细菌属(Anaeromyxobacter)和酸杆菌_Gp2 属(Acidobacteria_Gp2)等。利用 STAMP差异分析法获得CB和DB组显着差异菌属主要为厌氧粘细菌属(Anaeromyxobacter)、酸杆菌_Gp3 属(Gp3)、硝化螺旋菌属(Nitrospira)、地杆菌属(Geobacter)、芽单胞菌属(Gemmatimonas)等;在鳖单作粪便组(GB)和鳖稻共作粪便组(HB)显着差异菌属则主要是纤线杆菌属(Ktedonobacter)。进一步分析不同组间富集功能通路变化情况,DB组中富集程度显着高于CB组的功能通路主要集中在氨基酸代谢(Amino Acid Metabolism)、脂代谢(Lipid Metabolism)、共生产物代谢(Xenobiotics Biodegradation and Metabolism)、其它氨基酸代谢(MetabolismofOtherAminoAcids)等。综合以上结果表明DB组拥有更多涉及营养元素循环和环境修复功能的优势菌属,同时显着差异功能通路也主要涉及常规营养物质及微量营养物质的代谢功能。本部分试验初步明晰了鳖稻共作组相比鳖单作组在根系土壤、中华鳖肠道和粪便微生物多样性层面的优势,为全面阐明鳖稻综合种养模式运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8-06-01）
邓嘉昕[5]（2018）在《Bt水稻外源蛋白环境残留检测及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通过转基因育种方法增强水稻自身的抗性为病虫害防治提供了的高效的解决途径。目前我国已经研发出一系列转Bt基因水稻,正处在批准商业种植的关键时期,环境安全性和食品安全性评价工作十分紧迫。近年来,就一些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系的基因漂流,靶标害虫的抗性风险,对非靶标生物和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以及毒蛋白在土壤中的残留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为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性评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转Bt基因水稻环境风险评价的核心是追踪外源蛋白的环境行为、以及外源蛋白的生态学效应。本论文以华中农业大学研发了转cry1Ab/1Ac基因和转cry2A基因水稻为材料,开展了四部分的研究工作,(1)建立了以二化螟为敏感靶标的外源蛋白环境持留期的生活测定技术,并与ELISA测定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2)外源蛋白在以敏感靶标和非敏感靶标为节点的食物链中的传递,以及对第叁营养级(天敌)的影响,(3)外源蛋白在水生食物链中的传递及其生物学效应,(4)Bt稻和非Bt稻秸秆的腐烂过程研究及其过程中的细菌和真菌多样性差异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Bt稻外源蛋白在秸秆残体中的环境持留期的生物测定黄熟期转cry1Ab/1Ac和cry2A基因水稻秸秆对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Walker)初孵幼虫的致死率分别为85%和73%,此时ELISA测定结果显示两种秸秆中的Bt蛋白含量分别约为4700 ng/g(鲜重)和2800 ng/g(鲜重)。将黄熟期的两种秸秆添加入人工饲料后的致死率分别为46%和35%(1000g人工饲料添加30g干重)。在此基础上设置一系列的Bt秸秆添加量(从30g至0.375g),结果显示以二化螟死亡率作为指标对Bt秸秆添加量的反应极限为7.5g/1000g人工饲料,以二化螟体重抑制率作为指标对Bt秸秆添加量的反应极限为0.75~0.375g/1000g人工饲料,生长抑制率比致死率对秸秆中Bt外源蛋白的反应灵敏度高出20-40倍。通过换算得出二化螟生长抑制率对秸秆残体中Bt外源蛋白的检测下限约为10ng/g左右。用ELISA方法测得的外源蛋白在Bt稻秸秆中的半衰期约为9 d至17 d,90%衰减期接近80 d;用二化螟为靶标生物的生测结果发现,Bt水稻秸秆中的外源蛋白半衰期约为5 d至10 d,90%衰减期为13 d至20 d。生测得出的外源蛋白环境持留期要远远短于ELISA测定的结果,因此,随秸秆残体持留在环境中的Bt外源蛋白的环境风险要比原来估计的低很多。2.Bt稻外源蛋白在以敏感和非敏感靶标为节点的食物链中的传递和生物学效应研究了Bt水稻对叁种植食性昆虫(二化螟C.suppressalis Walker、粘虫Mythimna separate Walker及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 St?l)生长发育影响,取食Bt稻的二化螟的存活率及体重增长显着低于对照(p<0.05),而粘虫和褐飞虱对Bt稻不敏感,存活率及体重增长与对照相比没有显着性差异。分别用取食Bt稻嫩苗的叁种植食性昆虫饲喂饥饿处理后的狼蛛(Lycosa pseudoamulata),检测对狼蛛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显示捕食取食Bt稻的二化螟处理组的狼蛛存活率和体重显着低于对照,而捕食取食Bt稻的粘虫和褐飞虱的狼蛛存活率和体重与对照相比无显着差异。测定了Bt蛋白沿食物链传递的并在第二级和第叁级营养级中的富集情况,结果显示在叁种植食性昆虫体内都检测到了Bt蛋白,浓度分别为40 ng/g、45 ng/g和25 ng/g,在天敌狼蛛体内也检测到了微量的Bt蛋白,浓度分别为9 ng/g、6 ng/g和8 ng/g。