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刑法和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刑事立法,惩治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规制
刑法和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秦新承[1]（2019）在《40年腐败犯罪刑法规制与反腐政策的演进》一文中研究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也是党进行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刑法是惩治预防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发挥刑法在惩治预防腐败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1979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部刑法。四十年来,反腐败方针政策、刑法相关规定不断与时俱进,特别是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刑法关于职务犯罪的规制也不断发展完善。本文拟在简要梳理四十年来我国职务犯罪刑法规制演进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特点,并就进一步完善腐败犯罪刑事立法提出管见。一、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职务犯罪刑事立法演进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全面、系统的刑法规范(下称79刑法)。它的颁布与实施,在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本文来源于《犯罪研究》期刊2019年04期）
高境[2]（2019）在《风险社会中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一文中研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此时社会的各项活动都表现出后现代社会国家常见的风险,基于此,本文研究风险社会中的刑事政策与刑法相关内容,从我国刑法的立法困境、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刑法与政策的联系、刑法与政策的对立关系展开讨论,希望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期刊2019年21期）
龚云飞[3]（2019）在《刑法基本原则：刑法适用与刑事政策指导之间的“调节器”》一文中研究指出日前，“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实践与完善——高铭暄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犯罪学学会主办，《中国检察官》杂志社承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大法官胡云腾，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等司法界代表，高铭暄、储槐植等一大批学界名家(本文来源于《检察日报》期刊2019-07-02）
石经海,刘桂源[4]（2019）在《“终身监禁”的困境释读与司法改善——以刑事政策和刑法的体系化适用为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终身监禁"制度之所以陷于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中,虽然有立法方面瑕疵的因素,但局限于刑法内部视角释读本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并孤立片面地理解和适用刑法关于本制度的立法规定,应是其中的基本症结所在。基于本制度的"刑事政策刑法化"背景和刑法规定的"体系化存在"现实,将本制度置于刑事政策视野下予以释读和将其立法规定置于相应体系中予以理解和适用,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释解其争议与破解其困境。具体而言,在刑事政策视角,本制度只不过是兼顾当前"严厉治腐"政策与"慎用死刑"政策而不得已采取的过渡性治理措施;在刑法的体系化适用视角,因本制度立法规定仅为整个刑法体系和刑罚体系及制度中的一个部分,应将其融入刑法中所有相关条文当中予以理解和适用,以消解本制度与刑法总则上的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等的适用冲突。(本文来源于《中国应用法学》期刊2019年03期）
张馨文[5]（2019）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李斯特鸿沟的解决——以陆勇案为视角的刑事政策当代考量》一文中研究指出陆勇案的发生集中体现出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陆勇案的成功解决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文章从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分析入手,以陆勇案为视角对功能主义解释学的运行路径和理论进行探究,得出从功能主义角度进行刑法解释时可以将刑事政策所推崇的理念融入到刑法规范中的结论。(本文来源于《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2期）
悦洋,魏东[6]（2019）在《网络平台犯罪的政策调适与刑法应对》一文中研究指出网络平台商业模式在重塑全球商业格局的同时也催生出病毒式增长的平台犯罪,网络平台第叁方责任犯罪的治理成为重要命题。域内外治理模式殊途同归,以政府的综合管制为主导力量,通过对平台的强力管控,挥舞起网络空间的权力之旗,同时寻求更为广泛的非法律解决模式。在我国法律解决模式的最后一道屏障——刑法中,刑法理念的冲突亟待调适,网络风险刑法在立法模式、功能体系、规范构造等方面的教义化进程也跟进不足。网络平台犯罪未来的刑法应对应当能动、理性和多元,对于典型犯罪,传统的刑法观念依然有效;对于个性显着的新型风险,应正确认识风险社会中"再造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探索前置处罚、犯罪链条切断、非实行行为实行化、义务设置等关键问题的科学性,内在协调预防性刑法观与刑法的谦抑精神。以预防性刑法观为规制理念,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还需作出重大调整,才能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回应社会发展要求。(本文来源于《河南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5期）
武文强[7]（2019）在《刑事政策视野下探讨刑法之完善——以犯罪圈扩大为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社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刑法需要不断地完善,刑法的完善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是犯罪圈的扩大。有部分学者认为犯罪圈的扩大,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违背,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但时至今日,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对刑法及时予以完善,扩大犯罪圈是其目的所在,无论是防止犯罪还是维持社会秩序,都是刑事政策对我国刑法提出的要求,需要刑法做出积极的回应。(本文来源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2期）
王彬[8]（2019）在《法治视野下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协调》一文中研究指出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状态,是在区别二者的前提下的指导、制约、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在宏观意义上,刑事政策指导刑法,但同时刑事政策的制定受刑法的制约,二者在相互协调、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发展。协调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之策略有叁:构建系统全面的刑事政策体系;改善刑法制度;妥善处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以实现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和谐共生、良性互动。(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战线》期刊2019年04期）
韩蕾[9]（2019）在《网络隐私权中刑法的有效保护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网络隐私权在刑法的保护中有着制定的不规范性和不合理性,要想发挥好网络隐私权在刑法中的有效保护。需要对这些不规范性和不合理性改变,以此来适用网络隐私权保护的需要。(本文来源于《山西青年》期刊2019年05期）
劳东燕[10]（2019）在《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宪法意涵》一文中研究指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涉及法律系统对政治权力予以规训的问题,它具有宪法层面的意涵。我国宪法在司法上的不可适用性,导致其所架构的权力制约机制存在缺陷,无法切实履行保障基本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的使命。基于此,有必要让作为部门法的刑法承担一部分的宪法使命。通过将宪法层面的基本价值融入到刑法之中,刑法体系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权力制约机制中的重要部件,充当个体基本权利保护的大宪章。(本文来源于《中国法律评论》期刊2019年01期）
刑法和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此时社会的各项活动都表现出后现代社会国家常见的风险,基于此,本文研究风险社会中的刑事政策与刑法相关内容,从我国刑法的立法困境、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刑法与政策的联系、刑法与政策的对立关系展开讨论,希望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刑法和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1].秦新承.40年腐败犯罪刑法规制与反腐政策的演进[J].犯罪研究.2019
[2].高境.风险社会中的刑事政策与刑法[J].法制博览.2019
[3].龚云飞.刑法基本原则：刑法适用与刑事政策指导之间的“调节器”[N].检察日报.2019
[4].石经海,刘桂源.“终身监禁”的困境释读与司法改善——以刑事政策和刑法的体系化适用为视角[J].中国应用法学.2019
[5].张馨文.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李斯特鸿沟的解决——以陆勇案为视角的刑事政策当代考量[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
[6].悦洋,魏东.网络平台犯罪的政策调适与刑法应对[J].河南社会科学.2019
[7].武文强.刑事政策视野下探讨刑法之完善——以犯罪圈扩大为视角[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8].王彬.法治视野下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协调[J].社会科学战线.2019
[9].韩蕾.网络隐私权中刑法的有效保护政策[J].山西青年.2019
[10].劳东燕.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宪法意涵[J].中国法律评论.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