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收入幸福之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生育效应,货币路径,调节效应,“幸福-收入”之谜
收入幸福之谜论文文献综述
鲁强[1]（2018）在《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构建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与实证模型,绕开对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两者绝对关系的探讨,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分析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并进行相关假说的检验。主要结论为:1)以收入、消费为代表的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老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遮掩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收入→主观幸福感"。2)以婚姻为代表的非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轻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非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婚姻→主观幸福感"。3)在纳入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中,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相对收入→主观幸福感"。4)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户籍政策对"生育行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存在显着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生育-幸福"、"幸福-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策建议为:首先,需要逐步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等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并优化投入结构与供给模式。其次,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婚姻保障法律体系两个方面提高年轻父母的幸福程度。最后,健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群体"差别化"的生育政策体系,解决生育子女所存在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照料问题、社保问题等,引导农民、农民工和市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和养育观。(本文来源于《宏观质量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王洪亮,屠亚富[2]（2016）在《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本文来源于《南京审计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2期）
李江一,李涵,甘犁[3]（2015）在《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家庭资产与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再讨论。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对幸福感有显着正向影响,而负债的增加会显着降低幸福感。不同资产或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大小与显着性不同。在资产中,以房产、汽车、耐用品的影响为主;在负债中,以住房负债、工商业负债的影响为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其它因素不变,幸福感会随着社区平均资产规模的上升而提高,会随着社区平均收入的上升而降低,即相对资产对幸福感具有正的"示范效应",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的"攀比效应",负债则不具上述影响机制,负债更有可能通过影响健康而间接影响幸福感。研究还发现,一旦控制资产、负债及排除个体非观测异质性的影响,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着。因此,遗漏变量是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幸福并不一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来源于《南开经济研究》期刊2015年05期）
鲁元平[4]（2012）在《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作用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财富或者收入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为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从而使得所有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通过幸福感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幸福感水平趋于一个稳定的值、呈现水平状态。经济学者将之称为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就中国而言，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分析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中国也是存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谜题在中国的发生呢？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将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用四章篇幅，从宏观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幸福——收入之谜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居民表现出了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厌恶，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低，较低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除了收入不平等自身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外，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平和程度，导致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失落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犯罪因素，这些犯罪活动又会进一步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检验中国的阶层固化、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论显示，向下流动给居民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0.070分）要远远大于向上流动所带来的正面影响（0.045分），这在某种程度解释了当前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原因。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的渠道日益阻塞，剩下的社会阶层状况要么是不流动，要么就是向下流动，这导致居民总体平均幸福感的下降。与此同时，在社会不流动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机会的不平等，因为社会不流动、阶层长期固化，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底层居民无法顺利向上流动，这即是重大的机会缺失，本文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机会不平等也是导致居民不幸福的主要原因。第叁，检验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发现腐败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着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不良的气候，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激发人内心的不满情绪，直接造成居民的幸福感损失。除此之外，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社会非正式制度（人际间信任水平）实现的。腐败会导致居民对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人员的不信任。人际间信任感的丧失意味着非正式制度保障的逐渐破裂，居民的安全感不断降低，从而使得他们难感到幸福。最后，检验中国式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式分权造成了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投资性支出，轻视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财政支出，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学者中的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对此种特有的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即分权导致支出结构偏向，而这种与中国式分权相关联的支出结构偏向又会给居民的社会心态、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上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所导致的。因此，增加民生性支出的比重是解决幸福——收入之谜之道。(本文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期刊2012-04-25）
王春雷,黄素心[5]（2010）在《“幸福—收入之谜”的公共品视角解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理论模型,对"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通过对相关现象的研究结论表明,"幸福—收入之谜"更易发生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创造私人财富上,而不是在公共品的提供上,这样的结果是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将致使个人总福利下降。(本文来源于《商业时代》期刊2010年17期）
柴素芳,刘懿冰[6]（2010）在《“幸福——收入之谜”的心理诱因》一文中研究指出"幸福——收入之谜"最早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论述了"幸福——收入之谜"的叁个心理诱因:欲望的特性、情感适应特性以及社会比较心理。(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0年02期）
田国强,杨立岩[7]（2006）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研究指出“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本文来源于《经济研究》期刊2006年11期）
收入幸福之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收入幸福之谜论文参考文献
[1].鲁强.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J].宏观质量研究.2018
[2].王洪亮,屠亚富.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6
[3].李江一,李涵,甘犁.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J].南开经济研究.2015
[4].鲁元平.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作用机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
[5].王春雷,黄素心.“幸福—收入之谜”的公共品视角解释[J].商业时代.2010
[6].柴素芳,刘懿冰.“幸福——收入之谜”的心理诱因[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7].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