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转Bt水稻可以对第叁营养级(即天敌)造成负面影响,也可以对第叁营养级没有负面影响,关键在于第叁营养级捕食的是Bt稻的敏感靶标还是非敏感靶标。通常情况下,自然界中天敌除捕食Bt稻的敏感靶标外还捕食Bt稻敏感靶标,从这种意义上说Bt水稻对天敌是安全的。3.Bt稻外源蛋白在水生食物链中的传递及其生物学效应本试验研究了Bt稻外源蛋白沿着食物链“水稻-大型溞Daphnia magna-斑马鱼Brachydanio rerio”及“水稻-小龙虾Procambarus clarkii”的传递规律及生物学效应,并分析了Bt稻对大型溞、斑马鱼及小龙虾生长发育及体内叁种保护酶的影响,最后用ELISA方法检测每级营养级生物中的Bt蛋白富集量。结果显示,用Bt稻饲喂的大型溞的存活率、产卵量及体内叁种保护酶活性与对照相比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用培养Bt稻后的培养液培养大型溞、饲喂饥饿处理的斑马鱼10天后,转基因处理组斑马鱼的存活率、体长及体内的保护酶活性相比对照处理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用Bt稻苗直接饲喂的小龙虾8周内的存活率、体重增长、体长增长、体内保护酶活性相比对照常规处理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并与鱼饲料对照处理也无显着性差异(p>0.05)。大型溞体内检测到的Bt蛋白浓度约为50 ng/g,斑马鱼体内检测到的Bt蛋白浓度约为11 ng/g,小龙虾肠道体内检测到的Bt蛋白浓度约为5 ng/g。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Bt稻对这些水生生物是安全的。4.Bt稻和非Bt稻秸秆腐烂特性及其过程中的微生物多样性的差异转基因抗虫水稻秸秆还田后与常规秸秆相比在腐烂特性有无差异是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本试验以转cry1Ab/1Ac和cry2A基因的明恢63水稻秸为材料,在田间与常规非转基因明恢63秸秆的腐烂速率进行了比较,通过二代测序的方法比较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秸秆中的微生物(包括细菌和真菌)的多样性。结果表明,两个转基因品系的秸秆在各时期的残重、含碳量、含氮量以及碳氮比均无显着差异,但转基因品系和非转基因品系之间,以及转cry1Ab/1Ac和cry2A基因的明恢63水稻之间细菌和真菌的种类和多样性出现可检测到的差异,这些微生多样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Bt外源蛋白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转基因事件本身引起的,但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确定微生物组成的微小差异并未影响到秸秆的腐烂矿化过程。(本文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期刊2018-06-01）
张晴晴,卢增斌,李丽莉,关秀敏,欧阳芳[6]（2018）在《区域性农田景观格局对棉蚜种群数量的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农田景观格局的变化显着影响害虫的发生和危害,不同景观格局会对害虫的种群数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明确农田景观格局对害虫的生态学效应是控制害虫的重要前提之一。以山东省的棉花种植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4个典型的尽量临近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棉花生产县,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和土地覆盖分类数据综合分析获得取样县/区的景观因子指数,并系统调查对应县/区的棉蚜种群数量。省级范围的大空间尺度下分析景观组成、景观构成和景观结构等多因子分别与棉田中苗蚜和伏蚜种群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棉蚜的种群数量与景观格局有密切的关系,且棉蚜发生的两个时期苗蚜和伏蚜对景观因子的响应特征并不完全一致。苗蚜的种群数量与景观总面积、耕地的分形指数、县域范围的蔓延度和县域范围的回旋半径等呈显着正相关,与Simpson多样性指标呈显着负相关;伏蚜的种群数量与斑块丰富密度、居住工业交通的蔓延度等呈显着正相关。总之,苗蚜和伏蚜对景观的蔓延度(形)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越小,伏蚜和苗蚜发生越重。而苗蚜和伏蚜对景观多样性(质)的响应不一致,景观多样性高的农田景观不利于苗蚜的发生,对伏蚜的影响不显着;而丰富度密度有助于伏蚜的发生,却对苗蚜没有显着影响。这一结果显示了农业害虫的不同发生时期对农田景观格局响应的复杂性。(本文来源于《生态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高海春,蒋耀明[7]（2016）在《海洋微生物的化学生态学效应及其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我们从海洋微生物中分离、筛选具有各种生态学效应的次生代谢产物,根据次生代谢产物的化学性状和生态学效应分门别类,从重要门类中挑选典型代表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进行系统地研究,揭示其作用机制。在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8株抗海洋生物病原细菌和抗海洋污损生物幼虫附着的活性菌株中活性次生代谢产物的研究,共分离鉴定了100余个次生代谢产物,发现39个新化合物和20多个具有抗污损、抗菌、海虾幼虫致死活性的化合物;初步阐明了一个具有强抗藤壶幼虫附着的生物碱抗附着的作用机制;对16个活性菌株的发酵液粗提物和活性化合物进行了抗海洋污损生物附着的野外海上挂板实验,发现2个具有显着海上抗污损能力的活性物质。以S.oneidensis为模型菌株,深入研究微生物生态群落的形成机制及其调控。找到了细菌组装鞭毛丝的2个亚基的主要差异,并发现糖基化对鞭毛丝亚基的功能至关重要;明确了细菌对不同氧化还原环境的适应性来自呼吸调控系统的转换,并进一步研究了硝酸/亚硝酸呼吸途径的调控机制;深入研究了细菌响应青霉素类抗生素的分子机制,表明青霉素通过一条全新的信号通路调控β-内酰胺酶基因的表达。我们还对S.oneidensis MR-1是如何应答由H2O2引起的氧胁迫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种细菌中,氧化应答机制和E.coli等一些研究过的菌株中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来源于《科技资讯》期刊2016年19期）
寇倩倩[8]（2016）在《浑太河流域次生盐化特征及生态学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浑太河流域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矿山开采及农田灌溉等诸多人为因素干扰,导致河流水化学特征发生巨大变化,水体盐分含量升高,河流次生盐化严重。次生盐化的形成及其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逐渐成为全球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基于浑太河流域近四十年(1971-2010)的水化学数据和野外实地样品,利用多变量排序分析法研究了水体主要离子的时空分布规律,以及水化学特征变化状况和次生盐化特征。同时,分析导致浑太河水体次生盐化的驱动因子,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及PMF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模型定量解析各污染源的贡献率。此外,通过研究流域上游地区溪流次生盐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生理健康的影响,初步分析了次生盐化造成河流生态系统健康退化的因素。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近四十年来,浑太河流域水体除HC03-和碱度无明显变化外,离子浓度增加到2.17(K+)～9.57(Cl-)倍,硬度增加到2.64倍,C1-和S042-相比其他离子增速较高(0.017mmol/(L·y)和0.016mmol/(L·y))。水体优势阴离子已由HC03-转变为S04二,优势阳离子为Ca2+,水化学类型已从以前的碳酸盐钙型水转变为目前的硫酸盐钙型水。浑太河流域中下游区域水化学指标的浓度明显高于上游及源头区域,其中Na+与Cl-增长幅度最大,下游Na+和Cl-比重明显升高。目前浑太河水体硬度(92.68mg/L)远高于全球河流(47.10mg/L),表明大量的外源输入和高强度的人为干扰活动已使浑太河水体偏离自然状态。(2) Gibbs模型结果和(Ca2++Mg2+)/(K++Na+)较高的均值结果(2.8～5.4)表明,影响浑太河流域主要离子组成的自然因素是碳酸盐岩风化。Cl-/Na+比值逐年上升且Na+、Cl-与农田及建筑用地均呈显着正相关,说明水体Na+、Cl-含量受农业活动和城镇化建设影响较大。流域矿山开采主要导致水体电导率(Electrial Conductivity, EC)、Ca2+、SO42-和HC03-浓度的升高。浑太河流域酸污染加剧,导致硬度-碱度远在1：1线上侧,Ca2+、Mg2+浓度显着升高,HC03-浓度有所下降。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及PMF分析得出人为干扰对河水盐化的贡献率分别为65.10%和64.82%,说明浑太河流域水化学类型已由原始的岩石风化主导转变为目前的人为干扰主导,河流次生盐化状况严重。(3)上游溪流因受采矿和农业活动干扰而导致次生盐化现象严重,电导率及主要离子浓度明显升高。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电导率影响显着,总个体数随着电导率的升高呈倒“U”型变化。矿山型次生盐化导致EPT (Ephemeroptera, Plecoptera和Trichoptera,蜉蝣目,横翅目和毛翅目)及肺螺亚纲等敏感物种减少,个体数也随之降低,寡毛类水丝蚓、摇蚊幼虫等其他耐盐物种种类增多。软体动物椭圆萝卜螺的生理指标研究结果显示,Na+K+-ATPase酶活力随电导率升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高渗透环境对Na+K+-ATPase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环境盐度较低时,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和过氧化氢酶(Catalase, CAT)活力受到诱导以适应环境胁迫,但高浓度的电导率会抑制抗氧化酶活力,导致SOD和CAT酶活力水平较低。(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6-05-01）
刘丽丽,李建辉,郑雪良,陈骏,王登亮[9]（2016）在《橘园生草栽培的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柑橘是我国重要的果树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我国柑橘生产在土壤管理环节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而限制了各种栽培技术效果的充分发挥。橘园生草栽培是在橘园行间与株间种植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覆盖作物的一种土壤管理方法~([1])。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水平、提高水分保蓄能力、改善果园生态环境,而且可以减轻异(本文来源于《浙江柑橘》期刊2016年01期）
欧阳芳,门兴元,关秀敏,肖云丽,戈峰[10]（2016）在《区域性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及其天敌种群的生态学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明确农田景观格局对害虫及其天敌种群的生态学效应,是开展区域性害虫生态调控的基础.以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小空间尺度下、单个景观因子对昆虫种群的作用,而从省级范围的大空间尺度、多个景观因子的分析很少.本文以山东省区域性小麦种植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和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以及田间调查的昆虫种群数据,分析了景观组成类型(component type)、构成比例(component proportions)和形状结构(shape structure)多因子对麦蚜及其天敌寄生蜂和瓢虫种群的综合作用.结果发现,农田景观组成类型中斑块类型(patch type)越多,越利于麦蚜和天敌瓢虫种群数量的增长;且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越大,越利于麦蚜寄生蜂和天敌瓢虫数量的增加;景观形状结构中边界密度(edge density)越高,也越利于麦蚜寄生蜂和天敌瓢虫种群数量的增加.进一步定量评估了农田景观组成类型、构成比例和形状结构对麦蚜及其天敌种群影响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叁类景观格局因子对麦蚜影响较小,权重为9.81%;而对麦蚜寄生蜂的影响权重为25.87%;对天敌瓢虫种群高达47.86%.本研究清楚地表明,通过优化农田景观中作物与非作物生境布局,可直接调节和增加天敌昆虫种类与数量,有效控制和减少小麦蚜虫的种群数量,从而提高区域性农田景观中天敌昆虫的生物控害服务功能.(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期刊2016年01期）
微生态学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教学背景并没有谁刻意为之,也没有谁进行过严格定义,但生物学在科研和教学中的确划分出"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地,其分界岭为生物个体。美国生物学家巴瑞·科蒙纳(Barry Commoner)1971年在其着作《人、自然与技术的闭环》(The Closing Circle:Man,Nature and Technology)中提出了生态学四定律,其中第一定律就是:所有生命都与其他生命有关。也就是说,生态学更关注生命与其他生命之间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微生态学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1].张晴晴,卢增斌,李超,李丽莉,欧阳芳.区域性农田景观对夏玉米田捕食性天敌的生态学效应[J].山东农业科学.2019
[2].赵斌.“气候变化的生态学效应”微课教案[J].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2019
[3].张永生.农田景观格局对蚜虫及天敌瓢虫种群的生态学效应[D].湖南农业大学.2018
[4].赵静.鳖稻综合种养模式生态学效应及其机理研究[D].浙江大学.2018
[5].邓嘉昕.Bt水稻外源蛋白环境残留检测及生态学效应[D].华中农业大学.2018
[6].张晴晴,卢增斌,李丽莉,关秀敏,欧阳芳.区域性农田景观格局对棉蚜种群数量的生态学效应[J].生态学报.2018
[7].高海春,蒋耀明.海洋微生物的化学生态学效应及其机制[J].科技资讯.2016
[8].寇倩倩.浑太河流域次生盐化特征及生态学效应研究[D].辽宁大学.2016
[9].刘丽丽,李建辉,郑雪良,陈骏,王登亮.橘园生草栽培的生态学效应[J].浙江柑橘.2016
[10].欧阳芳,门兴元,关秀敏,肖云丽,戈峰.区域性农田景观格局对麦蚜及其天敌种群的生态学效应[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